进步的性教育.doc

進步的性教育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製作何春蕤主筆謄寫小組：胡博凱、朱玉立、曾鉦洲、楊心怡、李宗翰、向淑惠進步的性教育目錄序理念篇：從教育改革到性別教育性教育與性別實務篇：震撼教育：性與自我形象的重塑差異教育：教師與校園性別現象觀察教育：青少年知多少深入教育：面對性騷擾文化教育：看見青少年同性戀實務教育：性別情境教師（不）完全應變手冊附錄：中小學教師性教育與性別工作坊紀實進步的性教育序這本書源自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1999年3月底受教育部委託辦理的國中小學教師性教育與性別工作坊，它是這個工作坊的研習實錄，也是各地來的老師的經驗智慧結晶，更展現了性別教育與性教育的複雜面。可是對性別研究室而言，這本書凝聚的是我們長久構思新世代性別教育之後所提出的三管齊下規劃。在教師理念再教育方面，我們已經寫成了教師讀物性別校園：新世代的性別教育（元尊文化出版），以具體支援有心徹底改革性別教育的老師們。在中小學生性別教育閱讀方面，我們也已繪製完成青春之性別快報（桃園縣教育局出版），以最務實切身的勁爆語言和形象，來和青少年溝通性別互動的藝術以及性別角色的自在多元。現在在性別教育的實際操作方面，我們終於實踐了性教育與性別工作坊，以實際的互動討論和意見經驗的交流，來示範民主多元的性別教育和性教育的運作遠景。雖然它只能以平面的方式和讀者們見面，少了血肉之軀互動時的熱量和微妙波動，然而進步的性教育仍然嘗試向各地的第一線教師展示一個不一樣的教育理想在校園中的運作會是什麼樣子。它的進步性在於它是貼切現實的，它是尊重差異的，它是師生平等的，它是積極敏感的，它是多元激盪的，它是靈活開放的。而我們覺得這樣的教育模式才是此刻最需要的。其實對我們這些生長在保守年代和保守環境的成年人而言，我們可能從來就沒想過要和任何人談性，也沒有人和我們談過性，因為大家長久以來就相信，性就是那件到了時間自然就會的事情，而且性是那種一談就會慾火焚身、使生命墮落的事情，因此最好是不要談。一直到今日，這樣的信念都還是許多成年人堅信不移的，性的話題是令他她們極度不安的；不但如此，他們也用最嚴厲的指責和最憤怒的訓斥來回應任何對性的好奇探詢。可是，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我們也愈來愈看到這種信念已經不足以面對我們眼前的現實。首先，無數的例證已經使得到了時間自然就會站不住腳。過去成年人到了結婚當天才有機會接觸的事情，現在已經因為人口的快熟、人際的互動、資訊的流通、影像的貼近生活而開始被青少年分享。另外，社會的民主化和自由化也使得大家逐漸開始承認，禁止和懲罰從來就沒能夠真正的阻止經驗和資訊的流通；而事實上，即使有嚴密的監控，青少年們還是用他們各式各樣的方式創造自己的空間。正是因為這樣，青少年的性教育才開始成為成年人不得不面對變動社會的方式之一。也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才在最近兩三年中看到了大量的資源開始投入所謂的兩性平等教育，也看見無數成人面對新生的性別現象，慌亂的搜尋各種簡便的、快速的處理方式指示。遺憾的是，這樣的草率回應方式並沒有面對自己的盲點，更沒有針對原先教育體制的缺失來謀求徹底的改變。就是因為看清了這幾點，我們的工作坊才會精心設計出以下的活動特色：首先，除了少數幾場由專人擔任的專題演講之外，這個工作坊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由學員以小組的形式，就許多非常具體的案例或現象，進行密集的討論和演練。我們認為，第一線教師在日常生活中與學生互動的貼切經驗和觀察，絕對和專家建立在實驗及學理上的論証一樣重要；我們更相信，眾人的智慧和體認也一定可以激盪出具有突破性的洞見。雖然我們仍然安排了幾場演講，但是這些場次的意義在於提供機會讓大家參考、檢驗、並質疑專家的說法，而非由專家來提出正確的結論或知識。這個互動過程不但是操練獨立批判思考的機會，也是實際演練新的教育模式、平等交流、互相質疑激盪的教育，更是老師們親身感受情慾波動和理念交戰的場域。其次，這個工作坊並沒有正式提出什麼一整套的性別教育教程。我們相信身教遠勝過言教，因此老師不自覺的一些反應和情緒，甚至面部表情和眼神都會直接傳達給學生許多訊息和價值觀，學生們的性別觀念和實踐也通常都是在周遭人物的互動中漸次的、不明說的、無察覺的經驗中吸收的；因此與其設計一套全民遵從的制式教材，還不如由教育工作者實際的質疑和辯詰中，反省也因而改變自身的成見。另外，在台灣這個考試掛帥的環境中，愈是制度化、課程化的教學就愈容易被學生視為壓力來源而被放棄，如果再加上一般教師面對性時的嚴肅態度，我們更可以想像學生的抗拒；眼下校園中不斷浮現的性別挑釁事件就是明證。因此工作坊的目標其實是提供機會，讓教師檢驗和挑戰自身假設和價值觀的機會，只有在這種身體力行的自我改造中才會產生那種隨處皆可創造學習機會、信手捻來都是教育材料的靈活老師。另外，除了在研討形式上實踐民主平等的理念之外，我們也認為性教育的關鍵在於教育者對性所表示出來的肯定和正面態度，以及對身體的寬容自在。換句話說，性教育必須和別的教育一樣，不特別的戒慎恐懼，不特別的厭惡避諱，身體的各種功能和活動都必須以平常心看待。（因此我們在工作坊一開始的認識彼此活動中便推出震撼教育，考驗大家面對衛生棉時的反應。）我們也相信教育者的平實心和民主精神，才可能贏得新世代青少年的尊敬和認同，進而和成人分享他們的世界和困惑。因此在工作坊中沒有全然被拋棄的應對模式，沒有預先就被排除的價值觀，這種開明多元的精神也是需要調教的。因此我們的篇章安排是有它的全盤構想的：【理念篇】的兩篇長文從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角度來說明性教育和性別教育在世紀末的台灣有何意義，應該有什麼樣的內容和精神才切合具體現實，對抗性別歧視與性歧視；【實務篇】則透過多方面的實際操練來激盪教師們的身心。震撼教育：性與自我形象的重塑透過老師們集體在公開領域中與禁忌事物及話題的貼近接觸，來鬆動老師們矜持退縮的態度；差異教育：教師與校園性別現象提供一個多元自在的論壇讓各方的老師們就特定性別問題進行經驗的交換和坦言對話；觀察教育：青少年知多少以形象和身體角色的扮演，讓老師們不但進入青少年的世界，也透過這個世界的具象化來反省自己對青少年的想像；深入教育：面對性騷擾對具體案例深入討論，反覆思量，顯示校園中這個最棘手最爭議的問題有其複雜難解的可能面向；文化教育：看見青少年同志以友善的影像敘事探究刻板印象之外的真實青少年同志生活，以及可能的善意回應；實務教育：性別情境教師（不）完全應變手冊列舉已經在校園中常見的特別情境，並提供多樣的回應方式，以刺激更寬廣更創意的處理方式。當然我們也需要說明這本書不會提供什麼，以免讀者有錯誤的期待。這本書不會提供參考書目。因為它的目的是示範一個教育理念的實踐操作，呈現具體校園生活中已經在激盪著的各種想法，鼓勵讀者從這些對話中舉一反三。（想多讀一些書的朋友應該參考性別校園的書目，並多逛書店、多上網。）這本書不會提供什麼統一教材。因為我們相信靈活應變、轉化現實生活中隨處可見的材料，是任何鮮活的教育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而這種能力多半是在和許多不同的人、不同的觀點互動中慢慢養成的。在這本書中唯一統一的，是那種肯定不同人生、不怕涉獵異類的生活態度。這本書不會提供一套整體的教育規劃或理論藍圖。因為，我們認為一個教育體制就是它的承擔者（也就是教育者和受教者）的總和，無論規劃如何，藍圖如何，承擔者的深層慾望和自發動力仍然是最後的決定因素。因此我們不想佔據那個自居中心通盤規劃的權力位置，我們寧可提供一大堆可能的回應，可能的言語，可能的觀點，可能的考量，希冀在這個交流的過程中觸動一些渴求改變、尋找資源的心靈。我們相信性教育必須以青少年的身心悸動、情慾憧憬為中心，也必須肯定並支援老師們本身的情慾狀態和需求。面對一個多方否定情慾的社會文化，性教育必須重新認定做為人的各種複雜矛盾，各種微妙隱諱。真正務實的性教育，是凡人的教育，不是聖人的教育。唯其避免在性教育過程中製造長期的挫折焦慮羞辱，才可能調教出沒有妒恨的開闊心靈。從教育改革到性別教育在許多第一線教師的經驗中，可能常常聽到教改這兩個字，但是，到底什麼是教育改革？有些老師感覺完全沒有改，只是多了一些口號，多了一些研習活動，另外一些老師在實際的經驗中則有許多不同的理解。他們從自己的關切和體認提出很多不同的說法，例如，教改可能是入學管道的多元化；可能是教材及老師聘任制度的改變精簡；可能是師資培育的多元化和師培法的修正，以便更新老師的觀念、態度、教學方法；可能是行政人員對基層教師的管理人性化；可能是藉著成立教師人權促進會來尋求一個合法合理合情正常的教育環境、教學環境。但是有些老師也觀察到，教育改革可能是教別人改，也就是自己認為成熟的人去改革那些他們認為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的老師；教改可能是在精神層面上強調教育改革的觀念，即使有些人會詮釋成全面都開放自由，但是教育改革還是要綁，是鬆鬆的綁；教改可能是拿掉鐵飯碗，不適任的老師就不被續聘，還因此使得有些校長變成驚弓之鳥，覺得他們要被改掉了等等。從這些第一線的經驗來看，老師們都頗為熟悉教改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則，對教改相關的理念或者實踐也有著一定程度的期望和觀察，顯見教改已經在老師的印象中形成各式各樣的沈澱。如果進一步問為什麼會有教改時，老師們則說那是因為教育出了問題，而且要跟得上時代的潮流。可是，教育出了問題也不是這幾年才有的現象，各級教育一向都是有問題的，只不過有時候欲蓋彌彰，有時候敷敷衍衍，因此有問題也沒改成；另外，跟上時代潮流也一直是這個國家的既定政策，常常在各種主題的宣導工作中聽到這個口號。然而，這些說法都無法解釋，為什麼在此時此刻會有這麼一股很大很急促的動力推著要教改，並且形成具體的政策，甚至民間的共識？從某個角度來說，這個改革和台灣此刻所面對的工業升級瓶頸以及國際競爭壓力有著不可忽視的聯繫。填鴨式、考試掛帥式、文憑取向式的教育已經行之多年，並且在過去三十年台灣加工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溫馴勞動力，但是面對勞力密集工業的利潤下降及外移到東南亞或大陸，台灣追求技術密集工業的目標愈來愈明顯，需求也愈來愈迫切，這就意味著所需的新勞動力已經不再是被動的按照訂單辦事的工人；台灣的經濟生產要有競爭力，就必須調教全新的、能創意思考求新求變、能自主自制精益求精、能獨立作業開拓先機的生產者。唯有這樣的生產者才可能讓台灣經濟奇蹟（也就是商機和利潤）繼續下去。另外，在台灣經濟奇蹟中逐漸鞏固自信的新中產階級，為了彰顯屬於他們自己的階級氣質和品味，也開始需求與傳統不同的文化標記、成長經驗、教育調教，這些中產階級在早幾年已經透過人本教育的理念而形成對正規教育的批評和衝擊，這幾年則更清楚的提出教育改革的要求。也就是在這些迫切的需求之下，台灣的教育當局才讓已經說了多年的教育鬆綁漸次成為正式的政府政策，而也是在這個務實的政策之下，台灣中產階級對填鴨教育的不滿才部份得到了紓解。有人認為政治的民主化也和教育改革的動力相關。解嚴前由於政治原因而對教育的內容和方式都有諸多限制，有些老師甚至因為某種特別的不適任而被去職，這裡的不適任是什麼？比方說：在課堂上談到了與國家基本反共政策不合的言論，或者有具體對政府的質疑或批評言論，要是當時在學校裡說出來，都會被當時所謂的人二室登記後不再續聘。甚至到今日，就在兩年前彰化也有一位國中教師在考題中出了有關賀伯颱風的題目，問了一些有關哪位官員應該為這樣的災害負責任之類的問題，結果引起軒然大波，校方對她施加壓力，幾乎要把她免職。這件事情要是發生在當年，這位老師可能默默的就被去職了，但是現在年頭不一樣了，在過去二十年的政治自由化過程中所創造出來的多元空間使得不同政治立場的人終於可以開口發聲而不至於遭到懲罰，這位女老師的事情見報後，得到全國民眾的認同，她也因此就沒事了。不但如此，很多民眾在有關這個事件的投書中都提到現在是教改的年代，也是民主的年代，對這位老師的勇敢大大的激賞，並嚴厲要求校方不得秋後算帳。從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到民心的向背。政治改革帶動著教育改革，也使得教改的基本理念得以透過圍繞著這種事件的討論來深入人心。對教改脈絡的歷史探究帶來下面這個相關的問題：為什麼大家此刻都那麼急迫的要談兩性教育，好像這個課題非教不可、非講不可，好像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全國都需要上行下效的政策？到底是什麼樣的歷史社會脈絡使得兩性教育突然變成了解決諸多社會問題的不二法門？而如果照教育部的構想，兩性教育是教育改革的基本環節之一，兩性教育就是教育改革，那麼以此來推想，在教改的精神之下，兩性教育應該有著什麼樣的面貌？會以什麼樣的理念作為其基本精神？兩性教育的時代脈絡問到為什麼會出現兩性教育作為政策，許多老師都說是因為1996年底的彭婉如命案。但是為什麼彭婉如命案會導致全國上下一心推動兩性教育，而不是推動法治教育、人格教育、心靈教育這些看來更有直接關連的改革呢？這中間的原因當然有很大一部份是和彭婉如的身分（而不僅僅是她的死亡）有關。作為一個知名的、特別是在反對黨中佔據重要地位的女性主義者，彭婉如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第一，在政治運動方面，反對黨近年來致力擺脫暴力政黨的惡名，尋求建立開明進步的形象，而積極表現對婦女議題的關注正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環，彭婉如的重要性可以說和這個新形象的建立息息相關；第二，在社會運動方面，作為女性主義者，彭婉如在婦女運動及其他進步運動圈內也因著過去各種議題和事件而建立起其實際的人際網絡，她的不幸遭遇特別是因為它來自治安不佳而造成的不法橫行自然會牽動社運長久以來對體制不滿而發出的澎湃動力。彭婉如在這兩個圈子內的活躍運作，對照著她死亡時的孤獨痛苦，在大眾想像中刻劃了驚人的對比，而彭婉如痛苦死亡的殘暴方式更在這個社會安全早已亮起紅燈的時刻，以最大的戲劇張力男對女的性暴力來凸顯兩性之間的緊張局勢和女性的惡劣處境。由於這個殘暴的事件發生在組織群眾很有經驗而且對街頭運動一點也不陌生的政運和社運圈中，再加上1996年彭婉如去世之前的兩年，台灣的大學女生女性主義社團已經動員了好一陣子，要求教育部重視並改革校園內的性別歧視和性別敵意（特別是在1994年師大及中正大學性騷擾案件之後），這股要求改革的力量因此立刻和彭婉如案所帶動的女性恐懼及怨忿之氣連結起來，很具體的要求政府提出因應的改革誠意，要求在兩性教育上必須有積極的政策出來，以調教新的一代，徹底消除性別歧視和性暴力的源頭。這股對性別教育的呼求在1997年春天發生白曉燕命案後達到了最高峰。純潔無辜少女在歹徒要犯手中的殘暴受害，再度凝聚了大眾的想像及不滿，終於在人本教育基金會所串連的各種教改及社運組織的努力之下，形成十餘萬人走上台北街頭，以無數斗大的怨字表達對政府的不滿。這次的抗議不但是有史以來人數最多的，而且參與的人並不是從前常常看到的街頭社運人士，而主要是台北市的中產階級社會中堅，是那些從前從來不會上街頭（說不定還抱怨上街頭的人阻礙了交通）的民眾，但是這一次，連這些中產階級也攜家帶眷的走向總統府前廣場，這種廣泛的不滿具體的造成了執政黨前所未有的統治危機。隨著五月份相關白案的三次大型街頭遊行，民眾的不滿升高到政府不得不回應的程度，既有的社運訴求於是成為當局考量的主要方向，也因而使得婦女運動一直想要推動的兩性教育一下子就在民怨的風潮頂上成為最耀眼的民間要求。畢竟，對這個議題的關注，不但可以讓當局展現它解決眾多社會問題的誠意和具體措施，同時也可以在日漸激烈的政黨政治中贏得婦女選民的青睞。由這個脈絡看來，其實兩性教育在教育改革整個大風潮裡面是因應了一些很特殊的狀況而得到動力，也因而似乎在教育改革的整個領域之內腳步很快（雖然實質上投入的資源並不多），它快速的形成政策，快速的變成各級政府舉辦的各式各樣研習會，而每一個學校所舉辦的所謂的教改研習會也都把兩性教育當成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來談。這樣一個歷史分析顯示，所謂教育改革，特別是其中的兩性教育，其衝力和動力不見得來自於只是趕上世界潮流，追求流行的的動力通常是很薄弱的；它也不見得只是我們突然覺得學校裡的問題很嚴重，畢竟學校裡的問題一向就是蠻嚴重的。照上面所說，兩性教育的動力主要來自幾個在媒體上得到很大報導的案子所帶動的民間焦慮（從彭婉如和白曉燕的命案，到層出不窮的國中校園騷擾案和女生懷孕墮胎案），而當這些焦慮竟然造成統治危機的時候，連統治當局都會產生很大的動力：要改！要改！要改！可是也由於這些改革的出現是為了解決統治危機，因此鬆綁的結果就只能是鬆鬆的綁，要是全部都不綁的話，這個統治危機就會變成另一種危機，一種失去掌控能力的危機。在要改也要綁的兩極之間，這些考量便筐定了此刻教育改革以至於兩性教育的範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老師通常是教育改革中第一個要被改的對象，是所有新政策的承擔者和實踐者，因此所有的研習會都是召集老師集訓，從來沒有把學生召集起來談教改的理念，測試學生對自身教育改革的需求。這樣一種做法事實上也把教改的重擔完全放在教師身上，而沒有嘗試普及教改所包含的廣泛社會意義，也因此常常使得熱心推動教改的教師陷入孤軍奮戰的困境，必須以個人之力來改變根深蒂固的社會既有成見。另一方面，這幾年推動各種教改所辦理的研習會層出不窮，許多老師認為這些活動只是虛應事務而沒有真正改變的力量；特別在兩性教育的這個層次，不管在媒體的談話性節目中，或是在專家的演講中，兩性關係和性關係都被說成是非常嚴重、有著深意的人生課題，因而老師的任何積極處理都很容易動輒得咎，再加上每個老師也在自身的人際親密關係中面對各式各樣衝突矛盾難解的情結，因此在這方面的教育工作上常常只能急怒攻心的數落學生、家長、媒體，而沒有辦法提出什麼具有突破性的做法。從制度的制定和個體的執行來看，推動兩性教育的強大力量所配搭的，是躊躇不前瞻前顧後的心態，也因此使得兩性教育先天就有侷限。然而在這個急速變動的社會裡，性別關係和性關係或許是最多變、最複雜的環節，性別教育和性教育也因此可能是教改所有領域中最有潛力的領域。在這個領域中的變化都直接關係到人格的調教、情緒的培育、人際關係的期望，而這些才是任何改革活動最根本要努力的畢竟，獨立、自制、創意、多樣主體的養成，正是此刻教育改革的終極目標，因此，如何在教改的基本精神之下推動進步的兩性教育就成了此刻的重要課題。性別教育的改革蘊涵其實我們不是沒有兩性教育，只是過去那種教男生要像男生、女生要像女生、各自謹守本位的性別教育已經證明失敗，因此，此刻思考兩性教育就需要從台灣近年已經在進行的各種重要改革來吸取其中的含意。在政治層面上，可能大家都已經看到了政治改革是什麼。政治改革指的並不只是人民每隔幾年就有機會做總統的頭家，可以用選票來決定要誰進入國會。政治改革其實最重要的基本精神就是：不同的意見或不同的立場或不同的價值考量，都可以平實的、理性的、自由的、不受壓抑的表達、交流並擴散，在民主的殿堂中激盪對話，也只有在這樣的多元環境中我們才可能建立所謂的共識。過去在政治高壓的年代，如果有不同的意見是不能說的，說了之後就會在綠島見，在火燒島見，或者就不見了，或者見到的時候已經不是原來的樣子了，這些事情在過去台灣史上不是沒有過。換句話說，在政治高壓之下，異己也就是不一樣的政治理念根本就不能出來，如果講出來就會有壓力，有危險。更令人深思的是，這樣的寒蟬效應基本上也構成了我們膽怯怕事退縮被動的人格情緒結構。如今政治改革如果有了什麼初步的成果，那就是各政黨的勢力競爭和媒體的解禁提供了一個還算開放的環境，讓壓抑多年的聲音出來，於是大家開始有了各式各樣的發言台，民眾的自我定位和發言的膽量也隨之壯大起來。早期在地下電台的對話中調教起來的言論表達氣勢總是講得火氣很大，很聳動，很氣憤，好像要在有限的管道中盡情宣洩所有在真實政治中被壓抑的異議，在周圍管制很緊的條件下，這樣的反應似乎也是很正常的。可是現在經過了開放言論管道所帶來的鬆鬆綁效果，民眾似乎也慢慢學會了發言要切中主題，言論有20秒鐘限制，有話就要快說。在這個改變的過程中，民眾也經歷了自我定位上的改變，我們可以上街頭表達不同的意見而不感覺膽怯難為情，我們可以組織成各式各樣的團體並且提出各式各樣明確的要求，以便在選舉的時候一較長短。換句話說，政治改革的成效正在深深的落實到個人的心理結構層次上。從這個角度來思考教育改革或者兩性教育的推動，其中的意義就非常清楚了。教育改革也需要有一個基本理念，那就是多元：入學管道要多元化，教學方式和教材要多元，選讀的課程要多元，校內的權力關係要多元，希望在這種多元的環境中能夠擺脫制式威權統一教育的僵化，培養出有自主判斷能力，自足自制的個體。那麼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到底性別教育會怎麼進行？我們首先注意到的，就是所謂兩性教育思考框架的侷限。因為一旦在兩性的架構之下思考社會角色和互動模式，那麼無論怎麼說，都好像脫不了原先對兩性、對男女的許多假設。在實際操作上，原有的性別角色當然有可能被挑戰，被修訂，但是這個框架卻已經先行設定了兩性的分野及互動還是會以某種很明確的形式存在，而這個明確的分野則先行排除了多元的可能。這個基本層次上的侷限性是任何進步的兩性教育需要思考的。其次，多元的先決條件就表示要有許多不同的理念和實踐同時並存，否則哪能叫做多元呢？比方說，在政治立場上有人要統一，有人要台獨，有人要維持現狀有人新中間路線，有各式各樣說法，而各式各樣說法都可以得到傳播的管道，不受阻礙的交流，而且可以理性的對話辯論，這就是政治上的多元。在性別立場上又如何呢？目前在校園裡以及更寬廣的社會整體環境中，有關性別、有關性、有關生活方式的教育言論相較於其他議題上的言論而言是非常高度的被大家關注管理的。這也就是說，一到了教導學生應該在性別和身體上有何表現和活動，教導有關人生和人際關係的互動模式時，我們突然又回到了只有一套價值觀可以被提出，只有某一類型的學生被我們獎賞鼓勵，只有某種性別角色被我們教導的權威做法。大家總是擔心性別角色的多元化會影響青少年的身分認同（就好像過去我們擔心有關台灣前途的各種立場會混淆民眾的國家認同一樣）；大家總是擔心媒體上活躍的身體訊息會誤導並腐蝕青少年的心靈（就好像過去我們擔心資訊的自由流通會影響政局的穩定一樣）；大家總是希望教育只設立一種良好正確的榜樣，只提供一種良好正確的訊息（就好像課本裡只能有良好正確的榜樣，考試制度只能有一個標準答案一樣）而這裡所說的良好正確從來不是在多元觀念並陳的條件之下所形成的共識，而是由傳統威權所單向設立的標準規範。這個工作坊之所以以互動討論為基本運作方式，就是要提供一個機會，讓老師們認識到彼此之間在觀念和感受上的重大差異，認識到自己透過第一線的工作經驗已經發展出各式各樣的智慧、各式各樣的觀點，已經對抽象虛幻的道德宣示有了一些反省，已經認識到很多複雜的狀況要用不同的方式來處理。這樣一個公開的論壇，可以讓不同的老師的不同理念在這裡互相的激盪，互相的影響，以便形成真正的共識。這樣一個進步的教育，是符合教育改革的基本精神的，也是我們希望看到的性別教育的做法。性別教育的一言堂許多教師說：在他們兩性教育崗位上有很多話是不能說的。有些非常開明的輔導室老師，用非常另類的、輕鬆的方式去處理學生所面對各式各樣的身體情慾問題，但是輔導老師也說：我只能這樣悄悄地處理，不能拿到學校台面上去講，因為如果拿到台面上講，全校的老師都不會同意我的處理方式。還有很多老師說，他們在學校裡面很特立獨行的和學生打成一片，他們和學生之間沒有維持階層的關係，他們非常非常瞭解學生的感情和性問題，結果，這也使得其他老師對他們看不順眼，覺得怎麼老師沒有老師的樣子。什麼是老師的樣子？這個問題深究起來就會揭露我們對老師適任與否的雙重標準。校園裡一向有很多不長進的老師、從來都不讀書的老師、吹牛拍馬的老師、對學生頤指氣使發脾氣的老師、威權心態不講理的老師。其實，要談不適任，有很多不適任的老師在我們周圍，可是我們往往會因為人情關係、長幼倫理、以及各式各樣的原因，而不覺得有那個急迫性要質疑這些老師的繼續留任。可是如果校園裡出現一個同性戀老師、第三者老師、未婚生子老師、或者辣妹老師，大家就突然擔心他們會不會誤導青少年，覺得這種老師的存在對教育是一個重大的威脅。我覺得像這一類型的講法，這一類型的現象，其實讓我們看到教育改革所謂的多元常常有著很多很多的限制。恐怕大家高舉的多元都只是口頭說說而已，因為一旦有某些類型的差異出現時，大家的反應又都回到了一言獨大的時代，對於異於己者心存著強烈的芥蒂。（這也顯示，某些其他的所謂差異，其實並不是什麼真正的差異，因為大家竟然對它們視若無睹。）正是因為這樣的基本心態，因此老師們常常也不會容許同學們自由的發言，說出她們對各種爭議性的問題的想法，而如果有同學膽敢講出和一般常理不合的說法時，老師（或其他同學）都會立刻做出激烈的回應，撲滅這樣的說法。面對性別議題的複雜化，面對性圖像和性資訊的快速流通，同學心裡面怎麼想？同學有沒有什麼樣的具體經驗？老師其實都不太清楚，老師也沒有興趣要問，因為老師假設孩子們應該都是很單純的、不成熟的，就算有什麼看法也可能是錯誤的，最好不要鼓勵她們說出來。另外，有些老師也是怕事的，寧可少一事也不願意多一事。不過，這種怕事往往是在一個很長久被威嚇的情形下形成的，因為老師要為教室中出現的任何不尋常的事情負責，因此威權的統治（掃除一切可能越軌的事物）就變成保障不出事的安全帶。這些做法都是違背多元的原則的。多元的理念和實踐不是什麼抽象的說法而已；它是可以在實際的層面上做出來的。最起碼的就是，多元的說法都必須被容許，不受阻礙的在校園裡流通。講到這裡，大家可以回頭去想，請問：在你的教室裡面有沒有多元的理念？如果學生講了一些不一樣的言論時，你會馬上義正辭嚴出面評論嗎？如果有一個孩子舉起手來告訴你：其實我覺得做檳榔西施很好啊！老師應該做出什麼樣的反應？有一些老師會說：因為孩子不太懂事嘛！他們不太可能講出什麼有道理的話來，所以與其讓錯誤的觀念流傳，還不如不要講。因為如果不要講，不讓各種訊息進入孩子的心靈，就不會有錯誤的觀念流傳，影響就會比較小，不說就沒事了。可是，爭議的話題充斥在每天的媒體上，也流傳在大人口中，性和性別的相關議題本來就佔據了許多人的注意力，如果我們還是認為教室裡不要談，這些訊息不要在課堂上討論，有不同的意見也不要交流，那麼我們一方面是把學生丟給萬般百態的混亂訊息，沒有和她們一起練習資訊管理和意見的評估另方面則是在課堂中建立某種白色恐怖，不准某些議題資訊和討論進入校園。大家沒有意識到的是，性別的現象、性的訊息存在在我們周圍的日常生活中，不管是檳榔西施也好，安琪與琳達二選一的廣告也好，寫真集漫畫書也好，每一件在我們周圍發生的事情其實都可以形成我們討論性別這個議題的一個機會，每一個不同的說法和價值觀都值得我們聆聽、討論、辯駁。換句話說，性別教育簡直是無所不在。教育部在推動兩性教育的時候，想法是蠻簡單的，就是告訴大家要彼此尊重，這是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可是什麼叫彼此尊重？在性別或者兩性教育的這個層次上面，如果真的要做到我們所談到的教改基本理念，那麼尊重會是什麼樣的互動關係呢？尊重到底是什麼？雖然我們常常聽到這個口號，但是尊重畢竟只是一個抽象字，它的意義和內容都需要進一步分析。可是我覺得有一個很基本的測驗可以試出來到底我們對別人有多尊重。比方說：面對校園裡的同性戀教師或同性戀學生，有些人會說我們應該尊重同性戀的存在。可是，什麼叫做尊重同性戀的存在？絕對不是只講這句空話。如果我說我尊重同性戀的存在，我就不能老是猜想他是不是因為曾經遭遇了什麼樣子人生的重創，以致變成了一個同性戀。如果我說我尊重同性戀的存在，我就不能老是刻意和他保持距離以免被他污染，或者擔心別人和她接觸會被誤導變成同性戀。如果我說我尊重同性戀的存在，我就不能特別去關注同性戀老師或者學生有什麼特別不一樣的，值得輔導的，隨時提防她們出事。輔導其實是一個很奇怪的字眼，很多人的理解就是導正，導向正途。老實說，導正就是說，你有問題，需要放棄現在在走的方向，讓我引導你走我在走的方向。如果我說我尊重同性戀，可是我同時對同性戀的成因有特別的興趣，對同性戀的行為有很大的關注，我處處要輔導他、導正他，有事沒事給他介紹男朋友、女朋友，希望他能夠因為接觸到異性而認識到生命是很寬闊的，等等。我覺得這個熱心的關懷其實是不尊重，是非常深刻的不尊重。這個關懷是在善意的表象之下積極的否認對方的存在和生活選擇。你可以看得出來，我這裡所說的尊重不是什麼空泛的尊重，而是：看到了跟自己非常不一樣的人，聽到了他說非常不一樣的觀點，看到他做了非常不一樣的生活實踐，而你能夠撤手，你能夠忍住不要跨過界線去輔導他、幫助他、拯救他。面對差異而能夠冷靜理性的不做成見式的判斷，這就是尊重的第一步。就算你不同意他的選擇，你也沒有權力硬性使用自己的特權來抹煞別人的存在。在這方面，大家要開始想另外一件校園裡常做的事，那就是搜書包。很多人認為我們為了學校能夠有比較好的管理，對學生攜帶的危險物品有所掌握，當然我們可以進行安全檢查。我個人對於校園的安全當然是很關切的，但是我不能不同時想到，搜書包這個動作所代表的權威統治是會被個人內化到人格裡面去的東西。換句話說，今日老師搜他的書包，家長搜他的信，這些都會在這個孩子的生命當中繼續地沈澱下去，而這個沈澱通常會以兩方面的形式存在第一，他受到你怎樣的尊重，日後也會以同樣方式去尊重別人，也就是侵犯別人的隱私或主權；第二，他日後在面對即使是不合理的強權時，也很可能只能默默的承受而無力反抗。我覺得大家需要開始去想想安檢所造成的比較長遠的影響。教育改革也好，政治民主改革也好，兩性教育也好，它很重要的真正的落實，是落實在人對自己本身權力的概念上，落實在本身人格情緒上面，落實在人與人之間互動的關係上面。這些方面才真正地看出整個社會的改變。在性別教育的教室裡，我們要在這樣的理念之下重新思考，學校裡面規定學生不准染髮是不是一個有問題的作法？對於學生有同性戀傾向加以特殊輔導，是不是有問題？老師特別監控學生之間談戀愛，建立親密關係，是不是一個有問題的做法？這些都考驗著我們對於教改理念的體認，都考驗了我們對於尊重到底認識多少，都考驗我們重新思考什麼叫做做老師。我覺得我們校園裡面其實處處都在考驗我們對於實施自由化、民主化、多元化、開明化有多大的誠意。口頭上，我們可以說，我多元，我開明，我尊重。可是只要出現一個異己，一個和你不一樣的人的時候，你就要接受嚴苛的考驗，到底你有多大的誠意，來歡迎一個不一樣的實踐，或者不一樣的說法、不一樣的價值觀？在我們自己生活當中，面對到各式各樣的現象的時候，我們都必須要重新檢驗我們到底對於開明，對於多元，有多大的信念？有多大的熱情去維護它的存在？當然有一些人可能會沒有膽量在學校裡面大聲說出和別人不太一樣的立場，可是這也沒關係，因為多元有積極的表現和消極的表現，積極的表現可以去捍衛異類的存在，去和別的立場對話辯論，而消極的表現則是在別人批評異類時不隨波逐流，反而輕描淡寫的說，沒那麼嚴重吧！這也沒什麼不好呀！只要不繼續強化原有的歧視和成見，就能夠削弱原有的共識，阻斷歧視的擴張。大家要開始認識到一件事情，我們現在關心的是現代的青少年如何如何，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新一代的教師已經出現，而且新一代的教師都是從這樣的青少年慢慢地長出來的。這些老師進入校園以後，最先出現的就是，老師和老師之間的價值觀開始有了衝突，新的老師立刻就會受到各式各樣的批評。從教育改革到性別教育，新的教育理念本來就需要新的承擔者和實踐者。因此如何在老師的層次呵護異己，讓多元的意見存在，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任何想要在這樣一個教育環境當中注入一些新的不一樣東西的人，其實都應該把握目前稍微有一點鬆鬆綁的空間和時刻，推動一些不一樣的說法和做法。有一些老師或許會覺得在學校裡很孤單，要是做了什麼不一樣的事情，就會遭到秋後算帳。不過，我們從來就不是孤單的。教育改革所帶動的意見沖激，性別教育所引動的自我重塑，都會使得各種各樣的意見明白化，因而也使得志同道合者有機會對話合作。在這個政治局勢變遷、性別局勢變動的時刻，當多元和尊重成為全民共識的時刻，我們可以透過對這兩個理念的深刻認識來創造徹底改革的契機。教師回應我有一些感想。我們班上有個女生講髒話和狠話的頻率比男生高一倍，連音量也高一倍，班上要是有女生以前曾經倍受欺負，或者在她來了之後被別的班同學欺負，她一定找一堆女生去把他揍一頓，所以她在我們班上廣受歡迎。後來班上有幾個女生想去打工，她就帶她們去，她自己覺得這些女孩子，叫她們做檳榔西施，她們於心不忍，因此就和她們一起去西餐廳打工，一直到畢業都這樣。這個學生的父母離了婚，爸爸找了另一個女人，她因為不喜歡回家，所以就去打工養活自己。她非常的漂亮，所以在西餐廳收到很多花，很多男生找她說話。但是其他三個女生和她一起去打工其實並沒有負面的效果，她們在西餐廳從下午四點開始打工到晚上十點，我自己觀察其實並沒有特別負面的效果。她雖然在畢業以前有一段時間逃家，和另外一個男生住在一起，她也曾經做過檳榔西施，但是在求學時並沒有因為是檳榔西施而影響到求學，在同學之間應該做的事情她都做了，反而同學從她身上得到很大一股的力量，也就是解決問題的力量。這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示，我們對異類的學生好像也不必太有成見，總是把她們當成問題學生，說不定她們只是解決問題的學生。我的思考是：老師和學生之間的權力關係，是不是也要在這個教育改革之下被重新建構？在安檢的議題上，可能為了校園裡面的安全，我們必須做這樣一個措施，可是安全問題只能夠靠安檢來達成嗎？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方式？比方說，反省一下我們把哪些東西當成安檢的對象，那些東西又為什麼對學生有那麼大的吸引力？那也就是說，可能在學校裡面，老師被賦予了這個責任跟義務，好像無形當中我們會把自己的權力擴張了，然後把安檢的不尊重的事實合理化。這樣說來，可能安檢只不過是因為大人想要偷懶，不想再花力氣去達到安全的問題時所設計出來的一個策略。我也想講一下，很多大人這樣安檢，說真的，沒有用。你只會抓到第一次。我們自己做學生的時候都是這樣，就是在安檢的時候把東西放到別的地方而已。如果老師真正想要知道學生在幹嘛，說真的，用溝通的方式比較有效。跟學生混熟了，他真的什麼事都告訴你，真正去了解學生的生活，可能還會有點效果！剛才兩位我都非常認同，我舉一個實例。我曾經帶過一個班，我剛到那個學校時每個人都向我警告：這個班是全校最不好的。我進教室的第一天，起立的時候就有一個學生在座位的中間把一個最大的垃圾桶從空中丟到垃圾桶的位置去，我立刻衝過去問：是不是你？他說：不是。我就問旁邊的人說：是不是他？他們當然就袒護他，就說：不知道，因為他們認識他，不認識我。那時候我就想，如果我硬要去處理，一定會很不好。我就說：好，我相信你。我就回座位開始處理班務，以後他們就變得蠻好的，全校都覺得他們變了很多，怎麼整潔秩序都是全校第一？畢業的時候還有三分之一的人操行超過一百分。另外一個老師告訴我：有一次他在輔導室看到那一群以前他當導師的學生，就進去跟他們說：你們很不給我面子，以前我當導師的時候，你們就不好，現在為什麼這麼乖？結果那些學生就跟他說：沒辦法，每次我們講到後來都講輸老師，我們只好聽他的話。所以說，用理性討論的方式，要比強制管理來得有效。至於安檢的問題，我在班上就沒有安檢過，因為如果真的要帶的話，藏在哪裡都有可能，你就用你的各種方式讓他真的懂得照顧自己，讓他懂得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