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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是力量》，方柏林（南桥）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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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上篇 让教育校正教育

知识不是力量
知道而无见识，徒增谈资，于世无益，又有什么意思呢？

名校公开课
学生离知识的仓库多远？一根网线而已。可惜教育商人蒙住了学生的眼睛，不叫他们看见身后的大江大河，而是高价一杯一杯卖水给他们喝。

学而无术
我倒希望大家眼睛一黑，啥规则也别去看，你就按照你看到的现象和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思路去写。

文学给我们的生活雪中送炭
当一个道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当一个道理正说反说都颇有道理的时候，当你在逻辑里转着圈子出不来的时候，看看小说吧。

教学改革从作业抓起
我们的作业通常是“基于知识”,而不是“基于问题”,或者“基于现实项目”。

南瓜与教改
《平衡记分卡》的作者开普兰和诺顿曾有一句名言：“你衡量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

学生也可能是教改的阻力
你什么时候见过小孩自觉自愿断奶的？当学生面对与知识学习截然不同的真实任务，根本不知明确的步骤时，本能的反应就是紧张和排斥。

因材施教
种子撒在不同的土地上，会有完全不同的效果。老师光把知识的种子撒下去还不行，还得根据不同的条件，该除草的除草，该施肥的施肥，否则怎么叫他们“园丁”呢？

己所不服，勿说与人
即便你有世界上最美的声音，但没有热情，对方也会听睡着。他说，你就把话筒上的这些小孔想象成一张张面孔。

可以跟屠夫学什么
如果你的孩子仰望星空疲惫了，那就看看四周吧。当你去问屠夫他这一行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一刀下去，切开的或许是一个社会的横断面呢。

精耕细作与粗放经营
问印第安射手的造箭心得，他说，其实把箭杆削直了，其他什么的马虎一点都没有关系。如果箭杆不直，其他方面再完美无缺，也很难一矢中的。

如何毁灭天才
爱因斯坦之所以成为爱因斯坦，不是因为他的智商超过所有人，而是因为在一些父母送孩子读流行的法律或者会计的时候，爱因斯坦的父母没有，结果他的智商被充分利用了。

育儿专家的孙子
当然，斯波克的孙子自杀和斯波克本人的学说未必有什么关系，但我相信书中确有矫枉过正之处。

一只毛虫和两代人
各种因素一起上，才造成了我们最后的“性乃迁”。

幼儿园在风中飘扬
环境这东西就是铜墙铁壁，也总归有那么几个不甘心的人站出来，捅上几个洞来。另外，也可以争取不被环境之风刮倒，而是御风而行。

玩就是玩
我和儿子一起做了辆汽车，捏的时候命名为“劳斯莱斯”，出窑一看，瘪了，于是改名为“酒后驾驶”。

奖赏是个糖衣炮弹
奖赏有时候却起反作用，它让孩子把目标集中在授奖者可能重视的目标、价值、标准、期待上，思维的自由性会因此大打折扣。

童年没有起跑线
家长动辄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或许我们的比喻错了呢？或许童年根本就没有起跑线呢？而孩子们往往在东奔西跑中，错过了童年。

中篇 卧底美国教育

动物学校
老校长想了个办法，想搞搞远程教育。他请来一只名叫夏洛特的蜘蛛，说：“唉，你不是会网络教学吗？”

美国小孩的阅读
分级不是简单地按年级划分。比如，我女儿现在是四年级，但是经测试水平为85，即阅读水平相当于八年级入学后第五个月的水平。于是，老师就有别的建议。

美国小孩的读写入门
在一开始的时候，拼错了也能看懂。Dont u thnk so?

美国小孩做数学
我正要肃然起敬刮目相看，那孩子突然狂笑一声，然后叫道：“A gazillion!”(天文数字！）
美国小孩的选择
像我这样擅长选ABCD的人，在如何选择的方法上，反应就很慢。比如，“今天晚上去哪里吃饭？”“随便。”

美国小孩在学校被欺负怎么办
如果小孩子经常从你这里得到“他错了”的反馈，以后在学校里的任何情况就不敢对你说了，这最可怕。

美国小孩的独立教育
有个老太太回信了，提了三页纸的问题，问她学什么、怎么学，等等。同事的女儿一丝不苟地一一回复。不久，这老太太寄来了1200美元。

美国公立学校的特长教育
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横向能力”培养，表面上看，或许不能让孩子像去上英语兴趣班那样多记几个单词，但很能帮助他们将这些能力嫁接到纵向学科上。

美国小孩的品格教育
最好的品格教育应该欢迎学生的反馈，也应该给教育者自己提供持续培训，不然就会是一纸空谈。

美国学生的社会实践
在学校做的是project，在社会上做的也是project，一旦养成思维习惯，就不需要花太多力气从头学起。

美国大学的进和出
大部分毕业生会在头两个工作的尝试之后，终于定下心来，知道自己一辈子要做什么。教育在学生人生当中产生长久影响的，也正是这第三份工作。

美国的师生互评
有学生说他很狗屁（He sucks），他的回答是：“你学了一学期哲学，从柏拉图学到尼采，结果就吐出这点象牙来？”

美国教授面面观
记得一位研究莎士比亚的英语系非终身教授说：“霍拉旭，天地之间，还有很多账单，是你的哲学所不曾想到的呢。”

美国的中文学校
在美国的一些中国家庭并无信仰，他们不去教会，而家庭宴会又缺乏教育含量，反而是中文学校提供了一个社区有效交往的契机。

在美国发论文
比如，强调职位申请人自行定制的学术“成果组合”，弹性就比较大，参加学术活动、学术会议、相关社会服务这些都可以算入，而不以论文多寡定成败。

美国高等教育的三大趋势
让不同模式的教育共同竞争其实是很有必要的。一个符合教育规律的体制，才有最大的国际竞争力。

奥巴马式教改
政府提供4000美元的学费减免，但是学生必须用100小时的社区服务，换取这4000美元的减免。这个“以服务换学费”的做法，在各地施行时，出现了很多有趣的变种。

下篇 把学习放入学生的口袋

教育脱困是个技术活
印第安纳卫斯理大学，不到二十年，学生人数从两千上升到一万五，就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未曾被服务”的群体，即经济转型期大批等待再就业却没有大学学历的人群。

野鸡大学的鸡窝里飞出金凤凰
根据世界银行2000年的统计，世界上最大的大学是远程大学，即土耳其的Anadola大学。到了网络时代，一切都被冠上“e”的名字，于是就有了“e-learning”。

不是软件的问题，而是做家长的问题
不能指望纯粹用技术手段去解决社会问题……成天说这个不可以看，那个不可以看，不如告诉孩子该去看什么，可以去看什么。

将学习放入学生的口袋
“ME”一代学生向我们过来了，这不是说他们自私，而是说他们熟悉移动的工具“M”（mobile),也熟悉各种各样电子交流的手段“E”（electronic)。

手机可以被禁止吗
在学校，教育技术的应用，并不取决于一个产品看上去是否适合教学，而是取决于一个产品真正的普及程度。

万变不离其宗：反思教育技术学科
评价科学工作者，是从学术角度，不管他们的研究是否投入使用，是否和社会有关，能否见容于社会。而技术工作者水平的高下，则取决于其解决方案的效率、效果、成本，以及诸如“美感”、“能接受”、“可持续”、“符合社会正义”之类的衡量标准。

无所不在的技术与学习
“教育技术的应用需精心选择，谨慎行动。远程学习未必适合所有课程、所有教学内容。所以我们不会要求所有老师都去参与。”

未经反省的教育（自序）
南桥

有时候，孩子提出的问题我回答不上来，他们就开玩笑说：“这都不知道，应该把你的学位取消，从托儿所重新开始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还真是在重新来过。这些年来，我跟着小孩一起，从托儿所、幼儿园到小学，一年又一年重新“学”过，不是换个语言去学同样的知识，而是看美国的教育机构如何开展日常的教学。我的工作是在美国高校中从事教育设计，其间接触形形色色的老师、学生和课程。无论是作为美国基础教育里的家长还是高等教育中的员工，我都是一个学习者——唯一的优势是不用做作业、不用考试，于是便用这个赚来的时间，写了很多文章，有了现在这个集子。
集子中的大部分文章，关注中美教育之间的异同，同时也考虑这些异同和为人处世的关联。毕竟人的成长，几乎每一步都和学习有关。不管是行为主义、认知主义还是建构主义，都强调学习本质上是对人进行深层次，甚至可以说是永久性的改变。这种改变的力量是强大的。一个人悟出的道理、产生的新的思维方式，是任何外在力量都无法替代的。
这样的改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三字经》里说，“人之初”，“性相近”。我的孩子恰巧在美国接受教育，故而其言谈举止各方面都越来越“美国化”。如果他们在国内受教育，又会是另外的景象。除了人自己的选择和努力之外，教育的环境也时刻在塑造人、改变人。这里所说的环境不是死板一块，只能抱怨的“大环境”，而是一种由很多可变因素组成的环境。如果我们去接触、去探究这些可变因素，对其干预，进行优化组合，就可以对学习的过程和结果施加影响，从而改良那个素常被我们谴责的教育“大环境”。我们常以“花朵”来比喻儿童，以“园丁”来比喻教育者。花朵的成长，离不开阳光、土壤和空气。出色的园丁知道如何对这些要素进行配置，而没经验的园丁则将眼界局限于某一个方面，比如一味施肥，最终烧坏了土壤，也无成效。
　　诚然，教育环境里诸多因素相互作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梳理起来并不简单，所以我通常希望遇到一件事说一件事，而不是试图“煮沸大海”。但复杂归复杂，却不能不去琢磨，而且这个琢磨的过程将是长期的。我这里口口声声说学习，就是希望自己也能活到老学到老，将来仍能继续和读者分享、交流我的观察与思考。
　　另一方面，我也发觉，“卧底”美国教育，试图借鉴的人似乎并不少。但不管是在宏观或微观的层面，一些教育者（包括家长）对美国教育的借鉴仅停留在方案和技巧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引进，结果自然淮桔化枳，不伦不类。学其方案而不解其因，就好比买个水龙头带到沙漠，别的什么也不做，却指望一拧就能出水。在和外部世界交往的时候，我们常听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这种思维有时候让我们忙于追逐方法上的奇技淫巧，忽略背后的思路和道理，故而往往停留在交往的表层，无法深入。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当然，我们也不应自卑，希望全盘照搬另外一个外来体系。教育事关人的思想和内心的很多东西，和人性一样复杂。没有一个体系，可以打包得齐齐整整，去完全替换另外一个体系。而比较与对照、反省与改进非但必要，甚至应该常规化、制度化。
　　比较是为了借助外来冲击，打破思维惯性，以便创造性地思考对策，解决我们在教育中面临的问题。经过跨文化的比较，我们发现了他人的优势，见贤思齐方属健康心态，扬长避短才是上上之策。在美国，“虎妈”式的另类教育方法之所以能引发社会争议，是因为社会各界也不介意用这类“异质”的思维来冲击自己。辩就辩个热火朝天，还能翻天不成？有位鲍勃·康普顿先生特意跑到亚洲，蹲点拍摄中国人和印度人在高中阶段如何学习，回去挑战美国人的思考：如此下去，美国的竞争力在哪里？姑且不论他的结论是否可靠，但他给我们的启发是要有一定的危机意识，不可在怠惰中维持现状。
　　此书名为“知识不是力量”，目的不是要宣扬知识无用论，而是希望借此名重新思考学习的本质。网络时代，知识容易得到，见识却未必容易产生。学历教育将越来越普及，但一个人能否成为一个终身的学习者呢？希望拙作能借助他人的例子，抛砖引玉，激发大家思考我们自己的教育。苏格拉底曾言：“未有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未经反省的教育，恐怕也站不住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顾晓清老师策划了这本文集，收集了我过去几年来所写的教育杂文。顾老师在书的篇目安排、内容分类、营销策划等多方面费了很多心血，在此深表感谢。这些文章有的发布于我的博客，有的发表于传统媒体，也借此机会感谢各位编辑和读者多年来给与的反馈和支持。最后感谢推荐此书的各位师长和朋友：雪城大学雷静博士、专栏作家安替、东西网张文武，财新传媒徐晓、谭娟等。一些美国朋友，如特殊禀赋教育专家埃达维娜·彭达维斯、作家理查德·查瑞特、作家科伦·麦凯恩虽未看过这些中文的文章，但是根据平时的工作和交往，以及我所写的一些英文文章，也愿意给我的文集背书，分别给出了十分热情的推荐，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正文：

知识不是力量

当我们谈论知识的时候，我们谈些什么呢？
知识的英文为knowledge。它的第一个音节是“know”，“知道”。但是knowledge这个词的末尾是“edge”，是“边缘、领先”。我们可以“知道”回字的四种写法，可是它并不能让我们处在“领先地位”（leading edge）。中文也是一样，“知识”中，只有“知”与“识”结合时，它才能产生“edge”， 成为力量。狭义的knowledge本身是没有力量的。
当我们说知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说的是“知道”，比如，鸦片战争哪一年爆发；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是“常识”，比如，一年有四季；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是“见识”，比如，认识到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的金融危机（当然这是见仁见智的）。一个知道很多事实而不知如何处理的人，现在我们已经不叫他“知识分子”，而称之为“知道分子”。知道而无见识，徒增谈资，于世无益，又有什么意思呢？
钱钟书的《管锥编》，是好书，但余英时说它是“一地散钱”。李浔阳就问了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钱钟书到底提出什么创见了没有？没有印象。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现实，做这样的学问更安全一些。你可以旁征博引，天花乱坠，可是那又怎样？如今，天下文章一大搜，掉书袋没价值。久了，人们会发觉，很多文章写出来，隔三四里都能闻出Google和维基的气息来。过去学人引用文献冷僻，人以为奇，可是如今我发现，古腾堡项目把所有古代稀奇古怪的文献都在往网上搬，以至于过去的海量文献离我们只有一个鼠标那么远。在这样的背景下，整理诸如《四部文明》这样齐、大、全、备的纸质文献库价值就值得推敲，因为稀缺的不再是信息资源，而是运用信息的能力。
1956年，教育心理学家本杰明·布鲁姆（Benjamin Bloom）发现，美国学校的测试题95%以上是在考学生的记忆。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学问分类法，即影响了两代美国人的“布鲁姆学问分类法”（Blooms Taxonomy of Learning）。该分类法说学问分为知识、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估几个类别。这个分类法在美国教育界，尤其是在中小学，可谓众所周知。很多学校的课程设置，就是以布老的分类法为依据，用两代人的时间，使美国教育成功走出以“记忆”为主导的测试困境。即便在小学阶段，如我们家女儿这个年龄段，这些分类技能的培养也是齐头并进的。比如“应用”类别，一年级的孩子就有“访谈”作业，让他们问家里人喜欢香草冰淇淋还是巧克力冰淇淋，然后制成图表。我看这就是讲究多项认知技能的组合。
现在我们常讲“分布式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也就是大脑一部分（如记忆部分）被解放出来，被电脑、手机等外部智能辅助设施取代。那么大脑干什么呢？得侧重于分析、应用、综合、评估这些“高层次思维”。当然，思维的类别不能简单用“低层次”、“高层次”来区分，因为有些“低层次”技能也具有高价值，例如，“知道”吃毒药的危害或许会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同样，一些“高层次”的思维能力可能是低价值的，比如对明星八卦的分析。但总的说来，“低层次”知识和技能容易复制和传播，而“高层次”思维和技能，尤其是批判性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普遍意义上的学习能力相比，培养起来比较困难一些，且宜早不宜迟。
人们常说新经济是“知识经济”，其实再往下走，应该叫“学习经济”。我最近看到一个有趣的说法，说过去的大学学历是“四年制”，现在是“四十年制”。过去，学习是为了积累各种知识“以防万一”（justincase），现在是按需定制的“及时学习”（justintime）。过去，一个人掌握一门技能、一门知识，可以管一辈子。现在的好多职业注定要终身学习。比如IT，简直就学得没完没了，一有松懈就要落伍。IT的老师常常拿英文系老师开玩笑，说还是他们好，学会一样管用一生，反正莎士比亚死了就死了，不会冒出一个莎士比亚30，莎士比亚XP出来。但即便是在英文系，据我所知，学习方法和重心也在更迭不息。或者，老师的知识更新换代确实会慢一些，但是学生如果也是抱着一定的知识一辈子，那就只有自己慢慢落伍去了。
本文开头，我们说知识的第一步是“知道”（ know），最终的目标是产生“领先”（edge）。那么“know”和“edge”中间这个“l”是什么呢？它就是“热爱”（love），它就是“学习”（learn），它就是“生活”（live）。

文学给我们的生活雪中送炭

古希腊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一生沉迷戏剧，晚年对家业撒手不管。几个儿子把他告上法庭，说他年迈昏聩，无力管理，要求移交财产管理权。索福克勒斯对于有人说他昏聩很不感冒，当场给陪审团背诵了他刚写的《俄狄浦斯王》，问陪审团成员一个昏聩的人能写出这种诗剧吗？陪审团成员被震撼了，二话不说让他走了。
那是在古希腊。那时候，人们的精神生活比现在重要多了。换作今天，当一个人的生计和这种对于艺术的爱好有所冲突时，他会怎样做？我们都活在容量有限的皮囊里，精力和时间都不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今日的人们，也未必会将能写出一部好作品等同于一个人的聪明。
前些天，学校的一位戏剧系教授在讲述现代英国戏剧时，邀我过去做了一次关于品特（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当代英国剧作家，他的剧中人物常常身份不明或言行举止缺乏明显动机）和荒诞剧的对话。那是一次很有意思的经历，我们坐在教室中间两张椅子上，如置身品特剧作之中：一个房间，两个人坐着说话，一群人围观。
后来突然有学生问我：“你是学文学的，怎么改行了？”面对一群美国人，我只能说这个转弯需要用一本回忆录来回答，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我只要说十个字大家就明白了——定向，户口，档案，人事，下海。命运几番转折，让我走上了以前未曾想到的路。而今，平时做着一份“正式工作”，和电脑打交道，到了周末和晚上，有时会搞点翻译。为了维持这双面人的生活，保持这来之不易的平衡，我甚至放弃过升职的机会，让上司继续去忙预算、采购这些杂事，自己则留些精力继续做喜欢做的一些事。当然，我羡慕那些专业从事文学或翻译教学的人，不会有人说他们不务正业，他们还可以从事学术交流，甚至在学生课堂的讨论里教学相长。但话说回来，目前的做法也非一无是处：如果天天教英美文学，就会像陪人看 《天鹅湖》的俄罗斯外事官员一样审美疲劳，或是为了评职称写论文写得发疯。
做这一行也好，不做这一行也好，有一点是一样的——文学已经成了点缀。大家都很忙，时间都被各种各样的通讯工具切得粉碎。看书似乎成了生活的一种点缀、茶余饭后的消遣。它们有什么用呢？非要这么问的话，我想说的是，好作品能让人聪明起来。它们好比雨夜的一道闪电，一刹那间将一个屋子照亮，让你知道你身处何方，无论前进还是后退，都有了一个更好的参照。文学用悲剧把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你看，让你知道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你若是不知道，就是人生所有的财富都堆在你面前，你也会视而不见。文学用喜剧把那些比你更渺小的人物摆在你面前，让你知道你活在世上底线是什么。文学有办法打开我们的天眼，让我们看到一个以作家想象力为上限的新天新地。文学让你洞悉人生的复杂性，让你知道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当一个道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当一个道理正说反说都颇有道理的时候，当你在逻辑里转着圈子出不来的时候，看看小说吧。它会让你逼视真实，面对人生活在一团乱麻中的事实。人生中的关系不是那么容易理清的，所以我们有《长夜漫漫路迢迢》。假如生活的抉择都那么一清二楚，谁还需要《王子复仇记》？
文学，说的是我们用道理讲不出来的道理。
非但如此，文学的讲述方式还是高效的，能打破行业的、民族的、地域的各种差异。我的一个上海朋友尹太五对文艺的作用有一番描述。他让属下花时间去欣赏文艺作品。小朋友们不信，说这个时间还不如看一些实用的书。尹先生举了个例子说，艺术的缘起正是出于表达的效率。比如，史前的几个人去打猎，那个场面，大家这么说说不清楚，那么说也说不清楚，后来就有人用棍子在地上画了起来，一画出来，看的人就明白了。因此，起初艺术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高效地表达。
文学有时候是用最为简约的方式，让你一下子明白很多道理，而且这些道理是整合的、有机的。故事还往往具有一种特别的真实，这样的真实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超过史书。几百年之后，还有人在咀嚼《红楼梦》，因为它蕴涵了太多东西，多年以后，你还可以接连不断地打开。请问几百年后，还有谁去咀嚼《战略管理》？早当废纸扔了。对了，还有谁记得几年前红极一时的《谁动了我的奶酪》吗？
文学增加了我们生活的维度，给我们平常的经历增添了意义。小时候，有次我带着一本《小说月报》上山，读罢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十分震撼。那时候我和小说中的破老汉一样，在山上放牛。史铁生能把他插队看人放牛的经历，化作一个活生生的虚构世界，恰巧和我读书时的现实世界产生了共振。对那时从没出过门的我来说，这意味着山外还有另外一个天地。文学给单调的生活，如放牛，增添了无穷色彩，让人不再感到苦闷和孤单。其他文艺作品，也一样，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细腻，甚至让我们更为和善。前些日子，有机会去听一堂圣诞大型室内乐。去之前的路上，想到最近陷入一连串黏糊又甩不掉的琐事，我的心情是愤懑且烦躁的。可是，当合唱团用拉丁文唱出雄浑的赞美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被另一种力量拉了上去。艺术能激发出人内心良善的东西，《警察和赞美诗》的记载并非空谈。列宁听贝多芬的《热情》时曾经感慨，如果他一直听这首曲子，他甚至无法将他的革命完成。
文学是一种装备，它给我们提供了解人生的望远镜、放大镜，甚至显微镜。它让人看到你周围的人所看不到的东西，那些人生的质地、生活的色泽。处在同样一种境遇之下，为什么两个人看见的东西就是那么完全不一样呢？因为两个人的脑子里摆着不同的思维框架，有的人知道如何让看到的一切归巢就范，有的人对看到的一切视而不见。比如，看过品特之后，我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去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了。他让你看到寻常话语中的陷阱，看到话语之外的台词。他把生活剥离到了一个极其简约的层面，一个可大可小的场景。小到厨房里“点炉子”还是“点水壶”这种无声的语言较量，大到两岸之间对于“一个中国”的阐释、中美撞机事件后对于“sorry”一词词义的各自认识，语言的较量无孔不入，品特无处不在。由于他构建的对话和场景很简单，所以能像万花筒一样组合出各样形态来。你观察这些交流，又能跳出来，不为所羁。当我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戏剧老师补充说，据说财富500强的CEO多半有文科背景，因为他们更易“脱框思维”。
在我们这个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大部分人都已经摆脱了温饱问题。而那些被物欲蒙蔽了眼睛的人，仍照旧在过着灰暗的、时时无聊的生活。在那漫长的绝望里头，文学给我们的生活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名校公开课

似乎是突然之间，国内各大门户网站纷纷开设国外名校公开课视频栏目。不少年轻人呼啸而去，将其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如若有人不了解，那简直不仅是落伍，更有点不像话了。要我说，这其实并不新鲜，高等教育早就经历过一次“开放课件运动”。
2001年，麻省理工学院将所有课程的相关资料上网，称为“开放式课程网页”（MIT Open Course Ware），向全世界各地的机构、学生和自学者免费开放，供其使用。在遥远的互联网的过去，大家对这个模式的持久性将信将疑。然而，这股风一旦吹起就没有停下，甚至愈刮愈烈。后来，Youtube（国外著名的视频分享网站）专门推出了教学频道，放置各个学校的教学视频。Apple公司也通过iTunes U(U代表“University”)学习频道，鼓励各高校分享自己的课件。还有诸如“美国地域”、“美国高校”这样的网站，将各高校免费开放的课程（包括声频、视频）一网打尽。
按过去的认识，似乎只有那些社区大学、野鸡大学，才热衷于这些远程的玩意儿，但是现在上网看看，参与开放计划的都是什么麻省理工、斯坦福、耶鲁、纽约大学、加大伯克利分校、诺丁汉、塔夫脱……一句话，都是名校。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正想求知，坐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可以听遍名校课程，加之有很多直接就是全程录像，和课堂上效果差不多，更可以来回听上多遍。所以说，这个时代什么都缺（判断、思辨、创造……)，就是不缺信息资源。在这个信息丰盛到了过剩的时代，居然还有人东摘一句西摘一句倒卖知识（例如一些英语培训），我为学生感到可悲。学生离知识的仓库多远？一根网线而已。可惜教育商人蒙住了学生的眼睛，不叫他们看见身后的大江大河，而是高价一杯一杯卖水给他们喝。
大学为何变成活雷锋，纷纷要将过去看家的本领与公众共享？没有任何人逼他们，也没有法律这么去要求，这完全是自愿。这些大学已经意识到，这个年代的学生，信息来源广泛，渠道多元，你敝帚自珍，自以为你的教育多好，但是学生出去一比，就知道好歹了，所以关起门来搞教育已经不行了。中世纪人们认为知识是神圣的，是少数人的特权。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请系好安全带，欢迎来到21世纪。
一个好的老师，一个好的学校，将课程共享出去，会提高教师、学校的知名度，对学校、对个人只是好事不是坏事。一个学校老师再好，他能影响到的也只是本校的一些学生，他将课程放到网络上，或许可以影响到校外无数学子。而一个人可以影响到多少人，也是衡量人生得失的一个重要标准。基于以上以及其他诸多原因，我相信教育的开放运动只会越来越深入，而不会走回头路。不用多久，国内一流大学的老师，大概也会把自己的课程拿出来，和全国的学生分享。敢于分享，这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自信。
开放之风愈刮愈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也在变。最近《纽约时报》上登出了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教授马可·泰勒（Mark Taylor）的一则评论《终结我们所熟悉的大学》。他指出，美国的大学是工业化生产的模式，一批学生进来，老师灌输一些自认为必需的知识，然后学生学完，成了教育的成品，送出去投放市场。不幸的是，这个批量生产的模式引起了条块分割和过度专业化的毛病，不能解决日趋复杂，需要多种文化、多个专业相互协作才能解决的具体社会问题。按说，这样的观点并不新鲜，关键在于泰勒教授指出的问题在中国也一样突出，甚至更为严重。中国的教育改革，近年来基本上是跟着美国在走。和“我们好不容易吃肉了，城里却喊着吃粗粮了”的现象一样，我们开始呼吁学科专业化的时候，美国人发现专业化的弊病了。泰勒教授抨击高校学问越做越窄，博士越读越专的现象，呼吁以后要逐渐打破学科的壁垒，按照社会问题重组高校的课程。比如，水利，真正要解决问题，或是实施开发，水利项目得将“人文、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人都叫过来，得有医学、法学、商业、工程、社工、神学、建筑等学科的专家的参与”。
说到底，课程是为解决学科知识的具体建构而存在。课堂是课程实施的地方，一旦开放了课堂，开放了课程，学生在知识预备上的差距或许会缩小一些。但是仅有这些还不够。如同我在早先《知识不是力量》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这只是最起码的一种准备。学生面临的问题不是简化了，而是更为复杂了。
斯蒂芬·茨威格在自己的自传里，非常缅怀“一战”前的那个“有序”的世界，对新世界的不确定性充满不解。如果他活在今日，一定会加倍感叹今日变化之迅速与无常。活在这个无常的世界里，知识也从北京烤鸭变成了活蹦乱跳的活鸭子。同学，为什么你还坐在那里，等着人来一口口喂，甚至咀嚼过了一口口喂呢？要打活动靶了。

南瓜与教改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大地的诱惑》(The Pull of the Earth：Participatory Ethnography in the School Garden)。书中讲述的算是一种极端的教改。为了帮助一个问题小学改变其教学，教育研究人员劳丽·托尔(Lorie Thorp)带着她的研究助理，别出心裁，和该校师生员工开展起种植活动，把学校变成了一个花园。
她让学生从事园艺，种花种菜。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发现，很多学科，尤其是在小学阶段，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学生在种植的过程中，将各个学科的知识融在一起，将心灵、头脑、手全都运用起来。而园艺活动也把不同学科的老师带到了一起，比如，他们种出大南瓜后，英文老师让学生给南瓜编个故事；数学老师让孩子猜南瓜的重量，数南瓜子；社会课老师让孩子分装南瓜子，去农贸市场卖；科学课老师让孩子学习植物生命周期、光合作用、天气，等等。其实，实践中学和课堂学习的不同之处也正在这个地方。作为学徒，不管是木匠还是玄乎的什么知识领域的“认知学徒制”（Cognitive Apprenticeship），其实都是要打通多个学科。而课堂有时会脱离自然状态下的情境，搞得不好就会变得十分枯燥。现在，国内学科越来越专业化，各个教研组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大家只是在一起交流本学科的考题，并以此为指挥棒，指导自己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结果教出来的是一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学生。我们经常把老师比作“辛勤的园丁”，把学生比作“祖国的花朵”。可惜现在园丁没了，出现了专门管理阳光的人、专门管理浇水的人、专门管理施肥的人…… 在祖国的花园门口，人们只按花朵的个头大小对产品进行验收。《平衡记分卡》（The Balanced Scorecard:Translating Strayegy into Action）的作者开普兰和诺顿曾有一句名言：“你衡量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
而《大地的诱惑》中，类似于种植南瓜这样一个小小的教学设计，就把所有学科融合了起来。斯蒂芬·托尔敏（Stephen Toulmin）（注：语言分析伦理学代表人物，也是一位教育家）曾经说过，学科的界限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就如同殖民宗主国给非洲划出的国界一样，人为的国界有时候割裂了自然的民族分布，造成了今日很多的问题。比如，卢旺达糊里糊涂地将胡图族和图西族绑在一起，埋下恶果。在学科设置上，我们知道文史哲是一家，数理化是一家。但从另一个层面说，文史哲和数理化也会互有涉及。比如，我女儿在中国出生，一段时间后才去美国念书，现在明明学的是数学，可真正要学的却是语言。
当我们强调跨学科学习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在理论上已经能够理解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的重要性，然而在实践上，却缺乏相应的活动安排。比如种植南瓜（小学），比如荒岛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等学科），比如商业交易会上的翻译（外语）。我想，为了打开思路，不同学科老师应该多多交往，只有这样才会减少近亲繁殖造成的思维僵化。
顺便说一句，我学的是英语、教育，若老谈教育或英语，这文章该何等枯燥，看来十分需要和其他学科的朋友多多交往。在座的有没有研究恐龙蛋的、造火箭的，或者研究地震的？

学生也可能是教改的阻力

学校一位老师要上一大课，这课程原来在是小班上，突然一下子变成了一百多人，他不知道该有何种变化，于是请我和一位从事游戏设计的老师去给他做参谋。
我们从事游戏设计的老师建议他去拍摄一些视频，预先放在Blackboard（一种课程管理软件）上，以增加课程的趣味。我当然知道做这些视频不错，不过老师毕竟不是演员，你让他们去实地拍摄一些视频，有时候他们压力很大，也没有这么多时间。要拍摄好教学视频，你得先考虑好脚本，部署好拍摄的一些七七八八的杂务。当然，碰到各方面配合默契的情形也是有的。我曾经一个人去给一个教营养课的老师拍视频，他在自己家里烧烤，然后讲述日常饮食中的营养成分。我们还一起跑到附近的商场，在食品部拍摄食品营养的视频。那位老师上镜非常自然，简直一天生主持人似的，所以他拍得不费什么劲。但很多老师做这种事情时感到拘束，有的不过是把视频变成了他自己的大头照（talking head)，一播几十分钟，其实还不如录音。
我则建议增加一些“小组作业”（Group Project)。当然，原因之一，是希望把老师的这种录制负担，转嫁给学生。学生做起这些项目来，有时候十分有创意，而且这也是训练他们各方面能力的好办法。这么做是两全其美，虽然实施起来更有挑战性。
但是在讨论当中，我们发现，学生从事“小组作业”问题颇多，造成的管理问题也很多。比如，他们问：你将学生分组，有的学生干活多一些，有些干活少一些，你如何公平地评分呢？第二，如果是小组作业，你并不给出具体的做作业方法，学生能否接受呢？
我的建议是：第一，一开始要端正学生的态度。丑话说在前头，告知他们小组作业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告知他们这也是人生的一项训练。第二，保持作业目标的适度模糊性，不要把作业内容说得太死，否则会遏制他们的创意。在实践当中，谁会把问题都描述得清清楚楚让你去解决？你一样要自己去界定问题，增加各种各样的参数，去选择衡量质量的标准。第三，在做作业方式上，可鼓励用PowerPoint、电子故事、视频等多种陈述方式。第四，既然作业的内容和实现方式都比较灵活，那么如何保证学生按质按量完成呢？我建议老师制定一个评分标准，另外规定做作业的大致程序，比如第一阶段，提交项目的创意给老师；第二阶段，将脚本或半成品提交给全班，听取反馈；第三阶段，完成并展示给全班。第五，将好的产品留存下来，作为下一届学生的参考，这种榜样的力量要好过死板的规定。
但凡这种作业，不但老师不愿意去做（因为更费脑筋和精力），学生也常常反对。我曾经在一次会议上遇到在哈佛教物理的马祖尔教授。“同伴学习”（Peer Learning)的方法就是他率先提出的。他说，他经常发现学生强烈反对这种做法，他们希望像过去那样——讲课，考试，然后完事。一些不同的方法，尤其是小组学习，造成的问题很多。这也导致很多大学教授懒得折腾，尤其是责任心比较差而又成了终身教授的那群人。我听得克萨斯一个高中老师说过：美国小学全讲究教学法，到了中学是一半教学法一半内容，到了大学就全是内容不顾教学法了。很多老师上课，就是搞讲座，然后对学生考考试了事。所以，我很敬佩我们学校的这位老师，教了几十年后还不耻下问，问我这个并无多少教学经验的人。
我以前在雪城，几乎每门课都有小组作业。我的老师尼克说他的评估课几十年教下来，年年都有小组作业，最终他什么情形都遇到过，学生搞到最后打架的、打官司的都有，当然，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他之所以坚持了几十年不放弃，是因为绝大部分学生最终还是意识到了这种作业的价值。从我自己的教育体验里回忆，很多小组项目类的真实任务，当时往往感到“没学到什么东西”，但是几年后发觉获益匪浅。我很幸运，读书是在教育学院，这里的老师以身作则，在教学方法上确有很多费心之处。我后来发觉很多学校老师的教学方法都很陈旧、僵化，真应了那位得州老师的说法，亦即以内容的灌输为主，未必能真正去传道、授业、解惑。
在国内，我也看到有老师抱怨这种新的教育方法遇到的问题。几年前，一位教育界同行K老师在其博客里描述了他开展“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的遭遇。他把作业变成了真实任务。他推荐一位营销课的老师也采用此法，结果如下：H老师开始了她的教学，她把每个班的学生按7—8个人分成小组，要求每个小组在学校里尝试开展新产品的上市工作，什么产品不限，什么形式也不限，同时结合教材穿插着讲授一些理论知识。意料不到的是，H老师遇到了学生的强烈抵触。其中，说没有钱进货的，不懂怎么做的，要求自己到校外去做的，甚至要求H老师自己也在学校练摊的，什么样的抗议都有。
K老师特地和教研室几个老师去听了一次课。刚好是课间操时间，H老师让学生在礼堂前摆完摊，回到教室里准备讲评，结果整堂课几乎是在争吵中度过的——不同的学生站起来以质问的口气与H老师对话：“为什么要出去摆摊？”“为什么老师给三个班上课的内容都一样，安排的实训都一样？”“老师能不能直接给我们讲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