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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谪文化
--从韩愈和苏轼来看贬谪对于文人以及贬谪地的影响

蒋沛 复旦大学

对于贬谪二字，我们也许并不陌生，若说得宽泛一点就是古代君主对于有罪臣子的一种惩罚。若是贬谪确有其罪的奸臣却倒也令人拍手叫好，但朝廷之事、政治之坛中绝非清澈见底，也许浑浊不堪，同时皇帝的好恶也会参杂其中，忠言虽利于行但却会逆耳，于是也时常有一些忠志之士不幸遭贬。政治上的贬谪对于遭贬者来说将是政治主张上的巨大打击，同时又由于一般贬谪处所多接近于南夷蛮荒之地，货殖不发达、医药缺乏、文化上较为落后，这些就更给那些遭贬者以身心上的双重打击，他们从此可能一蹶不振，他们又大多为文人，也可能对于他们的文学创作与成就造成严重的影响，但也有那么一部分人，身虽穷而文工，文名彪炳千古，同时仍怀着心忧天下与黎民的爱国热忱而泽被世人。
在本文中，我想通过韩愈和苏轼的经历来看贬谪对于文人以及贬谪地的影响。至于具体的阐述我想先从贬谪文化的形成说起。

从产生到唐宋，贬谪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贬谪作为封建统治者对于罹罪官员的一种惩罚，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一般来说，大凡有政有乖枉、怀奸挟情、贪黩乱法、心怀不轨而又不及五刑之量刑标准者，皆在贬谪之列，即所谓的“减秩居官，前代通则；贬职左迁，往朝继轨”。其实不仅仅是在封建社会制度建立之后，早在舜、尧统治的上古时期，据《尚书 虞书 舜典》记载，便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威服”之说，而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贬谪、流放也越来越频繁发生，从伯奇到屈原，再到汉代著名的贾谊，乃至唐宋达到一个高峰。其中根据可考的史料记载，仅唐代21朝289年间，有姓名、年代可稽的贬官人次便达2456次之多 数据资料引用自李红岩《我国贬谪文学和贬谪诗人类型分析》一文
，而在中唐的时候便有韩愈、柳宗元和刘禹锡等一大批名臣文豪流贬荆湘。当然这些贬谪是一种封建制度的产物，他们或是由于朝廷之上的政见之争而遭贬，或是因触怒君上而遭贬，亦或是遇小人进谗言而遭贬。不论如何，贬谪都给这些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同时由于遭贬者的人次众多，这一现象也愈来愈引人关注，他们因自己的贬谪经历创作出了许多文学作品并且逐渐开创了一种贬谪文学，而他们又自身带着中原文化来到偏远地区，形成了一种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纽带。这种现象与影响作为贬谪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的不断丰富与持续使得其不断延续。

贬至潮州的韩愈
由于对宪宗敬迎佛骨之事认为不妥并反对，出于忠臣职分，韩愈在元和十四年正月十四日上书《论佛骨表》，虽然在韩愈看来是一片忠心的肺腑之言，但由于属文时出于盛怒之下，竟有时不能顾及君臣之礼，而且措辞激烈，触怒了宪宗。宪宗本欲处之以极刑，幸有裴度、崔群劝谏才只将韩愈贬至潮州。此次贬谪非昔日遭贬阳山可比，对于韩愈的打击是巨大。本来是进谏忠言却被贬至八千里外的潮州，这是韩愈始料未及的。在赴职的途中，已经年过五旬的韩愈对于宪宗已感到十分失望，对于自己能够再次回京施展政治抱负的宏伟理想更是已基本上不报任何的希望了，内心的悲痛之情又如何可能免去，一句“知汝原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正是他此时真实的心理写照。对于此次贬谪，韩愈还曾写道，“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不觉离家已五千，仍将衰病入泷船”，而这些也体现出了韩愈远离京都的悲戚以及前路生死未卜的伤感甚至恐惧。又由于皇甫鑮作梗，韩愈的一家老小仆从近百人也被迫遣，而其天又大寒，更有甚者，“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惊痛与其父决，又舆致走道，撼顿失食饮节，死于商南层峰驿”，而这些在年迈的韩愈知道后，对他的精神上影响不小。经过近一百多天的奔波劳苦，韩愈终于到达潮州。但潮州地处南蛮荒夷之处，民众并未完全开化，仍有许多的迷信存在，而医药货殖也均不发达，另外与中原不相同的水土差异也都给年老的韩愈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由于家眷寄在韶州，而同行的只有侄孙韩湘一人，韩愈的心情十分的苦闷与寂寞，内心之中饱含对于亲人的思念之情以及因自己鲁莽的上书导致家小亲朋的连累与受苦的反省。虽然此后韩愈也经常与一些僧人交往，但他也多次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的是他并非因为此次贬谪而开始亲近而接受释教，相反，他仍然是主张儒教而排斥佛教。难能可贵的是，在如此残酷的政治打击下，韩愈并未屈服，仍然坚持者自己的看法，同时虽无法施展远大抱负，他仍然心怀国家，心忧百姓，并且以自己的政治才能将潮州治理得井井有条。也借此贬谪之际，韩愈更加深入了解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而贴近黎民。在此时，韩愈那一颗为国为民的忠心显现无疑。直到后来回京之后，韩愈对于儒教的推崇和心系天下的信念也一直未曾更易。

遭贬的苏轼
因党争之故，苏轼在“乌台诗案”中一度被议为阶下死囚，但宋朝本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而且苏轼在士林之中业已名气隆重，故苏轼得以保全性命，却也落得遭贬黄州之罚，虽然名为黄州团练副使，但实际上是一位不能签署公事的流放罪人。对于这次贬谪，苏轼作为一名政治家可以说是陷入一定的惨境了，年已近半百的他经此一事，给自少年时代就已怀于胸中经世大志以沉重的打击，而当时主张新政的神宗正意气风发，苏轼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可谓是基本绝望了。正如苏轼赴黄州途中给子由得诗中写道：“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一种失落与沮丧大可从中体味出来。在黄州饱含不得志的悲苦之外，生活上的困窘更是不停地折磨着他。虽名为官，但苏轼已领不到俸禄，“初到黄，廪入既绝”，饥寒交迫的他在僧人寺院的帮助下才勉强为生，之后家眷来了而境况就更糟糕了。贫穷与疾病往往相伴，而苏轼也不能幸免，腹泻、中暑、疮疖、水疫、红眼病等各种疾病都争相纠缠着他，轻则闭门休养，重则卧床不起。在他的诗文中曾写道：“今岁大热，物我同病，是热非虚”、“今年一春卧病，近又得时疾，逾月方安”。生活上的难堪与于黄州的孤寂又更加加剧了苏轼思想上的苦闷与矛盾。好似“玉川先生真可怜”。在贬黄一两年之后，苏轼逐渐开始从躬耕劳作、踏迹山水、交友结人以及文学创作中排遣自己内心的困顿，同时也开始更加深刻地去思索人生。麻城的岐亭、兰溪、大冶的桃花寺、赤壁等等景境之处均有苏轼游览的痕迹，游与景给苏轼带来了一定的舒缓和许多的灵感，并因此结交了许多的士人、僧侣
不得不承认，贬黄的经历对于苏轼的文学创作与个人思想给以巨大的影响与推动，使其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点也为其弟苏辙所道，而东坡居士作为苏轼的号也正始于此，从此之后，苏东坡的文名更加远播。他有名的“三咏赤壁”则可以说是他于黄州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正借此谪居黄州之际，苏轼开始了他个人著书立说的大业，《易传》九卷、《论语说》的五卷草就以及《书传》的起动均是在此间完成的。另外值此苏轼又开始不断地融合佛教、道教和儒教于一身，作为精神支柱，既是对于生活的支撑又是对于自身人格的不断修炼。而另一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曾发现和培养了新人，即苏门四学士。
然而贬至黄州并不是苏轼最为悲惨的境遇，在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年几花甲的苏轼迎来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由于新党人物的再次起用，苏轼作为新党的眼中钉，自然难免打压，乃至被贬谪到惠州。此次贬谪基本上给以苏轼政治上的致命打击，若苏轼之前贬至黄州还抱有一丝希望的话，那这一次可以说是绝望了，而且惠州较黄州更为偏远，物质生活极为匮乏，人文环境也相对落后，至于瘴疠则比中原更常为流行。虽如此，但苏轼的文名在当时的士林中已十分闻名，天下之中许多志士文人都以与苏轼结交为荣，而老百姓对于这样一位才华横溢而又极具有人格魅力的他也给以支持与温暖，许多士人都纷纷慕名前来拜访他，而苏轼本人也开始渐渐释怀，以释教作为一种精神支撑，虽苦仍旷达以对。而后苏轼再次遭贬至儋州，可谓是贬谪无以复加，所欠唯有一死。在海南的三年，虽然民众尚未开化，习俗仍有许多不妥而生活医药条件更是十分的简陋，但苏轼这样一位已胡须花白的老翁仍苦中作乐，不遗余力的开化民众，同时也潜心完成了《书传》的写作与《易传》、《论语说》的修订。贬谪沉浮的一生既造就苏轼伟大的人格魅力与文学思想，却也对他的政治主张以沉重打击，而生活与精神也从中受到极大的影响。

他们对于贬谪地的影响
一、 教化民众，培养人才
韩愈在被贬至阳山和潮州时，由于当地的民众并未完全开化，对于儒家的思想与道德并未有详细的认识与了解，更谈不上有学校。于是韩愈便兴办学校，并亲自撰写了《潮州请置乡校牒》一文，而且大力资助教学，对于儒教文化与中原文化在岭南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正如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云：“始潮之人未知学，公始命赵德为之师，由是潮之士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为易治。”至于苏轼，当他拖着孱弱年迈的的身躯来到儋州时，见学舍内书声寥落，便身体力行，经常与一些学生和秀才来往，营造一种文化的氛围，而且对于当地士人的指导与交流也不遗余力，他自己曾云“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由舞雩风”，显然他自己已以海南的孔子自况了。

二、发掘乃至影响当地文化、凸显其特色
韩愈贬至潮州，通过兴办庠序的方式教化民众，对于原本文化背景十分薄弱的潮州以巨大的影响，也正是因为他因传播文化作出的贡献，使得潮州人民对于韩愈的十分敬念，乃至一方水土尽姓韩。而苏轼遭贬黄州之时经常游览于当地的美景、古迹乃至幽谧之处，并且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情感从中体会出别样的情怀与思索，发之于笔端，以精彩流畅而又令人回味的文笔将一个个境景描绘出来，而这些吟咏之地也因为苏轼的博大文名而得以声名远播，其地域的文化特色包含在文章或诗词之中，给当地的文化又以反作用而产生巨大影响。如苏轼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给人以深刻印象。

三、移除陋习、破除迷信、造福百姓
韩愈虽贬至潮州，但他在潮州十分忠于职守，并未以体弱多病而怠之。他深入百姓生活，去除弊害，关注农桑，对于从他在潮州所写的五篇“祭神文”即可看出，对于潮州经常降临的天灾对百姓造成的损失感到十分的焦灼与关心。那一篇《祭鳄鱼文》尤为著名，当然他并不是仅仅靠一篇祭文而除鳄鱼之害，还“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并且筑堤以隔绝鳄鱼出没的恶溪从而消除鳄鱼之患。同时对于当地典质奴隶的现象，韩愈也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通过“计庸得赎所没”的办法是那些奴隶有得以恢复人身自由的机会，并且在袁州、潮州韩愈都有过放免奴隶的事迹。苏轼在儋州时，见因巫医猖獗而耕牛多为被杀的风气盛行，贬作文劝止，而且去揭穿了巫医的骗术，并逐渐移除黎族“坐男使女”的土风，引导当地人们开垦劳作，，克服游手好闲的陋习，努力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贬谪对于文人的影响
从前文中对于韩愈与苏轼的遭到贬谪的经历与粗浅地评判中我们不难发现，贬谪对于一位文人，或者准确的说是对于一位有志于从政施展自己抱负、为君分忧的文人，贬谪给他们带来的的最大的痛苦无疑是政治上的；当然在精神思想上、物质生活上、身体上以及文学创作上也有巨大影响。
政治上的打击
遭到君上的贬谪，无疑就是朝廷之上乃至皇帝对于自己的一种不信任甚至是迫害的体现，而自己想施展于天下的宏伟设想与主张自然因此很难为君上所接受直至实行，这对于积极从政、想以经世之学辅佐明君、开创盛世的政治文人就像是当头一棒。如此一来，将是对于他们心中一颗炽热忠心的巨大打击，很有可能使他们就此消沉乃至遁世，虽然韩愈并未有此举动，但从苏轼贬黄时期的诗文中仍能体会到苏轼对于官场政治的一种逃避与对于陶渊明那样隐世生活的向往，而在之后贬惠、贬儋时期，苏轼大多是以一种闲适、旷达的隐世生活方式进行。
物质生活上的窘境
正如在前一条中有所提及的，贬谪者的俸禄往往对于自己乃至家眷的生活补贴捉襟见肘，如此一来，生活只能勉强维持，而很难有比较舒适而轻松的生活，同时也因此生活中不常有娱乐消遣，至于饭食，则大概只能凑合，基本上将只能勉强充饥，更不可能有玉食粱肉。

身心上的摧残
由于唐宋贬谪之地大多在还未完全开化、经济文化都还不很发达的地方，而且地处南方偏远蛮荒之地，从故地迁至贬谪地的途中就要走很长很长的路，当年韩愈赴潮州上任就走了约一百天，如此的奔波劳累对于贬谪之人来说肯定是巨大的生理负担，同时若还年纪已大，则更加不堪忍受。至于到了贬谪处，又很容易发生水土不服的情况，况且南方多瘴疠而少医药，疾病对于迁客骚人的身体摧残将是十分痛苦。而由于一般遭到贬谪，俸禄往往少得可怜，因此又将引起生活上的贫困，饥寒便又成了一个摧残贬谪者的恶魔。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担忧与贬谪的苦闷、自己的怀才不遇以及身处贬谪地的孤独寂寞也会随之而来，给心理蒙上一层阴影而难以释怀。还有对于亲人的思念与愧疚也会时刻缠绕在贬谪者的心头。这些都会极大影响他们的身心。
精神思想的渐变
遭受了贬谪之苦，精神思想上会或自觉或不自觉的开始对于整件事进行思索，并对于自己今后的打算开始设想，而在这思索与设想之中，贬谪者可能会对于释教等宗教开始产生或发生一定接触或加深了解的想法与举动，而这也是他们对于宗教文化的一种思考、一种吸收，并从中可能找到一丝慰藉。例如韩愈虽然反对释教，但在贬潮期间与僧人的交往较以往要多，尽管他一直否认对于释教的信奉。至于苏轼遭贬之后，可以从他的经历与诗文中看出他对于释教以及道教文化的一种吸收与融合，并且他将这两者与他原本的儒家文化杂炼于一炉，最终成就了他个人的文学创作风格与人格魅力，他自己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贬谪的影响思想上逐渐从积极参政入世转为对于山水景色的留念以及一种较前者消极的田园生活的思想倾向。

文学创作上的影响
上文已写到贬谪对于一个积极参政、心怀抱负的文人是巨大的打击，对于他们的性情风格都可能造成很大的影响，在这种贬谪带来的的心理上的煎熬中，他们往往会通过不断的思考与摸索去为自己寻找一种慰藉与安慰，同时在经历了人生中如此重大的变数之后，对于事物的思索也会愈来愈深刻，并且通过文字来表达出来（当然其中大多也不免带有一些怀才不遇的落寞、愤懑之情或有一种归隐的倾向），此时所作的文字便已有了较之前时期作品的不同风格，如苏轼在贬惠后的诗风逐渐改为追求质朴平淡，而一改之前雄健豪迈的诗风。正所谓穷而后工，仕途的失意也可能使他在文学创作中的水平更上一个台阶，正如苏辙看了谪居黄州的哥哥苏轼写的文章后，不禁觉得哥哥苏轼的文章已超越了自己。除了在风格上的影响之外，贬谪既给文人以政治上的打击，于是常常会使得他们著书以表志，对于苏轼，它主要的著作《易传》和《论语说》的完成、《书传》的起动均是在贬黄期间，而正是这些使得苏轼跻身于背诵最重要的思想家之列，其学说与王安石的“新学”对立而自成一家，被称为“苏轼蜀学”。

总的来说，我认为虽然贬谪可能会使得贬谪者的思想更为深刻，文学创作水平更为出色，同时也可以为贬谪地带来福祉，但作为一种封建制度下的君主专制的体现，贬谪对于他们自己乃至整个社会，也许更多的将是一种难以弥补的损失。

参考书目及文献
尚永亮 《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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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 《试从苏轼贬谪经历寻觅其文化性格》
李红岩 《我国贬谪文学和贬谪诗人类型分析》 《兰州学刊》2009年第12期
饶学刚 《东坡贬居黄州考》 《黄冈师专学报》 1994年4月第14卷
李伟 《贬谪流放温热病在民族文化发展中的贡献》 《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3月第9卷第1期
杨子怡 《韩愈刺潮与苏轼寓惠对地方文化影响比较论》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23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