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使用与城市空间生产制度逻辑.docx

建筑行业包工制：农村劳动力使用与城市空间生产的制度逻辑
任焰/贾文娟
2012-7-11 15:19:16　　来源：《开放时代》(广州)2010年12期第5～23页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建筑行业普遍存在的包工制——其固有特征、运行逻辑、兴盛原因——的分析，运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劳动力的使用与再生产这一视角重述空间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地方性实践，探索城市空间生产的制度逻辑。作者认为，包工制的再次兴盛是农民工“拆分型的劳动力使用模式”在空间生产领域中的具体体现，通过包工制度，原本在户籍制度限制之下割裂的农村劳动力的使用与再生产被纳入一个更受限制的空间，它将再生产策略与中国空间和地理的不平等相结合，既满足了城市的发展需要，又满足了资本的弹性积累需要。然而，由此而来的危机所导致的社会冲突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愈演愈烈，这些危机终究难以通过将非正式用工普遍化的包工制度得到彻底解决，在城市空间发展和资本积累过程中保障社会和谐的根本力量在于相关制度法规的建立健全和贯彻执行以及城市对于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承担。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analyse the innate features, operational logic and the cause of prevalence of the labour contractual system in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Employing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use and reproduction of productive force, this paper tries to reinterpret the practice of spatial political economics in China's localities and explore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urban spatial production.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revival of the labour contractual system embodies the "divisive use of rural labour force" in the domain of spatial production. Under the labour contractual system, the use and reproduction of rural labour force, which has already been limited by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s now further tied down. The labour contractual system combines its reproduction strategy with the inequality of China's space and geography, thereby satisfying both the need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at of the flexibl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However, along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conflicts are raging on. The crisis cannot be solved by the labour contractual system which is based on the informal use of labour. To ensure social harmony in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the proces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we need sound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city's commitment to the reproduction of rural labour force.

【关 键 词】包工制/劳动力使用/劳动力再生产/城市空间生产labour contractual system/use of labour force/reproduction of labour force/urban spatial production

【作者简介】任焰，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贾文娟，中山大学社会学系。

　　一、城市发展与资本积累：包工制度重现的社会背景

　　哈维（David Harvey）曾经指出：“资本主义通过唯一的方式——通过占据空间，通过生产空间——而在20世纪得以幸存”。① 广州珠江新城，6.19平方公里② 的土地被规划成为未来广州的CBD，集金融、商贸、文娱、行政和居住功能为一身，在2010年亚运会时成为城市景观轴和形象窗口。东塔、西塔、广州新电视塔、海心沙市民广场等多个新地标、极尽奢华的购物中心、广州歌剧院等重要的公共设施都在这里拔地而起。2009年初，当我们走进珠江新城，仿佛进入一个“异质空间”（heterotopia）③，充满现代感的高楼大厦与低矮破落的工棚，自信而富有的走在时尚前端的都市男女与卑微而贫穷的劳作于建筑工地中的建筑工人，让人体验到一种时空的错乱和混杂，农村与城市、富裕与贫穷、发达与落后、文明与野蛮在这个时空中不协调却又理所当然地相遇，提供给我们一个中国社会转型和城市空间型构的叙事范例，让我们可以借此去理解中国城市发展与农村劳动力使用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和冲突。

　　土地资本的积累和扩张带来对城市空间的再造，并同时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进行重构。作为一个资本积累过程，城市空间生产的逻辑必须回到具体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中去理解。哈维曾经指出，“城市不是一个物而是一个过程，……地理作为一种景观，它是具有某种空间构型的人工环境的第二自然，这种第二自然是在资本的控制下生产出来的，因此直接体现了政治权力。”④ 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曾在1985年提出了生产政治（politics of production）的分析范式，并且讨论了生产政治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框架之下形成的特定历史原因。⑤ 在中国城市飞速发展和扩张的今天，一种生产政治的分析是必要的。通过它，人们得以知晓是怎样一种劳动力组织和使用的方式保证了大规模、高速度的资本转移，并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城市空间生产背后的国家、市场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内涵。

　　列斐弗尔（Henri Lefebvre）指出，在城市时代，资本主义的维持已经不依赖于工业生产，而依赖于城市空间生产本身。⑥ 哈维进一步强调马克思对工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是资本的第一循环（primary circuit），在这一循环中出现的因工业资本过度积累而导致的经济社会问题并不会将资本主义导向灭亡。城市空间这个“人造环境”（built environment）为解决资本过度积累问题提供了渠道：工业资本中过度积累的部分通过投向城市扩张、房地产开发、交通运输事业而在资本的第二循环（secondary circuit）中得以消化，同时还刺激了汽车、石油、钢铁、木材等工业领域的消费。⑦ 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可以说20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城市空间的生产。

　　与西方国家相似的历史进程同样在当代中国发生了，城市空间生产对于整体经济的重要性逐步上升。1991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启动了我国住房制度的全面改革；1998年下半年国务院发文停止实物分房制度并明确提出“促使住宅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到了200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指出“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2003年以后，尽管政府频繁出台措施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几度在刺激推动和规范扼制之间打摆子，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一直没有被撼动，房地产开发投资不断增加。

　　2008年下半年，始于美国的金融风暴使得中国低成本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模式在创造了30年“中国奇迹”后终于遭受挫折，中国工业陷入危机。工业资本的过度积累以及利润率的下降使得国内出现资本闲置与劳动力闲置并存的局面。在经济下行压力愈演愈烈之时，国家主导的资本投资向第二循环的大规模转移迅速启动，4万亿救市资金中的2.9万亿用于以基础设施、住房建设、灾区建设、城市发展为主的空间生产中。统计显示，2008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72828.3998亿元，其中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为41997.7553亿元，全社会施工房屋建筑面积632260.9445万平方米，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投资额31203.2亿元。⑧ 2009年房地产业占GDP的6.6％和投资的1／4⑨，对我国GDP增长“保8”的贡献巨大。城市空间生产项目在中国广袤大地上轰轰烈烈地进行着，以笔者关注的广州珠江新城建设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政府的投资达到200亿元之多，而地产开发商的投入更难以计算，该区建成后人口规模预测可达17～18万，提供近30万个就业岗位。⑩ 以雨后春笋般惊人速度崛起的摩天楼群提示我们，珠江新城的建设具有区别于中国过往历史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与整体资本主义发展之趋势却是相一致的。

　　列斐弗尔强调特定类型的地形以及相应空间产品的创造正是为了让积累产生资本需要，这是资本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生产的再生产的核心。更进一步来看，发展新的空间是为了保障资本积累的连续性，避免经济萧条。(11)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危机发生后，国家主导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城市发展计划正展示了一种试图通过新空间的生产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努力。而且这种高速度、大规模的空间生产是在哈维所谓后现代“时空压缩”的情境下进行的。在新自由主义借由全球化过程得以大肆蔓延之时，空间的生产也愈加精益化，呈现出弹性积累的特征。这种积累模式要求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强度、加快资本的周转——即生产、交换、消费的周转速度以应对多变的市场环境。(12)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需要一种用工制度来保证在大规模、高速度的城市空间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同时，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能够降到最低；土地资本同样需要一种用工制度来保证其在自身资金周转不利的情况下仍然能够顺利进行灵活积累。作为一种劳动力的招收、使用和管理的具体组织形式，包工制度所具有的对劳动力使用的非正式性、灵活性、去福利化以及低成本等特点恰好既契合国家对高速度、大规模的城市空间生产的需要又契合资本对于弹性积累最大化的要求。于是，包工制度得以广泛重生与继续推进，成为当前中国建筑行业通行的劳动用工方式。

　　所谓的包工制，是指建筑工程由建筑公司承办后，层层分包给大大小小不同规模的包工队，建筑工人在包工头的组织和带领下进行劳动。随着中国公有制单位制度的瓦解和国企改革，建筑行业不再雇用固定的建筑工人，在建筑工程普遍采取“转分包”方式进行组织的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建设大军主要由来自广大农村的劳动力构成，根据2004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统计，建筑业农民工数量多达4000万人，占全国农民工的30％以上，占建筑业一线人员的99％以上，建筑业已经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行业。(13) 在当代中国，建筑工人这个词汇已经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国有建筑单位的职工，而是指改革开放后进城从事建筑施工的农村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主要通过包工制方式组织起来。

　　本文将讨论的，正是这种在当今中国高速迅猛扩张的建筑行业中普遍采用的一种劳动力组织和使用机制——包工制度。以往很多学者对建筑行业的包工制度以及建筑工人的生存状况、劳动过程、社会网络以及劳动权益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14) 而在本文中，我们将在一个更大的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下去理解包工制度再生和延续的制度性与社会性基础。我们认为，作为一种资本积累的地方性实践和建筑行业的生产政治的核心，包工制度使得资本得以从最大范围内、围绕自身的效率实现和成本控制理性组织一支富有弹性、吃苦耐劳的劳动力队伍，在多个工程同时开工、资金周转困难的情况下进行高速度的积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工制度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弹性积累的市场理性逻辑与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战略目标实现的政治理性逻辑共同作用之下应运而生的，是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独特的地方性实践，这种实践中充满了国家和资本对空间、社会以及劳动的操纵和控制，并因此使得这种充满问题的非正式的用工制度具有了极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内涵。探索包工制度的政治经济意义将为我们研究城市空间生产和土地资本积累的制度逻辑提供一个独特的视野，使我们能够在中国的社会、文化情境下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与农村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纳入到城市空间的研究之中，并通过中国的地方性实践丰富哈维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空间生产中的劳资关系：是扭曲？还是隐藏？

　　列斐弗尔认为在城市时代，资本主义的维持已经不依赖于工业生产，而依赖于城市空间生产本身：不同于资本第一循环对工业活动中剩余价值生产的关注，资本的第二循环是通过金融和投机买卖创造剩余价值。空间既是生产资料也是消费对象：一方面，空间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城市的各种设施、交通、土地、地底和天空等都构成了生产力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通过空间被人们消费，利润得以实现。作为生产资料的空间使得资本可以据此制造剩余价值，作为消费对象的空间使得剩余价值被转化为利润，空间将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的创造和利润的实现融为一体。而曾经在工业时代创造了剩余价值的劳动力逐渐变得微不足道，劳动的价值在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被进一步掩盖、忽略和侵蚀。在这一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也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转向土地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15) 这些都使得土地资本中的劳动陷入了比工业资本中的劳动更加残酷、扭曲而模糊的劳资关系。在中国的情境下，这种劳资关系通过包工制被清楚地呈现出来。

　　事实上，作为一种劳动力的组织形式，包工制在西方早期资本主义时代以及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曾兴盛一时。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劳动法规的制定以及生产方式的革新，这种剥削性的用工方式逐渐走向消亡。(16) 而当代包工制度在中国的重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1984年国家颁布的《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提出的建筑施工企业管理层和劳务层的“两层分离”标志着我国的建筑业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建筑企业固定工从1980年的占所有用工的72％降到了1999年的35％。施工企业自有员工主要是管理层和技术人员，而具体劳动环节则采取专业分包和劳务分包，(17) 建筑一线工人主要是来自跨省市和地区流动的农民工。随着旨在“保障资本积累的连续性，避免经济萧条”的新空间发展在中国展开，尤其在海外市场萎靡、国家面临经济危机的时期，过剩的工业资本向空间生产进行大规模转移。于是，在国家财政与政策大力支持下的城市空间生产为包工制度再度被资本青睐提供了新的历史背景。

　　然而，这种城市空间生产和土地资本积累是急功近利的，生产喧嚣背后实则上藏匿着一个矛盾层出、危机重重的生产体系：在地产开发环节，在资金周转不利的情况下，开发商的施工成本通常由各层建设单位进行垫付，(18) 层层垫付的最终环节必然是工人工资的拖欠；第二，在工程分包环节，各级施工单位为了获取利润，非法转包与违法分包的现象广泛存在，建设工程中各方责任很不明晰；第三，在劳务分包环节，清工包工头是一些提供服务的自然人，其风险抵御能力非常低，但是他们往往通过租借、购买建设资质证件，以及对较大施工单位的挂靠获得劳务分包的许可；(19) 第四，在劳动力使用上，正式的劳资关系为非正式社会关系所替代，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签订率极低，工人的基本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以我们调查的广州珠江新城YY写字楼建设工程为例，该工程于2008年下半年动工，楼房主体将在2009年6月竣工，自用部分的装修将在2009年4月完成。与所有在建项目一样，该工程的生产组织形式即是工程包工制。YY写字楼项目名义上的承包商为GDS一建，而实际施工方却是：DX建筑公司。DX建筑公司是一家私营企业，老板是潮州人，该公司不仅各类科室亦应有尽有，还组织了董事会，并有十几个等级不同的项目经理。该建筑公司因只具备从事26层以下的楼房建设的资质，故而借用GDS一建的资质来修建这座高达29层的YY写字楼，而后者则会因此获得一大笔管理费。DX建筑公司旗下的很多工程都是通过这种非法转包的方式获得的。在施工环节，DX建筑公司将具体工程拆分给包括泥水工、铁工、架子工、木工（两个专项包工头）、油漆工、塔吊工等7个专项包工头，(20) 其中的5个包工头又将专项工程继续转包给次级包工头，建筑工人则由底层包工头直接招收和管理。YY工程的建筑工人并没有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所有责任和义务只是依据非正式的口头协定。

　　当今建筑行业中包工制的独特性正是与这种不规范的生产体系息息相关。当房产和建筑业已然承担着拉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但其生产体系和资金运营却弊病百出时，一种“非正式的用工制度”就为资本和国家所需要来掩饰或隐藏其中的各种矛盾。通过正式的工程管理与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控制相结合，包工制度在整体建筑行业的生产组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上而言，垫付式的施工形式一方面缓解了上游企业以及土地资本的资金困境、降低了虚拟资本运营的压力。对下而言，包工制通过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对劳动力进行更加灵活而有效的调剂和控制，保证了劳动力雇佣弹性、使用弹性和支付弹性。另外，通过将对下的管理权限完全交付于包工头，上游企业几乎避开了所有与底层工人进行交往的机会，各种劳动问题造成的矛盾冲突被局限于包工队伍内。这种用工制度使得空间的生产和土地资本的积累得以在危机重重、问题丛生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稳定而迅速地发展。

　　三、包工制：拆分型劳动力使用模式的地方性实践

　　国家战略目标下的大规模城市空间生产以及新自由主义话语下的土地资本的弹性积累构成了包工制再度兴盛的背景。那么连接着城市空间生产与农民工劳动力使用的包工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是什么？它在缺乏制度合法性的基础上广泛存在的社会基础又是什么？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业资本的论述中，劳动力的使用和再生产问题成为分析资本积累和利润来源的重要工具。(21) 而在新自由主义和空间生产的语境下，劳动力的使用和再生产问题依然是分析资本积累和利润来源的重要着眼点和入手处。列斐弗尔曾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空间所渗透的阶级含义，空间的生产不仅要考虑到生物学意义上的再生产（作为“人”的家庭生活），还要考虑到劳动力再生产（作为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以及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阶级关系在整体社会中的再生产）。(22)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城市空间生产与农村劳动力的使用与再生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这种内在关联通过包工制这种地方性实践清晰地呈现出来。

　　哈维认为，跨国资本主义发展了一套“空间战略”以避开局部劳动力市场的束缚、实现其资本积累目标。这套空间战略是利用空间不平等和地理不平衡而进行资本积累的策略和政治，该策略需要身体在一个更受限制的空间场所进行生产和再生产。(23) 这套空间战略在中国的地方性实践便是城市和工业发展对广大农村劳动力，即“农民工”的使用。2000年中国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城市中来自农村的打工者数量已经超过1.2亿。根据国务院政策研究室2006年的报告，如果再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约为2亿人。

　　在YY写字楼的施工现场，我们认识了铁工阿荣和阿莲夫妇。阿荣已经在广州做了12年的建筑工人，妻子阿莲也随之打工7年了。阿荣夫妇是在舅舅和舅妈的介绍之下来YY写字楼建设工地做铁工的，(24) 这已是他们流转的第9个工地了。说起位于四川达县的家乡，阿荣除了对青山秀水的怀念便是对贫穷和劳苦的感慨：

　　现在家里能出来的都出来了，五六十岁在家带孙子的才没出来。去年我回家，那种感觉太荒凉，道路边杂草都很深了。这两种生活（城市与农村）的对比太强烈了，最少相差四十多年。我们家旁边有九间房子，房里都长草了。小孩几年没见我们当爹妈的，感觉很生疏。小儿子一岁多我就出来，现在都十二岁了。在家，没钱养他们，出来挣钱却不能管教他们。出来还有面子的原因，出来找不找到钱只有自己清楚，在家里没钱人人都清楚。

　　对于阿荣夫妇，两个正在读书的孩子、年老体衰的父母、急需修葺的房屋，这一切都需要经济支持，而仅仅依靠4亩地、几头猪已然难以维持6口人的生活。随着城乡经济差距的拉大、基本物价的提升，农村土地已经逐渐失去了其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25) 在城市化背景中，边缘地区的社会是以达成中心地区社会利益的方式被组织起来的，农村社区的破败与衰落是农民外出打工的重要动因。而对于在城市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既缺乏性别和年龄的优势，又缺乏知识和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中年男性农村劳动力而言，进入门槛低、劳动密集、分布广泛的建筑行业似乎是他们可选范围内的最好选择。

　　说起在广州的生活，阿莲笑了：

　　我们在外面还是比家里好得多，为什么呢？包吃、包住，还有一点零花钱，往家里一年能够寄一万六七，给小孩上学，（还有）零用钱、生活费。我们在家割稻谷的时候手都全部流血了，可是卖这些稻谷一年还挣不到四千块钱。

　　这种朴实的笑告诉我们，他们觉得在外打工虽然辛苦但却很值得。在马克思看来，用法律来强迫“自由”的劳动力来劳动，会引起过多的麻烦，而饥饿不仅仅是和平的、无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劳动的最自然动力，会唤起最大的干劲。(26) 我们在与建筑工人接触的过程中发现，无论工作多累，生活多苦，他们都表示宁愿在城市中打工赚辛苦钱，也不愿意回到农村。

　　在城乡之间空间地理不平等的状况下他们不得不外出务工，而一旦外出务工，阿荣等农民工的劳动力使用和再生产便在户籍身份制度设置下进入了一个更受限制的空间，再生产策略与中国国内空间和地理的不平等相结合，构成了资本和国家的空间战略。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全球资本的经济逻辑（最大限度获取劳动剩余价值，迅速进行资本积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逻辑（通过控制劳动者的流动和使用方式以尽快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标）共同作用之下，农民工面临着一种充满悖论并且非常割裂的生存状态。“农民工”作为劳动主体，其劳动过程中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劳动力的使用与劳动力的再生产——在社会与空间的意义上被人为地割裂与拆分开来。“工人”是一种职业身份，意味着城市接纳了他们作为劳动力的职业身份进城打工以满足国家发展和资本积累的需要；而“农民”是一种制度性身份，意味着他们只是城市中临时性的劳动力，城市没有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也无需负担其长期劳动力再生产，一旦他们的劳动力不再被城市需要，他们也就无法在城市继续生存下去。如果说“宿舍劳动体制”是这种劳动力使用模式在工厂中的表现，那么其在建筑业中的具体形态则表现为“包工制”。(27) 我们将中国对农村劳动力的使用及其再生产在空间和社会意义上的割裂称之为“拆分型的劳动力使用模式”。(28) 这种拆分型劳动力使用模式对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关系以及劳动控制与反抗产生深远影响，塑造出农民工模糊的身份认同和暧昧的阶级地位，从而为包工制度的存续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

　　劳动力再生产包括生产资料以及使生产资料得以实现的劳动力的日常生活以及长期的再生产。社会再生产主要依赖于以代际以及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生物性的劳动力再生产，包括衣食住行以及医疗照顾等方式。除了保障生存的手段之外，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还要求一套文化形态与实践。哈维对跨国生产政治经济的空间性分析的洞见提示我们全球资本的一个核心悖论：资本流动的需要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的去地域化；然而当资本进行全球化的时候，生产总是会发生在“某地”。这就意味着必须在特定空间里拥有安置劳动者的临时性设施。(29) 可以说，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是同时嵌入于制度与地方实践之中的。(30) 生产过程的地方化策略、对地方社会以及劳动控制的影响，这些都是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调节行为（通过税收的循环和国家支持的债务表示出来）在确定社会工资和规定“文明的”及“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教育、健康、住房等水平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31) 如果说哈维强调了资本积累的空间性逻辑对社会再生产的决定性影响，那么布洛维则从生产政治的分析范式出发，对劳动过程理论进行了批判，恢复了对生产体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果的分析。(32) 布洛维将劳动力再生产作为生产体制的重要维度之一，并强调工人用以维持自身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和其家庭生存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必然受到国家提供的各种制度安排（产业制度、福利制度、就业保障制度等），在某些条件下甚至还包括国家的直接治理手段等国家干预的影响。他认为，针对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的大量移民劳动的不合理再生产模式，国家权力的有意识的运作和安排不仅没有对其进行削弱和改变，反而将其加固，从而有效降低工业生产成本，减少城市化的压力。(33)

　　在中国，城市空间的生产主要依靠对广大跨省市和地区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的使用。当生产高度流动时，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对“地方”的依赖。(34) 然而，劳动力再生产的责任被“地方”（很多时候是城市）推卸了。中国政府通过户籍制度将城市中的人口分为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对于在城市中打工的暂住人口，城市无需承担其住房、子女教育、工作保障以及其他环境基础设施等集体性消费资料，以维持其劳动力再生产。(35) 一方面，由于户口与城市福利之间的联系，因此没有当地户口的农民工不可能获得政府公房或者单位公房的使用权或所有权，同时更不可能承受城市商品房的市场价格。(36) 另一方面，由于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都限制这个新兴的打工阶级在城市中建立自己的社区。(37) 于是，维持这一无法在城市中生根的打工阶级的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责任便落在了资本以及社会非正式部门的头上。(38)

　　史密斯（Chris Smith）曾经从马克思对产业劳动的定义出发，提出了资本主义劳动力的“双重不确定性困境”。资本需要处理的第一重不确定性来自于劳动与劳动力之间的差别，这反映出工人个体在如何处置自己的劳动力问题上的去中心化，第二重不确定性源自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强度以及劳动工资的变化。(39) 而对于工人而言，在雇主企业是否会继续购买其劳动力问题上同样面临这不确定性。建筑工人作为一个被商品化、从事工业劳动却没有获得工人社会身份和相应城市社会福利和保障的特殊劳动力群体，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包工头获得工作机会、工资以及解决日常劳动力再生产，这是一种无选择的选择。

　　YY建筑工地的工人生活区是工棚区内临时搭建的三排板房，其中两排二层的板房用做宿舍，另一排平房做伙房。每间宿舍的面积不足20平方米，通常放置6张上下铺的床，每间房住有8～12名工人。工人的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全部堆放在宿舍，女工们通常跟丈夫住在一起，个别房间是专门的夫妻档，但他们保护隐私的唯一方式就是安装床帘。我们发现每个工人宿舍都有自己购买的电磁炉或电饭锅，木工志明说：

　　我们干力气活，饭量都很大，食堂的米饭能随便吃，但是菜根本不够吃，要自己再煮一些。

　　当我们在架子工的宿舍惊愕于一只差点从房梁上跌下的老鼠时，一名叫做阿顺的年轻的架子工笑了：

　　这在我们这里太正常了，这里经常有老鼠。

　　建筑工人们显然已经习惯了这些，工人们说干这行的条件都是这样，这里还不算差的。习惯不意味着满意，建筑工人对其生活条件的“习惯”不是主动的选择，而是被动的接受。说起工棚区的生活设施，尽管大多数工人只是无可奈何地苦笑和自嘲，阿荣还是很愤慨地告诉我们：

　　洗澡没有专门的人烧热水，只有一个小热水器，水的压力很小，一点点下来，经常不够用，像我们工作到九点钟，拼命地从工地跑过来，抢热水洗澡。女工更是，二三十人才有四个水龙头，一下班就得抢着洗，这里什么都像打仗，上班也是打仗！吃饭也是，几百名工人都没有吃饭的地方，下雨天更惨，那么多人只能站着吃。这里积水坑那么多，天热了蚊子很多容易得病……他们（管理者）根本不考虑工人的感受，好像工人都是做苦力的，不用理会那么多……虽然你不管工人，工人也是不怕的，也有办法解决事情。(40)

　　在制度本身并不健全且缺乏监管的建筑行业内，工人在城市中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不具备法人责任能力的包工头。以往的很多研究都表明，在具体的生产领域，劳动—生活—体化的制度设置导致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日常再生产必须依赖其劳动，这无疑是导致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恶劣生存状态以及劳动权益无法保障的主要原因。(41) 而包吃包住更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在于它不仅使得劳动时间可以被灵活安排、劳动力能够被随意调遣，同时也使得工人的劳动力支付无需按月进行。不仅如此，将日常劳动力再生产的负担转嫁给个体包工头造成了一种缺乏法律法规保障的个人依附——这也正是“包工制”本身的鲜明特征。据调查，建筑行业中跟随包工头劳动但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人比例为96％。(42) 在包工制下，非正式社会关系在该行业大行其道，大规模替代了正式的劳动关系，这意味着建筑工人并不具备能够有效保护自身劳动权益的工具，他们任由个体包工头差遣和安排，成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包工制作为拆分型劳动力使用模式在建筑行业的具体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为资本保障了这种劳动力的雇佣弹性、使用弹性以及支付弹性，使得资本的弹性积累与城市空间的生产得以低成本而高速度地顺利进行。

　　四、建筑工人：灵活积累中的弹性劳动

　　不同于工业部门，建筑工人的劳动力的使用和日常再生产依附于个体包工头，这使得建筑工人在“包工制”的具体运作中，受到更少的保护，成为更具弹性的劳动力。我们将从包工头普遍采用的一种日常劳动力再生产形式着手，具体分析建筑工人的劳动力使用、雇佣和支付的弹性是如何可能的。

　　（一）雇佣弹性与使用弹性：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任焰、潘毅曾将中国工厂大量使用外来农民工，并利用工厂宿舍对工人进行暂时性安置，以此来承担劳动力日常劳动力再生产的用工形式概念化为“宿舍劳动体制”。通过宿舍劳动体制，产品生产空间与再生产空间黏合到一起，管理权力向工人生活渗透，得以随意延长工人的工作日并对劳动时间进行灵活控制。(43) 建筑行业的“包吃包住”属于宿舍劳动体制的一种具体而特殊的形式。一名包工头这样解释他为什么偏好招收外来工：

　　我就算是在市郊或者农村做工程，能不用本地人就不用。本地人就是不行，他们就没这个精力，不能给你踏踏实实地干活。他事情多，（在家和工地之间）来回跑，干完活就回家吃饭，吃完饭再来上班，有的时候一两天都不来，靠不住。外地招来的工人就能住工地附近，干活踏实，什么时候上班都可以，吃完饭就能干活，加班也方便。

　　在YY写字楼建筑工地上，工人早上7：00开工，中午12：00回工棚吃午饭，下午1：30开工，晚上6：30回工棚吃晚饭，建筑工人一天至少要工作10个小时，工期紧张的时候，晚饭后还要加班。如果不是包吃包住，这种高密度的时间安排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包吃包住还成为“窝工”不付工钱的堂而皇之的理由。(44) 泥水工老亭说他们经常会因为缺材料或天气原因而歇工，歇工就没有工钱。正如工人们所说的，做一个工，才有一天的钱，反正这里管吃管住。但是如果长时间歇工，工人们就会很着急，与阿荣住同一宿舍的贵州铁工老二这样说出他的担忧：

　　现在没事做，就是休息、玩、吃、睡，父母在家又种田、又要看孩子那么辛苦。你说你要是在外面赚钱，父母辛苦一点也是值得的，但是在这里这么清闲，感觉对不住父母。没钱赚也没办法啊！

　　“窝工”的时候因为没有收入，工人往往陷入没有活干没有钱赚的焦虑和等待之中。然而到了赶工期的时候，工人面对的却又是另一种异常的紧张与疲惫，用阿荣的话说：

　　（赶工期的时候，）就是你老父母去世了也不会让你请假回去的。

　　YY写字楼工地上的各个包工队大多都同时承包几个工程项目，包工头为了降低用工成本，往往工期紧张时建筑工人们需要在几个工地之间往返工作。阿荣告诉我们，在工程最紧张的时候，他们的包工头从其他工地调来了很多工人，仅铁工人数就曾达200人之多。当然，到了阿荣他们歇工的时候也曾被调到其他工地帮忙：

　　如果地方近，晚上回来就可以了，如果地方远，那边就会提供住宿。

　　工人们倒也乐意被派往其他工地帮忙，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赚取额外的收入，总要好过什么都不做。工人维持自己生活和繁殖后代的再生产本能使其不得不接受这种剥削性的劳动力使用方式。在迅速而大规模进行城市扩张和重建的历史阶段，灵活而富有弹性地对大量劳动力进行支配和使用在建筑行业中似乎显得尤其重要。

　　在建筑行业包工制度下，建筑工人的劳动力使用和雇佣弹性还表现在他们是缺乏正式劳动关系的临时劳动力，换句话说，资本为了保证自我利润的最大实现、最大限度地保持雇佣的弹性，并没有与建筑工人签订基本的劳动合同，建筑工人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根据阿荣的介绍，铁工的包工头是个汕头人，他手底下的人加起来有七八百之多，在广州业内很有名。YY写字楼工程施工最为紧张的时候，工地上光是铁工就有二百多人，随着工程的推进，工人一批批都被解雇了，现在铁工只剩下六十多人了。就在我们进行田野工作的这段时间，阿荣也陷入了可能要被解雇的忧虑之中：

　　今年形势不太好，我们毕竟不是合同工，老板随时可以叫人走。今年已经裁了一些人，被裁的一般都是新来的。

　　与阿荣夫妇同宿舍的贵州工人老二也是忧心忡忡，老二和妻子跟随该包工头做铁工才一年时间，虽然技术水平并不差，但是仍然属于新工人。他们说，班组长“白毛”是云南人，他正在将其他省份的工人赶走，(45) 老二已经一个月没有被安排上工，估计很快就要被裁员了。说到联系其他工作的事情，老二无奈地说：

　　我认识的朋友、老板都联系过，打电话过去要么停工、要么没活干、要么不挣钱：要么人太多。现在外面没有什么事情做，人们就到这里来，做建筑的很多。我只希望有个安身之处就可以了……像我们这种人多得是！唉……要回去又舍不得广州！在广州真的，唉……这十多年还真有了点感情！没办法！咱们终究是来广州打工的，终究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随着大楼主体工程愈加接近尾声，建筑工人们不得不为自己下一步做出打算，老二正在为寻找下一份工作而烦恼，而阿荣也期望能继续留下来。作为农民工，身份的局限性使得他们对于城市往往没有长远预期，故而忽略了劳动合同的重要性。没有劳动合同，又意味着他们缺乏正式的、合法的劳动雇佣保障，处于随时可以被解雇的境地。在不享有任何城市福利和保障的情况下，建筑工人一旦失去工作就丧失了容身之所和衣食来源，这便意味着只能返回毫无出路的农村（一找到工作，便会立刻再出来）。再生产的需求驱使他们来城市寻找出路，而再生产的限制将其在不被需要时赶回农村，阿荣等人不得不依赖着包工头们转战于各个工地、往返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出卖着自己的劳动力。农民工身份的二元性成为包工制度得以存续的基础，而这种制度又反过来强化了农民工成为可以被任意处置的劳动力的命运。

　　在这里，“包吃包住”不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劳动待遇和再生产方式，而是一种意味着劳动力使用与长期劳动力再生产被拆分开来的剥削型劳动力使用模式，构成了包工制的基础乃至核心。包工制度通过对工人的灵活使用和随意调配以保证多个工程的同时而快速进行，降低劳动力成本，从而实现资本的弹性积累以及城市空间的迅速生产。

　　（二）支付弹性：工资拖欠的“合理化”

　　人需要衣食住行，通过这些物质实践，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代际的基础上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