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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贸易政策的理论思考 本文为李建军博士论文《战后日本贸易政策—现实经验研究和理论模式构建》第六章的内容。

李建军

作为一篇研究日本贸易政策的论文，本文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始终是围绕日本贸易政策的历史发展、逻辑演进和原因探寻而展开的。在构建战后日本贸易政策理论模式的同时，也引发出了一些关于贸易政策理论的更深层次的思考。通过这些思考，本文所探讨的主题不仅具有了进一步研究的价值，而且通过对贸易政策理论框架外扩的尝试，希望理论的探讨更具有普遍的适用价值。
第一节 日本贸易政策演进的历史回顾
战后日本贸易政策经历了传统型贸易政策、国际协调型贸易政策和贸易政策重建三个主要阶段。目前来看，日本贸易政策依然处在重建之中，“构建主义”战略是这一阶段贸易政策的主要特点。
一、传统型贸易政策
日本传统型贸易政策继承和发展了明治维新以后“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产业立国”战略，确立了以“贸易立国”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采取促进出口、抑制进口，控制资本和货币自由流动的政府干预政策来培育国内产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
日本传统型贸易政策的主要内容如下：
1．保护贸易政策
战后初期，为了恢复生产、遏制通货膨胀，日本政府实施了“倾斜生产方式”。尽管这是一种改善经济的产业调整政策，但进口贸易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倾斜生产方式实为日本政府在不具有独立对外经济主导权下的一种“进口替代政策”。朝鲜战争以后，日本渡过了战后初期的经济危机，确立了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为此，日本政府以《外汇法》为主要手段，实施了限制外汇兑换和限制进口的保护贸易政策。贸易保护政策对日本新兴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2．贸易自由化政策
到了50年代末，由于受到世界各国普遍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及日本重化工业进一步发展需要的双重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放弃保护贸易政策，采取了贸易自由化政策。1960年6月，以《贸易、汇兑自由化大纲》为基础，日本政府提出了分阶段自由化的原则。在此期间，为了保护国内“幼稚产业”，日本政府还通过调整关税政策和运用行政指导手段，继续发挥贸易政策的经济战略作用。
3．出口扩张的多元化贸易政策
日本经济经过战后十几年的高速增长，重化工业的生产水平提高很快，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出现了结构性变化。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日本政府采取了出口扩张的多元化贸易政策。除鼓励日本企业扩大海外销售、争夺海外市场以外，日本政府还通过对外援助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等政策措施帮助日本企业进军海外市场。
4．强化贸易政策
1969年以后，一直对日本有利的各种贸易条件先后发生了转变，为了稳固和发展经济，日本政府采取了强化贸易政策。强化贸易政策共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消极强化阶段。随着日本国内通胀压力越来越大以及布雷顿体系崩溃，为继续执行外需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日本政府采取了金融紧缩政策和稳定汇率政策。然而，由于消极强化政策无视日本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现实，反而给日本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导致了经济危机。第二个阶段是积极强化阶段。随着石油危机的不断加剧，为了提高产业竞争力和优化经济结构，日本政府开始对贸易政策和其它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在成本方面，采取了降低生产成本和减量经营的措施。同时，日本政府还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结果，消耗资源较多的钢铁和化工等“重厚长大”产业的产品生产和出口逐渐降了下来，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产品生产和出口比重则开始逐年增加，日本产业比较优势在积极政策调整下又一次实现了转变。
日本传统型贸易政策的有效实施和以下因素有关：
1．传统型贸易政策的确立和实施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密不可分
由于冷战的开始，美国改变了对日政策，日本重新掌握了经济自主权和政策决策权。而“朝鲜战争特需”则如同一剂起爆剂，使日本顺利克服了战后初期的经济危机。经济自立以后，在美国霸权维系的世界经济秩序下，日本不仅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而且还通过与美国的不对称合作，享受到了自由贸易的好处，发展了现代工业。
2．日本政府为传统型贸易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
日本政府迫于国际压力，虽然从60年代开始实行贸易自由化，向开放体制过渡，但采取了“抗自由化”的博弈策略，利用分阶段自由化、关税调整和行政指导等手段，为产业的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日本政府不仅通过多元化的出口扩张政策积极地为日本产业发展寻找海外市场，而且积极牵头组织产官学之间的联合研究，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使日本最终跨入了先进工业国家的行列。
当然，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国际汇率制度的变化和石油危机的爆发，不仅美国霸权开始衰落，而且世界各国也先后出现了经济危机，日本以“贸易立国”为基础的传统型贸易政策变得不可维系，最终走向了衰落。
二、国际协调型贸易政策
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与世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冲突和贸易摩擦也开始扩大。在经济增长模式方面，日本逐渐放弃了外需主导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开始向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在贸易政策方面，则采取了国际协调型贸易政策。
日本国际协调型贸易政策的主要内容如下：
1．金融自由化
为了缓和日美贸易摩擦，经过日美协商，日本政府采取了金融自由化政策。在推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日本政府放弃了对外汇交易的“实际需求原则”和“外币换为日元”两条规则。按照新规定，日本的企业和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外汇买卖。由此，日本的货币市场便直接的跟国际货币市场连接了起来。
2．《广场协议》
作为日美协调政策的日本金融自由化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日美贸易摩擦问题并没有解决。为了防止美国对外收支不平衡危害世界经济，1985年9月，美国、日本、前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的财政部长和各国央行行长共同签署了《广场协议》。协议签署后，为缓解美国收支不平衡，日本政府采取了日元升值措施。日本政府的国际协调政策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
3．两次《前川报告》
金融自由化和签订《广场协议》之后，日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反而是日本经济出现了“日元升值萧条”的现象。为了日本经济的健康发展和解决国际经济冲突，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贸易政策，即确定了把日本“外需主导型”的经济结构转变为“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的指导思想。其主要内容体现在两次《前川报告》之中。在这两份报告中，日本政府分别就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进出口贸易结构提出了具体措施，以确保日本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的最终实现。
国际协调型贸易政策的实施受到了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1．国际金融体制变化的影响
浮动汇率制以后，由于资本流动的限制越来越少，金融资本的流动和交易开始脱离实体经济，左右汇率的力量从商品贸易转向了通货领域。随着金融自由化的逐渐深入，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取消了外汇管制。这样，在资本自由流动和巨额贸易顺差的支持下，日本对美的金融证券投资越来越大。货币经济发展不仅鼓励了日本购买美元的行为，而且扭曲了外汇汇率。美元汇率的不平衡上升和美国的贸易逆差，促使各国不得不采取政府间协调政策来纠正外汇扭曲，以防止世界经济出现动荡。协调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
2．现实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
在里根政府的时代，为了和苏联对抗，美国采取了“强大美国”和“强大美元”的强国政策。这不仅造成了财政和贸易的双赤字，而且给美元造成了升值压力。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是以美元本位为基础的，美元暴跌对世界经济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各国纷纷采取协调政策就不足为奇了。对日本来说，除了经济上过度依赖美国以外，由于日美同盟对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作用，日美政治关系就成了日本采取协调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3．日本想成为“国际国家”和“负责任的大国”的“雄心”
在每一个经济强国的眼里，政策协调的目的都是要让经济伙伴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同时自己又不用作对方想要做的事，任何国家的政策制订都不是利他主义的。因此，没有日本政府的主观愿望，单靠外压迫使日本采取国际协调型贸易政策是难以想象的。
日本政府采取国际协调型贸易政策以后，虽然经济在短期内实现了增长，但因为受到协调主义和通过自我牺牲给予美国一定的政治关心式的照顾贸易等因素的影响，采取了超缓和的金融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造成了经济泡沫，引发了长期经济停滞。因此，很难判断日本政府采取的这种贸易政策到底是为了日本的利益还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三、贸易政策重建
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长期经济停滞，日本产业的竞争力优势开始弱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日本的工业化发展已达到顶点，所以日本经济才会出现长期停滞，是工业危机导致了经济的低迷。由于失去了经济的有力支撑，日本政府不得不放弃国际协调型贸易政策，在进行贸易政策重建的基础上努力复苏经济。关于日本贸易政策重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内容：
1．提高产业竞争力和重塑产业比较优势
90年代以来，日本的产业受到前后两面夹击：在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的领域，日本竞争不过美国，在某些方面甚至受到NIES的威胁；在纺织品、服装、家用电器等大众消费品方面，日本竞争不过NIES，甚至竞争不过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尽管日本的产业竞争力本身并没有倒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所增强，但是与美国和NIES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日本的竞争力相对减弱了。为提高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再现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日本政府不仅制定促进信息化发展的“IT立国”战略和重塑传统产业优势的《国家产业技术战略》，而且采取了减税和产官学联合开发研究等措施。
2．促进日元的国际化
在开放的国际经济条件下，日元汇率的变化（升值）和其贸易政策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日元的升值和剧烈波动不仅造成了日本产业竞争力下滑，而且因为成本上升，包括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在内的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转移生产，导致日本的国家竞争力下降，这些都不利于日本经济的复苏。特别是90年代中期的日元升值危机，使日本政府认识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只有捍卫和强化日元国际地位才能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和经济的稳定。为此，日本政府不仅加强了东亚区域金融合作，而且通过产官学三方共同努力来推进日元国际化。
3．贸易政策的构建主义
日本贸易政策演进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国际协调型贸易政策之所以失败，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经济战略的失败。战后日本贸易政策的演进历史明白无误的表明，日本中长期的基本国策以及在制定国家战略方面一直存在着体系性的欠缺。面对新的国际经济形势，日本政府一改以往只重视多边贸易，轻视区域和双边贸易的政策姿态积极寻求区域和双边合作的可能性，力争在区域合作中特别是东亚区域化合作中取得主导权，构建属于自己的经济圈。
贸易政策重建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1．日美关系
日本政府加强东亚区域合作的意识增强，虽然是日本贸易政策重建的关键所在，但由于日美两国的政治经济传统，贸易政策重建乃至日本企图构建东亚经济圈的战略计划，都将把日美关系作为实施区域战略的前提，日本政府绝不可能把美国排除在日本的东亚合作战略之外。日美关系必将对日本贸易政策重建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2．中日关系
如果没有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东亚区域性大国的深入合作，东亚合作就只能是一种愿景。尽管中日合作符合日本的长期战略，但日本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担心以及由此产生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严重阻碍了两国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面对中国政府多次主动提出的加强中日经济合作的建议，日本政府一直没有做出富有诚意的答复，反而为了和中国争夺东亚地区的领导权，将中日合作一拖再拖，这实在令人遗憾。因此，日本政府能否拿出改善中日关系、促进中日合作的诚意，将成为日本贸易政策重建的关键因素。
3．区域意识
日本贸易政策重建能否成功，除了应该处理好大国间的关系之外，区域意识认同也非常重要。就东亚而言，能否形成社会文化共识，将决定东亚区域化的长期稳定。因此，如何建立东亚信任机制和区域意识，就成了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保障。在这方面，日本无疑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取信于东亚各国，将是日本构建主义长效机制的基础。
第二节 日本贸易政策的总结和评价——理论上的思考
一、贸易政策和经济发展
从历史的角度看，日本贸易政策的演进过程和战后经济的发展过程是紧密相关的：日本政府采取传统型贸易政策的时期，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稳步上升的时期，也是日本赶超欧美的时期；采取国际协调型贸易政策的时期，是日本真正成为经济大国的时期；贸易政策重建时期，是日本经济长期停滞，进行重建的时期。
从表面上看，贸易政策和经济发展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并不能先验地得出答案。另外，由于贸易和贸易政策并不是一回事儿，因此，首先在理论上对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一阐述，然后再详细讨论贸易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历史表明，国际贸易的最大利益就是促进经济增长。依靠对外贸易和科技革命，英国最早实现了工业化。德国、法国、美国、日本以及亚洲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通过引进资本和技术，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对外贸易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归纳起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国际贸易有利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任何一个国家的需求都是全方位的，如果没有国际贸易，它就必须把资源按比例和需要配置在所有产业上，即使是效率最低的产业（甚至是需要补贴才能生产的产业）也必须配置一定数量的生产要素，以满足这些需求。这样一来，总体的要素效率会因为部分资源配置在效率低的产业而降低，这显然是不经济的。由于世界各国的生产要素禀赋不同，造成生产体系和生产效率之间的差异，因此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可以将最佳的资源要素和最佳的生产体系相配合，实现最佳的生产效率。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日本必须将其一部分生产要素配置在效率低的自然资源生产上，这显然不利于经济发展。然而在国际贸易的交换中，日本可以通过进口自然资源而将生产要素转移到效率更高的国内工业和服务业上去。
2．国际贸易有利于规模经济的实现
规模经济一直是工业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化工、钢铁、航空、造船、汽车等现代工业都是通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来取得价格优势的。出口贸易可以使企业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之外扩大生产，实现规模经济。日本政府在高速增长时期采取的多元化出口扩张政策是符合这一目的的。
3．国际市场竞争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
竞争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加快了科技创新和新产品的开发步伐，提高了要素使用效率。同时，竞争也促进管理创新，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应变能力，低效率的产业在竞争中被淘汰。例如，随着日本不断进行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竞争中不断衰落并逐渐转移到东亚其他国家，日本则将有限的资源不断转移到新兴产业，形成了东亚的雁行国际分工体系。
4．出口扩大带动了国内相关经济部门的发展
现代化国民经济是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双循环的互动过程。以日本汽车工业为例，汽车出口的扩大，必然带动国内上游的钢铁工业、橡胶工业以及机械加工业的扩大；钢铁业的扩大又必然引起采矿业、电力工业的扩大，这种连锁效应促进了国民经济总量的扩张和国民收入的增加，推动了经济增长。同时，出口扩大也有利于带动运输、银行、保险、贸易等产业的扩大和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带来乘数效应。
5．贸易扩大能够带来资本供应
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基本途径是通过引进资本货物和技术提高工业化水平，而引进资本货物和技术的前提是用以支付进口的外汇。通过出口积累外汇，进口资本货物是实现经济不断增长的先决条件。以日本为例，外汇短缺曾经是经济增长和实现工业化的主要瓶颈。战后初期，因为外汇短缺无法购买恢复生产所必需的资源，日本迟迟走不出经济危机。即使到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常常因为外汇不足而不得不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来抑制经济的过热发展。
（二）贸易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国际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火车头的时代并未结束，但是通过贸易促进国内经济增长是有条件的。尽管一般经济理论证明贸易能够带来经济增长，但这也要取决于贸易政策是否得当。自由贸易理论和自由经济虽然能够给世界带来福利最大化，但若论及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各国都更加看重能够获利的多少而不是能否获利。贸易政策的制定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国家和市场同样重要。日本贸易政策的历史演进给了我们以下两点理论思考：
1． 经济发展战略决定和推动了一国贸易政策的演进
制定什么样的贸易政策和经济发展目标有着直接的关系。战后初期，日本主要是想尽快实现“经济自立、赶超欧美”的经济发展目标，并采取了以促进产业发展为基础的保护贸易政策。所谓的“抗自由化”政策和出口扩张的多元化政策都是保护政策的变形，它们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也就是说，日本“贸易立国”的基础没有改变。在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以后，由于经济实力增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了巩固和扩张经济势力范围，日本采取了更加符合自由贸易理论的国际协调型贸易政策，倡导自由市场经济，为了维护世界自由经济环境的稳定，甚至不惜以牺牲本国利益的方式采取国际协调的措施。90年代后，当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时，日本政府开始对贸易政策变得小心翼翼，除了重新培育产业竞争力以外，对执行多年的多边贸易政策也进行了修正，开始关注区域经济合作，构建新的贸易战略。这些都说明，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是制定贸易政策的先决条件。
2．现实的贸易政策，也有可能阻碍经济发展
战后，日本贸易政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中传统型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也符合学术界对日本“贸易立国”的基本假设判断。然而，爆发石油危机和实行浮动汇率以后，虽然国际协调型的贸易政策对稳定世界经济，促进日本经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它的负面作用也很大。本文的分析已经清楚地证明，日本90年代的经济长期停滞和国际协调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存在很大的相关关系。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如果日本不是采取了协调的政策，也许今天的日本经济是另外一番景象，世界经济的格局可能也会被改写。日本政府着手贸易政策重建以来，在缔结区域贸易协定和双边贸易协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且，2002年以来日本经济的复苏也和东亚区域贸易特别是中日贸易扩大有很大的关系。但东亚区域化合作对日本经济有何长远影响，至今还没有定论。因此，贸易政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比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假设关系要复杂，贸易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和一国采取什么样的贸易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从本文对日本贸易政策历史演进的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出，虽然二者有很强的相关关系，但是从长期看，并没有什么规律性可言。这对我们正确认识贸易政策的历史作用和预测贸易政策的未来发展是很有好处的，至少可以改变那种贸易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先验性错误观念。
二、贸易政策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日本贸易政策的历史演进说明，尽管贸易政策制定的主体是主权国家，但各国又都不是完全按一己之意行事。贸易政策能否顺利实施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模式，这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二战以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了当时世界的霸权国家，主导建立了以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体的国际自由经济秩序。战后的日本经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起步重建的。战后，日本采取的传统型贸易政策由于具有典型的新重商主义保护特点，因此在理论上有悖于战后美国所倡导的自由经济秩序。如果再考虑到战后美国和日本相差悬殊的国际地位，日本想要弃自由贸易理念于不顾，一意孤行地实施保护贸易政策是根本办不到的。然而，日本政府不仅顺利实施了保护贸易政策，而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除了它符合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外，更主要的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一直实行单边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无条件地向日本和欧洲盟国开放本国市场，与日本进行了不对称的合作。可以说，如果美国不割让一些自身的经济利益满足盟友的利益，即容忍日本和欧洲盟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话，日本的传统型贸易政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当然，美国这么做虽然没有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但却获得了国际政治中的领导权，使盟国在政治上俯首听命，在安全方面同美国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同样，当日本成为世界性经济大国以后，尽管采取的国际协调型贸易政策和其经济发展目标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对日本制定政策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政治上，随着美国经济下滑和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崛起，美国霸权开始衰落，日美经济的强烈对比使日本政府看到了提升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乃至建立日美混合霸权的良机。在经济上，由于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入，资本流动的限制越来越少，汇率的变化开始脱离实体经济的控制，给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了隐患。由于美国实力的下降以及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完全控制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的能力，因此，相互协调就成为各国实现自身利益的必要手段。另外，由于战后建立起来的日美同盟关系不断深化，对日本来说协助美国更具有特殊的意义。综合上述几方面因素，国际协调型政策自然应运而生。
进入新世纪以来，贸易政策重建也和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区域化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区域化合作的扩大和加深，日本采取一种多层面的贸易政策，既维护了WTO下的多边贸易准则，又加强了区域合作，从而适应了全球经济体系下多样化的国际经济环境。
日本贸易政策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相关性说明，贸易政策并不一定是纯粹的经济政策，它也是外交政策。贸易政策既可能是一国实现对外政治经济目标的重要手段，也可能是多个国家政治、外交、经济目标相互博弈的结果。因此，在分析或预测一国将采取何种贸易政策的时候，经济分析往往是不够的。实际上，在依存度不断提高的全球经济中，各国贸易政策的制定不可能在纯粹的经济范式的真空中完成，贸易政策的制定不仅关注全球市场，而且关注国家间的各种利益竞争以及在现实国际体系下的制约关系。贸易政策和国际体系的关系使我们看到了国际变量从外部影响和制约一国贸易政策的可能性。
三、贸易政策和政府——日本式的贸易政治
根据一般定义，虽然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主体是一国政府，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理所当然。贸易政策制定的过程往往是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受益于自由贸易的群体与任何具体贸易事务的利害关系往往都很小，他们担心的是政府有可能妨碍他们，限制他们的经营灵活性和盈利能力，因此通常是一般散沙；相反，受进口商品威胁的生产商和工人往往会聚集到一起，诉诸政治，寻求贸易保护。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特殊利益集团往往可能会左右政府贸易政策的制定，政府极有可能只是贸易政策的执行者，而不是真正的制定者，从而造成政策的政治失衡。
为克服政策的政治失衡，使政府政策充分反映国家意志而不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政治体制建设就成了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贸易政策必不可少的基础，研究和分析不同政治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也就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贸易政策制定过程和实施效果的重要理论背景。
然而，日本贸易政策演进的历史却表明，作为决定贸易政策的内部力量和决策主体，政府在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即贸易政治除了政策的政治失衡理论假设以外，还可能存在政策的政治平衡理论假设，即贸易政治的日本模式。从1955年“经济现代化”、80年代中期的“中曾根主义”到新世纪的“贸易多层面战略”，虽然对这些由日本政府提出的贸易政策不乏反对之声，但是真正反对日本政府战略计划，阻碍战略实施的行为并没有出现。换句话说，日本政府的战略意愿基本都能够很快地付诸实施。例如最近的区域合作战略，从时间上看，日本的东亚合作比中国-东盟的双边合作起步还要晚，但进展并不慢。也就是说，日本政府通常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由于扮演了比较积极的创新角色，日本政府对贸易政策起着比较关键的塑造和制约作用。
由于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和制度设计影响着贸易政策决策权力的分配，因此，作为一种政治商品的贸易政策，它究竟以什么形态（自由贸易或保护贸易）供给什么利益集团或产业集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内部制度结构决定的，而这正是日本具有独特贸易政治的原因。日本同欧美等国一样，虽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但却是富有特色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日本社会重视意见统一，重视协商，这是人所共知的特征。因此，日本政府与其相关的利益团体形成了一种趋向于长期稳定的结构性关系。另外，“权威主义”、“集团主义”、“国家主义”等文化因素在日本模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日本国民之所以承认政府的权威，除了“官尊民卑”的传统观念以外，政府的公务人员也以“国家利益”代表者自居，这使得本来“集团主义”意识就十分浓厚的日本经营者很难拒绝来自政府的“指导”，在很多的情况下， 协调和指导甚至是民间和企业的自主要求。
四、贸易政策的理论拓展
从日本贸易政策演进的历史来看，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为我们在理论上深入探讨贸易政策，提供了实证性的论据，其中，以下两个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一）贸易政策的阶段理论
所有有关经济政策的讨论几乎都会涉及到所谓调整的问题，关于国际贸易问题尤其如此。从战后日本贸易政策的演进历史看，其国贸易政策可以分成小国主义贸易政策和大国主义贸易政策两个阶段，这就是所谓的贸易政策阶段理论。
1．小国主义的贸易政策
从日本的实际情况来看，小国主义贸易政策和传统型贸易政策在时间上基本是吻合的。因此，小国主义的贸易政策就表现为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这种理论假设和世界各国贸易政策的历史也是相符的，即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的通常是经济实力较强、主要工业部门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而实施保护贸易政策的则主要是经济实力较弱，主要工业部门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小国主义的贸易政策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小国主义贸易政策和一国经济实力的关系。以日本为例，1955年出口商品中机械产品占出口总额不及纤维制品的1/3。日本在世界贸易中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地位，也没有任何影响力。当时，英国等国甚至以日本低工资倾销为由拒绝与日本在关贸总协定的框架下进行互惠的贸易。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开放世界经济中的后进国和贸易小国的形象可见一斑。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初期，日本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甚至被认为是美国的被保护者。这一时期也正是日本为自己构建起半封闭的体制，实施保护贸易政策的时期。可见，在经济实力较弱、没有什么国际影响的时候，采取保护贸易政策一般不会引起太多的关注和争议。然而，随着日本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来自其他国家甚至国内企业要求自由化的呼声和压力也就越来越大了。这样，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步推行了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在80年代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以后，甚至放弃了外需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以“贸易立国”为基础的传统型贸易政策。由此可见，小国主义的贸易政策和国家经济实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第二，小国主义的贸易政策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关系。表面上看，尽管世界经济的自由度越高，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就越难，但日本的经验似乎和理论假设恰好相反。在实施保护主义政策初期，日本利用了开放经济规则的漏洞，构建了自己的半封闭体制。随着经济实力扩张，日本面临的外部自由化压力虽然越来越大，但在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由于美国充当的是中心国家的角色，而日本是这一体系下的一个周边国家或外围国家，因此，美国给日本提供了其所需要的不对称合作，延缓了其自由化的时间。因此，在开放世界体系中，从国际政治经济的角度看，小国在没有能力制订和改变国际规则的条件下，依附和利用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和大国关系，可能会制定出积极的贸易政策。
第三，小国主义的保护贸易政策必然衰落。从日本的经验看，由于有了国际体系的保障，日本政府在制定、实施和调整贸易政策时，都是从日本经济这个基本点出发的，很少考虑政策后果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内生的“射线原则”。这种内生的“射线原则”既是小国主义贸易政策的最重要特点，也是导致小国主义保护贸易政策必然衰落的根本原因。这是因为，一方面“射线原则”在促进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增加了内部和外部对政策自由化的压力；另一方面“射线原则”不顾及外部影响也增加了国际体系的成本和负担，对维持国际体系的正常运作造成了压力。

2．大国主义的贸易政策
日本成为世界性经济大国以后，其贸易政策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一是传统型贸易政策的强化阶段；二是国际协调型贸易政策阶段；三是贸易政策的重建阶段。从日本的经验看，大国主义贸易政策的表现形式更为多样和不确定。大国主义的贸易政策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大国主义的贸易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表现为保护主义，但长期内不会是以保护贸易政策为主。大国具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和产业比较优势，除非特殊的原因（比如大萧条时期各国的“以邻为壑”政策和美国的“公平贸易”政策等），大国主义的贸易政策一般都倾向于自由贸易政策或更加自由的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采取带有明显歧视性的保护主义政策，即使在短期内会通过出口扩张实现经济增长，但是 “只出不进”会造成本国贸易顺差扩大和汇率升值、其他国家贸易逆差、汇率贬值的不稳定局面，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贸易摩擦甚至造成经济冲突。20世纪80年代，日本和欧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日本采取了强化的保护贸易政策。日本在这一时期制定政策时，本应考虑到如下的事实，即日本已经不再是一个赶超阶段的小国了，而是世界上第二的经济强国，已经具备了向美国挑战的能力。显然，如果日本继续奉行目前的政策，就会给美国带来棘手的问题，使美国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威胁，美国将不得不考虑采取对策保持其产业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至少是更加自由的贸易政策才是大国主义贸易政策的主要特点。
第二，大国意识对大国主义贸易政策影响。自从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虽然就已经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从贸易政策调整上看，直到80年代中期，日本才采取了更具自由主义特点的协调政策。这说明，自我意识对一国贸易政策的调整和演进有很大的影响。
日本之所以在70年代后期采取了强化的贸易政策，很大原因在于，尽管日本政府也愿意置身于主要的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之上，但显然，日本政府还没有做好扮演主要角色的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经历以及战后初期被占领期间对美国政府政策的俯首贴耳，使日本政府不敢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主动、显眼的角色。然而到了80年代，当日本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纯债权国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始终保持对外纯资产余额的美国却创下了对外纯负债的世界纪录并沦为世界最大的纯债务国时，日美两国经常收支和对外纯资产的强烈反差最终促使了日本大国意识的出现。日本政府不仅希望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增加“作为经济大国的份量”，而且也希望要增加“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这就是说，日本希望依仗不断增加的经济实力，广泛地参与世界性的事务，提高日本的国际影响力。
由于日本式的优势得到了事实承认，日本政府虽然不可能在具有强烈自由和民主意识的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取得国际政治经济的领导权，但是日本大国意识的出现却是日本对20世纪体系的突破和建立日美共同霸权的一种尝试。因此，从8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不再采取强化的保护贸易政策，而是积极地推动金融自由化，签订《广场协议》，改革经济增长模式，积极参与稳定世界经济，即采取了国际协调型贸易政策。
第三，大国主义贸易政策和国际体系的关系。相对于小国主义贸易政策对国际体系依附和利用的特点而言，日本贸易政策从国际协调型到政策重建的历史演进说明，大国主义贸易政策和国际体系的关系更为复杂。
改变外需经济增长模式为内需经济增长模式，采取国际协调型贸易政策，对日本政府来说，这即使不是理论上的纯粹的自由贸易政策，也是更加自由化的贸易政策。但是，在经历了平成景气以后，90年代初期，随着泡沫经济破灭，日本进入了长期经济停滞时期，这和自由贸易理论的福利增加假设完全不符。从历史看，经济大国和强国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一般都会倡导自由贸易。那么日本采取的国际协调型的贸易政策难道不是自由贸易政策吗？
一战以前的英国和二战以后的美国，都是倡导自由贸易的国家，但是和在80年代主张自由贸易政策的日本不同的是，英美既是当时的世界经济大国，也是世界的霸权国家、国际政治经济的领导者和国际规则的制定者。日本的国际协调贸易政策虽然明显带有成为世界大国的战略目标，但是毫无疑问，世界的权力中心依然是美国，即美国依然具有称霸世界的权力，只不过它改变了使用权力的方法。因此，日本采取国际协调型贸易政策以后，不仅没有实现国际国家的战略目标，反而因为维系美国和美元的核心地位而延误了治理泡沫经济的时机，导致了长期经济停滞。
日本国际协调型贸易政策之所以失败，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经济战略的失败。日本中长期的基本国策以及基本国策的综合战略方面存在着体系性的欠缺，即在处理国际关系和经济问题的时候，日本一直面临着“战略贫困”。对于大国来说，想要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国家战略目标，首要的任务就是影响乃至改变国际体系的规则。一国的贸易政策如果是在现有的国际权力结构中实施，其政策效果最大不过是一个依附于中心的外围国家政策所能发挥效果的边界值，很难实现其国家战略目标。换句话说，大国主义贸易政策和小国主义贸易政策的最大区别在于，大国在政策的制度建设方面必须从“利用主义”转向“构建主义”。进入新世纪以后，尽管日本的东亚区域化战略能否实现尚有疑问，但是日本处处排挤中国，争取东亚主导权的态势说明，日本非常希望以经济实力为后盾、以东亚合作为手段来构建自己的经济圈和制定区域体系规则。日本急于成为区域霸权国之心昭然若揭，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国际体系对大国主义贸易政策的重要影响。
（二）贸易政策的外扩理论
对外贸易政策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研究如何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问题。在现实中，无论传统贸易理论所主张的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利，各国的贸易政策都带有保护贸易的成分。因此，当我们谈到贸易政策时，主要是指一国的保护贸易政策及其演变。例如，古典的贸易保护理论从商业资本的利益出发，试图通过贸易保护，实现财富积累，从而使商业经济规模扩大。凯恩斯主义的贸易保护理论从经济稳定出发，试图通过贸易保护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可见，古典的贸易保护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的贸易保护理论都认为国际收支会影响到本国经济，二者也都重视国际收支或贸易收支，相信政府干预会使之朝着有利于本国经济的方向发展。然而，无论是古典理论还是现代观点，他们都是以本国主义为基础来制定贸易政策的。比方说，目前处于支配地位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不管是凯恩斯学派还是货币学派，或是供给学派，都是以一国经济为对象，尤其是将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假定为自发性的，而且将一国经济作为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的单位来处理，国际经济并不是决定因素，而仅仅是一种制约条件。但是，随着浮动汇率制的出现，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经济结构本身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以资本转移、兑换率、金融为象征的经济几乎独立于商品及劳务的实体经济，并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因素。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的流向和外汇兑换率就呈现出了与对外贸易完全独立的倾向，在80年代初，美国升值的过程中，二者又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尽管这一变化非常明显，但是由于国际经济的传统理论至今仍然认为商品及劳务决定资本流向和外汇兑换率，因此这一现象并不为人们所充分理解，也没有展开过充分的研究。然而，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事实却对传统贸易政策理论和内容提出了挑战。
从战后日本贸易政策的演进历史可以看出，贸易政策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着外扩，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在采取传统型贸易政策时期，日本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由于实施了《外汇法》，日本政府实际上控制着外汇的流动。当时，尽管外汇短缺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限制性条件，但是外汇流动并没有脱离经济基本面，贸易政策并没有跳出传统的政府干预贸易的理论框架。然而，随着布雷顿固定汇率体系瓦解，日本传统型贸易政策在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国际协调型贸易政策。采取协调型政策的原因虽然有很多，但日美贸易摩擦增大，美国贸易收支出现巨额逆差无疑是导火索。根据传统的学院式理论，当日美两国间出现贸易不平衡，美国拥有巨额贸易赤字时，美国政府应该降低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