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兰兑斯的文学地理学批评实践管窥——以《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为中心.pdf

2023.10|103文学勃兰兑斯的文学地理学批评实践管窥以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为中心吴卫华摘要：勃兰兑斯是西方较早关注文学空间之维的批评家，他的多卷本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尤其是第四分册英国的自然主义，基于文学与地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探讨了文学的生产及其特征与地理环境的关联，地理条件、地理因素对文学地方色彩呈现的影响，以及英国作家作品和地理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勃兰兑斯首创性的批评探索，为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都留下了深刻启示。关键词：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英国的自然主义；地理批评；恋地情结；爱国主义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3）10-0103-07始于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的空间转向，使空间研究被推至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空间转向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地理学转向，“用地理学的方法和工具来分析文学在空间中的存在，以及空间在文本中的呈现”（1），成为了文学批评的“时尚”。“文学地理学”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初的法国，文学地理学批评主要是发掘文学与空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分析地理差异对文学的影响，追寻文学存在的地理基因与根脉。格奥尔格勃兰兑斯是丹麦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他的六卷本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以下简称主流），被认为以“科学的批评方法代替了狭隘的传统的价值观”（2）。重新审视主流的批评思想与批评方法，很容易窥见当年的勃兰兑斯如何以自身独特的地理思维与文学思维，揆诸地理环境对作家及其创作的影响，揭示具体作家作品中地理因素的种种现实，从而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一、作为批评视角的“文学的地方色彩”文学的地方色彩，是文学反映出的一定地域环境和由此带来的人物性格、行为表现，以及独特的语言、传说、民谣、民俗等文化现象。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一书里特别区分了空间与地方两个概念空间作为一个场所是敞开的，具有抽象性，而地方则具有封闭性和具体内涵。空间与地方可以相互转化，空间转化为地方的前提是被人占用并且被熟识。微观意义上看，地方是人避难和被呵护的场所，是血缘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纽带，而宏观意义上的地方则是人心灵的栖息之地。因此，地方不是一个普通的自然地理区域，而是事件、故事、行为和一个地点相结合并且产生了特殊意义的场域。（3）地方作为人挖掘、构建自身生存意义之所，其特定的物质和精神的存在，为文学的生产提供了实体场域或虚拟背景，以及历史、政治和文化的前提，使有史以来一切文学作品无不必然地带上了地域及其文化的特征。文学地理学批评依托地域的基础来展开研究，有助于文学接通“地气”，凸显文学的地方色彩。米歇尔柯罗在文学地理学中指出，与村落、城市一样，民族、国家也是一种空间单位，“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语言逐步统一后，国家概念就成了一部标准经典文学史的研究框架”（4）。在 19 世纪上半叶，英国、德国与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文学有着突出的地方特色，文学潮流已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为梳理该时期西欧文学发展的主潮和总体面貌，探讨不同国家文学在历史进程中的独特表现，勃兰兑斯将 19 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思潮划分为法国的“流亡文学”、德国的浪漫派、法国 1830 年以前复辟时期的作家群、英国的“自104|江汉论坛然主义”文学、法国的浪漫派和“青年德意志”派等六个不同的文学流派（文学集团），分别以流亡文学 德国的浪漫派 法国的反动 英国的自然主义 法国的浪漫派及青年德意志六个分册（总称为主流），逐一展开对应研究。显而易见，这种思潮流派的划分及其研究是基于文学所赖以生成的地理空间维度，用结构主义的语言来表述，这里展示的是一种文学的共时性结构形态。勃兰兑斯选择不同的民族国家这样一个地理实体，以国别、地域文学为研究基点与视野，开展共时比较或曰横向比较研究，其作为一种位置或地方优先性的空间化思维方式，看到了文学有其自身的地理条件，文学的生产及其特征与地理存在的密切关联，不仅彰显了不同国家、地域塑造不同文学风貌的可能性，还可以揭橥空间的异质性所带来的地方文学特色。主流里的文学流派、文学集团是西欧文学发展史的断面或共时性空间切面，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作为空间单位的“文学区”。根据不同“文学区”的空间结构和地域差异，梳理与审视西欧文学的主要潮流，总结创作特点，可以使读者的阅读、想象得以在地理空间中展开。另外，摆脱丹麦、北欧文学与欧洲大陆的隔绝状态，以“他山之石”来促进自身文学的发展进步，是勃兰兑斯写作主流的现实目的。该书出版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直接推动了当时的北欧特别是丹麦文学“出圈”。重视“文学区”的切割与划分，以及文学的横向传播和不同区域的文学扩散，恰恰也是文学地理学批评的重要内容。总之，勃兰兑斯在批评框架建构上，已然呈现了一种鲜明的空间研究特色和文学地理学批评思维。勃兰兑斯不独是整体上基于民族国家这样一个地理实体来讨论文学的地方色彩，他在各分册里都涉及到不同的地域如何塑造独特的文学面貌这个话题。法国浪漫派分册里的“浪漫主义”专题中，开篇即指出：“最初，浪漫主义本质上只不过是文学中地方色彩的勇猛的辩护士。浪漫主义者他们以尊重地方色彩为口号。他们所谓的地方色彩就是他乡异国、远古时代、生疏风土的一切特征，而这一切在法国文学里都还没有获得适当的位置。”（5）虽然如此，斯达尔夫人及其创作却改变了这一现象。在流亡文学分册里，勃兰兑斯以斯达尔夫人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论德国 黛儿芬 柯丽娜等为例，围绕文学与地理的关系、文学的地方色彩表现等，用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讨论她的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斯达尔夫人是法国浪漫主义的著名作家、批评家，她认为文学受环境因素的制约，并据此把欧洲文学划分为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斯达尔夫人从孟德斯鸠社会地理学思想出发来解释文学现象，即地理环境决定民族性格，进而影响文学创作，地理环境的差异带来了文学生产和文学面貌的不同。她分析了欧洲南北文学创作上的不同特点和形成原因：从自然地理环境看，欧洲北部土地贫瘠、气候阴沉，漫长的冬天和寒冷的夜晚，人的热气容易返回到心灵中去，从而使北方人变得更加深沉、忧伤，并具有内向、爱沉思和善于反省的性格，指向心灵深处而非外在的想象，理性哲学思考更加发达，这种特点有助于形成浪漫主义文学风格。相对而言，欧洲南部地势平坦，气候温暖湿润，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使文学创作偏重于兴趣的表达而非深刻的思考，作品明丽单纯，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和古典主义的气质。从很早开始人们就对社会文化现象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提出了多种人地关系理论。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就有北方人、南方人的划分与性格差异的见解。（6）亚里斯多德关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气候赋予了希腊人优良秉性和统治其他民族能力的说法，更是为人们所熟知。自然，这一切都给予了斯达尔夫人的文学批评和创作实践以启示。依循斯达尔夫人的批评思想，勃兰兑斯对欧洲不同地域的文学特征予以了引申阐发。他认为就诗意的探寻而言，不同国家的人有着很大的差异，法国人注重观察，德国人依赖于强烈的感情，英国人看重的则是丰沛的想象力。尤其是他对地处欧洲南部的意大利人审美特征的分析，与斯达尔夫人文学地理批评思想如出一辙：“像这样一个地方没有产生莎士比亚，也不需要莎士比亚，是多么自然，因为在这里北方诗人要做的事，大自然本身就负责做了。在大自然不那么温和的地方，就需要心理分析这样一种比较深刻的诗，就像需要人工取暖一样。在南方，从荷马那个时代到阿里奥斯托这个时期，诗歌一直满足于像镜子一样清晰而朴实地反映清晰而朴实的大自然。它从不设法探索人心灵中的奥秘，也从不深入幽谷和深渊去寻觅宝石。”（7）勃兰兑斯还对斯达尔夫人的柯丽娜等小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殊异，该小说里的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身上都表现出了不同地域、民族的特点与局限性。而柯丽娜这一人物形象之所以有引人入胜的个性魅力，不仅是她把北方人的观察能力与南方人对色彩的感受力结合2023.10|105起来，还在于她以一己之力对抗了英国人与法国人固有的不同偏见。（8）勃兰兑斯的文学地理学批评实践及其文学地方色彩研究，更集中地体现在英国的自然主义分册，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等视角，阐述了英国作家作品与地理元素的关系，探讨地理环境如何影响英国文学的创作风貌和文学主潮。二、自然主义文学的兴盛与地理条件 “我的意图是想在本世纪最初几十年的英国诗歌里，追溯出这个国家的精神生活中那股强大、深刻和内涵丰富的潮流的进程。这股潮流荡涤开各种古典的形式和传统，创造出了一种支配着整个文学界的自然主义”（9），勃兰兑斯认为，自然主义文学创作在 19 世纪上半叶的英国蔚为大观，这种文学源于当时所有的英国作家身上具有的英国气质对文学创作的渗入。“对这些英国的气质追本溯源，它们全都可以归结到一个明显的本源上，即生气勃勃的自然主义”（10）。自然主义认为一切现象都可以用自然原因来解释，重视回归大自然，感受自然的景色、风土人情和泥土气息，探索自然界的内在生命力。勃兰兑斯断言，正是这种自然主义塑造了英国气质，英国文学受到了这种气质的深刻影响。19 世纪初，走向田园、乡村、高山、森林、河谷、海滨、岛屿等，在欧洲成为一种时尚的休闲方式，英国诗人们尤其崇尚自然，热衷于对大自然的描绘与讴歌，他们的自然主义倾向表现在对乡村和大海的热爱，对动物的喜爱与熟悉，重视自我情感的抒发和个性解放，以及讲求实际的道德观和人生观等方面。这其中最能构成英国人特质，并且在文学中得到集中反映的是爱大海。在勃兰兑斯看来，英国人是一种“水陆两栖动物”，这个时期的英国诗人不是乡下人就是水手，都是大海景色最优秀的描绘者和解释者，他们的诗歌既提升了自然在文学中的地位，也矫正了人们对现代文明的执念与盲目迷信。此外，作为英国作家特色的个人独立性和自负情感被转移到英国文学创作之中，使不少作品在具有鲜明的拥抱大自然倾向的同时，又表现出了愤世嫉俗和争取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总之，包括对自然的向往，对自然风物的膜拜，追求个人独立的感情和自由的精神，以及表现自我的特殊气质，构成了英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显著特征，推动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自然主义塑造了英国气质，英国气质塑造了英国文学。在英国，自然主义如何塑造了英国气质，一定程度上就是地理环境如何塑造了英国人的民族特征和民族个性。“英国人是最有毅力而同时又最有进取心的民族，这个民族最爱恋家乡而又最喜欢旅行。”（11）勃兰兑斯这句话无疑是对英国民族特征或曰英国气质的一种描述，它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说英国人对脚下这片土地有特殊的依恋之情，他们钟情于乡村、庄园、土地、动物和大海，大自然是他们灵魂的栖居之地；另一方面，拥有顽强毅力与积极进取心的民族，一定崇尚冒险与自由精神，富有反抗、挑战的激情，并具有独立自信的民族精神，乃至自负、傲慢的特性。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英国人热爱家乡、独立自信的民族个性？其实从英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与众不同的国家文明史里，不难找到答案。英国是欧洲大陆西北面的岛国，被北海、英吉利海峡、凯尔特海、爱尔兰海和大西洋所包围。四面环海、易守难攻的地理位置，使英国可以免受战争威胁，便利于海上霸权的建立。与此同时，封闭性的海岛地理环境也带给了英国人追求独立的天性和保守的“岛国心态”。英国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温和湿润，有利于农业、内河航运业发展。英国海岸线漫长，多优良而不封冻的港湾，对于海上运输业极为有利。自 13 世纪始，英国捷足先登，走上了一条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16世纪以降英国开始寻求海上霸权的建立，地理大发现后，国际贸易的中心逐渐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和英伦三岛，加速了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贸易中心的步伐。1588 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取代西班牙成为海上新兴的霸权国家，海外贸易和扩张活动得到了极大发展。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的君主制，建立了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通过圈地运动、殖民掠夺等途径，英国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在英荷战争中打败“海上马车夫”荷兰后，英国又与法国展开了“七年战争”。1815 年英盟军与法军在滑铁卢进行决定性会战，法军战败，英国自此确立了海上霸权和世界殖民霸权。大英帝国的扩张既是其海上霸权的必然，也得益于以技术革新为目标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8 世纪 60 年代到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推动了国内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以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英国议会还是欧洲最古老的议会，106|江汉论坛詹姆斯钦定本圣经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对西方及世界文化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大英帝国孕育了自由市场、工业革命、现代政党、宪政等，英伦三岛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发源地，这一切是自然禀赋与“有毅力”“有进取心”的英国人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地理环境影响所使然，然而反过来又给特定时代的英国人对自己的土地、自身疆域以强烈认同感、自豪感。称霸世界和独步天下、一骑绝尘的文明进步史，在增强英国人自信心与民族优越感的同时，也赋予了英国人自负和傲慢的情感，并且成为他们民族性格的组成部分。换言之，特定的地理环境，以及对自然主义的信奉，塑造了英国民族的个性和气质，这种个性与气质直接“影响了每个作家的个人信仰和文学倾向”（12）。因此，考察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重视自然主义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成为了勃兰兑斯分析英国文学的逻辑起点。三、文学作品及其地理现实、地理参照物一如当年艾萨克沃尔顿记述乡村河边风光和垂钓乐趣，吉尔伯特怀特描写汉普郡的村庄塞尔博恩以及周边地区的地理、风景及历史，湖畔派诗人都曾在英国西北部的昆布兰湖区居住，他们的诗歌多是当地宗法制的农村生活和大自然的反映。拜伦描绘的是希腊和东方的自然风光、异域风情，而雪莱把意大利的海岸与河川作为自己的赞美对象。司各特为苏格兰大唱颂歌，穆尔宣扬的是爱尔兰绿色岛国的美。此外，勃兰兑斯多次提及农民诗人彭斯，认为他的苏格兰方言诗集等作品从大自然和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以虔诚的感情赞美了苏格兰乡村生活。在英国的自然主义里，勃兰兑斯把批评的重点放在作品的空间维度上，重视文学空间与现实世界的对应关系，从真实的地形地貌去找寻作家创作灵感的来源地，以及其与文本空间的对应位置，无外乎是希望把地理区位的精细探讨看作是理解文学的一种方式，强调自然主义文学所根植的地域性。“华兹华斯的出发点是纯地形学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说，华兹华斯作品中的地形学因素甚至比司各特作品中的更多”（13）。华兹华斯是英国的写景诗人，浩瀚的海洋、清新的空气、蔚蓝色天空、广袤田地和森林等自然风景都是他歌咏的对象，呈现了一幅幅英国北部山川湖泊和乡村居民的图画。“他把自己和英国湖区联系在一起，湖区成了他大多数诗作的背景。他甚至断言，一个人诞生所在的家乡是他一生活动最适宜的地方”（14）。崇拜农民的语言，表现农民和他们的故事，是 19 世纪初叶的诗歌回归自然美学运动的组成部分。华兹华斯童年时期曾生活在坎伯兰山区，后来一直生活在英国湖区，他对英国下层阶级的生活、乡间生活极为熟悉，坚信人类各种基本感情的成熟与发展都可以在乡村找到适宜的土壤。也因此华兹华斯笔下的乡村生活及其情感表达真实而淳朴，不少作品里的主人公是没有尊贵地位的坎伯兰和威斯特摩兰的牧民和农民，诗人不仅描写他们的生活，还选择他们所属阶级的语言来作为自己的诗歌语言。相较于济慈在温室里展现自然风景，拜伦倾情于描写大自然恢弘壮丽的美，华兹华斯则把目光投向了户外广阔的田野，展陈的是静寂的自然风光和对大自然抽象的爱。勃兰兑斯还从比较视域探讨了华兹华斯的创作特色。在勃兰兑斯看来，苏格兰作家瓦尔特司各特有华兹华斯一样的地形学意识，巴赫金也曾专门分析司各特作品的空间地形表现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司各特始终将创作聚焦于苏格兰高地和低地地区，以及苏格兰民族独特的性格和历史表现，美国作家艾默生也因此将其叙事诗视为“一种韵文体的苏格兰名胜指南”（15）。每当司各特要讲述某一个地方的故事，总是会去实地考察该地的风土人情，观察与记录特定的地形地貌、丛林树木和云卷云舒。司各特对单纯的自然景物的兴趣远非对苏格兰古代歌谣的偏好所能比拟，历史上描述祖先或血族种种功业的传说，讲述苏格兰争战杀伐事迹的古代歌谣，他几乎都能熟读成诵。“他对于每一处断垣残壁、每一个古迹遗址、每一块奇特的墓碑石碣都兴趣盎然”（16）。其民歌选集苏格兰边区歌谣集、叙事诗末代歌手之歌，不仅以穿着奇装异服的居民为描写对象，呈现苏格兰 16 世纪的骑士、古城堡与宫廷生活，以及边界地区风土民情和地域风俗，还深深植根于苏格兰人的性格之中，以传达出他们对故土家园浓烈的感情。以弗洛顿战役为叙事背景的玛密恩等历史长诗，“这也引起了一般人对中世纪历史，对骑士、封建制度和苏格兰民族特点的广泛兴趣。英国的旅行家们开始怀着浪漫主义的心情，纷纷到一些古城堡的废墟、到基利克兰吉的古战场(在那里，他们的同胞曾经被穿着格子花呢、裸露着两条腿的怪物们杀得丟盔弃甲)这类地方去凭吊怀古”（17）。湖上美人有对美好的传统习俗的浓墨重彩的描写，对王室和骑士生活的2023.10|107细致描绘，对自然景物的细腻刻画，把瑰丽的大自然景色和中世纪苏格兰国王、骑士的浪漫事迹交织在一起。始料未及，司各特笔下的这个故事发生地竟引发读者纷至沓来，距离最近的邮政局因此而增加了两倍收入。事实上，玛密恩 湖上美人里类似的古战场、古城堡废墟和其他故事发生地，都是司各特贡献的文学景观。文学景观可以看作是地理环境与文学相互作用所带来的一组“所指”的总和，“在景观上集中了真实国度的参照物和一个画面的构建”（18）。勃兰兑斯讨论了司各特作品与地理的关系，记录了实体性文学景观激发读者的历史与地理想象，乃至踏足寻访的事实。这一切正呼应了迈克克朗的看法，即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19）司各特重视历史的空间化表达，人类的活动空间与文学之间如何产生互动，以及一个民族的往昔历史地理对今天的影响。“司各特才是文学创作中地方色彩化手法的真正发现者和第一个运用者，这种创作手法后来成了法国浪漫主义全部作品的基础，立即为雨果、梅里美和戈蒂叶所采用”（20）。地理批评研究的先驱、法国学者米歇尔布托认为，“很大程度上任何文学都是旅行的文学”。这句话用于描述雪莱、拜伦的创作十分恰切。勃兰兑斯特别关注雪莱、拜伦的游历和旅行地理，着意梳理他们所到之处及所见所闻与文学创作的关联。雪莱个性桀骜不驯、放荡不羁，其最初的诗歌主题都是抗议国王和教会，反对社会压迫和不公正，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就是雪莱献给自由的一系列诗歌的巅峰之作。但“他的一些最著名的抒情诗的灵感源泉都是来自生活以外的，甚至是整个人类世界以外的题材；这一类诗篇所写的是云，是风，是各种自然物的生命，是风和水的不可思议的自由和气势磅礴的力。这些是气象诗，宇宙诗”（21）。雪莱走向大自然是在经历了世事无常、爱情失败之后，在漂泊异域和人生最孤独难捱的时刻，大自然给了他生活的希望与生命的激情。勃兰兑斯对雪莱诗歌的空间呈现有独到分析，他发现雪莱不是描写大自然的外在形貌和色彩，或者纯粹的花草树木和诗情画意，而是宏阔的海洋、无边的苍穹，是自然界的云诡波谲、盛大气象和恢弘之美，是风和水不可思议的自由和气势磅礴的力，并以此来发掘自然里各种事物所蕴含的精神与灵魂。勃兰兑斯用诗化的语言对雪莱几部重要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进行了描述：“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写在罗马卡拉卡拉浴场的山地遗址。他曾漫步在庞大的剧场上和高耸的拱门下那散发着阵阵馨香的灌木丛之间，罗马蔚蓝色的天空和明媚天气的生机蓬勃、几乎能使人沉醉却又令人振奋的盎然春意，成了他灵感的源泉。生命的凯歌有一部分写在勒瑞奇他住宅的屋顶上；另一部分，是他在干旱炎热的酷暑中躺在一艘小艇里写成的。雪莱属于耐高温的种类，炽热的阳光对他最为相宜。他那宏伟的杰作西风颂，就是躺在佛罗伦萨附近阿诺河畔一座小树林里写成的。”（22）特定的自然地理与风物激发了雪莱的创作热情，也深刻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风貌。勃兰兑斯重视拜伦作品与地理现实的对应关系，尤其是激发他文学灵感、想象的地理参照物和故事来源。査尔德哈罗德游记第一章对辛特拉景色的描写，是拜伦短期逗留葡萄牙时留下的印象的回忆。拜伦曾在马拉松古战场上沉思，故而在几部长篇叙事诗里都再现了它的光荣历史。在马耳他，拜伦与一位曾受到拿破仑迫害的斯宾塞史密斯女士邂逅，于是査尔德哈罗德游记第二章第三十节，以及致弗洛伦斯 相片簿上的题诗雷雨时抒怀 途经安布拉奇湾有感而作里，都留下了纪念此地情谊的诗行。在阿尔巴尼亚的亚尼纳，拜伦曾被引荐给“土耳其的波拿巴”阿里帕夏，“对阿里的访问为唐璜第四章的一些主要场景提供了素材。兰勃洛和另外若干个拜伦式的人物都是以他为原型的”（23）。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第二章第七十一、七十二节里描绘的舞蹈场景，直接源于拜伦游历阿尔巴利亚的阿尔塔湾海岸所见到的古埃及战争舞，鼓手，鼓手！一诗也与之相关。米涅瓦的诅咒记述了拜伦在雅典听闻英国掠夺帕提侬神庙文物后的愤懑，短歌雅典的少女是他与英国领事女儿在雅典短促恋情的记忆。后者曾长时间引发读者登门造访诗中女主人公的热情，使得那位英国领事的女儿不胜其烦。拜伦一度流连于阿尔卑斯山峰峦之间，于是曼弗雷德里描绘了一幅无与伦比的阿尔卑斯山风景画，其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恰恰契合主人公曼弗雷德身上那股严峻的野性。柯林斯的围攻和唐璜第八章里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写，与拜伦在君士坦丁堡街头目睹一群狗吞噬一具尸体的真实场景息息相关。拜伦喜欢威尼斯胜过其他一切城市，査尔德哈罗德游记的第四章，以及马里诺法利洛 弗斯卡利父子和威尼斯颂 别波里都有关于威尼斯的溢美之词，而别波直接就是写于威尼斯的。108|江汉论坛勃兰兑斯几乎关注了特定时期每一位英国作家的自然观与自然书写的方式，属意找寻作品的地理背景、地形学因素和地理参照物，通过绘制文学地图，确认作家作品与地理空间的内在关联与对应关系，以及地理特征对于作品内容、风格的影响。四、爱国主义主题书写与“恋地情结”勃兰兑斯认为英国作家身上洋溢着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他们通过本土化与在地化写作策略，把爱国主义创作主题集中表达出来。“在这个国家，代替世界主义感情的强烈的民族情绪在华兹华斯的作品中体现为对爱国主义诗作的描述；在骚塞的诗里体现为对皇室和国家的文治武功（有时是部分地站在、有时是完全站在官方立场上）进行歌颂；在诞生于苏格兰的坎贝尔的诗中，体现为热情的颂扬自由和战争的英国歌曲；而司各特和穆尔则肯定是苏格兰和爱尔兰在文学上的化身”（24）。海上力量表征着控制世界贸易、财富，从而控制世界的能力。英伦三岛被大海所包围，英国作家常常把爱国激情、民族自信心与大海相联系，以传达自由不羁、勇敢无畏的海盗精神和海上霸主的自豪情绪。基于这种认识，勃兰兑斯以大量的海洋题材作品来阐释英国作家的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创作主题。柯勒律治的老水手之歌，由一个神秘恐怖的浪漫故事，描述大海骇人的场景，勾勒了一幅幅神奇的海洋画面。波罗的海之战 你们英格兰的水手们是托马斯坎贝尔的作品，前者弥漫着英国水兵勇往直前、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以及英国人称雄海上、永远让英国旗帜在战争与海洋上飘扬的自信与豪迈，后者凸显了英国水手的英雄主义和不可征服的力量。海洋与航行曾激发了雪莱的创作热情和改造社会的理想，诗意的激进主义使他的诗思摆脱了时空的羁绊，抵达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化境。西风颂气势雄阔，境界奇丽宏伟，第三部分抒写了西风劈波斩浪，给大海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壮阔景观。拜伦笔下的查尔德哈罗德是一位“拜伦式英雄”，“他在极其深切的沮丧之中转向了大自然那浩淼的洪波那海洋、那一望无垠、奔放不羁的海洋一扫他胸中郁积的块垒他爱大海，因为大海是不可征服的。”（25）无论是査尔德哈罗德游记抑或是唐璜，总是充溢着大海汹涌澎湃、气势磅礴的力量，以及海盗式的远征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湖畔派诗人通过歌咏英国的大自然、书写自然景观来实现与国家文化的认同，把爱国主义与对国王、教会的忠诚，对现存统治秩序的维护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些诗人向往自由，但是他们所理解的自由仅仅是摆脱了外来暴政、欺凌的国家的独立自主，并且认为这种自由仅为英国人所特有，将世界上最美好的希望都寄托在英国身上。华兹华斯把自我与英格兰融为一体，“他的十四行诗是对他的国家的爱的长篇倾诉，他对这个国家怀着一种情人或孩子般的感情”（26）。英法两国隔海相望、一衣带水，但法国这个“可怕的邻人”却令人不寒而栗。英国人文历史悠久，高尚的人物和伟大的作品不计其数，这也是法国邻居所望尘莫及的。类似的对法国的诋毁之词不绝如缕，每每充斥在华兹华斯诗歌中。骚塞的诗歌以及司各特的拿破仑传里，都可以感受到同样强烈的对法国人的敌意，民粹主义思想和典型的英国人特质，使他们顽固地把爱国心直接等同于对其他民族国家的仇视。歌唱每一次英国的胜利，宣泄激烈的排外情绪，既是司各特、骚塞和华兹华斯等爱国主义的最鲜明徽标，也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声誉”和既得利益，三人都曾被官方授予“桂冠诗人”头衔就是例证。其实这一时期英国的政治、宗教充满着伪善与狂热。勃兰兑斯指出，英国的领土独立没有受到侵犯，但统治者却宣称英国的利益受到了威胁，高调鼓吹殖民思想、排外主义，让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合起来压迫远方的殖民地，反对法国大革命，支持黑人奴隶制度。在拜伦、雪莱和穆尔等激进派眼中，英国社会现实远非完美，统治阶层巧取豪夺、利令智昏，整个社会被笼罩在一种令人窒息的氛围之中。也因此在勃兰兑斯看来，不同于湖畔派之类的阿谀奉承、曲学阿世的爱国方式，激进派的爱国主义表达并非直接去颂扬自己的祖国和同胞，而是把睥睨一切、自信傲慢的民族个性张扬出来，把充溢着反叛精神的“流亡”诗歌当作抵抗既有秩序的武器和争取自由的号角，以使英国变成为一个真正的理想国度。当然，激进派及其作品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精神，对权威和传统的决绝反叛姿态，也成为了他们不见容于那个时代的悲剧根源。探赜英国作家爱国主义书写勃兴的原委，须考察特定时期的人地关系，而其中“恋地情结”不失为一个重要视角。“恋地情结”一词为美国诗人威斯坦休奥登最先使用，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其空间的诗学里也运用了此概念，但备受学界关注却是在段义孚恋地情结一书出版之后。段义孚认为，“恋地情结”是对人地关系的一2023.10|109种概括，表达了人、场所、环境之间的感情连结。每个人都有建构理想人地关系的愿望，心理深处会形成一系列最重要的、情感最深厚的或者价值最高的地方。人们之所以对这个地方产生认同与依恋情感，既在于它蕴含着人丰富的感受和体验，也在于其具有某种封闭性特点，能够给人以归属感和安全感。“人的生理需求是建立在一个尺度适当的地域中的。适当的尺度能使人的感知和地域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倘若一片地域又正好是一个自然地理单元的话，人们就能与它建立起一种更为紧密的关系了”（27）。勃兰兑斯在不同地方分析指出，四面环海的地理位置曾阻隔了英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使这样一个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承载了英国人众多的情感事件，培养了英国人对本土持久的情感与依赖感，造就了英国人独立的民族感情。酷爱独立的个性和追求自由的天性，既让英国人富有反抗、大胆、挑战、傲慢的民族气质，也滋生了包括保守、排外和经验主义在内的岛国心态和民族主义。伴随着英国霸权领导下的国际秩序逐步确立，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英国国内社会稳定，工业革命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大英帝国的国家自信得到巩固，英国人被空前的成就所陶醉，对家园、民族与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更是与日俱增。在段义孚看来，爱国主义是一种特殊的“恋地情结”，本质上意味着对出生地的爱。他将爱国主义分为“地方性”和“帝国性”两类，前者以地理事物为基础，建立在对地方亲密无间的体验之上。后者基于“自我中心主义和自豪感”，由现代国家的地位与力量所激发。（28）从勃兰兑斯的阐释分析可以窥见，这两类爱国主义事实上都存在于 19 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文学里，地理环境的独特性以及因此而拥有的大英帝国黄金时代，让包括作家在内的英国人的人地关系变得格外紧密，“恋地情结”、爱国主义情感显得强烈与持久。总之，勃兰兑斯看到了一种文学的兴盛总是基于其自身特殊的地理条件。当然，地理环境之外的时代背景也为英国作家的爱国主义情绪的激发提供了契机。一如勃兰兑斯所指出的，拿破仑帝国鼎盛时期，对英国实行严格的“大陆封锁”，禁止英国船只驶进欧洲各港口，英国人为了维护自身的海上霸权不惜与法军决战，民族精神在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中受到了极大鼓舞。此外，英国文人往往既是作家也是政治家和党派人士，普遍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敏锐的政治理解力。西方文学地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诞生于上世纪 40 年代，主要任务是探寻文学文本如何对地理空间进行想象与建构。诚然，勃兰兑斯未曾有明确的文学地理学批评意识与方法自觉，他更多是关注欧洲文学的空间结构，作家作品的“地形学因素”“文学的地方色彩”，以及地理现实如何影响文学的空间呈现。但应该看到，勃兰兑斯曾确乎深刻地洞察了文学与地理的内在联系，既重视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又不落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窠臼，始终把文学看作人与地理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他的文学批评思想超越了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对丹纳的艺术哲学，亦即人与文学是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因素的综合产物这一认识进行了富有创见性的发挥，已然彰显了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实践特色。总之，勃兰兑斯通过自身的批评探索与尝试，不仅为世界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而且对于当下的文学地理批评理论发展与学科建设也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注释：（1）（4）（18）米歇尔柯罗：文学地理学，袁莉译，福建教育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70、111 页。（2）（7）（8）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流亡文学），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112113、117 页。（3）参见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5 页。（5）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法国的浪漫派），李宗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8页。（6）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卷），曹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9 页。（9）（10）（11）（12）（13）（14）（15）（16）（17）（20）（21）（22）（23）（24）（25）（26）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英国的自然主义），徐式谷、江枫、张自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6、16、7、65、7、110、116、127、243、253254、305、4、93、329、91 页。（19）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4 页。（27）（28）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第 150、149 页。作者简介：吴卫华，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湖北宜昌，443002。（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