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doc

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上）
王 焱
（2008年3月15日）
大家好！前年我在三味书屋做过一次讲座，非常荣幸，今年我又来了。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和大家交流。
托克维尔的生平和学说
托克维尔出生在法国诺曼底的一个贵族世家。诺曼底就是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登陆的著名的，和英吉利隔海相望的地方。他母亲的祖父叫做马勒•施尔博，是法国路易十五时代的一个政坛名流，而且是对托克维尔小时候受教育影响最大的。马勒•施尔博是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出版百科全书，他是赞助人也是一个法国著名的贵族自由主义者。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当革命议会审判法国皇帝路易十六时，没有人敢挺身为路易十六辩护，只有马勒•施尔博挺身而出，为路易十六担任辩护律师。结果在雅各宾专政的恐怖高潮中，被送上了断头台。马勒•施尔博有句名言，说“我在国王的面前为人民辩护，我在人民的面前为国王辩护”。在所有家族的亲友里面，就是这位马勒•施尔博（托克维尔的曾外祖父），对托克维尔思想影响最大的。
托克维尔还有一个远亲，叫做夏多布里昂，是法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也是属于君主立宪派。就托克维尔周围的家庭社会关系而言，基本上都是属于忠于王室，政治立场上倾向保王党这种氛围里头。在他成年以后，当他回忆少年时代时常和家里人一道唱缅怀路易十六在断头台上被处死的皇帝的歌曲，当时全家都哭了，这是回忆他少年时代家里的忠于王室的那种气氛。因为如此，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高潮时期，不仅他的曾外祖父被处死，被送上断头台，而且托克维尔的父母也被双双下狱，并被判处了死刑。在等待上断头台的时候，法国发生了热月政变，雅各宾专政结束，他的双亲才从断头台上侥幸逃过一死，被释放出来。
托克维尔从小接受比较贵族化的教育，少年时代家里就为他聘请了私人教师，而且家里藏书也特别多。青年时期进入巴黎的皇家学院学习，获得了法学学位。后来进入凡尔赛宫担任法官。青年时代，当时法国社会有保守派、自由派关于宪政的大辩论，曾经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像托克维尔这样的人，应当说属于法国大革命以后残存的最后的贵族。成年后，他也既不在大学里执教，也不是为市长写作的作家，而是选择了从政之路。但是他周围有一个朋友圈，他们经常召开沙龙性质的聚会，讨论法国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里面的广泛问题。有时候，他也写写文章，念给朋友们听听。如果朋友们说你这个文章写得不错，他也拿去公开发表。他的一生，在政治和学术两界交际都非常广泛，而其几度参与政治，出任过法国制宪会议的议员，还短期担任过路易·波拿巴政府的外交部部长。
托克维尔生活的十九世纪上半叶，这是大革命以后法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在路易十六被处死以后，法国波旁家族、菲利普家族、保王党、激进革命派，各种政治势力和派别在政坛上就像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政潮迭起，政治风云变幻。1870年，七月王朝在革命后登基，托克维尔这个时候思想上却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不再恪守他的家族的贵族立场，他看到法国社会正在日益地走向平等，英国式的贵族主义已经脱离时代，所以他转而去考察美国。因为在他看来，美国才代表了欧洲和人类的未来。1835年出版了考察美国的《论美国的民主》，严格地说应该叫做《民主在美国》。1840年，又出版了该书的下卷。由于这部著作的成功，1841年，托克维尔36岁，当选了法兰西学院的院士。1848年革命爆发后，他担任了制宪会议的议员，后来又一度担任外交部长。他原本期望通过亲身参与政治实践，为大革命后的法国寻找一条长治久安之路，但是1851年，路易·波拿巴——就是拿破仑的侄子，被马克思斥之为平庸可笑的人物，而且马克思专门写了《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所谓“雾月十八日”。路易·波拿巴发生政变，这就使他的政治抱负付诸东流，由于他当时正担任外交部长，而且反对这次政变，结果被捕了。后来释放出来，他就最终退出了政坛。经历了这个事件以后，他终于领悟到从事研究和写作比从政更适合自己，此后，他就专心从事著述，再也没有回到政界。1856年，他又出版了后来成为名著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这几部书是他毕生心血所凝的主要著作，现在已经成为思想史上的经典。三年后，他在法国滨海的戛纳去世了——戛纳就是现在经常搞电影节的法国滨海城市。他的生平和著作，我就简要说到这里。

托克维尔思想的命运及晚近的复兴
托克维尔去世以后，他的上述著作和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在法国学术界没有得到人的充分重视。因为法国社会思想界主流社会学是涂尔干学派的，涂尔干学派一般重视社会结构，不太重视政治制度，对于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交互影响也比较轻视，所以托克维尔的思想在法国长期受到后人的忽视。这一点，实际上他生前也感受到了。他曾对他的妻子感叹过，说能够看懂我的书的人实际上是很少了，在法国自由之友何其少。他就说在法国，像他那么珍爱自由的人非常少，所以他们也读不懂他的书，也不会重视他的书。
上一世纪中叶，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关于托克维尔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可以说是兴起了一股托克维尔热，他的著作也成为了著名的经典，各种思想派别都热衷于到托克维尔的著作里寻找思想灵感。这个热潮的兴起，则是因为当代民主在制度实践方面遇到了很多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托克维尔生前所做出的一系列预言和论断，在当代的语境里获得了新的意义。
当代人所以重视托克维尔，首先在于他比较早地揭示了现代性中包含的内在矛盾和紧张。我们可以举当代研究黑格尔的哲学权威――加拿大的查尔斯·泰勒，查尔斯·泰勒晚近有一本书叫《现代性之引诱》，在这本书里，泰勒开篇就提出现代社会一共有三个隐含的忧虑：第一个忧虑就是生命的英雄之维的失落，就是每个人把自己封闭在内心的孤独中，他把这个担忧称之为“意义的丧失”，就是生存的意义失去了。第二个忧虑涉及到现代工商业社会工具理性的猖獗，导致泰勒说的“目的之晦暗”，就是原来应该由其他标准来确定的事，现在都按照成本收益分析来决定了。第三个忧虑是现代政治，托克维尔叫做柔性专制主义，就是一种软性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导致社会横向联合的消失，结果剩下一些孤立而没有力量的个人，独自面对强大的官僚国家。这意味着自由的丧失。这三个担忧，正像查尔斯·泰勒说的，都是从一百多年前托克维尔生前所做的预言中引申出来的，所以查尔斯·泰勒说托克维尔是一个最具有预言性的思想家。当代法国有一个研究托克维尔的人，叫黑维·雅勒（音译），他称托克维尔是智者托克维尔，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智慧能够穿透历史和时间的层岩，看到未来人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的种种危险。
托克维尔的复兴最先是在美国学术界兴起的，这和他们反思二十世纪激进主义思潮的泛滥和功过有关，不过美国学术界对托克维尔的诠释，更多带有美国色彩，比较忽略法国古典社会思想的整体传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法国开始兴起重新诠释、重新认识法国古典自由传统的思想浪潮，相继出版了不少有关的研究著作。法国的这些研究著作可能比美国的更值得我们重视一些。

两种不同的解读方法
2005年是托克维尔诞辰200周年，作为一个200年前的人，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解读托克维尔的著作。当今国际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流派有两个，一个是叫做施特劳斯学派，另一个是以斯金纳、波科克等人为首的叫剑桥学派。施特劳斯学派强调政治哲学不是一个历史学科，因为政治哲人寻求的是超越历史的永恒真理，所以作为一个生在现代却思慕古人的哲学家，施特劳斯向往憧憬的是希腊古典哲学中蕴含的那种价值。他特别强调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他认为由于马基雅维利、卢梭、尼采这三个人所代表的三次现代性浪潮，背弃了古典政治哲学中包含的价值，把人类带向了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在施特劳斯看来，最重要的弊端就是人类日益走向虚无主义。从这个立场出发，施特劳斯学派主要致力于对希腊古典哲学的探讨，但是也延伸到对包括托克维尔在内的近代政治思想家的诠释。施特劳斯学派对政治思想史的解读有一个特点，他们把文本视为一个封闭性的系统，切断了这个文本所赖以产生的历史社会脉络，他们专注于探求思想史上不同文本之间内在逻辑的联系，以及文本内部隐含的微言大义。他们这种解读方法可以说是一种专注于内在理路的解释方法。施特劳斯解释现代性的出现、扩张，好像就是看不到当时具体的社会发展，好像是马基雅维利一出现，马基雅维利写了他的《君主论》，他这里包含的思想就传给了卢梭，卢梭后来又传到尼采，然后人类就进入现代社会了。这个是有点哲学家的那种傲慢自大，好像人类社会这些具体历史脉络都不见了，就像思想家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主角。一个人发明一种思想，一下这个社会就变成另一个样了。另一个思想家把这个思想传递走了，社会又变成一个样了。要我说，和希腊哲学家，后人评判希腊哲学说哲学的本性就是叮虻。施特劳斯这种诠释也带着一种古典哲学家的叮虻，看不到比如说人类进入近代社会。历史家常说的“三R”运动――罗马法复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你在施特拉斯的学派的诠释里全看不见，你就看见一个思想家发明一观念，这个观念传递给另一个人就当变了。
以斯金纳、波科克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和施特拉斯学派构成一种对立，他们更强调解读文本，一定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社会的具体脉络，也就是语境或者说上下文，回到这里面去，这样才能探讨作者的真实意图是什么。这两个不同学派的路径和解释方法，我们看到也影响到当代学界对于托克维尔思想的解读。尽管施特劳斯学派的理论解释方法自有他们的价值，但是他们把托克维尔也简单图解为一个类似他们那样的古典政治哲学家，恐怕恰好抹杀了托克维尔本人社会政治思想的理论独特性和方法论意义。如果我们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出发，单纯依赖对于托克维尔所用概念的分析——这是研究政治哲学常用的方法——如果我们把它用到托克维尔应用的概念上，有可能就会把托克维尔当成一个没有什么思想系统性的、写时评政论的政论家。其实，这是看错了对象，运用错了解读的方法。托克维尔运用的不是政治理论研究中的规范性理念的研究方式，就是说用哲学的思辨方法和抽象概念来把握现代政治的本质。他所运用的概念，像最近社科文献出版社出了一本叫做《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但是他用的比如说民主，托克维尔有时候被人称为现代最重要的民主思想家，但是他用的民主概念、自由的概念，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概念。他的这些概念有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有的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它具体的含义、具体的内涵往往需要我们结合他著作的上下文分析。我们只有以法国古典社会思想传统作为参照，才可能真正接触到他的思想生命，而不至于误读他的思想。所以，我下面对托克维尔思想的解读更多是借鉴剑桥学派这种所谓历史脉络主义，力图回到他生活的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的具体历史情境中解读。

托克维尔社会思想的哲学渊源
我们知道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和政治的哲学有一个区分。他认为他是政治哲学家，不是政治的哲学家。实际上在我看，施特劳斯说的政治哲学不是我们一般人心目中的政治哲学，而是一种哲学；他说的政治也不是我们大家一般意义上说的政治。我们这讨论的恰恰是托克维尔关于政治的哲学，或者说是社会思想体系中的政治思想。尽管托克维尔不是上述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家，但是作为社会思想家，他也有他的哲学，所以这就是社会思想的哲学纬度。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曾经虚构了一个没有哲学家的城邦如何最终走向衰落的故事，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启示意义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缺乏哲学、缺乏哲学思维，很可能最终就走向衰落，好像春秋时代的荀子到秦国访问，访问完人家问他对秦国观感怎么样，他说秦国很强盛，但是最大的弱点就是秦国无儒，就是没有知识分子，一个没有知识分子的好勇斗狠、穷兵黩武的国家，在他看来前途不是很美妙。所以，我们后来看到秦国虽然征服六国，一统天下，但是两世就亡掉了。说明荀子作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儒，还是很有政治预见性的。在柏拉图看也是这样，一个城邦国家如果没有专门思考的哲学家等于没有大脑，没有大脑，这个城邦肯定是要衰落的。所以，无论古今中西，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的结构、运作进行反思、分析，都会依赖或明或暗的哲学假定。社会思想家力图以更为严密的方法，更为开阔的理论视野去研究社会，也不可能离开哲学，尽管托克维尔不信任那种单纯依赖思辨和演绎推理得出社会政治结论，但他采纳的学术路径也不意味着他排斥哲学，也不意味着他的思想缺乏系统性，或者和哲学没有关系。
在托克维尔生活的时代，当时主要是两种思潮，一个是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潮，一个是保守主义思潮。无论在哲学方面还是社会政治理论方面，这两种思潮当时都已经非常强劲了。法国是理性主义的故乡，十八世纪以启蒙哲学家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第一次登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成为政治社会一个极为活跃的力量。哲学观念俨然就成了当时欧洲的流通的思想通货，就像美元成了国际货币一样，那时你要是能给人讲一讲理性、哲学理性，到处都受人欢迎。由此就形成了传统上把哲学视为一切知识基础的法国学术传统。这种传统认为，所有的学术都是从哲学中发源的，所以十八世纪的百科全书派把各种学术都化约归结为哲学，但是托克维尔对这种唯理主义却是抱有怀疑的。作为他社会思想的哲学基础，他更重视启蒙思想以前的帕斯卡尔，而不是启蒙学派。帕斯卡尔是十七世纪法国学者，他精研数学、几何学，是十七世纪有名的理性主义者，但他同时也有虔诚的宗教情怀。通过对理性限度的考察，帕斯卡尔认为人类其实有两种精神：一种叫做几何的精神，力求精密、力求思辨性，强调逻辑的自洽；另一种是微妙的精神。几何精神是思辨的、推理的，远远离开了我们日常的生活世界，微妙的精神则意味着高超的洞察力量，它能够从复杂的事物中凭借细致明细的感觉把握本体。在他看来，人是一种充满矛盾冲突的生物，单单凭借机械的理性主义的几何精神建立不起人的科学，所以帕斯卡尔说这两种精神有对立，但又不是完全对立，又是互相渗透的。微妙的精神通过把几何的精神包容于一身，而超越了后者，因而是一种比几何精神更高级的精神。
我们知道对柏拉图来说，柏拉图老说正义的理念的探讨跟几何学一样，都是关于永恒事物的知识，都是不受时间影响的知识，所以他认为正义的理念应当用几何学的术语表达。帕斯卡尔继承的是巴斯卡不是柏拉图，所以我们知道他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家，他用自己的微妙精神超越了古典哲学和启蒙主义，也超越了当时的保守主义、非理性主义这些思潮。实际上，这是一种社会思想家的哲学精神和方法。当然，虽然他也离不开理性，离不开几何学精神，但是并不能把他仅仅归结为启蒙主义的理性，而是把理性当作考察社会政治问题的一种工具。就是从这里出发，托克维尔超越了理性主义和传统主义的二元对立，在当时的法国思想界，一种是启蒙哲学家，像伏尔泰、卢梭这些人，另一种是保守主义者，像麦斯特等等。托克维尔首先批判抽象的启蒙理性主义，说这是一种哲学的泛神论，就是把理性推导出的规范性理念予以绝对化。而他自己主张的则是一种具体的理性主义，在他看来启蒙主义的失误就在于把一般思想扩张到了对具体状况漠不关心的那种地步。而保守主义的错误在于他们根本否认存在着能够指导我们进行判断的一般思想。在他看来，应该把一般思想和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他说上帝的目标非常简单，而手段却是异常丰富的，所以他一边批判十八世纪的启蒙学派，把唯理主义当作激进主义的哲学基础；另一方面他也批判传统主义，浪漫的社会有机论思想。在他看来，不是启蒙哲学家的理性主义哲学改变了世界，理性主义所以流行反而是由于社会状况发生了剧烈改变后的一种社会后果，他以十七世纪笛卡尔的学说作为例子，说笛卡尔学说是强调普遍主义的，他说普遍主义的流行主要是因为大革命以后，法国民众的身份变得同质化、相似化，所以呢要矫正大革命所造成的负面效果，在哲学观念上就要和启蒙主义拉开一定距离。在他看来，单纯的政治哲学的规范性理念由于缺乏社会学基础，往往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他更关注法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历史演变和政治实践。
在法国大革命后的法国保守主义者信奉一种国家社会的有机论思维，他们认为国家和社会是一种有机体，像一个有机生物，它是由自身生命原则来控制的一种独特的事物。保守主义说，无论君主制还是贵族制，它们的根据都在于自身，只能根据内在的价值来评判，而拒绝承认外部标准，所以他们拒绝以哲学推导出的规范性理念思考。当时，法国的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叫德·伯纳尔——法国人的姓名，我们知道他在姓里面加“德”的，都是表示他是贵族出身——伯纳尔就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永恒的耻辱就是所谓启蒙思想的进步，保守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叫德·麦斯特，他说我一生的目标就是要摧毁十八世纪启蒙思想所建立起的一切，麦斯特不但反对人民主权论，也嘲笑卢梭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他说人人生而平等就如同说天生是食草动物的绵羊却转而要食肉一样的可笑。所以社会政治思潮上被视为反动的、保守的、要求复辟到大革命以前的君主贵族制社会的这些思想家，他们的根据主要就是非理性、无意识、传统，他们主要强调这些东西。他们认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就是非理性和无知，所以他们反对启蒙主义的理性主义。在托克维尔看来，启蒙主义强调个人的平等和自由顺应了天意，并没有错，但在启蒙哲学思想指引下的社会观念，乃是由原子化的个人集结而成的，是一种单纯、齐一、连贯、平等而理性的社会观，这种观念仅仅根据一些简单的理性原则，企图重新设计和改造社会，这不能不说体现了一种理性的傲慢。而保守主义者尽管反动，但他们对于启蒙主义的批判还是有独到之处的。但他们主张倒退和全盘恢复革命前的社会结构，无异于痴人说梦，既不明智也不可取。因为法国大革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国的政治社会结构，要想全盘恢复大革命前的老法国的旧建制，却恰好需要跟启蒙主义分享同样的唯理主义，因为君主贵族已经不存在了，你要证明说复辟是合理的、倒退是合理的，你同样要运用理性主义的推理方式论证君主为什么合理、贵族为什么合理。所以托克维尔对这些保守主义的批判，他巧妙之处就在于，尽管传统主义反对民主和平等，但是他们的论述方式其实已经体现了一种民主时代的政治文化改变所带来的思维方式。在这些保守主义的论据里面，已经不是说天命、君权神授这些东西来论证了，而是用人民、种族、地理、气候、国情特别，这些理性的方式来论证，这说明民主时代带来的习尚风俗的改变，就连反民主的传统主义者也不能不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说明企图恢复到路易十四时代的绝对君主制的旧制度下是完全徒劳的。
托克维尔一生主要受到三位法国思想家的影响，除了巴斯卡以外还有十八世纪孟德斯鸠、卢梭，孟德斯鸠的社会思想传统属于比较静态的社会学，偏重于对于他所处时代社会结构的共时性分析。托克维尔比前人的高明就在于他和孟德斯鸠不一样，他引进了历史的纬度。法国一位研究托克维尔的学者说，托克维尔不是一位哲学家，也不是一位法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集所有这几者于一身，甚至还要多一些。这种集哲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于一身，还要多出一些东西的人，呈现给我们的正是一个社会思想家的形象。托克维尔走的是一个综合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理论的社会思想路线，所以他要采纳这个路径，既是由他的问题意识决定的，同时，也切合他自己所要考察分析的研究对象。他既批判保守主义的天主教的政治神学，也批判启蒙学派的泛哲学化的政治。对此他指出，尽管同质化的力量通过日益增长的平等和现代思想发生作用，每一国家特定的政治文化仍保留了某种特征，每一国家的政体依然受到这个国家特定经历的制约，而社会思想的最终目的就在于通过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分析加以综合和概括，展现给人们一个更开阔的学术视野，构建出关于社会的一个更有整体性的知识构架。所以他特别强调对于宏观的、结构性的、剧烈的历史变迁，不能用偶然的原因来解释，必须深入探讨更为广泛的一般性原因，比如现在国际上的新史学家，往往就擅长对一些巨大的历史事变，用特别微小的事件或者原因来解释，这在托克维尔是不合理的。比如说拿破仑复辟之后在滑铁轮大败，在有些新史学家看来，尽管仔细的考证，拿破仑之所以这么杰出的军事统帅在滑铁卢失败了，因为这个世界霸主不巧得了痔疮，这个痔疮疼得他在战场上六神无主，所以就导致了他在战争中的失败，导致世界历史大变化，使拿破仑把法国大革命的理想推进到全欧洲的传播进程被迫中断了，旧势力又卷土重来了。你要是看这些新史学家，就是一个小小的痔疮能够改变世界里历史，但是在托克维尔看来，用这些微小的原因解释大的历史事变，是不能充分说服人的，他更重视用宏观的、结构性的历史分析来解释这种重大历史事变。他在写《旧制度与大革命》、《民主在美国》这些著作的时候，其实在他之前已经有不少著作出版了，但是他自己写这两本书却很少研究前面人的研究成果，他特别强调要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亲自去翻阅考证文献档案，进行独立的研究，然后用一种比较简要的历史事实，建立起一个社会思想体系。他的这种取向从方法论上说，开启了和影响了他身后的一些学术思想流派，比如他把别人已有的理论要悬搁起来，直接面对事实，这样的方法有点类似二十世纪后来兴起的现象学方法。
还有一个给托克维尔思想以重大影响的人，就是当时的法国文明史学者，基佐。托克维尔青年时代曾经在巴黎大学旁听过基佐关于欧洲和法国文明史的研究课程，并从中学会了历史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甚至可以说托克维尔某种意义上是基佐的学生，但是后来，两个人无论在政治理念还是政治实践上，实际上都处于对立的地位，可以说是师生反目。但是基佐文明史研究的路径和方法，还是给他的思想以重大影响，促使他在分析社会结构演变的时候引进了历史的维度，特别是中时段的历史维度，这个接近于二十世纪后来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年鉴学派认为研究历史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政治事变，比如拿破仑死了，斯大林掌权了等等，这样的历史事变在年鉴学派看，只是历史长河里翻起来的一些小小浪花，最重要的是研究历史长时段、中时段结构性的条件有没有变化，比如从长时段来说，一个国家处的地理位置、周围的地缘政治状况、自然和气候、风俗民情等等，这些可能是上万年才发生变化。中时段讲的是一个社会的结构，一般大约以几百年为时段，它的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结构有什么变化，这是中时段研究关心的。短时段呢，过去传统史学里专门研究一些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一个大人物过世了，或者哪个大人物做了一个怎么样的政治决断。在年鉴学派看来，这些都是历史的浪花，但是人呢实际是被束缚在巨大历史社会结构中的小小的零件，这些事变都是转瞬即逝，在这个大的宏观的结构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这些小小的事件历史学家根本就不用关心。所以你看年鉴学派写的历史书，可以说只见历史不见人，他那书里没有什么历史著名人物在其中活动，比如像布鲁戴尔写的《地中海传》只有地中海周围的自然气候、农作物是什么、如何演变，政治事件他们并不关心。但是布鲁戴尔法国年鉴学派在列举影响他们学派的思想先驱里面，就把托克维尔列在其中，说明托克维尔研究方法也给了他们很深刻的影响。近代法国社会巨大而深刻的变迁动力在托克维尔看来是来源于、内涵于历史之中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他把这种客观力量叫做天意。他这个天意史观实际上也是法国思想传统里的、来源于法国思想传统，像十七世纪法国有个天主教思想家叫做波绪哀，波绪哀当过法国的大主教，担任过法国王子的老师，他在1681年出版了《论普遍的历史》，这本书里就已经阐发了一种以天意作为基础的普遍历史观。波绪哀一方面鼓吹绝对的君权，绝对君主制，但另一方面，他通过考察历史又看到了，历代的掌权者，无论是大君主、独裁者，他们最后得到的成就和他们自我的预期总是有出入的，他们的计划常有意料之外的后果。著名君主非但不能主宰过去那几个世纪，也无法把握未来历史的走向，所以这些都让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所有的掌权者都感觉到了自己必须屈服的另外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什么呢，他叫做天意。当然十七世纪法国还处在绝对君主制的顶峰时期，波绪哀已经认识到绝对君主制的脆弱和有限性。而托克维尔则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这个代表客观历史演进力量的天意所在，这个天意是什么呢，就是近代社会的民主进程，作为一种同质化的力量不断地推进，在托克维尔看来，天意就是这样。他考察了法国近700年的历史，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认为法国社会这700年是贵族与平民阶级差距日益缩小，社会在日益走向平等化，因此呢，身份平等地逐渐发展乃是势所必至，天意使然。

对大革命的历史社会学分析——思考法国大革命
我们就讲讲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所做的历史社会学分析。英国有个历史学家叫霍布斯邦，他在他的一本书里叫《革命的世纪》——这本书也有中译本——在《革命的世纪》里指出，现代社会是两次大革命的产物，这就是英国的工业大革命和法国的政治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给整个现代世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大革命在1789年以疾风暴雨之势登上了历史舞台，意味着法国是用自己特有的革命的方式进入了现代性场景。人们一般把大革命分成两个时段，一个是1789年到1791年，第二个是1792年以后。前一段一般被视为比较温和的政治革命，1791年以后由于雅各宾派上台专政，首先把路易十六、皇后送上了断头台，而且采取了一系列血腥的暴力和恐怖手段，所以一般对大革命的批判，大部分都是针对大革命后期滥用暴力的批判，而不是前期。当时欧洲的各种思想流派也好，各种政治势力也好，围绕着大革命的不同评价产生了尖锐的对立，有批判的、声讨的、抨击的，当然也有欢呼的、雀跃的，议论纷纭，一直到今天，关于大革命的历史评价也还是争论不休，也远远没有告终。典型的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法国保守主义者德·麦斯特，他认为大革命实际上就是上帝派遣到人间来的恶魔，专门来惩罚堕落、腐败的法国人的，而像英国的柏克尔的写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也对大革命做出了严厉的批判。
那么托克维尔对大革命的研究，究竟有什么独特的或者说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呢，像托克维尔这样的出身经历，我们已经介绍了，他是贵族的世家，所以，按他周围的家庭社会关系，他本来应该站在国王和贵族一边反对大革命，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对大革命反而采取了一种极为独特的立场。他说：“当我出生的时候，贵族制已经死亡了，但是民主制还没有诞生，所以我的本能引导我既不盲目地倾向前者，也不会倾向后者。我是一个彻底地置身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人。我不会轻易地为这两种制度所吸引。”所以托克维尔在政治上，对激进革命派或保王党人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力图对这些社会政治现象进行客观的考察。从他的生前一直到今天，他的这种立场可以说既得不到保守的右派的欢迎，也得不到激进的左派的支持，可以说属于“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就是说他既反对君主贵族这一边，又反对激进的革命党。他自己也说过他的这个立场思想是几面不讨好，无论是正统的保皇党人，虔诚的基督徒还是凶悍激进的革命家，都不会喜欢他的思想。但托克维尔的这种立场应该是说对前几种立场的一种超越。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既是政治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作为一场疾风劲雨的社会变迁，这样的剧变如何形成的呢，对托克维尔来说不能就革命论革命，或者用一些革命制造的渊源神话，或者用妖魔化的方法来解释这场大的剧烈的社会变迁。法国人喜欢说巴黎不是一天建成的，大革命也不是一天能够形成的，一天就能突然发生的，它的渊源应该说是既深且远，所以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从法国政治结构的历史演变去探讨革命发生的原因的。
在托克维尔生活的时代，大革命作为疾风暴雨式的剧烈社会运动已经过去，革命派当年为了要与革命之前的旧事物、旧制度彻底决裂，采取了很多他们认为是彻底的、连根拔除、彻底扫荡的、重大的政治举措，所以在大革命以后，很多人包括保守派都认为革命前后的法国是不同的，截然不同的，是两个法国，新旧两个法国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世界，因为大革命已经把法国撕裂成了前后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托克维尔经过研究发现，实际上旧制度、旧事物并没有所阻断或区隔，很多旧的事物一直延续到大革命以后所谓的新社会，旧制度有很多制度规则、程序举措、政教习俗都被保留下来了，而且呢从根本上说，领导大革命的革命者所以能成为革命领袖正是凭借了旧法国的这些旧制度、旧政教习俗提供的资源，才可能成为领导者，才能领导革命。另一方面，大革命也确实改变了法国，所以他认为要真正理解法国大革命，还得必须去考察它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存在了的、坟墓里的那个法国，已经死去了的那个法国。就像生物学说，借着解剖死亡器官才能发现生命的规律。要理解革命，就必须回到历史。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直上溯到法国大革命前六、七百年，揭示了这六、七百年间的历史演变，从而令人信服地指出大革命不是突然发生的。
早在革命以前的六、七百年里，代表着皇权的中央集权就不断地进行扩张，蚕食着地方的自治权和贵族的特权。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贵族实际上已经被皇权剥夺了真正的权利，失去了参与地方行政管理的职能，成为真正的寄生阶层。贵族的土地也被君主兼并、重新划分，并且逐渐转入第三等级的手里。第三等级也就是我们说的资产阶级，大量占有、购买这些破落贵族的土地。对于贵族力量的削弱，早在大革命以前的君主就已经开始了，而在绝对君主制达到高峰的时代，我们都知道路易十四有一句名言就叫做“朕即国家”，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是法国王权达到顶峰的时代，他已经在大量剥夺贵族拥有的土地、庄园以及作为贵族特权的政治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说，大革命只是继承了在大革命前面的那些法国专制君主，革命和君主不是完全对立的，反而革命成为法国专制君主的后继者。所以说大革命只是接续了专制君主剥夺贵族权利的过程。常言说专制之下出暴民，托克维尔也不认同革命期间的那种暴民专制，但是在他看来，这种暴民专制不是发源于暴民本身，而恰恰来源于绝对君主专制时期那种专横的专制统治。有了专制，像前面说的，它之下才能出暴民，如果没有专制，也没有暴民，所以革命时代的暴民是革命前的专制君主造成的。他说我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革命以后才来到世界上的，这个革命摧毁了旧有的国家，但是它并没有发展出一个稳定的而且能够长治久安、垂之久远的社会政治制度。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才是法国政治社会长期动荡的原因所在，不是革命，而是革命没有发展出一个稳定的而且长治久安的社会政治制度来。
有一个德国政治法学的学者叫卡尔•施密特，最近几年在思想界很热。卡尔•施密特特别推崇政治人物在例外状态下做出的政治决断，反对用法律去限制统治者。对于魏玛时期的德国，卡尔•施密特主张也许不是没有针对性的，但是例外状态正是相对常规状态而言的，没有常规政治，也就没有例外政治，没有常规状态，也就没有例外状态。对于法国来说，大革命的重要起因之一就是反对那种由大臣专断造成的恣意践踏法制的专横统治，换句话说，当时的法国时时处处都是所谓的例外状态，没有法制，从根本上说是缺乏常规政治的状态。从政治时间上来看，西方有一个法学家说，说在所有政治体的历史上，在集体意识里都有一些难忘的、以宪法秩序重大变迁相关的宪政时刻，这种变迁，很可能直接和正式的涉及宪法本身。比如对宪法进行重大修改，或重新制定宪法，一个国家能有宪政时刻是一个国家的大幸，但是从法国大革命以来，这样的宪政时刻太多了。法国大革命以后，到1958年的第五共和，法国一共前后制定了13部宪法，这因此就成了法国的灾难。
在托克维尔看来，大革命扫荡了旧的封建制度，在法国建立起了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体制，重建和恢复了地方自治制度，这是值得赞扬的。他赞扬法国大革命的前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温和革命的时期。心怀宽大、热情洋溢、充满了情谊和宏伟，是一个永世难忘的时代，他说目睹那个时代的人都消失以后，人类一定还会长久地用赞美和憧憬的眼光仰望这个时代，法国人会对他们的事业或者自身感到自豪，相信他们能在自由之中平等的生活。作为一个贵族的后裔，而且连自己挚爱的亲属都在大革命中被送上了断头台。但是，他通过对法国政治历史的考察，却依然由衷地赞美大革命所体现出的法兰西民族的那种政治素质、政治首创精神，如同任何一场深刻的革命一样，法国大革命也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革命之在历史进程中的真正意义，其实并不在于革命的过程中那些政治领袖用来自我标榜和神化的至善论的乌托邦，由于理性的有限性，即使像列宁那种凶悍无情的革命家也承认就是革命者有时候，原来想进这扇门的，结果却进了另外一扇门。无论法国大革命给法国政治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它的深刻的历史意义则在于它把自由、民主这些蕴含在现代性中的普世价值，在一个短的历史时期内次第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革命真正的合法女儿是自由，是平等，是民主，人权和代议制，而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者、传统主义者乃至权利崇拜者，都并不能代表大革命所体现的正面价值。
托克维尔为了表现他和大革命前的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彻底决裂，曾经依然拒绝接受自己家族的贵族头衔——按照贵族的制度，就是说你父亲死了，你可以继承贵族头衔——但是托克维尔就拒绝了。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说我断绝了家人的联系，割舍了真挚的亲情和珍惜的回忆，为的就是追求1789年大革命的目标和理性，在我看来那些希望复兴路易十四绝对君主政体的人，神志不清已经到了极点，他批判像法国的麦斯特、英国的柏克尔那样的保守主义思想家，认为他们误解了正在开始的革命的总体性质和最终的普遍性意义，他们实际上仍然沉溺在欧洲的旧建制和旧传统中，那些陈旧的代表这一久阶层的阶层并没有懂得法国大革命意味着世界正在出现和形成的新的具有普遍性的事物。后来，当代法国学者保罗•利科也说过如果我们用托克维尔的观点去思考大革命，就不会把大革命看作是法国历史的断裂，或者是革命的渊源神话，而是把它当成君主制使命的一种完成，是旧的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民主国家制度的诞生。在历史研究者和革命暴政或者说渊源神话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这道鸿沟就是托克维尔要探讨的，具体说是革命者的意图、动机和他们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之间的鸿沟，革命动机和革命后果之间的鸿沟。
在托克维尔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后，一位开明的贵族叫奥玛尔公爵曾对托克维尔这本书的社会政治思想做了一些分析，他说托克维尔证明了法国大革命势在必行、合情合理，尽管凶暴，但是只有法国大革命才能扫荡流弊，解放人民。他认为作为经历过大革命的国家，在革命以后仍然存在着三条革命道路，一条就是复旧，以法兰西共和的名义恢复只有在君主专制下才有的那种专横武断的统治，甚或有过之，这是为了革命所带来的物质成果而牺牲革命所体现的正面价值，这是机会主义的路径。第二条是激进左翼所主张的，就是把大革命时代造成的恐怖、无政府状态常规化、日常化，这是激进主义的路径。第三条路径是要从大革命恐怖时期的暴力血腥中拯救那些被淹没、被遮蔽掉的正面价值，同时要纠正革命时期那些过火的负面东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捍卫革命的成果，走向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
托克维尔认为，其实没有这场革命，革命所做的一切也迟早会要发生，只不过革命是一个爆裂迅猛的过程，靠着革命人们使政治状况适应社会状况，使事实适应思想，使法律适应风习。在他看来，民主首先不是一种政治选举制度，首先是一种社会状况，既然社会在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日益变得平等，那么政治状况必须适应这个社会现实，如果我们无视革命前后这一重要的社会变化，企图原样照搬绝对君主专制时期的政治，或者复辟那种等级为制的贵族特权制度，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注定是要失败的。
托克维尔宽恕大革命创造的过分中央集权以及许多专制的举措和工具，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在革命前君主专制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这不是革命者的发明，他也宽恕在革命的过程中摧毁了可以阻止无政府状态或者专制暴政的制衡力量，因为这些在革命前就已经趋于消失了。他甚至可以宽恕大革命作为一种疾风暴雨的社会政治运动带来的血腥、暴力与不公，但是他要批评的是从大革命直到他所处的当代，革命迄今为止尚没有发展出、创建出任何政治权利的制衡力量，而这种政治制衡力量，即使在旧制度下面也已经看到了，制衡这些专制权利的力量所在。所以他毫不留情地指责大革命恢复了革命前旧制度的全套政治机器，乃至在60年以后，第二次把法国又重新投入到专制制度之下，他比旧专制制度更合逻辑、更加平等，但也更为全面。与站在大革命对立面的保守主义不同，托克维尔是站在大革命的立场上，以大革命的原则去批评大革命，他批评革命之后的60年里，竟然还没有能找到和实施一种是权利得到制衡的政治制度，竟然在革命的名义之下，把老欧洲旧制度下恣意专断的专横统治延续到今天。如何走出这个困境？乃是托克维尔所有著作关心的中心性主题。
民主（平等）的社会与同质化的进程
为什么出现和大革命的初衷和革命者的理想相悖反的这种社会状况呢，首先应该指出托克维尔由于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而是一个社会理论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所以他使用民主、自由的概念作为社会理论中的范畴，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