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07乡镇领导职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什么决定了乡镇.docx

发表于《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12月第6期 pp.62-74.

乡镇领导职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林挺进

内容提要:
在考察有关官员职业发展的四个基本模型（即政绩模型、派系模型、地方主义模型以及“干部四化”模型）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描述乡镇领导人的人格特征以及所在乡镇的经济、税收、人口总量及其发展速度等客观因素，来分析在乡镇领导人的职业发展有中有哪些因素发挥了显著作用，进而考察政绩模型对于乡镇领导人职业发展的解释能力。经验数据显示，政绩模型对于乡镇领导人的职业发展具有一定的解释，其中“税收”相对“经济总量”而言是一个更能显著影响乡镇领导职业发展的变量。与此同时，领导人的学历、现任职务、年龄等方面的因素在领导人的职业发展中提供了较强的解释力，显示了“干部四化”模型在现实中的解释力。
Abstract:
This study reviews four models for the political mobility of Chinese local cadre and then applies the performance model to the township leaders in X City. By describing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s of leaders and the economy, revenue, population, and the growth rate of economy of townships,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performance model could explain the political mobility of township leader quite well. More importantly, the revenue of township is a better predictor of the mobility of township leader than the other economic indicators. Meanwhile, the education background, current position, and age of leaders ar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the political mobility of leaders, implying that the cadre modernization model is really a policy in prac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关键词：政绩模型 职业发展 经济绩效 领导人 乡镇
Key words: Performance Model, Political Mobility, Economic Performance, Township Leader

1.研究现状
众所周知，“乡”、“镇”在整个中国的政治架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中国最底层的政权组织，直接面对公众开展工作，它是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其他各级党委、政府有关政策的最终执行者，比如计划生育政策、国家税收政策，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对于乡镇政府的认知与评价，明显地影响了他们对于整个政府体系的评价。因此，乡镇党委及政府在农村社会实际上具有主导性地位，比如，为政治学者所津津乐道的“村民自治”中核心的步骤，村民委员会主任候选人名单的提出往往是在乡镇党委的领导下由村党支部完成的，而同时，乡镇党委对于村党支部书记及其组成人员拥有绝对的决定权。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因此，乡镇领导人在中国基层政治、基层社会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他们是中央、省、市、县等上级党委、政府政策具体实施的组织者，他们的工作直接关系着上级机关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比如有些学者分析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的“村民自治”在基层的实施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和乡镇领导人对于政策的支持与否相关联。而且更加明确的结论是当上级的政策与领导者个人政治前途发生矛盾的时候，官员更加关心的是自己职业发展问题，而不是上级（比如民政部）政策。 参见：欧博文、李连江：《在党国中纳入民主：中国的村民选举》， 。该文章还指出：“90年代大部分时间，各地的抵制至少部分源于中组部对村民选举所持态度。由于担心基层民主会削弱党支部的权力地位，也由于许多中央领导并未把村民选举作为头等大事，中组部因此并不十分支持组织法。据北京的一些分析家认为，这抑制了许多地方官员对推动村民自治的热心。因为中组部负责干部考核并有权提拔干部，绝大多数干部都以此为优先考虑。国务院的一位研究员解释说，‘毕竟，地方官员更看重仕途，若村民选举工作对他们的升职没有益处，他们就不愿在这种难事上下工夫。’然而，近几年在农村民主模式创新方面干的好的干部，并未得到应有的提拔。”可见，地方官员更加关心的是个人的职业发展问题。
另一方面在乡镇政治结构当中乃至在整个中国乡村政治当中，乡镇领导人是起决定性作用。那么，有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既然他们可以为了个人职业发展的问题而有意识地规避某些政策，或者是消极地执行某些政策，即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是否就可以认为“有关政策的落实与否”与他们的个人职业发展之间没有关系？或者，上级的哪一项政策之落实才会对其职业发展产生影响、程度又是如何呢？此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对他们的职业发展产生足够大的影响力呢？而且从经验上看，在单一制的中国，这些基层管理者是被县（市）党政机构所任命的，他们在仕途上的职业发展完全依赖于他们的上级党政机关及其领导人。 通常的表述方式是：“党管干部原则”、“下管一级”的方法。

尽管如此，但国内外针对中国乡镇及其领导人的研究、特别是经验研究则相对缺乏。这可能是因为政治学研究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诚如戴维·伊斯顿在评论上一世纪50年代美国政治学研究发展时所指出的，“政治学所以未能越出它的限度，其中存在着一个较为深刻的社会原因。原因在于政治研究工作接近那些决定社会政策的社会势力……社会上地位牢固的权力集团紧紧地掌握着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某中分配形式，因此他们有特殊理由厌恶这种刺探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活动的性质与根源的行为。” 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第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在目前众多有关中国基层民主或农村政治改革的研究当中，对乡镇一级政权深入研究比较少，尤其是近几年由于“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社会的全面推开，于是村级领导人的选举问题就成了中国基层政治研究的一个热点，而真正作为“政府”意义上的乡镇政府政治则很大程度上被人们给疏忽了，而这又是与乡镇政府在中国基层社会当中的主导性地位是十分不相称的。当然，正是笔者所谓的“乡镇”政府现实当中的主导性地位，一些学者在研究村民自治的过程不得不考虑到其中与乡、镇政府的政治互动关系，尤其乡镇党委、政府在是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对于候选人产生的关键性影响力，以及由这股由下而上的民主力量所带来的几个个别地区的乡、镇长的直接选举，成了不少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 比如，李凡 [等] 著的《创新与发展 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0年）就是其中之一。
。但这毕竟只是一种附带性的、而非专门的研究。
最后，由于研究技术、研究方法方面的局限性，对于乡、镇党政领导人的定量研究十分少见。在国内，由于社会科学规范分析的优势，几乎很少有学者用实证的方法，特别是其中量化方法去研究政治学问题，而且这种方法也很难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 有的学者曾经这样批评Bo的研究（Bo, Zhiyue: Chinese provincial leaders :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mobility since 1949, Armonk, N.Y. : M.E. Sharpe, c2002）：“我怀疑你用纯理性的办法来研究中国政治会有什么有价值的成果。中国的政治与理性主义偏差得很远。你把49年至今的数据放在一起研究，可能出现许多相关因素相互抵消的情形。在中国很多情况与政绩和上税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即使按照相关计算得出相关性，但也是值得怀疑的。所以用纯理性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政治，并不有助于中国政治的变迁，反而把其中一些重要的因素掩盖了。用纯理性的方法来研究政治我是很怀疑的。对经济学的研究也是如此。现在的经济学家就进入了这样一个巨大的误区。经济不是纯理性主义的。比如，对心理学的研究在凯恩斯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又如，马克思和哈耶克都不仅仅是运用数字来建立理论的。我认为应当将研究的对象与理论密切结合，用纯理性的方法来研究与人、社会、政治、经济相关的现象则是进入了理论的误区，不会在学术上走得很远。”见<
笔者所能够读到的有关乡镇政治的研究也往往只停留在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出发，对乡镇政府管理进行一般性的规范描述，比如，赵辰昕著的《乡政府管理：江南乡调查》与张全在、贺晨合著的《镇政府管理：建昌镇调查》赵辰昕著：《乡政府管理 江南乡调查》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8；张全在、贺晨合著：《镇政府管理 建昌镇调查》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8
。虽然其中会涉及到对于乡镇领导人研究，但是往往都是程式化地停留在文本或制度研究，仅仅描述有关政策法规中如何规定乡镇领导人的选拔任用基本条件 申喜连主编《县乡管理新视野》，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1
，而对于实际操作层面到底应用了哪些指标，则不得而知。而且，有关组织在操作层面上用来考核干部之职业发展的指标与影响干部职业发展的实际因素本身很可能还是有差距的，所以，现存研究对于该问题的深入程度是十分有限的。而且，这些研究往往是将“乡镇政府”本身作为他们的研究单位，而没有将“乡镇领导人”作为研究单位，所以只能够从制度的角度进行一些描述性规范性分析。因而，笔者认为在中国目前社会科学科学化程度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有必要这种定量研究的方法更多地应用到政治科学的研究当中来。
2.乡镇领导职业发展的分析模型 严格地说，这里的“职业发展”应该为“升迁”，但是考虑到众所周知的原因，笔者在这里使用前者来指代后者，虽然前者的实际含义要比后者更为广泛。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有关中国地方领导人职业发展的理论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绩模型（performance model）
Bo关于政绩与中国省级领导人职业发展的研究，就是具体应用“政绩模型”（performance model）来研究政府官员职业发展问题的很好例子，该模型的一个基本假设（hypothesis）就是：若一个省经济发展好，则该省领导得到提升的可能性大；若一个省上缴国家税收多，则省领导得到提升的可能性大。他的研究范围从1949年至1998年，分为文革前（1949－1966年）、文革期间（1967－1977年）、改革开放以来（1978-1998年）三个时期，研究的核心为“职业发展”问题（political mobility），具体包括：提升，包括调升；降职，包括被开除；调动，主要指平调；退休以及停留原职。其研究对象主要是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领导人，包括四类：省委书记（即文革时“第一书记”），省委副书记（即文革时“第二书记”以下），省长（包括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和文革时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副省长（包括自治区副主席、直辖市副市长和文革时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是，并不包括省人大、省政协和省军区的领导。当然，Bo的研究结论显然证明了政绩模型在省级领导人职业发展当中发挥相当的作用。具体说来，Bo运用了经济增长率（包括省增长率与在任期间平均增长率）与向中央上缴税收（包括省缴税与在任期间平均上缴税）两个自变量，因此有两个模式，第一模式是“对比”，即用原职不动和提升、降职比较，发现政绩越好更可能留任；第二模式研究显示：经济增长率与提升无关，但上缴税越多越能提升。所以，结论就是：中央关注的是上缴税收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率。上缴税收越多越能提升，少交税则更可能被降职。 Bo, Zhiyue, Chinese provincial leaders: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mobility since 1949, Armonk, N.Y.: M.E. Sharpe, c2002, Chapter one.

但是，Bo的上述结论在其他的研究中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Landry针对城市领导人研究发现城市领导人的职业发展与该城市经济绩效很好的相关性。在中文文献中林挺进的研究虽然发现了中国地级市市长职业发展与经济绩效的相关性，但更重要的是该研究还发现，职业发展态势良好的市长更有可能被安排去做经济发展状况好的城市去做市长，也就是说地方（城市）经济绩效只不过是领导职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助推器”。 林挺进，“中国地级市市长职位升迁的经济逻辑分析2005”，《公共管理研究》，第5卷，2008年1月.

不过，从许多评论性的文章来看，很多中国的评论家都比较认同“经济绩效促进官员职业发展”这样一个解释逻辑。比如
那么，关键的问题是在当前中国政治现实当中，政绩是否在直觉或经验上成为官员职业发展的一个必备条件呢？笔者试图引用几段文字材料来说明这样的结论：在人们日常的感觉中，这样的经验是存在的。
秦晖曾经这样评论到：“王怀忠与利辛的那些官员名义上都是靠‘政绩’升官的。什么是政绩呢？大致有‘点’与‘面’两方面。‘面’上的政绩不能靠举例，要有宏观数字作依据，于是就有了‘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王怀忠在这方面可谓轻车熟路，乡企产值‘一年翻番’就是一例。‘点’上的政绩则靠某些‘先进典型’，而这些样板作为政治资本必须‘产权明晰’：它们是‘某某首长抓的点’。于是就有了‘官造典型，典型出经验，经验出官’。” 秦晖：《从“政绩”的点和面谈起》，《南方周末》，2002年8月22日。

无独有偶，还有人曾经这样评论地方官员，“官员们渴望升迁，这本来无可厚非。但关键的是靠什么升迁职业发展？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经济业绩的大小’往往就代表着政绩的多少。而经济业绩的衡量，往往是一些抽象的数字，比如经济增长速度、利税指标、效益指标等等，这些东西强制性‘卡住’了多数官员们的升迁职业发展之路。为此，受权力、受名位、受利益驱动的行政官员们，往往就迫不及待地插手企业的内部经营，越俎代庖，企图以行政手段来促使经济的腾飞。结果……” 王效金：《我是商人》，第一章“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此外，还有一位经济学者在分析中国财经问题时也指出，“任何一个政府，如果把衡量官员职业发展的政绩与经济发展速度联结起来，那么经济发展的质量便要打问号了。不切实际地人为追求，必然带来太多的浪费，太多的损失，太多的失误。这样的一个经济其质量怎么能好得了？因此，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本办法在政治指导思想，而政治指导思想只能来自科学的政治体系。” 杨继绳：《中国财政：令人困扰的难题》，，北京大军经济研究中心网站，2001年10月。

如果忽略上述时评的具体情景，我们就不难发现，上述讨论中都暗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假设：在中国地方政治当中，政府官员的职业发展与经济绩效有着很好相关性。可见，从实践层面来看，政绩与官员的职业发展至少在名义上是有紧密的关联性的。而且，就目前来，那些被查处的腐败官员在他们职业发展的路途上都曾经借助于所谓的各种各样的“政绩工程”。所以，从直觉层面上看，似乎大家认同了这种经济绩效的解释逻辑。而且这种以经济绩效为主导的政绩模型在政策逻辑上也是符合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治国方略。或者说在当前中国，经济绩效是可以比较容易地转化为领导人之政治优势的。

派系模型（factionalism model）
这个理论在国外以及台湾地区一度比较流行。其最早的代表人物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Jorgen Domes，他把中国政治的派系分为两类：一类是“结构性”派系（structural factions），即指这些人在生活上有共同经历，比如是同学、同乡或同行；另一类是“功能性”派系（functional factions），即指在存在部门利益的各个部门基础上形成的派系，如军队与政府,以此来解释领导人的职业发展。并且认为，有着所谓“共同经历”或者共同的“部门利益”的派系是影响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哥伦比亚大学的Andrew Nathan对其理论框架提出了质疑，认为派系与正式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不同，所谓派系都是建立在个人纽带关系（personal tie）上的，而建立在部门之间的利益或者“领导－被领导”关系之上的“正式权力关系”（formal power relationship）则不属于派系 Bo, Zhiyue, Chinese provincial leaders: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mobility since 1949, Armonk, N.Y. : M.E. Sharpe, c2002, p.5.
。
当然问题的关键是，用这么一个变量来解释官员的职业发展是否合适？比如，在台湾地区，源于“同乡”基础的政治派系一度非常盛行，但是，政坛风云流转，政治现实利益的需要取代了乡土的牵系，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四十年来，国民党与地方派系共生共荣的局面，在近十年间面貌大改，以往，党意高于一切，派系在利益的交换与政治压力下唯命是从。现在，党意仍然是最高的目标，但是各县市的党内大员对派系大老曲意周旋。有时候，派系的意识显然凌驾了党意的初衷……派系大老的地位动摇透露的意义是多层的：派系的式微，派系的分裂重组，新山头兴起，雏形政党政治抬头。” 张昆山,黄政雄主编《地方派系与台湾政治》台北 联合报社 1996 第4-5页
虽然，不少学者依然肯定派系的作用，认为它在“可见的未来，仍在地方上扮演举足轻重的关键地位” 同上，第8页
。但是研究也表明，台湾“政治派系的分野基本上是源于选区划分，多以县市为范围，因此，派系的势力防卫也多以县市为单位”。 同上，第11页
所以，这种传统的以地缘因素为纽带的政治派系要想在现代政治中生存并发展起来，是需要一定的制度条件，其中的核心是政党政治、特别是其中的竞争性选举制度，而中国大陆目前不存在这样制度条件（当然，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这里所说的派系与中国大陆现实中人们日常所说的“派系”是有些区别的）。而且，Bo从省级领导人层面提供的证据也证明了这么一点，他认为“这个模型的核心问题在于同乡、同学、同事是职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Bo, Zhiyue, Chinese provincial leaders: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mobility since 1949, Armonk, N.Y.: M.E. Sharpe, c2002，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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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从经验上看，派系模式对于乡镇一级的领导而言也没有很好的解释能力，比如，在笔者下文所采用的研究数据中，265名乡镇领导人当中，来自所在县域之外总共才5名，而且其中的4名还是来自同一地市的隔壁县，更关键的是，就目前中国共产党的回避体制看，乡镇一级官员基本上是没有回避要求，这一点比较明显地区别于县级领导人与地市领导人。另外，从X市的情况来分析，乡镇之间的差异性程度是很低的。对于中国所有地方政府而言，县级单位是一个基本的组成单位，建制历史可以上溯到秦朝，县域具有非常明显的历史稳定性，而乡镇则不然，这种历史的不稳定性实际上降低了县域范围内乡镇之间的异质性程度，特别是解放之后，经常性的乡镇区域调整，使得乡镇之间的差异更不明显。比如，X市曾在90年代初期一次进行了区域调整，而最近的一次则在2002年进行的。可见，县级官员的部分回避与乡镇官员的不回避、乡镇之间差异性程度低，必然导致以乡镇作为“同乡”基础的派系很难在中国县域政治中存在。

地方主义模式（localism model）
地方主义模式也是一种较流行的研究地方领导的模式。研究地方领导人的专家、悉尼大学的 Frederick C. Teiwes提出了一个基本公式来说明是否存在地方主义以及地方主义的强弱。这个公式是：在原籍任职的领导与外地派来的领导之比，其比例大则地方主义倾向强，反之亦然。首先，这里暗含的一个判断就是本地领导即在原籍任职的领导等同于地方主义。其次，该模型的基本逻辑是原籍任职的领导人比外地派来的领导人职业发展的可能性更大，而且，这种解释在经济时代的中也更加增加了它的解释能力，因为地方经济的有效发展似乎要基于领导人对于该地区的深刻理解。 Frederick C. Teiwes, Provincial Party Personnel in Mainland China, 1956-1966, New York: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1967.
Bo认为这样的研究模式不够严谨，因为把地方主义（通常是贬义）与出生地主义等同起来了，并且他提出了地方主义的另外一种解释，即应当关注官员在某一地方任期长短，因为地方主义的关键并不在于原籍，而在于任期长短产生“认同心理”（identity）。如果在一个地方任职很久，则与该地认同心理日益加强，关系也日益加深，这比可能会比原籍更加容易产生所谓的“地方主义”。他对此问题作了一个专题研究认为地方主义与是否在原籍担任职务没有直接关系 Bo关于地方主义（地方性）与职业发展之间关系的分析表明，原籍官员与外来官员在职业发展上没有本质区别，但原籍比外来更少被调动。
。对于这个模式的一般回应就是传统的“回避制度”，应该承认中共在建国初期选派地方领导人时没有重视这种回避制度。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地方性腐败的存在，这种地域性回避也逐渐被引入到目前的官员管理当中来，但是并不是绝对的体制要求，比如在县市层级，一般主要干部如书记、县市长被要求异地（非出生地）任用，而对于副职似乎就没有这么明显的要求。以1999年X市市委的5位书记、副书记为例，其中只有书记、市长（第一副书记）、党群副书记来自本地市的其他县市，而主管政法、纪委的两位副书记则来自本市。 资料来源：X市市委组织部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浙江省X市组织史资料·第三卷》
可见，回避制度对于该模型的挑战是缺乏充分的说服力的，地方主义依然存在。
实际上地方主义在经济时代与传统的回避制度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也就是一般认为在出生地任职这种地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这当然是基于这样的假定，即对于任职地区的了解以及情感上的认同可以促使官员更加有效地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这种地方主义也有可能由于没有回避而形成地方保护主义，或者说是政府地方性的加强。考虑到现实“数据出官”的逻辑，这种地方主义可能在损害全局利益的基础上取得辖区的局部利益。但是从现实层面上看，由于政治现实利益即职业发展的需要，这种逻辑已经超越了前文一些学者所定义的出生地意义上的地方主义，因为官员可以标榜“将辖区当成第二故乡深深热爱”产生一种“利益认同”，他们保护了地方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也就保护了个人仕途的利益。而且，省级以下官员的职业发展跨越原辖区上一层级政府的可能性比较小，比如乡镇官员职业发展往往会到原来的县级党政机构，因此，他（她）原来的地方保护成果依然存在。所以目前中国地方政治当中，地方性问题日益突出，并且演化成一种“地方经济利益-职业发展”的解释逻辑，而不一定是出生地的问题。所以笔者认为，从国外学者解释的地方主义，衍生到现实当中的“地方保护主义”，本质上是从另一个侧面强化了经济绩效模型的解释能力，因此，从解释效力上看，地方主义模型与政绩模型之间是一种互补的、而不是替代的关系。
“广泛存在于我国经济领域的垄断现象背后，是对其进行保护的行政垄断。一些地方政府地方保护现象屡禁不止，以政府文件的方式保护和纵容经济垄断的事件不时见诸报端。” 如何穿透地方主义的高墙《远东经济评论》2001年10月24日
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搞活经济，让百姓脱贫，往往就是地方官员最重要的政绩，也是升官的捷径。换而言之，中国经济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果造成的一个根本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利益主体，这也正是地方保护主义得产生的根源。虽然地方政府“应该”的职能是为民众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服务。但是，诚如笔者上文所论，中国共产党干部管理体制使得政府在履行上述职能当中很难实现自己个人仕途的发展，因此为了职业发展，尽管“不少‘形象工程’的劳民伤财，可谓屡屡曝光屡屡犯，但很多地方仍乐此不疲。靠‘形象工程’换取所谓的政绩，……上级是权力的来源，上级有权决定自己的和前途，上级就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在上级眼里，自己有权决定对下级干部的提拔与否，而提拔与否的标准则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标准的制定并不是以人民满意为尺度，而是以自己的价值体系做判断。他们从没想过，这种权力来源于何处，上级‘只是权力的使用者，而非权力的拥有者’。” 焦友龙：《权力来源何处？》，《南方周末》2002-01-24
并且该文章进一步指出：“‘权力来源于上级’的错位的权力观导致一些官员从政时，一切以上级是否满意为标准，而上级也恰恰认为这是正常的——听我的命令是没什么不正常的，哪怕是错误的命令。” 同上。
如果摆脱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教条，那么这种政治观念存在于不少官员的头脑里，并非笔者无中生有。该文章同时提供了很好的证据，“一项对公安人员的调查，问公安人员的工资来源于何处，大部分回答是‘财政拨款’，很少有人回答是纳税人。如此淡薄的纳税人意识，很难想象出他们给纳税人能提供出怎样的优质服务。……无独有偶，某省省委也曾作过一项调查，在‘关于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上，被调查的34名地厅级、59个县处级、158名科局级干部中，只有41.8％的人回答正确，而42.6％的人回答为国家权力产生公民权利，另有15.6％的人‘不知道’”。 同上。
可见，相关政治体制的安排以及“以经济为中心”的基本方略，使得地方保护主义客观上有它行为合理化、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绩效之基础。
在地方官员看来，权力来自于上级，政绩有利于个人仕途，而上级希望看到的政绩则是经济绩效。同时地方保护主义在可见的未来能够有效地实现所谓的经济绩效，于是，政绩模型与地方主义模型在“地方保护主义”中实现了契合。

“干部四化”模型
此外，有关的政府出版物中用规范的理论大量论证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基本指标，比如政绩、年龄、学历等等，邓小平同志曾经就提出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 《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1页。
。关于年轻化，他还指出，“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1页。
同时，他强调，“只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真才实学，还是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目前的“问题是干部构成不合理，缺乏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多，具有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少”，实现专业化，“就是要改变干部缺少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状态。”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2、263页。
等等。虽然是领导人的讲话，但是根据中国的经验，这显然也是政策，笔者以为这至少成为有关组织部门考察职业发展的几个客观的基本条件，尽管，这些未必构成职业发展的充分条件。所以笔者在此将“四化”也作为一个政策层面上的模型来理解。
进一步的理解是，“四化”当中，只有“革命化”是一个意识形态意义的标准，而其他三方面的因素，特别是“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实际上依然是服从于“经济建设的大局”的，因此，从逻辑上看，进一步说明了政绩解释模型的直觉合理性，笔者下面要完成的就是考察经验层面是否存在同样的结论。换而言之，在这里实际上可以将干部“四化”政策看作是实现政绩模型的具体政策手段、而不是一种完全独立的学术模型。

因此，本研究主要是通过描述乡镇领导人的人格特征以及所在乡镇的经济、税收、人口总量及其发展速度等客观因素，来分析：在乡镇领导人的职业发展过程中有那些因素发挥了作用？乡镇一级党政机构与其他层级党政机构的差异性是否对领导人的职业发展因素产生了影响？进而验证 “政绩模型”对于乡镇领导人职业发展的解释能力。

3.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实证的量化分析方法。以职业发展（political mobility）作为因变量，以年龄、性别、学历、职务等个人基本素质指标以及所在乡镇的人口、经济发展状况、上缴国家税收等外在环境指标作为自变量，主要适用多元logit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 在SPSS软件中命令为：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详细参见王济川、郭志刚著《Logistic回归模型——方法与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
对乡镇领导的职业发展进行分析。因为这种分析模型对因变量的要求比较适合本研究，即因变量是多项选择即定类变量（nominal variable ） 如：某一领导人于某一时间面临数种可能：升职、降职、调往外地或者退休。
。而对自变量的要求则比较不是特别严格，定类变量（nominal variable ）或其他更高测量层次的变量均可以进行统计分析。其研究统计结果基本形式相对发生比率，即RRR（Relative Risk Ratios）或OR（Odds Ratio） 举个简单的例子，选择甲或者选择乙，选择甲的概率是5.25%，选择乙的概率是2.15%。这两个概率的比率2.44即是RRR。如果镇长被提升的概率是5.25%，而书记被提升的概率是2.15%，则2.44意味着镇长被提升的机率是书记的2.44倍。在一般统计学教材里面将之称为“发生比之比”，或者称“发生比率”。详细可以参见郭志刚主编，《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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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概念的界定

经济绩效 诚如前文所引，“什么是政绩呢？大致有‘点’与‘面’两方面。‘面’上的政绩不能靠举例，要有宏观数字作依据，于是就有了‘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点’上的政绩则靠某些‘先进典型’，而这些样板作为政治资本必须‘产权明晰’：它们是‘某某首长抓的点’。于是就有了‘官造典型，典型出经验，经验出官’。” 《从“政绩”的点和面谈起》，秦晖，《南方周末》，2002年8月22日
上文的描述也指出了“政绩”这个概念的两个维度：一个是可以进行横向比较的定量的“面”的维度，另一个是用来“造势”、“造名”的“点”的维度。两个维度比较而言，前者具有可操作化的特点，也可以提供相互比较的依据，而后者在不同的领导人名义下是不具有可比性也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因此，所谓“数字”的政绩概念主要指的是经济数字，也就是说是经济指标的具体数值。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追问：到底是哪一个经济指标的“数字”才是所谓能够“出官”的数字？笔者在此根据获取资料的可行性采用了如下两方面的综合经济指标，一个是经济总量，一个是税收总量。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县市政府统计部门在乡镇层级上，对于经济总量指标的统计口径是“工农业总产值”，对于税收总量指标的统计口径是“各项税收总额”，其主要是指地方税收与国家税收的算术相加值。但是，这两个数据本身能否直接用做“自变量”，还是需要斟酌的，因为还要考虑到乡镇人口规模、经济规模等因素，绝对量不一定能够很好地表现乡镇之间经济的差异，所以笔者在此增加了相对量，即分别对上述两个数据计算人均量，即各乡镇年度“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和“人均各项税收额”。但是，上述两个值依然有绝对量的意义，因为它们还忽视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历史的因素，可能因为历史发展的原因上述两个量在各个乡镇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的大，但是这种差异的存在不能够归功于领导人的“政绩”，因此，政绩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应当被描述成一个动态化的变量，即经济发展的速度，上述两个值可以说明经济量的话，它们的“年发展速度”就是一种笔者所谓的“动态化”变量。
因此，笔者可以得到的经济绩效之变量有：1997-2001各年度工农业总产值，1997-2001各年度税收总额，各年度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各年度人均税收总额，各年度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各年度税收总额增长速度。
职业发展 该变量从测量角度看属于分类变量，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属性：
（1） 升职（promotion），包括调升。具体说包括从乡镇书记的职务升到任何其他副处级职务，从乡镇长的职务升到乡镇书记以及任何其他副处级职务，从副书记职务升到镇长、书记、人大主席、政协主席等正科及以上职务，从副镇长职务升到副书记、镇长、书记、人大主席、政协主席等正科及以上职务。
（2） 降职（demotion），包括被开除，具体有：从乡镇书记的职务降到镇长、副书记、副镇长、人大主席、政协主席、主任科员及以下等职务，从镇长降到副书记、副镇长、人大主席、政协主席、主任科员及以下等职务，从乡镇副书记的职务降到副镇长、党委委员、人大副主席、政协副主席、副主任科员及以下等职务，从副镇长的职务降到人大副主席、政协副主席、副主任科员及以下等职务。
（3） 平调（transfer），主要指从乡镇书记到其他乡镇书记、县级机关部门首长职务，从乡镇长到其他乡镇长、县级机关部门首长职务，从乡镇副书记到其他乡镇副书记、县级机关部门副职，从副乡镇长到其他副乡镇长、县级机关部门副职。
（4） 留任（staying），即不升不降，没有动。

研究的范围：时间与对象
研究的时间范围是1997年至2001年。研究的对象范围是浙江省L市所辖乡、镇一级（包括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人，具体包括四类：（1）乡党委书记、镇党委书记、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2）乡党委副书记、镇党委副书记、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3）乡长、镇长、街道办事处主任；（4）副乡长、副镇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数据采集
有关乡镇领导人以及各乡镇相关经济数据的资料来源有：X市市委组织部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浙江省X市组织史资料·第三卷》、《X市乡镇（街道）领导干部花名册》，中共X市委办公室编的《电话号码簿》，X市统计局编写的《1997X市统计年鉴》、《1998X市统计年鉴》、《1999X市统计年鉴》、《2000X市统计年鉴》、《2001X市统计年鉴》共5册。其中《中国共产党浙江省X市组织史资料·第三卷》、《X市乡镇（街道）领导干部花名册》、《电话号码簿》为内部资料，1997-2001年的5册统计年鉴为正式出版物。在这些资料中笔者获得了1997-2001五年中共265位领导人的样本。
数据的收集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特别的难题，尤其是对于这样一个以领导人为研究对象的数据，在相关的组织部门属于保密范畴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笔者事先设计的某些变量的数据采集无法完成（例如乡镇财政支出、乡镇计划生育状况等变量 笔者事先准备以“财政支出”、“计划生育状况”等变量补充“政绩”这个概念，因为如果仅仅用“经济绩效”来替换“政绩”，实际上忽视了“政绩”当中的“非经济性绩效”，比如“政治性绩效”如计划生育、党的建设等等方面；同时，仅仅用用“经济总量”、“税收”等方面也很难全面体现“经济绩效”，特别是笔者前文提到的现实中的一些“政绩工程”现象，很可能“财政支出”可能也是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变量。
。

4.乡镇领导的基本特征

年龄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来职业发展状况和年龄之间的关系特征的。首先，从“降职”这个属性来看，46-50岁、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