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关怀：吴景超社会思想中的女性研究.pdf

103第 10 卷 第 5 期 2023 年 9 月Vol.10 No.5 SEPT.2023社会建设SOCIAL CONSTRUCTION边缘人关怀：吴景超社会思想 中的女性研究谌骁 桂胜a摘要：在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乡村建设运动中，许多实验县区都设立了专门组织发动女性参与社会建设，女性在这一实践中的地位得到了肯定，但当时的学术界缺乏对其系统的讨论。吴景超出于边缘人关怀发现了女性解放的可能性及其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性力量，他运用历史分析与现实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在体认女性困境的基础上，从女性民俗研究中找回女性主体，从社会变迁中发现解放机遇，论证了女性解放的可能性，并结合“第四种国家”的判断，生发出了生育、就业两大女性议题，其研究对发掘当下社会建设中的女性力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关键词：吴景超；边缘人；女性；社会建设一、引 言甲午战争以后，女性解放作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一大批学者开始致力于揭示女性所受到的社会压迫。他们抨击传统宗法制度（劲知，1992），痛斥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对女性的“昏迷”和 作者简介：谌骁，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桂胜，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基金项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项目“武汉大学非遗扶贫工作思路”（教发司2017304号）；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鄂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化研究”（2019GMD065）。社会建设2023 年 第 5 期104“强暴”（鲁迅，1918），主张发展经济，以教育、就业等途径实现女性解放（华惠芳，1999）。在当时，女性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浮出历史地表（戴锦华，1994），其生活境遇得到关注、反思。20 世纪 2030 年代，以复兴中国为目的的乡村建设运动蓬勃发展，在山东邹平、河北定县、南京江宁等实验县区分别设立了妇女部（梁漱溟，2005b：383）、家庭会（吴洪成，2002）、母亲会（徐秀丽，2004：38）等，这些组织致力于动员和发动女性投身乡村建设事业中。此外，1930 年，国民政府还修正了“乡镇自治施行法”，赋予女性以政治权利（吴瑞娟，2010）。然而，当时的社会论争主要围绕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庄俊举，2007）、中国本位文化和西化之关系（周文玖，2009）等宏观社会问题展开，很少有人对社会建设中的女性群体进行专门的研究。对此，吴景超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刻的讨论。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活跃分子，他在致力于探索中国社会发展与建设道路的同时，关注到了其中的女性主体，并多次以不同的主题与焦点在著述中进行讨论。作为一位具有前瞻性的社会学家，吴景超的诸多思想和主张至今依然具有极强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关注他的女性研究，勾勒女性在其社会思想中的地位和轮廓，有助于为当下的社会建设提供积极的思考和启发。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妇女是人类文明的开创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在各行各业书写着不平凡的成就。”（习近平，2020）本文希望能够为在当下如何进一步赋能女性，以发挥她们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性力量提供有益的探索。目前，吴景超的诸多学术观念和思想已经引起了部分研究者的关注，其中邹千江对吴景超的社会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梳理（邹千江，2014）。同时，也有学者讨论了吴景超的乡村建设思想（曹金祥，2010）、村落调查研究（王振忠，2015）等具体内容，还有学者将吴景超与同时代的梁漱溟（邢军，2015）、费孝通（王小章，2021）、陈序经（刘集林，2009）等社会思想家进行对比分析。然而，吴景超的女性研究却很少有人讨论，尽管邹千江在讨论吴景超的婚姻家庭研究部分中有所涉及，但其重点仍为整体性的内容梳理，并未专门留意其中女性研究的内容。另外，吕文浩在随笔中讨论了吴景超关于婚姻家庭之变（吕文浩，2021）、家务社会化（吕文浩，2014）等观点，对其进行了较为客观中立的评析，或许受篇幅所 限，吴景超的女性观念与态度并未得到清晰、完整的呈现。基于此，本文边缘人关怀：吴景超社会思想中的女性研究105对吴景超著述中与女性相关的内容进行系统性分析，重点从其社会建设思想出发，讨论吴景超是如何看待女性的。具体而言，本文将主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吴景超为什么会进行女性研究？第二，他具体是如何进行女性研究的？第三，他主张如何发挥女性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二、吴景超的社会思想及其女性研究作为中国先驱社会学家，吴景超在立足现实国情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致力于探索中国社会建设的方案，其女吴清可回忆道，“父亲吴景超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终生致志探求中国富强之路，研究中国问题，寻求中国社会、经济问题之途”（吴清可，2008）。其中，女性作为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群体，多次浮现于吴景超的社会建设思考之中，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参与主体。那么，以探求社会建设之途为己任的吴景超为什么会关注女性群体，并对其进行讨论和分析？孙本文曾言，“社会建设是整个社会的建设，其着眼点在整个的社会，而不在物质、不在经济、不在心理等等，却同时注重物质、经济、心理、政治等等的建设”（孙本文，1936）。由此可见，当时主流的社会建设思想是强调其综合性与全面性。不过，作为一个极具时代特色的命题，20 世纪2030 年代的“社会建设”主要是以解决社会危机、重建社会秩序的乡村建设运动为基本面向的（王先明，2023）。在乡村建设问题上，吴景超重点对中国农业发展类型进行了系统性考察（曹金祥，2010）。他运用世界各国案例、数据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了世界各国的农业发展类型，指出中国为人口密度大、农业谋生比重大的“第四种国家”。可以说，“第四种国家”是吴景超对于当时中国的基本认识，也是对中国现实国情的基本判断。事实上，所谓的“乡村建设运动”并不是局限于乡村的建设，正如梁漱溟所言，“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梁漱溟，2005a：161）。而在吴景超看来，中国社会建设中的乡村和城市并不存在明显的分野，大部分农村都无法完全实现“自给自足”，都与其他地区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和物资最终也会汇集到城市（王君柏，2021）。基于“城乡一体”的观点，他认为 社会建设2023 年 第 5 期106“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是中国作为“第四种国家”的出路。而都市发展不仅涉及工业化的发展，还有人口的分配问题，“一个国家里面，乡村与都市的人口分配，一定要有一个适当的比例，然后国家可以富强，人民的生活程度可以提高中国乡村的人口太多，而都市的人口太少，乃是不能不认的事”（吴景超，1933b）。针对当时中国以乡村为主、农业人口众多的社会现实，吴景超提出了节制生育的主张。而正是在“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社会建设思考中，吴景超注意到了女性的重要性。在解决人口问题方面，女性作为生育主体的影响力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而兴办工业作为发展都市的第一种事业（吴景超，1934c），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其中，他通过分析英、美、德、法等国家的男女就业数据，发现女性就业率低是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吴景超，1934b），但中国尤为突出，女性在工业发展中的力量还存在很大的发掘空间。另外，吴景超注意到，在农村女子结婚以后，丈夫到都市谋生，自己却要在家侍奉公婆，这导致都市人口中男子远多于女子（吴景超，1929a：38）。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职业，也是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有利于平衡城乡人口的分配。虽然吴景超意识到了女性在社会建设中的潜力，但女性能否参与其中还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当时的女性解放运动曲折发展a，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还形成了两派相关讨论：一派呼吁女性解放，主张女子“勿自居被征服（be conquered）地位，勿为他人之附属品”（陈独秀，1916），打破“男子治外，女子治内”，突破“妇女生活谱”（刘半农、玄同，1918），“努力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胡适，1918），力图以此拯救中国女性；另一派则为传统女性的拥护者，将中国女性视为“无我”的存在（辜鸿铭，1944），强调其对丈夫的绝对服从，将婚嫁视为女性最称心的职业（林语堂，1933），甚至还支持纳妾（郭运恒，2006）。此外，姚灵犀以“赏玩”的心态编写采菲录，收集了缠足风俗史料，还成立“访莲社”进行缠足资讯和物品的交流（高彦颐，2009：9596）。a 戊戌变法的失败导致不缠足、兴女学等举措并未真正落实，但民间革命思想因变法的失败更加激烈，其中出版于1905年的女界钟关于缠足、女子教育、男女平权等内容的讨论对女性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陈东原，2015）。边缘人关怀：吴景超社会思想中的女性研究107可见，两派关于女性的认知差异是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相互交锋的产物。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后的知识分子呼吁女性解放，他们受到国外反封建思想的熏陶，力图以女性解放推动社会发展，所以他们大多以西方社会为参 照，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压迫与束缚；而传统女性的拥护者以文化保守派为主，面对西方文化在国内的传播和发展，他们企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女性典范，通过对传统女性角色的回归来维护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诚 然，这种保守的女性观念没有认清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趋势，无法增进女性的福祉；但是，一味呼吁女性解放，强调女性的悲惨生活境遇，以至于中国女性的历史成了“一部被奴役的历史”（高彦颐，2005：3），女性又沦为了没有自我（self）的存在，在事实上否定了女性解放的可能性。女性只有实现解放，拥有独立的人格，才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为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因而，在吴景超发掘女性社会建设力量的过程中，针对女性解放的讨论则成为难以回避的话题。三、边缘人关怀：女性解放的讨论吴景超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期间，帕克、伯吉斯等学者提倡都市社区调查，因此吴景超的博士论文即以美国城市中的唐人街为研究对象。其中，帕克借鉴齐美尔的“陌生人”理论，通过对移民报刊与城市移民的社会学研究建立了“边缘人理论”a，认为“边缘人是命运注定要生活在两 个社会和两种文化中的人，两种文化不仅是不同的，而且是对立的；他的思想是两种不同文化或难以熔化的文化的熔炉，在这个熔炉里两种文化或者全部融合或者部分地熔化在一起”（杨中举，2019），这对吴景超产生了很大的启发。他在博士论文研究中将“一个在主观上融合了两种文化的具有新的特征的人”视为“边缘人”（吴景超，1991：309）。其对唐人街华人的实证研究揭示了边缘人既在社会中面临文化冲突，又能成为一个改革者促进文化沟通和交流，推动社会进步，这种“边缘人”关怀也影响到了吴a 虽然 唐人街：同化与共生 将“marginal man”翻译为“边际人”，但学术界在对“marginal man”进行理论探讨时大多将其翻译为“边缘人”，本文统一采用较为普遍的“边缘人”译法。社会建设2023 年 第 5 期108景超的女性研究。（一）在旧传统中体认女性困境吴景超出生于 1905 年，在他成长的年代，大多女性仍然生活在旧传统的束缚与压迫之中。因而在他关于女性的讨论中，多次提及了女性从出生到长大成婚，再到婚后成家所面临的困境。首先，生育中的性别歧视使女孩从降生起便面临着不同的人生际遇。从观念上来说，中国民众存在“多福多寿多男子”的看法，社会上普遍存在生男孩的偏好，这使得女孩在出生之前就是不被期待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女孩的悲惨命运。从习俗上来看，中国存在“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韩非子 六反）的“溺女”之俗，不过他或许并未目睹这一现象，只是从文献中有所了解，他对溺女习俗的社会成因分析主要借鉴余治的得一录：一是家庭贫困，生计难以维持；二是嫁妆过重，家庭难以承担；三是想再生男孩，打算把家庭抚养资源留给男孩（吴景超，1930a）。其次，女性结婚不自由。在传统社会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不能违背的，男子求婚只需以金钱、牛马等聘金或者具有聘金性质的服务手段征求女方家长的同意，吴景超将其称为“买卖式的婚姻”（吴景超，1929b：13），由于女子缺乏忤逆家长的经济实力，只能顺从家长的安排。另 外，虽然有人可能会先恋爱再结婚，但吴景超也认为现实社会中的恋爱是不自由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道德伦理之下，恋爱只是婚姻的过程，婚姻是有条件的，所以恋爱也是有条件的，需要考虑双方家世、遗传等多个方面（吴景超，1933a）。最后，婚后的家庭角色是对女性的桎梏。吴景超认为，中国旧式女子受到“三从之教”的束缚，并尖锐地指出，“其中出嫁从夫一条，其实并不十分确切。与其说是出嫁从夫，不如说是出嫁从公婆”（吴景超，1929a：38）。传统家族等级制度由性别、辈分和年龄三个原则构成：性别确立父权制，辈分和年龄确定秩序（笑冬，2002）。婚后女性在公婆面前是年轻的女性晚辈，家庭地位较低，只能“从”公婆。此外，家庭中还存在“贤妻良母”等其他角色的束缚，若不幸遭遇家庭变故，女子得替去世的丈夫守节，甚至还得忍受来自婆家和社会的欺辱，一辈子生活在悲惨的境地中（吴景超，1919）。边缘人关怀：吴景超社会思想中的女性研究109在吴景超看来，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生而不同”的生育观念与“以家为大”的社会规范给女性生活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这使得女性无法适应社会文化变革的步伐，在事实上沦为社会发展中的“边缘人”。（二）在民俗研究中找回女性主体在关于女性的社会讨论中，不管是保守派对传统女性的维护，还是部分知识分子对女性解放的呼吁，女性似乎都是完全被动的存在。而主体性的缺失也成为女性解放面临质疑的根本原因，亦是吴景超发掘女性力量难以回避的问题。对此，吴景超从当时讨论最为激烈的贞操道德入手，讨论了女性的主体性问题。1918 年，周作人翻译了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1918），抨击了只针对女性的贞操道德之荒谬，后来胡适、唐俟等人也进行了相关的讨论，内容大体也都是从男女横向比较的维度出发批判贞操道德的片面性（陈东原，2015：284）。对此，吴景超受到孙末楠民俗研究的影响a，从历史维度论证贞操道德并不是绝对的，以两汉寡妇再嫁之俗呈现了女性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的历史面貌。具体而言，他以三类寡妇群体来展现两汉社会贞操道德及女性婚姻生活：其一是可再嫁的寡妇群体，他以汉代皇室与平民寡妇再嫁的实例来反驳寡妇自古以来都被迫守节的观念；其二是作为母亲的寡妇，在贞操道德的讨论中，大多数人将作为母亲的寡妇排除在解放群体之外，将母亲养育子女守节视为应当，因为母性之爱会使女性“爱惜子女欲教养子女”而放弃改嫁（颜筠，1924），但吴景超在两汉历史研究中发现，有子女的寡妇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再嫁；其三是不嫁的寡妇，寡妇再嫁虽是汉代俗之所趋，但是在吴景超对实例的梳理中也浮现了拒绝再嫁的寡妇身影，即使家长极力劝说甚至逼迫其再嫁，她们也坚定地拒绝（吴景超，1932）。民俗是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文化，吴景超以对两汉再嫁之俗的研究，大体呈现了再嫁、不嫁两类女性群体。无论社会如何看待女性的贞操道德，但是作为寡妇的女性在实际选择中，并不会一味地追求标榜社会道德而放a 吴景超不仅撰写了孙末楠传 孙末楠的治学方法 几个社会学者所用的方法等文章介绍孙末楠，还在其编写的教材都市社会学中大力推荐孙末楠的民俗论（吴景超，1929a：8384），将其列为中国都市社会调查理论指导书籍之一，从中得以窥见吴景超对于孙末楠治学方法之推崇。社会建设2023 年 第 5 期110弃对现实生活的追求，因此她们会选择再嫁；而不嫁则更多是对于自我爱情的坚守，反对家庭婚姻安排，是女性企图把握自我命运的个体抗争。通过对两汉女性民俗的研究，吴景超呈现了在历史上具有一定主体性的女性群体面貌，在回应女性无法解放之质疑的同时，也反思了解放话语对女性能动性的忽视。（三）在社会变迁中发现解放机遇除了从历史的维度找回女性的主体性和从作为边缘人的女性群体本身出发论证女性解放的可能性之外，吴景超还关注到了社会变迁中女性生活的改变，发现了女性解放在社会客观环境中的机遇。一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在工业革命之后，中国社会逐渐从传统以土地为中心的农业生产和以家庭为中心的手工业中脱离出来，转而进入都市的工厂之中。如此一来，围绕土地资源集聚的家庭成员逐渐分散到各个城市，家庭规模缩小，出现了从“大家庭”演变为“小家庭”的趋势。而这种“小家庭”类似于欧美的家庭，父母不是家庭中的绝对权威，生子防老的观念也发生改变。父母在家庭中地位下降，甚至不与子女同住，传统社会女子“出嫁从公婆”的习俗得以改善。侍奉公婆的职责出现从家庭职务中分离的趋势，女子获得从以侍奉公婆为根本信仰的大家庭束缚中解放的 希望。二是女子教育的发展。吴景超认为，在过去百余年的妇女运动中，各个方面取得的成绩是不一致的，其中女子教育是成果最为显著的方面之一。在大多数较为发达的国家，女子可以和男子受同样的教育（吴景超，1934b）。虽然吴景超并未对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程度进行系统研究，但他发现，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使女性开始反思旧礼教，意识到媳妇侍奉公婆的制度是不合理的，不再忍受这种不合情理的安排。而这种对于侍奉公婆态度的转变也动摇了大家庭的基础，从而推动了“小家庭”的演变 趋势。在从“大”到“小”的家庭演变趋势中，吴景超看到了女性从“侍奉公婆”的社会习俗中解放出来的可能。他认为，到都市谋生计的男子把妻子留在家中是为了“尽晨昏侍省之劳”(吴景超，1929a：38），因此“侍奉公 婆”观念的改变不仅意味着女性可以从侍奉老人的辛苦劳动中解脱，更使女性可以获得和男性一样离家到都市谋生的机会，有利于女性实现更大程边缘人关怀：吴景超社会思想中的女性研究111度的解放。此外，这种观念的动摇也会影响“养儿防老”的社会观念，进而可能改变“多福多寿多男子”的生育观念，女孩在生育文化中的地位、妇女在生育实践中所受的压迫都可能随之发生改变。在对女性解放的讨论中，吴景超的边缘人关怀体现为他对女性生活困境的体认，这种困境是女性在传统文化束缚中难以接受和融入新文化变革的迷惘。关照在文化交替中产生的文化混沌心理，是吴景超对帕克边缘人研究的借鉴和延续，也是当时边缘人研究的主流。然而，正如吴景超所言，边缘人“这种不利的一面，无需再作详细的阐述。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曾经扮演或将要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吴景超，1991：311）。为了发掘作为“边缘人”的女性群体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角色和地位，他先论证了女性解放的可能性：从较为系统的历史研究中，找回女性的主体性；从对社会变迁趋势判断中，发现女性解放的机遇。这种既肯定女性主体地位又不乏现实依据的女性解放讨论，正是出于吴景超对边缘人群体的观念中较为积极的价值面向。他充分相信和肯定边缘人“能成为一个改革者”（吴景超，1991：312），也坚信女性具有自己独特的社会贡献和价值，因而他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维度说明了女性解放的可能性。正是在边缘人关怀下对女性主体性的肯定以及对女性力量的坚信，使他区别于同样致力于女性解放的呼吁者，其实现女性解放的观点更具说服力。四、社会建设主张下的女性议题如前所述，作为一位致力于探求中国道路的社会学者，吴景超对女性的关注事实上试图将女性作为主体力量纳入其社会建设的实践之中。因此，他出于边缘人关怀论证女性解放的可能性也不仅仅是为了回应和反思关于女性解放的社会讨论，更是为了论证女性能够突破传统束缚、参与社会建设。因此，吴景超的女性研究还是以对社会建设的探索为落脚点的，他的边缘人关怀是为了发挥作为边缘人群体的女性在具体社会实践中的贡献和价值。而以人口密度和职业分派为标准确立的“第四种国家”是吴景超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判断，也是他一切社会建设主张的起点。因此，在他较为系统的女性研究中，生发出了生育和就业两个较为具体的女性议题，与“人社会建设2023 年 第 5 期112口密度”和“职业分派”相对应，试图将女性主体纳入“第四种国家”的社会建设实践中。（一）关照女性生育1922 年，美国节育运动创始人桑格夫人访华宣传生育节制理论，中国传统性道德和生育观念受到极大挑战，引起了激烈的社会争论。反对派从道德沦丧、自然法、民族发展等维度谴责生育节制；而赞成者则从女性身体负担与人口过剩导致的饥饿、疾病、战争等现象予以回应（俞莲实，2008）。吴景超在“第四种国家”的论述中，对中国人口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中国人口的庞大，阻碍了近代化的发展（吴景超，1936），影响了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农民遭受盘剥并使得中国农村破产的原因之一（吴景超，2008：1315）。因此，他极力主张控制人口数量，实行生育节制。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是吴景超对于社会人口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 主体。在生育女性的社会角色认知方面，当时有人提出“母性自决”的观点：一是尊重女性的生育自由，认为“女子的义务，并不是专为生子女，而且愿生与不生，伊也当有自由，不得强迫”（陈望道，1979：219）；二是反对无节制生育，减少对妇女身体的伤害。吴景超同样反对无节制的生育，但是他并不赞同女性生育是完全自由的，指出“中国的妇女不应回避做母亲的责任”，除了“身体孱弱的女子以及有遗传病的人”需要通过节育来保障家庭的幸福（吴景超，2008：99）。那么，女性在生育中是完全被动的吗？对此，费孝通认为生育是婚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分工得以持续的制度保证，生育是一件“损己利人”的事（费孝通，2017：109）。吴景超不赞同这种“损己利人的生育论”，反对将生育视为绝对的社会性安排，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则成为完全被动的缄默存在，认为“生育制度的产生，乃是合乎个人私愿的，而不全是由社会安排出来的”（吴景超，1948），强调女性在生育中的能动性。可以说，吴景超认为女性在生育过程中存在“有限的主体性”，女性虽难以实现完全的生育自由，但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存在。正是基于这种较为现实的认知，他提出从两个方面来关照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实现人口节制的主张。一是从女性主体的角度，重视女性身体健康，强调过度频繁的生育对中国女性身体的伤害，“自从十余岁出嫁之后，一生连小产在内，可以怀孕十余次以至二十余次生产不息，是使中国妇边缘人关怀：吴景超社会思想中的女性研究113女体力衰退，未老先衰的最大原因”（吴景超，1936）。对此，他提倡各地卫生机关宣传节育知识、设立妇婴保健所，以保护妇女健康。女性树立健康观念，掌握节育知识，可以有意识地控制自身的生育活动，避免过于频繁的生育行为，从而有助于社会人口的控制。二是从社会观念的角度关注女性“养子防老”的生育心理。他指出，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养儿子的作 用，等于近代工业社会中的老年保险”，因而可以通过发展、完善养老保险制度，解决老年生活忧虑（吴景超，1948）。如果不必通过“养子”才能“防老”的话，那么女性的生育意愿也就没有那么强烈了。不过，吴景超也强调，人口节制政策只是当时社会情况下的选择，预计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不育者会增加，“家庭对于传种一事，已经不能尽职，须由国家出来监督与扶助了”（吴景超，1934a）。因此，准确来说，他关于社会人口问题的分析不是为了节制人口，而是为了实现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人口控制。总体来看，吴景超关照生育女性的核心在于最大限度地尊重女性在生育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从女性视角出发来实现社会人口的控制。此处的女性视角不等同于女性个体的视角，还包括女性所处社会环境的整体性视角，因为女性的生育实践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还会受到社会习俗和观念的影响，唯有将个体与社会相结合，才能真正地理解女性在生育实践中的行为逻辑，从而发挥她们在社会人口控制中的力量。这种整体性的女性视角在如今鼓励生育的社会实践中具有一定借鉴价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下影响女性的生育实践的社会因素更为复杂，就连家庭婆媳关系、社区居住环境等都可能影响女性个体的生育意愿（何姗姗，2021）。（二）提倡女性就业职业问题是吴景超重点关注的社会议题之一。在关于中国为“第四种国家”的推论中，他专门强调了职业分派不合理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并以俄国为实例指出，“第三类国家”中农业人口过多阻碍了社会发展，并认为中国也存在类似的职业分派问题（吴景超，2008：910）。因此，在吴景超对女性议题的论述中，职业问题是其讨论重点之一。首先，鼓励女性走出家庭，从事社会职业。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欧美各国失业问题日益严重，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各国纷纷立法并宣扬家庭主妇的贤妻良母形象（许慧琦，2011），引起了中国社会关于“妇女回家”的争辩，既有人主张妇女回家做贤妻良母，也有人坚持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建设2023 年 第 5 期114社会生产，众说纷纭，观点不一（夏蓉，2004）。而吴景超虽然意识到教养子女是家庭的重要义务，母亲是最为关键性的角色，但他也认为“把全副精力用在家庭上面”（吴景超，1930b）限制了女性在其他方面的发展。所以，他支持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职业，实现经济独立，摆脱对家庭的依赖，克服对男性的服从，从而形成独立自主的人格。因此，他将职业问题视为女性解放的焦点问题。然而，1930 年针对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婚姻是女子参与社会职业的影响因素，结婚后的女子大多成为家庭主妇，从而放弃社会职业（吴景超，1934b）。所以，解决女性家庭责任与社会职业的冲突成为其女性就业主张中的重要内容。其次，提倡家庭职务社会化。在吴景超看来，工业革命以来家庭制度逐渐变动，家庭中的生育及生产消费、教养子女、情感供给等职务都相对减少，余下的职务存在逐渐社会化的可能（吴景超，1934b）。因此，在平衡女性家庭与职业关系的问题上，他认为，家庭职务社会化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在维持正常家庭生活的同时也可提升社会生产力。具体来说，一是子女教养的社会化，他认为，教养子女是女性就业最大的阻力，他强烈推崇苏俄的托儿所制度，专家育儿、群居成长的抚育模式可以提高育儿质量，且上班的母亲可以定时哺乳小孩，下班就接回家，解决了职业母亲的后顾之忧；二是家务劳动社会化，受米勒娄所著家庭的启发，他提倡专业厨师以批量化采购与生产等方式建立合作厨房，实现烹饪社会化，以规模化效应节省单个妇女烹饪所消耗的时间，洗衣等其他一切杂务也可以参考烹饪实行社会化。从本质上来说，吴景超力图发挥多元主体力量为家庭照料提供支持（杨爽，2021），减轻女性在参与社会劳动上所受到的束缚。吴景超提倡女性就业的主张是在较为宏观的国际视野下探寻女性人格发展与完善的尝试，也是对女性解放具体实现路径的探索。他认为，工业化发展中家庭关系的变动使家庭职务的社会化成为可能，也使女性就业具备了现实可能性。也就是说，发展工业能够帮助女性就业，促进女性解放。客观来说，这种观点确实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不过，作为当时社会建设讨论中“工业派”的代表人物，吴景超的观点也存在从女性发展的角度为工业化主张“正名”的可能。此外，吴景超认为“职业分派不合理”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普遍问题，因此提倡增加工业谋生者的比例，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倡女性走出家庭、从事社会职业，实际上就是提倡女性参与工边缘人关怀：吴景超社会思想中的女性研究115业生产，这有助于增加工业谋生者的比例。女性参与社会工业生产不仅可以为工业化提供更多的劳动力，还可以帮助农村的女性摆脱家庭束缚来到都市工业中谋生，更可以缓解当时中国都市社会中男女比例失衡的状况，有助于都市社会的全面发展。从女性解放的角度来看，吴景超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广大女性同胞的心声。五四运动以来，部分女性的自我意识有了一定程度的觉醒，女性已经有了参与社会职业的意愿，但并未得到社会的支持和信任，甚至还有人称“从事职业的女子为怪物，以笑骂批评的语调出之”（詹詹，1934），女性就业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吴景超从国际视野出发，列举苏俄实例证明家庭职务社会化的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女性职业与家庭之间的张力。事实上，这种张力在当今社会也并没有完全消 除，还存在“女强人”等针对职业女性的污名化概念，如何才能更大限度地建立事业与家庭之间的平衡，从而使女性拥有更大的自主选择权利，发掘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力量仍然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论述中，人口与职业是相互关联的，即人口的多少直接影响职业的分派（邹千江，2014）。在吴景超的女性研究议题中，生育和就业也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生育对大多数女性而言属于家庭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意味着怀孕、生产等阶段性的人口再生产过程，还包含着子女教养等长期性的家庭事务，与女性走出家庭、从事社会职业存在一定的张力。因此，提倡女性就业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女性生育实践中的选择问题，从客观上来说也有助于社会人口的控制。所以，吴景超对女性生育与就业两大议题的讨论，都是基于他关于社会建设的系统性思考，力图发掘女性在社会发展与变革中的主体性力量。不过，在边缘人的关怀下，吴景超意识到了实现女性解放的可能性，从而在具体议题的讨论中也尽可能地尊重了女性的主体性，这一点在女性解放还饱受质疑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可贵。五、结论与讨论吴景超的女性研究成果根植于他探求社会建设途中关于“第四种国家”社会建设2023 年 第 5 期116的国情判断及“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思路。为了发掘女性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力量，他基于边缘人关怀系统性地讨论了女性解放的可能性。“边缘人理论”的提出者帕克认为，边缘人是因地理迁移而生活在两种对立文化之中的人，吴景超在唐人街研究中不仅注意到了因地理差异而产生的边缘人，还有由文化差异本身所导致的边缘人，比如传教士。在他的女性研究中，这种文化差异事实上进一步拓展为新旧文化间的差异，女性被视为旧传统与新文化之间的边缘人。正如他对唐人街的边缘人寄予了促进文化改革、推动社会发展的希望那样，在他的女性研究中，他清醒地意识到女性在旧传统的生育文化与婚姻规范中所面临的生活困境，并指出社会发展改变了家庭制度、学校教育等社会文化，生活于新旧文化交替边缘的女性可以成为社会建设的潜在力量。对此，他还通过两汉寡妇再嫁的女性民俗研究发现了具有一定主观能动性的女性主体，增强了女性实现解放并投身于社会建设的可能性。具体来说，吴景超较为集中地讨论了女性生育和女性就业两大议题，这与他在“第四种国家”划分中人口密度与职业分派的两大标准是相对应的。其中，关照女性生育针对的是中国农村人口众多的状况，实行社会人口控制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提倡女性就业属于职业分派的范畴，是为了实现“第四种国家出路”中的都市工业化发展。不过在他“城乡一体”的观念中，都市工业化的发展同样有助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提升，而农村人口的控制则有助于缓解城乡人口比例失衡的问题，从本质上看都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农村破产的社会危机，以重建中国社会秩序。所以，他出于边缘人关怀研究女性群体，力图通过女性解放的实现，从生育、职业的维度发挥她们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性力量。因此，在 1928 年回国后，吴景超先后撰写了社会组织 社会的生物基础，以相对客观的学术态度讨论了相关社会现象。1933 年，他发表知识分子下乡难一文，开始参与乡村建设运动的讨论，在与梁漱溟等乡建派多次你来我往的辩论中，吴景超社会建设的思想脉络越发明晰和坚定，也更加注重发动社会中的女性力量，所以他关于女性社会职业、家庭职务社会化等主张也呈现愈发激进的趋势（吕文 浩，2014）。正如费孝通所言，“他（吴景超）的研究是宏观的，用全世界各国的边缘人关怀：吴景超社会思想中的女性研究117材料来做比较，去找中国社会的出路”（费孝通，2008）。吴景超的女性研究正是在相对宏观的视野下，基于对世界各国发展趋势的把握，来反观中国女性的解放之路，这使他的主张存在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比如关于儿童公养的想法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难以真正实现，而且在家庭职务社会化之后，女性就一定能够走出家门从事社会职业吗？束缚女性的因素除了繁杂的家务之外，还有“男治外，女治内”等传统社会观念。但这并不能遮盖吴景超女性研究的独特价值。从学术研究来看，将历史研究与现实关照相结合的方法有助于在女性研究脉络中发现女性的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时对社会建设实践中女性力量系统性讨论的不足。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说，他在边缘人关怀下体认女性困境的同时相信女性的能动性，从女性视角出发讨论了在社会建设实践中发挥女性力量的具体议题。而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重提吴景超对女性“边缘人”处境的关照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女性解放运动显著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但在各个领域，女性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缄默和失语；另一方面，女性群体社会地位的提升并非均质的，在女性群体内部，同样存在着因发展不平衡而游离于社会底层的“边缘人”。从某种程度来说，她们所经历和遭遇的现实困境值得更为深刻的关注和体认。总之，为了发掘女性在当下社会建设中蕴藏的巨大能量，有必要从“边缘人”视角出发，积极肯定和发挥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女性更为全面的进步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参考文献：曹金祥，2010，吴景超乡村建设思想解读以独立评论为分析文本，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期。陈东原，2015，中国妇女生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陈独秀，1916，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 5 期。陈望道，1979，妇女问题，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辑陈望道文集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戴锦华，1994，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影，当代电影第 6 期。社会建设2023 年 第 5 期118费孝通，2008，在纪念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教授学术思想讨论会上的讲话，吴景超著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北京：商务出版社。，2017，乡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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