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闻周刊XXXX年第38期.docx

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第38期

本期目录
[瞭望论坛]
·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热点观察]
·河南“蜱虫叮咬”警报未除
·安监“明星”陨落警示
·谢亚龙的“罪与罚”
·贪官“立功”灰色带
[时评]
·退却，还是更好地向前
·宝马撞童的时代隐喻
·读者笔锋
·漫画杂感
[专题报道]
·回望三峡移民 汤耀国
·走向平静的高阳镇汤耀国
·宿松：艰难的融入汤耀国
·“外迁第一人”自述
·“后移民时期”任重道远
·三峡工程移民大事记
·世界性难题之解施国庆
·时事聚焦
[高层决策背景]
·“十二五”财政改革着力点
[特稿]
·中国耕地质量之忧
·提高耕地质量的有效途径
[封面说明]
·2009年11月1日，帅康：技术倒新点燃绿色引擎
[特稿]
·法国智库：再铸法兰西影响力
·“岭澳二期”开辟核电中国道路
[社会]
·一周网谈：网民质疑多省限电限产突击节能减排（三则）
[时评]
·从国家信用高度整肃学术不端
·中国的国家“定位”
[视野]
·文化繁荣的推动力
[高层决策背景]
·城市未来的低碳转型
[人物]
·姚开阳，世博舞台上的台湾人
· 焦点人物
[政治]
·一个广东人对新疆的历史贡献
[财经]
·外资“曲线”搅局楼市调控
[封面说明]
·南昌大学后勤集团：10年探路完成亮丽转裂
[国际评论]
·冲刺“千年发展目标
[国际]
· 美日刺激政策“加量”
·菅直人“新政”的外交政策
·人质事件难撼中菲关系根基
[文化教育]
·《盗梦空间》向博尔赫斯致敬
·调研代课教师问题的背后
[ 专家视点]
·资源收益公有的国际借鉴

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瞭望新闻周刊》 2010038期作者/本文总字数：1941字
文／慎海雄
习近平同志最近在一次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都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做到公道用人、公正处事。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珍惜使命、不负重托，在难题面前敢于开拓，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在风险面前敢担责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干部工作上要大胆，用权上则要谨慎，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自觉接受纪律和法律的约束。
这一论述简洁明快地阐述了权从哪里来、权该怎样用的问题，对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权力观是对权力的总的看法，包括对权力的来源、掌握权力的目的、行使权力的方式等问题的认识和态度。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执政党，对权力观的认识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怎样的权力观、如何行使手中的权力，这不仅是一个执政方法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我们党的宗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毛泽东同志在1944年9月8日《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中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党章》明文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同时强调，“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
正确认识“权为民所赋”，是正确实践“权为民所用”的前提。在人民解放战争年代，正是由于党的各级干部对这一问题时刻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并时刻坚持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福利，中国革命才能获得人民的衷心拥护，才能开辟、巩固、扩大革命的根据地，才能发展壮大革命的武装力量，才能取得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彻底胜利，才能建立独立、民主、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现在，人民富裕了，国家强大了，但现实生活中，有些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年轻同志，在如何理解和把握“权为民所赋”这个问题上，却出现了一些偏差和误区。如有的领导干部信奉个人奋斗、“凭本事吃饭”，认为职务地位是靠自己干出来的，组织培养、人民养育的观念非常淡薄。这样的干部在走上领导岗位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问题，一切根据自己的利害得失来衡量。当个人与国家、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甚至需要牺牲个人利益的关键时刻，这些干部往往就现了原形，出了问题。
党的用人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和才不可偏废。中央鼓励和倡导领导干部尤其是年轻同志要有抱负和理想。但是，如果一些干部认不清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一味陶醉于个人奋斗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把所谓的理想抱负建立在实现个人“小九九”的基础之上，是不可能发自内心地做到“权为民所用”的。这样的干部在遇到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和大风大浪的考验时，很有可能迷失方向，甚至滑入歧途。因此，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必须首先坚定“权为民所赋”的思想认识，时刻提醒自己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都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做到公道用人、公正处事。
“权为民所用”，这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如何用权的规范，是“权为民所赋”之果，也是实践正确权力观的重要检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兢兢业业、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实践证明，领导干部是否自觉实践为人民服务的最重要衡量标准，在于能否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
习近平同志在阐述“权为民所用”时，一系列要求富有指导性和操作性。比如强调领导干部“在难题面前敢于开拓，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在风险面前敢担责任”，特别是强调“工作上要大胆，用权上则要谨慎，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等，既语重心长又具体而微。
早在2008年，习近平同志在谈到领导干部要有敬畏意识时就曾经指出：“心有敬畏，行有所止。领导干部对权力的神圣性要有所敬畏，始终把握权力行使的正确方向，时刻警惕权力的滥用。”干部队伍中的经验教训表明，权力与风险是成正比的；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拉拢和腐蚀，哪里就有陷阱和炸弹。
有道是“天欲其亡，必令其狂”，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的过程如果失去敬畏之心、戒惧之意，或者把大胆工作与谨慎用权对立起来，把握不住正确方向，甚至为所欲为、忘乎所以，最终必然会害了自己、毁了事业。
深刻理解、自觉实践“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真谛，在当前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中，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作为内在动力，是人民群众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殷切期盼。

河南“蜱虫叮咬”警报未除
《瞭望新闻周刊》 2010038期作者/本文总字数：3813字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秦亚洲
与SARS拉响中国基层公共卫生短板、疫情透明度不高等警报相比，“蜱虫叮咬致病和死亡”之事表明，警报远未解除
截至本刊发稿的9月17日，河南“蜱虫叮咬致病和死亡”的调查仍在进行。卫生部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称中国疾控中心）尚未就致病元凶出具正式结论。
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疾控中心从部分患者体内分离出一种“新型布尼亚病毒”，高度怀疑其为致病元凶。
该说法并未在业内获得一致认可。有收治患者经历的专家提醒，权威部门下结论要慎重，不要犯“SARS衣原体论”的错误。
今年夏天，河南、山东等12个省份的近千人因被蜱虫叮咬患病、数十人死亡。蜱虫，这个千百年来隐藏在山野草丛或树叶背面的“吸血鬼”，遂高调进入公众视野。
卫生系统官员根据经验判断，随着气温降低，蜱虫叮咬事件将大幅减少，且一些医疗机构已经从临床中发现了特效药，该病“可防、可治、可控”。
有观点认为，与SARS拉响中国基层公共卫生短板、疫情透明度不高等警报相比，“蜱虫叮咬致病和死亡”之事表明，警报远未解除。
夺命蜱虫
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对蜱虫叮咬并不陌生，但从未意识到它会夺命。
河南省卫生厅称，自2007年5月河南省信阳市报告首例疑似病例以来，通过全省进一步排查和监测，截至9月8日，河南省共监测发现此类综合征病例557例，死亡18例。
实际上，近几年，湖北、安徽、山东等省的局部地区，相继发生同样病例，其中个别重症病例因多脏器损伤而死亡。
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是该病的“重灾区”。今年1月～9月8日，商城县共向上级直报了120例病例，其中1例死亡。2009年，商城县疾病控制中心向上级直报了87例临床症状类似的病例，其中2例死亡。
商城县疾控中心主任余芳说：“现在基本可以确定，人与人之间不传染。这类疾病的主要病例特征是：发热伴白细胞、血小板减少。”
商城县针对类似症状患者的唯一定点医院是商城县人民医院。该院内一科副主任医师鲍发应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病人都有发烧、全身不适等类似感冒的症状，血检显示血小板和白细胞数量明显减少。临床发现，多西环素和氧氟沙星等药品对这类病症疗效比较明显。”
卫生部专家组在商城县调查4个疑似蜱虫叮咬致死的病例后发现，死亡患者年龄都偏大，而且本身潜在一些基础疾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或者肾脏疾病等。
亦有专家认为，出现死亡病例的另一个原因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误诊。
本刊记者获悉，该病较容易出现误诊和延迟治疗。若延误治疗，患者则可能出现中毒性休克、弥漫性m管内凝血及多脏器功能衰竭等，直接影响病情和预后。
河南省卫生厅负责人表示，通过3年多的防控工作，河南省已培训各级各类临床医生和疾控工作人员近千人。通过宣传使当地群众对此类疾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有所提高，一些群众在劳作和生活中能够采取基本的个人防护措施，病例的及时就诊率也有较大提高。
本刊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商城县金刚台乡一共上报了10例疑似蜱虫叮咬病例，占整个商城县上报病例的近10%。目前，这10例患者都已治愈。
金刚台乡卢店村59岁的农民杨允芝，感到“头疼、发烧、浑身无力”后，在商城县人民医院被确诊为“疑似病例”，于6月4日治疗痊愈后出院。本刊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在自家院子里摘花生。她告诉记者：“现在的身体基本上恢复到患病以前的样子了，就是力气没有以前大。”
金刚台乡卫生院防疫医生杨传海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广泛宣传，病人有发热症状，立即送县人民医院抽血检验。我们乡这10个病人，都治好了，现在正是农忙季节，基本上都在家里帮忙干农活。”
在商城县汪岗乡普救河村，本刊记者下车后步行约3公里到达曾被确珍为“疑似病例”的74岁的武休琴家。记者看到，武休琴正和老伴夏运星在院子里聊天。夏运星告诉本刊：“武休琴患病以后，腿疼得站不起来，病情最严重的时候，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现在病治好了。”
据商城县人民医院医务科长王卫介绍，商城县人民医院今年收治的40名病人中，23名重症病人都及时转院了。其余的病人，有的治愈后出院，有的是病情好转后出院。
病因未明
河南省商城县汪岗乡普救河村农民叶先珍，今年4月11日在茶园采茶回家后，感到头疼、发烧。17日晚被送到解放军154医院住院治疗。她告诉本刊记者：“前年和去年采茶的时候，我都被蜱虫咬过，人好好的，没有生病。今年记不清楚是不是被蜱虫咬过，却病得很厉害。我们一起采茶的人很多，被蚊虫咬一口也很正常，别人都没有生病，就我一个人牛病了。”
汪岗乡卫生院院长李峰表示，该乡今年共发现5例疑似病例，其中一例被北京的大医院确诊为红斑狼疮后，排除掉了，其余4例患者都说不清楚是否被蜱虫咬过。
67岁的商城县丰集乡凉水井村农民李功荣，由于头晕头痛先到乡卫生院按感冒治疗，病情没有好转，后来在商城县人民医院治愈。她当时的感觉主要是全身无力，头疼、畏寒怕冷，抽血检查后显示白细胞和血小板减少。但她记不清楚是否被蜱虫叮咬过。
本刊记者了解到，蜱虫在商城县农村很常见，咬人也时有发生，很多医务人员和患者都想知道，如果蜱虫叮咬的后果这么严重，那么以前为什么没有病例？
杨传海说：“过去山上的虫子比现在还多，咬人的虫子也不仅仅蜱虫这一种，为什么过去这些虫子或者说蜱虫咬了人没有生病，而近年来却开始生病了？”
杨传海手里拿着一沓金刚台乡农村医生关于这种疾病相关知识的测试答卷。他翻了翻答卷，摇着头说：“蜱虫叮咬能导致这种病症，我认为基本上不可能。很多人都被蜱虫咬过，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发病？”
本刊记者在河南省商城县病例高发的金刚台乡、丰集乡、汪岗乡和达权店乡，向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和一些已经治愈的患者了解，患病是否蜱虫叮咬引起，他们大多数表示“不知道”、“说不清”。
商城县疾控中心针对在商城县人民医院今年收治的40名病人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只有14人可以肯定自己发病之前被蜱虫叮咬过，其他的病人都不确定。
该调查认为此病存在三个特点：一、发病时间呈明显季节性，病例多集中在4～9月，9月份至今只发现了1例；二、发病区域多位于浅山丘陵区；三、农民占发病总数的94.17%，发病年龄大多50岁以上，发病人员大多有野外暴露史，从事过种地、割草、采摘等户外活动。
据商城县疾控中心党委书记张绍兴介绍，湖北、安徽和商城县交界县市，近年来也都发生过大量类似症状的病例，但是原因一直没有搞清楚。今年5月，中国疾控中心已将商城县列为“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监测县。
中同疾控中心病毒所所长李新德说，今年5月份，卫生部在河南、湖北进行监测的时候，监测到“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疾病，但具体由何种病原体引起，目前还在进一步研究当中。
中国疾控中心认为，蜱虫叮咬可能是传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这类疾病的一个主要途径。
警报未除
据悉，目前中国已知蜱虫可携带83种病毒、14种细菌、17种回归热螺旋体、32种原虫，在所有能够传染疾病的媒介生物中，蜱虫排第二位，仅次于蚊子。
蜱虫研究专家、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刘敬泽认为，蜱虫在农村十分常见，但直到近年才有报告蜱虫叮咬致病的原因可能在于：第一，蜱虫原来的野外动物宿主，如野兔、牛、羊等有所减少，蜱虫开始攻击人，或者说更多地攻击人；第二，蜱虫种群数量增多，需要寻找更多的宿主。
刘敬泽说：“当前，人类对环境干扰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广，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整个生态环境的变化。也使一些原本不攻击人类的动物变得可怕起来。”
受访专家指出，虽然蜱虫的生存环境决定其叮咬导致的疫情，只可能发生在局部，但这足以给中国科学界带来新的课题和警示。
刘敬泽说：“就这次发生的疫情来说，目前，对叮咬致病的蜱的种类和病原体都还没有确定，足以说明我们的研究基础有多么薄弱。”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昆虫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黄勇平说：“我国在病毒领域的研究虽然进步很快，但是，完整的、有序列的基础性研究依然相当不够。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引起国家层面的重视。”
近几年，从SARS到禽流感再到甲型HIN1，社会已经历多次对新型传染病的恐惧。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公众渐渐认可：疫情止于透明。
在此次河南“蜱虫叮咬致病和死亡”事件中，有媒体援引信阳市卫生局一位内部人士的说法称，“今年4月份，市长专门听取了卫生系统的汇报，领导最后得出结论，在病原体和传播途径尚未弄明白的情况下，大规模宣传容易造成群众恐慌，产生不稳定因素。”
这意味着，当地政府以“维稳”的名义向公众瞒报了疫情。
针对此项质疑，9月8日，河南省卫生厅疾控处副处长刁琳琪称，从2007年起，河南信阳和南阳两地的疾控部门就展开对无形体病的监测，并将疑似病例纳入网络直报的范畴，不存在瞒报情况。
究竟河南“蜱虫叮咬致病和死亡”事件最终将得出何种结沦，本刊将继续观察。
安监“明星”陨落警示
《瞭望新闻周刊》 2010038期作者/本文总字数：4244字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丽静
不拘小节的“九成哥”忘记了自己手中的权力是公权，“不拘小节”变成了“为所欲为”
河南省煤炭安全监察局和河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局长李九成，曾是全国安监系统的“明星”。他在全国率先推广“三委派”制、“安全工资”制、“六级安全网络”等安全管理创新，颇受器重。
在2008年2月21日，李九成被纪检部门带走；2010年5月13日，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非法所得予以追缴。
法院审理查明，1999年至2008年间，李九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职务影响，共收受、索取现金、干股53次，共计1889.87万元人民币、l万美元、3万英镑、价值23万元人民币轿车一部。这被称为国家安监总局升格以来的第一大案。
河南省检察院的检察人员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九成贪污案非常典型，司法机关认定的30多种贪污受贿手段，他全部使用过。
“江湖气”十足的“九成哥”
本刊记者初识李九成，是在2007年河南省宝丰县周庄镇王庄煤矿“4 - 16”矿难事故抢救现场。是日，他陪同河南省副省长史济舂连夜赶赴现场救援。由于33名矿工被困井下，矿主逃逸，加之随后又有12名救护队员在井下抢险救援中受伤，李九成迅速熟悉救援现场情况，指挥调度人员、设备、物资。
同年7月30日，本刊记者再次在河南省陕县支建矿难抢救现场见到李九成。当时，虽有时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赵铁锤、河南省省长李成玉等领导坐阵指挥，李九成仍敢言敢语，积极活跃。他安排矿上的食堂熬小米稀饭，用筛子过滤后，把米汤顺着水管顺下去；后来义换成牛奶，建立起矿上的“生命线”。此次事故中，79名被困矿工经过76小时的紧张救援，全部安全升井，成为近年来我国矿难事故中应急抢险最成功的一次。
在外人看来，李九成自有敢言敢语的底气。他于1978年3月至1981年12月在焦作矿业学院采煤系地下采煤专业学习，科班出身。同年底，李九成毕业分配到河南省煤矿工业厅安监局工作，后又到郑煤集团所属裴沟煤矿挂职锻炼，从此深耕河南煤矿系统，再未离开，获高级工程师职称。
因为讲义气，在河南省省委机关，跟李九成熟悉的人，都叫他“九成哥”。作为一位厅级干部，他因在酒桌上话不投机就大打出手，也被社会上的人看作有“血性”、“义气”的人。
像商人一样出卖公权
河南省检察院反贪局资深检察员晁新建认为，不少贪官是被行贿者拉下水的，应依法惩处行贿者。
但在李九成身上，这一切似乎颠倒了。
在李九成的53次受贿、索贿记录中，索贿多达22次。在全部的索贿、受贿金额中，只有193万现金和1万美元来自受贿，其余1696.87万元现金、3万英镑、价值23万元人民币轿车一部全靠索贿取得。
据商丘市人民检察院指控，李九成收受、索取的贿赂，分别来自郑州市磴槽集团有限公司、丰盈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河南鑫祥综合贸易有限公司、平顶山市新华区胜利煤矿、新密市来集镇振兴煤矿、禹州市诚德矿业有限公司等。
从涉及企业看，有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但都与煤有关。从涉及人员看，有官有商，但亦都因煤与李九成发生关联。从李九成给他们办的事情看，涉及煤炭资源划拨、煤炭安全生产许可证审批、煤炭生产销售、纠纷协调、事故处理、资金保障等，但也万变不离其“煤”。
在众多涉案人员中，河南磴槽集团董事长袁占国是关键人物。袁占国是李九成任内树立起来的典型，两人私交也不错，这是河南省安监系统内公开的秘密。两人一起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007年7月，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李毅中来河南参观考察，李九成推荐蹬槽集团，并全程安排陪同。
在两人私交甚笃的背后，是磴槽集团的扩张史和李九成的利益输送史。
磴槽集团坐落于河南省登封市大金店乡，以开采煤炭资源为主业，前身是集体所有制的磴槽煤矿，全国第一批质量标准化矿井，曾入选全国乡镇煤矿“五朵金花”。
袁占国从1990年起开始担任蹬槽煤矿矿长，先后兼并一家化工厂和一座矿井后，义整合扩建了金阳煤矿和金岭煤矿。1996年，蹬槽煤矿更名蹬槽集团，袁占国也从矿长变成董事长。那年，河南省煤炭工业厅将位于登封市马岭山煤田中的一块划拨给磴槽集团。1998年前后，蹬槽集团下属的金岭煤矿办理了该煤田的采矿证。1999年，在时任河南省煤炭工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李九成的帮助下，袁占国以400万元的对价从河南省某实业公司购得卓业煤矿，后更名为金阳煤矿。为感谢李九成，袁占国送上金阳煤矿价值20万元的干股。李九成以亲属的名义收受了这些干股，获取红利27万元。
先是“业务往来”，后是“联络感情”，从2001年开始，袁占国逢年过节就给李九成送钱。从2001年至2007年，李九成先后7次共计收受袁占国“过节费”49万元。
2004年7月，河南省政府决定对全省煤炭、铝土矿资源进行整合，确保全省矿产资源的合理有序开发。8月，李九成到金岭煤矿视察，以曾帮助袁占国获批金岭煤矿采矿证为由，向袁占国索要价值20万元的干股。随后，他以亲属名义办理了股权登记手续，获红利14万元。
这年夏天，李九成还因儿子到英国留学，收受袁占国l万美元。其后，李九成安排袁占国出资为其情妇买房。2005年4月，袁占国安排单位财务人员开具了68万元的汇票交给李九成。
在…次次利益输送中，李九成也为袁占国提供着煤炭资源划拨、煤矿安全生产检查、协调煤炭资源等方面的“便利”条件。磴槽煤矿通过改造买断的小煤矿，资源利用率由原来的50%提高到80%。
2007年12月初，袁占国在外开会期间被纪检部门带走，接着被“双规”。两个多月后，李几成案发。
“明星”陨落的背后
采访中，河南省纪委和相关办案人员将李九成这颗安监“明星”陨落的警示梳理为三：
首先，陨落在品德修养。
“他属于开拓型干部，敢说敢干，说话做派大大咧咧，不拘小节，讲义气。可一旦把持不住就干坏事。”李九成被纪委“双规”后，一位接近他的人士这样评价。
比如，2006年8月，禹州市诚德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杜天奇因出国定居，要求李九成帮助其出售边沟煤矿，并将禹州市安监局党组书记顾国占调到河南省煤炭监察局工作，送给李九成5万元。10月，在李九成的提议和积极努力下，顾国占被调任河南省煤炭监察局检测中心副主任。杜天奇为尽快转让边沟煤矿，再次给李九成送去2万元现金。李九成先后给郑煤集团董事长牛森营、副董事长朱绪文及神火集团董事长李崇打招呼，要求他们考察、整合边沟煤矿。
其次，陨落在权力过度集中。
25岁大学毕业，30岁即升任河南省煤炭工业厅、河南煤炭工业管理局安监局副局长，33岁升任河南省煤炭工业厅，河南煤炭工业管理局安监局局长，39岁升任河南省煤炭工业厅、河南煤炭工业管理局副厅（局）长、党组成员，李九成曾是河南省引入注同的年轻官员之一。
2000年，安监局从河南省煤炭厅单列出来，成立河南省煤矿安全监察局，李九成出任河南省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党组副书记，专管煤矿企业的安全生产监察、监督、管理，包括煤矿合法运营“六证齐全”中煤炭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发放，不符合安全生产标准的煤矿企业的查处。2001年，李九成义从党组副书记提拔为党组书记。
2002年，河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成立，李九成被任命为局长、党组书记，专管非煤企业的安全生产，同时负责组织省政府特大事故调查处理和办理结案工作。
仕途的一帆风顺，使李九成迅速成长为河南省涉煤与非煤企业安全监察的“双料”局长，河南省安全监察方面一言九鼎的人物。
再者，陨落在监督乏力。
内于长期耕耘河南煤炭生产和安全监管领域，与上级领导相比，李九成更熟悉基层的情况；与同僚相比，他更熟悉安监法规；与下属相比，他有更多的话语权、决策权。
同时，李九成的亲属也贪恋金钱和享乐，帮他消耗各种不义之财。于是，监督全面失效。凡想在煤炭和安全监管上谋利的人，都想方面设法接近李九成，他开始出卖监管权。
比如，2006年4月26日，河南省原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郏县大刘山煤业分公司西井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1人死亡，18人受伤。在处理事故过程中，该公司总经理马光跃找到李九成帮助。2009年9月，李九成以其子在英国上学需要学费为由，向马光跃索要2万英镑。
2007年3月22 日，河南省汝州市商酒务煤矿发生特大透水安全事故，15名矿工死亡。事故发生后，该矿所在的小屯镇书记刘东方、镇L张红伟为逃避对领导干部责任的追究，筹集现金10万元，通过他人送给李九成。李九成承诺在对二人的处理过程中予以帮助。收受该款后，李九成将其中的5万元送给其外甥刘鑫用于购买住房，另外5万元送给其内弟崔荣歧，作为崔荣歧女儿的出国留学费崩。
2007年11月，郑州煤炭工业集团芦沟煤矿二五西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杨建民为顺利输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送给李九成10万元人民币。后李九成签发了同意报请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文件。该款后被李九成的妻子崔秀兰花费。
安监系统反腐升级
据悉，李九成事发一个月后，中纪委驻国家安监总局纪检组组长赵岸青赶到郑州，召开了煤监系统和安监系统全体会议，要求两大系统配合查案，并强调了每位干部必须“廉洁自律”。
自此，安监系统反腐不断升级，并出台安全生产督查“六条禁令”。今年3月30日，湖南省煤矿安全监察局、湖南省安全生产二监督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谢光祥（正厅级）受贿、滥用职权一案开庭审理。
河南省煤炭和安监系统也加大了反腐力度。
2009年，河南省安监局原副局长付永水（正厅级）因收受、索要贿赂被开除党籍、公职，移送司法机关。2010年4月30日，河南省安监局原党组书记李永新因鹤煤集团的腐败问题被有关部门“双规”。
同时，鉴于李九成案的教训，2008年之后，河南省有意将安监系统的领导职权分散，安监局局长和煤监局局长不再合一，安监局局长也不再兼任局党组书记。
谢亚龙的“罪与罚”
《瞭望新闻周刊》 2010038期作者/本文总字数：4106字
文／陈鹏
是谁任命了谢亚龙？谁放纵了谢亚龙？谁又该为谢亚龙、南勇们的倒掉负责？
“南勇进去了，谢亚龙还会远吗？”一语成谶，中国足坛的扫赌反黑风暴终于让谨小慎微、平庸“低调”的前足协掌门人谢亚龙“落网”，同时被立案侦查的还有原国足领队蔚少辉、原技术部主任李冬生。这场空前的风暴或许还将延续，谢亚龙的倒掉也再次见证中国足协难以洗刷的“体制原罪”。人们由衷期待中国足球的浴火重生、否极泰来。
作秀与做作
谢亚龙“过分低调”？不然，与其说低调不如说是对媒体的本能漠视和反感。笔者曾在2008年国足、国奥昆明海埂集训期间与谢亚龙偶遇，采访要求立即遭到谢极不耐烦的拒绝，“不说了不说了，我说什么说？有事你找领队！”
在笔者多次采访国足的经历中，谢亚龙总给人诡异冷淡的印象，这也是不少媒体对谢亚龙的一贯感觉。唯一的例外，是笔者参与2007年男足亚洲杯报道赴吉隆坡、中国队小组赛0:3败给乌兹别克斯坦队未能从小组出线一役之后，谢亚龙主动凑到记者面前，“我说两句吧，我想起了吉鸿昌先生的一首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此诗一出，一片哗然——无论如何，中国队的丑陋死亡如何能与民族英雄吉鸿昌的慷慨悲歌相提并论？
谢亚龙并非无名之辈，短跑出身的他历任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国家体委群体司司长，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体育科研所副所长。期间，曾严查中国田径界兴奋剂问题，著名的马家军因此受到冲击。2002年，谢亚龙挂职陕西省安康市委副书记，2004年调回体育总局任电子信息中心党委书记；2005年，谢亚龙入主足协。但在他任职的3年内，中国男女足均出现前所未有的大滑坡，如男足止步亚洲杯小组赛、无缘世界杯亚洲区十强赛，女足止步世界杯、奥运会八强，甚至青少年比赛也一败涂地，国少、国青的亚洲区赛事纷纷出现“史上最差”。
日前江苏省反黑斗士陈培德爆料，当年谢亚龙是主动请缨前往足协的，但履职后却对媒体诉苦，称自己从未想过要来足协，而是“组织安排，只能服从”。此举足见谢亚龙为人的“两面”；作为当年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秘书，这位不善业务的门外汉很快以低调甚至胆小的风格示人，但也时常按捺不住地蹦到前台，如在2008年国足备战世界杯前，他就喜欢在球队训练前后走上球场溜达，接受记者、球迷的啧啧嘘声；因对福拉多缺乏信心，很快在国足祭出世界罕见的“双头制”——同时起用杜伊、福拉多共同执掌，直接为国足的世预赛惨败埋下祸根；当国奥出师不利，谢又架空杜伊，拉来殷铁生救火，如此“失魂落魄”的球队怎么可能取得佳绩？ 一些惊世“名言”是谢亚龙不时作秀的佐证，如杜伊率国奥队在土伦杯上拿到亚军后，谢立即说，“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杜伊，他就是国奥队的战神！”国奥队备战关口，谢亚龙要求杜伊按其要求加量，“我是非常专业的训练专家，我有科技部颁发的证书！”国足世预赛天津主场不敌卡塔尔，无缘亚洲十强赛，谢亚龙援引周总理的“生死态度”鼓励球队打好最后两场比赛：“即使死也要死得有气势一些！”最著名的当属中国女足不敌日本、无缘奥运会四强后，谢亚龙在总结会上指出中国女足最需要训练“叉腰肌”，迄今，人们还是无法找到这块肌肉到底在哪里。
不合时宜的作秀终显做作，这种表现欲被一再放大为谢亚龙对中国足球的盲目乐观或盲目悲观，他似乎总是缺乏一位掌门人应有的清晰思路和价值判断，也因此成为中国足球2006～2008年间最腐败无能、最孱弱无力的诡异缩影。2007年后，谢亚龙现身任何球场，都会听到震耳欲聋的“谢亚龙下课”之声，而这位掌门人（笔者曾在奥运会现场亲见）却充耳不闻，任一丝牵强的微笑渐渐在嘴角冻结。
谁的“足协”
南勇之后，谢亚龙原本被外界猜测为“庸而不贪”，但随着谢、蔚、李三人被立案侦查，谢亚龙任期内经手的几件大事成为焦点——
一、将中国之队原来的“开发商”一一亚足联开发公司更换为盈方集团，其理由是盈方赞助费比亚足联开发公司多出200万美元。谢亚龙的提议一度遭到足协中层的反对，认为为了区区200万美元得罪亚足联实在不划算。果然，在之后的世界杯预选赛和亚洲杯小组赛，中国队连连“遭遇”死亡之组，亚洲杯丑陋铩羽、世预赛再次没能跻身十强赛，中国队屡屡不被裁判“待见’，不能不说与谢亚龙当初忽悠亚足联有关。谢亚龙究竟有没有从中收取好处？
二、爱福克斯赞助中超联赛的悬案。在许多人看来，爱福克斯赞助中超联赛是南勇一手操办，但当时南勇的顶头上司是谢亚龙，在6000多万元赞助款没到账的情况下，经纪人却提前拿走巨额佣金，该案最终不了了之，其间，谢亚龙是否起到关键作用？
三、2008年东亚四强赛期间，谢亚龙是否利用职务之便获取了一定利益？
四、据传，国家队设立小金库，贿赂裁判、对手，同时向教练、教练向运动员收取“黑金”，是否与谢亚龙有莫大干系？
谢亚龙任上重用的“四哥”蔚少辉出事似乎顺理成章。笔者在昆明采访国足集训期间，经常目睹蔚领队大声喝骂队员，架子比主教练福拉多、杜伊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任职期间，中国队前后多达百人入选。外界早有传言，俱乐部球员要进国家队就必须给蔚少辉等人送门槛费；“四哥”穿名牌、戴名表大多不需要自己掏腰包，只要授意自己的主力即可；中国队世预赛客场击败澳大利亚队后，蔚领队居然率领队员高喊“杜伊，傻×”，原因是杜伊没按照他的“推荐”安排位置；相比之下，担任过裁委会主任的李冬生则是各家俱乐部纷纷觊觎的目标，因为他不仅直接分配裁判，还能直接“告知”裁判应如何执法，他也被认为是职业联赛执法“最黑暗时期”的幕后推手。
从范广鸣到吕锋、邵文忠，从南勇、杨一民、张建强到谢亚龙、蔚少辉、李冬生，中国足坛“大鱼”的纷纷落网勾勒出中国足球几年间的丑陋嘴脸和恶劣生态。最让人不解的是：谢亚龙上任3年来更换了8名国字号球队教练，换来的是男足连续输掉亚洲杯、世界杯和奥运会，女足则陷入从裴恩才到多曼斯基、从伊丽莎白到商瑞华的空前混乱期——谢亚龙履职期间的中国足球跌至冰点，频繁的人事漩涡加剧了内耗、豪赌世界杯奥运会、青少年足球被一再忽略、聘请的外籍教练都是廉价货色、完全没有长远规划…．
这批让中国男足排名从70多位跌至百位开外的足球官员竟不被问责，被全场高呼下课的足协掌门人去职之后竟能悠然前往中体公司任年薪百万的董事长。没有人为中国足协低劣的行政能力埋单，没有人为这两支耗费了大量纳税人的血汗钱的球队负责。以行政权力掌控了巨大市场资源的中国足协，在获得体制内外的双重保障之后，他们所领导的项目成绩却与其所享用的资源严重背离，所耗费的巨大投入得到的低级产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当2006年意大利足坛爆出“电话门”（打假球）丑闻，足协主席立即引咎辞职，英格兰主帅埃里克森进了小报记者的圈套，英足总也赶紧交出辞职信；但在中国，1994年开展职业联赛以来的历次惨败、换帅、内乱统统只与球员、教练、俱乐部有关，却唯独与足协无关；无论各级国字号球队输得多惨、多难看、多丢脸，身为中国足球最高领导的足协官员们却超然物外、依然故我。
谢亚龙等人落网后再次让人聚焦中国足协这一横跨官方与民间的怪胎，很多人似乎对谢亚龙颇感同情，认为他的悲剧是体制催生的“恶之花”，任何人“一肩三挑”（足协专职副主席兼足管中心主任、中超公司董事长）都难免“落马”，中国足协不过将中国诸多领域内权力失控的困境再次放大了，顶多是体制原罪的又一个突出版本。
但人们不禁要问：是谁任命了谢亚龙？谁放纵了谢亚龙？谁又该为谢亚龙、南勇们的倒掉负责？中国足球能否“浴火重生”
从王俊生、阎世铎到已经跌倒的南勇、谢亚龙，他们既是体制的推动者，更是体制的牺牲品，已逐渐淡出人们视线的谢亚龙的“罪与罚”更与现行体制无法剥离。韦迪上任之后，退无可退、输无可输的中国足球何妨推倒重来？实现体制突破亟需解决好四大疑难；
首先应解决中国足协与足管中心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现状。“行政足球”的干预使足协很难充分发挥它的民间组织职能，导致中国足球长期以来唯成绩论、唯政绩论，急功近利、忽略建设。作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运动项目，中国足球到了将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的时候了。
其次急需完善法律监管机制。既要对足协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督，也要对俱乐部运作、管理方式、球员行为进行监督，否则中国足球联赛仍将是假赌黑的温床、球员依然是缺乏保障的弱势群体，抓进再多“大鱼”也无法铲除腐败。 ，
再有，中国足球必须改变现有的竞训模式，青少年足球应当作为与联赛平行的一翼得到长足发展，应尊重足球运动的规律，扎扎实实培养后备人才。只有全力抓好各年龄层次的训练和比赛，才可能塑造中国足球的未来。
同时，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联赛机制需要不断完善，这就要求尊重投资人的热情与利益，共同建设与呵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使联赛真正成为国家队的大后方和大本营。
如今，反赌扫黑风暴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污浊，韦迪上任以来也多有惊人之言和惊人之举，今年7月就在秦皇岛的中国足协会议上抛出“三大纲领”，就足协和足管中心的管办分离、国家队形象打造、青少年留洋等均有细致谋划。如果韦迪能坚决实施，中国足球或将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关口迎来真正转机。
可以预见的是，自去年底进行的反赌扫黑风暴一定会进行到底，不排除新账旧账一起算。其实中国足球早就积重难返，从足协领导、足协中层到俱乐部领导、球员、知名教练、领队、裁判、经纪人谁能百分百干净？但迄今为止，还没有重量级球员牵扯其中，随着谢亚龙南勇们的纷纷落马，谁能肯定一批足球大佬也能全身而退？如果大面积追查，中国职业联赛不是没有停摆的可能——比之眼前的千疮百孔，又何妨推倒重来？正如马来西亚联赛，当年的反赌风暴伤筋动骨却也让该国的联赛组织、竞赛纪律更加完善健康，比之中国足球的未来，以一次惨烈的剧痛为代价是值得的，中国足球必须“浴火”之后才有望重新赢得球迷的原谅和尊重。
贪官“立功”灰色带
《瞭望新闻周刊》 2010038期作者/本文总字数：4224字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
“立功”法律规范的指引和评价功能，如果被落马贪官不正当利用，就有违“立功从宽”制度之本意
9月12日，公安部证实，中国足协原副主席谢亚龙、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原主任李冬生、国家足球队原领队蔚少辉被警方立案侦查。有媒体报道称，上述三人涉案的一个重要线索，来自此前已被立案的南勇、杨一民等人的主动交代。
法律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指出，如经查实，南勇、杨一民等人的举报，可属于重大立功表现，有助于减轻自身的刑罚。
设置立功制度，本意在于激励犯罪分子改过自新，提高司法机关办案效率；同时，也为瓦解犯罪势力，以减少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在以往司法实践中，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
但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有些“落马”贪官为减轻惩罚，也想方设法利用各类手段“立功”，以致出现了帮助立功、串通立功、虚假立功、买卖立功等异化立功情形，严重误导了审判结果。
“对于贪官的立功认定，应当严格加以甄别。”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洪道德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