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及平发展主题.doc

正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真诚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台湾问题事关祖国完全统一,事关国家核心利益。
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真诚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台湾问题事关祖国完全统一,事关国家核心利益。我们要遵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坚
摘要：一个中国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一个中国原则是在反对外国势力制造“两个中国”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四代领导集体都牢牢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把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对台政策的基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在现阶段的体现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是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坚定不移地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就必须维护国共两党、两岸双方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论文发表网 一个中国原则；和平发展；政治基础
　　中图分类号：D61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1)05-0052-03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岸关系起伏不断的政治波折到2008年马英九当选，并宣布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才步入和平发展的轨道。在两岸关系起起伏伏的背后，海峡两岸执政当局围绕着“一个中国原则”展开了激烈政治斗争。2011年5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会见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时指出：“要继续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为此，国共两党、两岸双方要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继续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吴伯雄也表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需要双方共同巩固”[1]。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中的最核心问题，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也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前提条件。任何政治势力、任何政治人物试图否定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持“台独”分裂活动，而又想维系或延续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既有果实，都是不现实的。
　　一、一个中国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长期以来，我们在国际上和外交上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比较经典的表述，就是三句话：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海内外舆论界把这三句表述称作“旧三句”。这三句分成两个层次来看，第一层是主权层次，表明海峡两岸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层是代表权层次，即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现实，普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是台湾方面许多人对这样的表述不能认同，第一，他们觉得单独表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矮化台湾，是不对等，而他们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1991年台湾当局通过的《国统纲领》就提出：“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把大陆与台湾并列。第二，台湾许多人还认同“中华民国政府”，他们虽然同意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国家，但是他们还不能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事实。
　　2000年以后，大陆逐渐调整了“一个中国原则”的具体表述方式，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在舆论界，把这“三句话”叫作“新三句”，其核心是坚持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旧三句”的表述是在反对国际社会的部分势力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主要是面向国际、面向外国，反击外国势力介入台湾问题；“新三句”的表述是在两岸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为了争取海峡两岸最大多数人民的认同，是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精神的体现。一个中国原则，其核心就是坚持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坚持海峡两岸主权的同一性。只要做到这一点，两岸关系的发展就比较顺利、比较稳定，而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的发展就面临重重困难与挑战。
　　二、“一个中国原则”形成的背景
　　一个中国原则是在反对外国势力制造“两个中国”的过程中形成的。1949年以后，虽然蒋氏父子领导的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但是毫无疑问，蒋氏父子向来坚持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海峡两岸最终必须统一。坚持一个中国，坚持两岸统一，可以说是海峡两岸长期以来的共同立场、共同目标、共同追求。当时，两岸对于以何种方式实现统一，对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虽然没有共识，但是在反对国际社会某些势力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两个中国”论、“一中一台”论的分裂主义主张方面是有共识的。1950年6月27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宣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2]864。美国对华政策也逐步地朝着制造“两个中国”的方向发展。为了反击美国策划的“两个中国”的政策，中国政府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中国”的鲜明立场。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同志在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首次提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唯一能够代表中国人民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3]90
　　1958年“8·23炮战”发生之后，美国政府抛出停火方案，劝蒋介石军队从金门、马祖撤军，意图在台湾海峡划一条“永久停火线”，实现“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美国政府的停火方案不仅遭到大陆的反对，也被蒋介石拒绝。毛泽东看到美国政府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开始调整策略，采取“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方式，巧妙地支持了蒋介石拒绝美国政府提出的从金马撤军的立场。当时，毛泽东先后亲自起草了四份《告台湾同胞书》。1958年10月6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第一份《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4]2201958年10月25日又发表了第三份《再告台湾同胞书》，其中提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5]223 1959年4月，周恩来在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世界上只有一个美国，同样，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6]114这些都是有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最初的论述，是在反对外国势力制造“两个中国”的过程中形成的，成为中国政府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原则，写入了绝大部分国家与中国的建交公报中。1978年中美共同发表的建交公报中，美国表示：“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7]271。
　　三、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基石
　　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一个中国原则”以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就成为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基石。中美两国从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同一天，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表示：“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8]147；全国人大常委会则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议两岸商谈结束军事对峙状态，指出：“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9]146在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包涵了四个基本点：一个中国、两制并存、高度自治、和平谈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它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新世纪对台政策的基石，这也是中国党和政府历来坚持的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根本原则。因此，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说：“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并重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10]。2005年3月，胡锦涛提出了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中的第一点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两岸关系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石”[11]。
一个中国原则包涵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和法理基础，这是得到国际法和国际社会认可的。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国家认同，才能确保对于两岸统一的政治认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就是坚持国际法上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这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国家核心利益是任何国家都不会放弃、不会妥协的根本利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振兴中华、维护国权的神圣使命和崇高目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就使我们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有了统一台湾的法理基础，这是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这条底线不能丢，也无法妥协。
　　四、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2005年4月，在胡连会谈后共同发布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中，胡锦涛代表党和政府明确指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谋求台海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维护两岸同胞利益，是两党的共同主张。”[12]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成为国共两党和海峡两岸的共同体认，为推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2008年5月20日，马英九在“就职演说”中重申：“我们今后将继续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尽早恢复协商”[13]。2008年9月3日，马英九在接受墨西哥《太阳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双方是一种特别的关系，但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这点非常重要”；“我们在1992年与中国大陆所达成的一个共识，称为‘九二共识’，双方对于‘一个中国’的原则都可以接受，但对于‘一个中国’的含意，大家有不同的看法”[14]。正是马英九当局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两岸才进入和平稳定发展的新时期，也为两岸两会的后来不断的友好协商谈判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在现阶段的体现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九二共识”的核心是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搁置对于一个中国政治涵义的争议，体现了两岸中国人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成为两岸两会恢复谈判的重要政治基础。因为有“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才有了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的汪辜会谈。但是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陈水扁上台后于2002年8月抛出“一边一国”论，拒绝承认“九二共识”，致使两岸两会的协商和谈判中止了9年时间。
　　2008年5月马英九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重新确认“九二共识”，才恢复两岸两会的谈判，并且至今签署了16项文件，达成了1项共识，其中尤其以实现两岸直接“三通”和签署ECFA，推进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化、制度化进程最为引人注目，为海峡两岸更加密切的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也极大促进了两岸交流的不断扩大和深化。根据统计，2010年两岸人员往来达到677万人次；大陆居民赴台旅游观光和交流达到了163万人次；两岸贸易额高达1453.7亿美元。没有共同的政治基础，也就没有以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丰硕果实。
　　五、增进政治互信，坚定不移地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
　　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恪守‘一个中国’，增进政治互信”，并明确表示：“继续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必要条件”[15]。两岸的政治互信，既指海峡两岸相互之间的信任，也指海峡两岸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信心。增进两岸政治互信，既要不断扩大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社会基础，也要维护国共两党、两岸双方的良性互动，同时让台湾社会各界都享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红利。
　　坚定不移地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就必须维护国共两党、两岸双方的良性互动。马英九上任以来，两岸政治互动基本上是稳定、顺利而且是成功的。两岸关系的发展，从1949年开始起算，已经走过了60年的时间。目前是两岸关系发展60年中互动最为密切，交往最为频繁的时期。这种良性的发展趋势使得两岸关系的前景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然而，60年来的两岸关系积累了种种问题和困难，不可能立竿见影，马上解决。在海峡两岸的政治分歧暂时难以化解的现实情况下，搁置争议，求同存异，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整体战略，有利于确保战略机遇期的稳定，有利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
　　搁置争议，求同存异，良性互动，是两党、两岸交流的历史经验，也是坚定不移地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同时，两党、两岸都应该避免有危害两岸政治互信的做法，注意疏导和引导民众，共同为两岸的和平稳定双赢发展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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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马英九接受墨西哥"太阳报"系集团董事长瓦斯盖兹专访[EB/OL].台湾当局“总统府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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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九二共识”历史存证[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社会资本:探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视角
论文网 作者：古小明 2011-10-25 22:25:46
摘 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
念，全面理解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必要进行视角切换。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能仅仅依赖公权力的作用，发掘、培育并运用社会资本将有力地克服公权力作用的先天不足。社会资本概念开拓了探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视角。
关键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社会资本；公权力；新视角
中图分类号：D61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06-0044-03
近年来，尽管两岸关系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不尽如人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亟需寻找新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本文试图引入社会资本概念，探讨社会资本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价值。
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内涵探析
在两岸关系研究界，学者们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等问题存在不同的见解。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刘国深教授指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内涵可以聚集成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正式结束两个政权之间的敌对状态，达成重新分配内政和外交空间安排的共识；二是如何解决与两岸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问题。[1]上海社会科学院杨剑研究员认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要任务是重建台湾社会的统一动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应逐步扩大台湾人民对走向统一的需要，减少他们对独立的需要，实现矛盾性质的转化。因此，两岸应从“需要”出发重建台湾社会的统一动力。[2]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巨克毅教授指出，当前两岸目前正脱离“暴力冲突”相互敌视的阶段进入到“营造和平”的发展阶段。在此阶段中，两岸应共同探索两岸和平发展的路径，建立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以求得两岸的永续和平。[3]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张亚中教授提出，两岸不应只是从政治、经济的观点，也应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思考两岸未来的走向，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应着力实施两岸社会统合步骤。 [4]
两岸学者对两岸关系及其和平发展的内涵的理解，既有其相异之处，也存在相通的方面。具体而言，两岸学者更多的是在诸如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安全等层次阐述两岸关系及其和平发展的内涵，强调的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施动方”所应该采取的施动步骤和策略。这种理解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如果我们切换视角，把目光转换到类似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接受方”——民族国家、两岸社会、公民个体的相对区分层次，我们对两岸关系及其和平发展内涵的理解也许会有着一种新的感觉。
二、全面理解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必须进行视角切换
当我们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接受方”——民族国家、两岸社会、公民个体的区分层次来考察两岸关系及其和平发展时，我们将很容易联想起三个对应的词汇：和平、合作与自由。这三个词汇可以概括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在民族国家、两岸社会、公民个体三个层次所应达到的三个基本目标。
1.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应使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能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民族国家的归属感，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利用政治系统的公权力为全体中国人民谋得福祉，履行起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所应负起的基本职责。这要具备一系列条件，首要的条件就是维持或谋求两岸和平。对一个民族国家来说，谋求和平是一个基本的生存条件。对两岸关系来说，谋求长久乃至永久的和平，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价值选择。然而，和平地保持也有三种模式，根据西方学者的观点，分别存在低度和平——霍布斯式的恐怖平衡的和平、中度和平——洛克式的竞争合作的长久和平、高度和平——康德式的彼此心中了无敌意的友好朋友式的永久和平。对两岸来说，维持中度和平并争取永久和平既是一个目的性的价值选择也是一个工具性的手段选择，是目的与手段的辩证统一。人们珍视和平，是因为和平能确保民族国家的基本生存条件，人们珍视和平，是因为在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内人们能安居乐业、实现自身完整而丰满的个人自由。
2.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应把两岸从相对隔绝对立以及互相折磨损耗的状态中解脱中来，使两岸社会合二为一、两岸社会充分合作，建构一个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利益共享、风险同担的统一社会。当前两岸社会合作存在效率不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大陆方面的高度关注，并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扭转这一趋势。大陆方面的主要着力点有：一是通过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建立两岸经济合作的机制化架构；二是加大开放力度，吸引台湾民众来大陆旅游观光交流，增进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全面认知；三是加紧与台湾方面协商，争取两岸在文化交流方面建立稳定的机制化架构。总体而言，大陆的主要应对策略是以公权力为推动，以经济利益为诱导，以扩大对台开放和文化交流为两翼，达到培植两岸共同利益、形塑两岸共同价值的战略目标。这个应对策略从战略目标的设定上来看是正确的。但是在策略实施上，却显得力不从心：过于倚重公权力的运用，在重视两岸交流的机制化建设的同时，有忽视影响两岸深度交流的非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范建设之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仅需要公权力的正确引导和公权力自身角色的正确扮演，更需从社会内部发力，让社会自身激发应有活力，创生新的具有正面效应的非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范。这样，从内外两个方面的力量着手，才能牵引两岸社会合作向深度推进，早日实现两岸社会一体化进程，两岸社会合二为一，为两岸人民营造广阔幸福新天地。
3.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应让两岸全体中国公民的个人自由获得全面的发展，两岸中国人过上富足体面、安居乐业、怡然自得以及高尚自豪的生活，两岸人民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而获尊严，不因国家发生内战而无谓流血牺牲并使个人自由遭致毁灭。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过程中，对两岸中国人的各个个体而言，坚持以人为本，就应当最大限度增进个体的个人自由。这种个人自由具有两个方面的规定：其一是指形式自由，主要指个人所被动接纳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和规范应具有自由的意义；其二是指实质自由，主要指个人在两岸社会交流交往中获得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合乎合理的数量比例。近年来，两岸在进行交流交往中出现一些奇特的现象，比如，大陆出台了大量的惠台措施，并直接拉动台湾经济的整体复苏，然而台湾民意调查数据却显示，很多台湾民众并不买账。这些问题的出现有着一系列深层次的原因，但恐怕离不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过程中两岸中国人的个人自由的实现这一重要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目标的实现若仅仅依凭政治系统的力量是无法顺利实现的。只有从民族国家、两岸社会以及公民个体内部寻找不竭的内驱力，才能成功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本目标。
三、社会资本为探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要成功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三大基本目标，必须在政治系统之外，找寻到新的内驱力。这个内驱力必然存在于社会有机体中。“社会有机体是一个内在地包含着社会的矛盾的产生与解决的动态平衡状态与过程，它是稳定的自我调节的制度整体，内含着能动性。”[5]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力量而言，除了政治系统的外部驱动力之外，在两岸社会有机体中蕴藏的丰富的社会资本也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内部驱动力。
尽管社会资本被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众多现象，然而到底什么是社会资本，迄今为止却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本文认为，所谓社会资本，是一定的群体或组织基于一定的行为规范以共同收益为目的，通过人际间横向交往互动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网络。在社会资本的运作过程中，社会资本实现了行为主体在社会交换中的互动与社会结构的约束相结合，而资源则是社会交换的基本内容。因此，这里的社会资本概念统摄了三重要素，分别是网络、规范和资源。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视域中，社会资本产生于两岸民间长期以来的交流交往过程，既包括以经济利益为牵引的经济交流合作，也包括两岸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新闻媒体交流交往以及两岸民众之间的探亲访友、观光旅游等一系列两岸人民之间的人际交往活动。社会资本的引入，对探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上的意义。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开拓了探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视野。两岸关系从一开始就充满各种矛盾、紧张、摩擦以及错综复杂的历史情结、激烈的政治对抗乃至一触即发的军事对峙。正因为如此，两岸关系经历了一段政治对抗、军队扩军备战、文化相互排斥和意识形态高度敌对的过程。自从1987年台湾方面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以及大陆实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之后，两岸关系峰回路转逐步迎来一个从隔绝对立、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向两岸大开大合发展的新局面。然而，在事关国家统一的问题上，仍然有大量的政治难题等待破解。
实际上，两岸关系的由来不仅仅与上个世纪中叶国共内战以及引发这场内战的国共政治对立有密切关联，如果从深处思考，两岸关系的产生还应该与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的社会矛盾、社会结构以及社会交往状况有关。解铃还须系铃人，未来两岸关系的最终走向必然还取决于两岸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的协调状况。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过程，是两岸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新调整的过程。这意味着两岸今后将面临各种利益和资源的重新协调平衡、各种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的重新建立以及多个层次的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最终在两岸民众之间建立起深度信任的合作关系。要达到这些目标，就必须重视社会资本因素。因为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过程中，社会资本不仅有助于上述目标的达成，社会资本本身也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其二，揭示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隐形动力机制。两岸关系进入大规模交流互动阶段以来，政治系统作为一种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显性动力机制，经常表现出力不从心的态势。在这种情形下，如何克服两岸交流交往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如何避免参与两岸交流交往的行动者天然的自利“经济人”倾向？社会资本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隐形动力机制。
社会资本以网络、规范和资源为要素，通过协调配合两岸政治系统的公权力运用，能大大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困境的纾解，有助于两岸共同利益的形成，有利于两岸社会互信乃至于政治互信的建立，对两岸社会融合以及两岸社会的一体化进程也很有助益。因此，社会资本不仅可被视为是两岸交流交往的“胶合剂”，同时也是两岸交往互动的“传动轴”，甚至成为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政治系统公权力运用时的“政治中立加乘器。”[6]
其三，指明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着力方向。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过程要破除“两岸越交流，推动两岸和平统一的力量越流失”的魔咒。两岸民众在相互交流交往过程中应着力解决产生“油是油、水是水”的难以相互认同的问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既是一个社会资本积累的过程，同时社会资本本身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目标。因此，社会资本在两岸关系发展中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社会资本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为替代或辅助政治系统的工具；另一方面，社会资本本身又构成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条件之一。难以想象在社会资本匮乏状况下两岸能达成和平统一的目标。
从两岸社会层面来理解，当前两岸交流交往不仅要解决物质利益创造和合理分配的问题，还应在精神层面形塑两岸共同价值，增强两岸民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增进两岸民众对中国的向心力。同时，两岸在重视交流交往的机制化建设过程中，对一些非正式规范和非正式制度也不应忽视，它们恰恰是两岸民众互动过程中建立互信的基础材料。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理解，今后两岸社会在一体化过程中，应重视传统政治文化与宗教的因素。对大陆来说，可能要经历一个政治文化顺利转型与信仰再确立的一个过程，要让公权力释放出社会组织与社团活动的合理空间，清除社会正当关系网络编织的障碍，建设一个能使全社会安全感增强的社会信用体系。
其四，成功地解释了两岸互动交往的若干“集体行动的困境。” 2009年热比娅电影播放事件、达赖访台引起的风波等表明两岸政治互信水平低。台湾民众在“八八风灾”中，对大陆活动板房以甲醛超标为由进行抵制，而后证明是一场误会。最近广州亚运会的“杨淑君失格”事件、“东京影展”风波就表明两岸社会互信水平仍然不尽人意。这些林林总总的事件、风波，都是两岸之间集体行动困境的体现。
如果要克服集体行动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违背自身利益的投机行为，则必须借助于社会资本的力量。两岸在交往互动中如果产生大量的社会资本，两岸民众的共同利益就更容易求得。在一个继承了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内，自愿的合作更容易出现。[7]195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合作，每个人都会获得利益。然而不幸的是，在缺乏协作和可信的相互承诺的情况下，背弃信任就会发生，结果无法达成合作。“在一个圣人的世界里，集体行动困境并不存在。但是，普遍的利他主义是社会行动和社会理论的堂吉诃德式的前提。如果行动者无法互相做出可信的承诺，他们只好放弃众多可以共同获益的机会，很可悲，但很合理。”[7]192两岸关系在和平发展过程中，若要实现共同利益、形塑共同价值，社会资本的培育是不可或缺的。
四、结语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能仅仅依赖公权力的作用。发掘、培育并运用社会资本将有力地克服公权力作用的先天不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其实是一个两岸共同家园的建设过程。建设一个温馨的家除了需要设计师、工程师之外，还需要各种各样数量充足、质量可靠的基础材料。社会资本就是其中之一。社会资本的存在，能使家园建设得更快、更扎实、更温馨和宜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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