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文化部总监演讲：新闻不是专业技术.docx

· 《南方周末》文化版总监 向阳

　　支庭荣（暨南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参加我们这个训练营的有本科生，研究生，研修班的同学，今天要特别介绍的是来自惠州电网的朋友们，作为主办方，我代表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代表我们训练营指导委员会欢迎大家的光临（掌声响起）。在前排就坐的有我们训练营指导委员会的邓科老师，蔡军剑老师，新闻传播学院的张晋升老师，还有其他一些朋友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掌声）。那下面有请我们的主讲老师，《南方周末》文化版块总监向阳先生。

　　向阳：各位好！（热烈的掌声）
　　支庭荣：大家知道有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辽阔的东西是海洋，比海洋还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辽阔的是人的心灵。那在我看来，我们中国最近蓬勃发展的经济现实就是那个辽阔的海洋，我们中国正在崛起的大国地位就是那个辽阔的天空。那么在这里我觉得我们的文化以及文化中国就是那扣人心灵的一种力量。所以由于《南方周末》在文化版块，在文化转型方面都做的非常出色，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南方周末》的向阳老师，向阳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报告主题是“新闻不是专业技术”，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有请我们的向阳老师主讲。
　　向阳：谢谢，各位下午好。很抱歉我带了一顶帽子，因为是光头，显得很亮，为了避免分散大家的注意力，所以带了一顶帽子。戴帽子可能有更大的误会，我看起来更像一个青少年，实际上我是个真正的中老年，我有一个女儿，我女儿已经在大学里学新闻了（哗然一片）。很抱歉啊搞得大家很惊讶。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新闻不是专业技术”，实际上我纸上只记了几个关键词，一个是我自己，一个是《南方周末》的文化，一个是我要讲的主题思想新闻非专业技术，但是整个的过程就是大家一起来读读报，看看报纸，仅此而已。为什么我要先说说我自己呢，原来我对于大家可能只是个概念，就是一个名字，一个职务，但是我希望大家倾听的是你们面前的我这样一个活人，所以我为什么要说一下这个中老年的状况。
南方周末这个文化的部分，原来是副刊部。副刊部员工的年龄在整个报纸中年龄是偏大的，南方周末的副刊部本来就是一个中老年的部门，但是这几年已经有一些变化了，已经有一些新人进来，甚至有去年刚毕业的本科学生进来，这是史无前例的。
周末以前进来的门槛比较高，而副刊部大部分的记者、编辑的年龄都比较大。我们开会时我就说到一个概念，南方周末本身就是一家中老年的报纸。这个概念是什么呢，是一家相对成熟的报纸，它的员工的基本结构是偏大的，尤其是副刊部。
南方周末本身就是一张副刊纸成长为一张新闻纸，当初就是一张南方日报的周末版，登的很多都是一些文化、娱乐这种新闻的东西，有很多报告文学，这些东西在综合报纸的板块结构中就是承担一个副刊的功能，但最后又成为一个新闻纸。但是文化在南方周末的历史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原来那个外电，我记不清是哪家海外媒体，夸咱们南方周末。一个就是说南方周末最关心那些底层的人民，同时又最关心那些最前卫的艺术，就是南方周末原来两条腿。
文化在南方周末的报纸上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目前在南方周末的板块中占了四分之一的版面，8个版，因为我们整个有32个版。我们有10个记者、5个编辑。关于文化我可以不太害羞地说，南方周末的文化在中国的传媒特别是平面报纸中，它的地位是非常稳固的。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是最前沿的。因为在传媒这个迅速发展的时代，真的沉下心来很耐心很认真地去做文化报道的报纸不多，所以我们的对手也很少。我进入南方周末本身就不是一个新闻人，我当初进来是做读书版的编辑，但现在就一脚一脚地陷进来了。但是从我个人资历来说，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彻底的新闻人，所以我的观点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反动也好、面目也好、偏见也好，但它的确是我本身的一个经验之谈，就是新闻不是专业技术。

　　我说它不是专业技术并不意味着它里面没有技术含量，它有，但是它很多的技术是通用的技术。我打个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手机，手机有各种各样的型号，而且所有不同型号的手机使用的充电器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国家信息产业部的想法就是为所有的手机使用同一型号的充电器，因为这个原理很简单。那么我所谓的这个通用技术是什么呢？
两句话，我与我们的记者交流中也经常说这两句话，一个是你知道的够不够；你找到了故事没有。就这么两条，非常原始非常简单。比方说在大家意识中会认为南方周末跟其它媒体有什么的区别，大家可能会总结出一堆的概念和印象出来，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唯一与其它报纸的区别就是它比别人走得远，在每一个题目上它比别人走得远，离现场走得更近，在表达上更清楚，仅此而已。我今天就尝试用完全撇开新闻那套概念来谈论今天这样一个新闻话题。我们一起来读读报，读读我们过去的一些报纸。

　　这是一期可能并不是很重要的报道，但是我在我们内部一直非常推崇这一组报道中的一篇文章，就是讲白先勇的《厮守昆腔》。我认为它好不是因为它有巨大的信息含量，而是它有很多人生苍桑的味道，比如我读两段让大家感受一下，“87年白先勇阔别大陆，39年之后重回内地，请上海昆剧院的演员吃饭，饭局的地点就在上海越剧院的餐厅，这个餐厅恰好就是白先勇当年的家，白先勇是当年的一个大军阀白崇禧的儿子，他们家在上海有个公馆，白先勇原来的卧室成了院长袁雪芬的办公室，白先勇请客的小包房就是他小时候吃饭的小客厅，他万万没有想到39年之后回来第一次请客就请到自己的家里”。
这好像不太新闻，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喜欢故事的人，一个普通有所好奇的人会唤起我们很大的好奇，就是命运的感觉。白先勇的第一部戏剧就是《游园惊梦》。《游园惊梦》讲的就是戏曲艺人的生活，就是昆曲艺人的生活。昆曲在白先勇的生活中有很奇妙的意味。然后这个稿子讲的白先勇一生和昆曲的纠缠、姻缘，他很早就看俞振飞演的昆曲，他到了南京去看著名的江苏昆剧院的《惊梦》，他请客演员答谢，谢宴地点就在美龄宫，美龄宫就在当年宋美龄的别墅，白先勇小的时候参加过宋美龄举办的圣诞派对。
这些东西不知道对大家怎么样，对于我来说就很有味道，是什么味道呢？是人生的味道。这不是一个新闻的东西，但是人性的基本好奇。有时候我们评价一个稿件的时候，我在我们内部评报时会经常使用一个概念，人生故事是不是找出来了，这样的标准可能是对稿子最高的标准，可能也是最基本的标准。

　　这是另一例，关于余秋雨。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年龄段是不是还读余秋雨，但他是一个很热销的作家，围绕着他曾经有一个非常热烈的思想性的话题，就是忏悔这个概念。人们质疑余秋雨在文革中是否有违背公益违背良知的一些行为，围绕这个争论报纸大概争论了几年的时间，这个讨论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人的忏悔意识不强烈，忏悔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必须通过这样的概念建立人的敬畏感。
我扯远一点，中国有一皇帝叫唐太宗，他可能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模范皇帝，但是他之所以能成为模范皇帝，是因为他有原罪的意识，就是他的玄武门事变，巧了它也发生在6月4日。6月4日的玄武门事变对于决定唐明皇成为好皇帝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他有原罪有忏悔意识，他愿意对待历史，所以他能成为好皇帝。
所有的媒体利用余秋雨这个概念来探讨忏悔这样一个主题是有必要的，而且我们报纸上也连续有几轮非常深入的探讨，但这里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事实澄清的问题，余秋雨本人是不是犯了罪，是不是有很大的过错，是不是应该忏悔，媒体争了很多年，没有人去把这个答案揪出来。
我们在余秋雨发表他的《回忆录》和自传小说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根究，就把他文革期间所有的活动清理出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出来，那么他的确参加过写作班参加过教材编写组，他也的确写了一些不那么光彩的文章，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是他的确没有那个时代那些犯下发指罪行人那么严重，我们利用这么一篇报道把这个持续几年的讨论做了一个事实的理清。
别的媒体有它们的角度，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么一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就是一个很好的文化报道。这种报道背后真实地研究什么呢，我们知道答案知道究竟，知道背后的名堂，这不是新闻。比如我们写论文，我们开题，立了一个题要完成一个答案，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我不完全把它理解为新闻，就是一个成熟的人面对答案不依不挠的去追问，去追问个究竟。所谓究竟，究就是穷的意思，尽就是完了，咱们把问题的最终答案给它搬出来，这就是好的，这就是好的新闻，好的报道，它也可以是好的任何东西。
　　因为我是按照样报读报的方式来谈论这样一个话题，话题显得散慢一点，大家如果觉得不适或者说有更好的想法可以提示我。

　　诺贝尔也是中国人非常关心的话题，这些年稍微淡了一些，诺贝尔一直是中国人一个巨大的梦想，一提到诺贝尔大家都发烧似的争议，但是这些年真的淡了一些，因为有中国人获奖，虽然高兴建是以法国籍获奖的。但是真正接近诺贝尔现场的只有我们的报道。我们的记者受邀去诺贝尔的颁奖现场观摩，访问了诺贝尔学院的秘书长，是最接近现场的人，我们人到了现场，访问了最核心的当事人。
这有两个报道两个细节是让我们同事引以为自豪，其中一个访问是在诺贝尔学院的更衣间里进行的，一个是在诺贝尔图书馆老楼的电梯里进行的，两篇文章的两个开头的细节，我们为什么会得意这样的细节，因为我们是如此地接近现场，把一个特别遥远的概念变成可触摸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场，就在你身边的现场。因为上午找光盘没有找到，所有的样板是拍的，所以并不完全把样板展开。
这个是《现在是诺贝尔时间》，那篇稿件在我们整组报道中是比较弱的报道，但是里面有两个细节让我也觉得很亲切，是真的临近于核心现场，我们看到那栋楼就是诺贝尔搬奖典礼的剧院，但是在剧院门口的旁边就是一个集贸市场，一个非常凡俗得洋溢着人间烟火的地方，但是在搬奖那天市场被完全撤空了。这是一个细节给我印象很深，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每年搬奖现场的鲜花是从诺贝尔临终地点意大利运来的，这样的细节可能对于某些硬件是无足轻重的，但是这样的细节验证了我们是如此接近现场，如此地了解其中的究竟。这种细节看起来是文学的细节，看起来不像新闻了，但它就是新闻，是非常好的新闻，非常有质感的新闻。

　　濮存昕我不知道在大家心目中是不是被喜欢的人，但是他的确是有相当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的这么一个演员。面对一个艺人，报纸常规的做法就是他的生平，这也非常重要，那是另外的个话题我们一会再讲。但是这个话题我们对濮存昕的这个访问《跳进“人艺”这锅粥》，这个报道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就是把人艺里内部的缠斗，那种行政和艺术里面的矛盾和冲突都给翻出来了。因为人艺是中国戏剧界最高的殿堂，但是这样一个报道看起来好像很容易，我们记者到了现场面对一个演员拿到了我们想要的这么一个主题，但是这个前期有一段非常长的路走过了，第一他与这个演员之间有多次的交流，然后才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有南方周末这样一个媒体的平台，这么一个演员才愿意面对我们的记者做这么一个非常放得开的交谈，交谈之后濮存昕本人都被吓住了。他试图阻止我们的报道，因为他不想让周边的关系变得很复杂，但是我们坚持，他后来也同意了，因为我们谈论的毕竟不是阴暗的私人之间的一种争夺，而是一个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艺术性的话题。

　　相应地我们评稿时同样很欣赏这么一个报道，这篇报道的位置放得不是那么的隆重，是电影局的副局长这么一个专访。在这个媒体时代你会发现我们的报道很愿意追逐高官追逐重要的社会人物，但是他们有时候不愿意说出内心真实的话，尤其在中国，他们觉得没必要，但是在这么一个大家都追求真实的年代说官话说假话也是挺为难的一件事情。
我们的记者访问电影局的副局长，这个副局长关于电影的管理说了很多，后来很让他上司恼火的话，这种访问本身好像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本身也需要记者建立非常长的准备线，就是这个记者实际上走了很长的路才能走到现场，才能拿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现在是电影时代，电影是大众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但是电影中有很多话题被我们蔑视。《南方周末》在碰电影的时候去探究什么呢？就是去找我们自己关心的话题，这个话题对得起大家，大家也好奇，同时通过重要的当事人来呈现这样的结果，而且这样的专题我们制做了中国小片，在这之前我们做过中国大片。大片是媒体上非常被围观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在大片之后做了一个小片，那些不被大家看到的中国电影是谁在做，他们如何艰难地在做。
　　这种选题本身就不一样，南方周末本身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呢，除了我刚才说的第一我们走得远，第二我们走得近，离现场更近，第三我们还说的更清楚，还有个关键的我们选择的重心不一样。

　　王朔是最近非常热闹的一桩事。我不知道你们这样的年龄是否看过王朔的小说，王朔在当年是非常火热的一个作家，很热闹。当时他很早就出了四卷文集，在当年只有毛泽东出过四卷本的文集，王朔出的四卷本文集在北京书摊上卖得非常火，所有的书摊上都有卖，是一个影响力非常大的作家。但这时候他出来，只有两家媒体首先访问了他，一个是《三联》，一个就是我们，我们的刊发时间还要略早一点。他这次出场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一个娱乐人物。你们在看三联的报道或者我们的报道会发现其中有很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哪呢？
《三联》的制作标题是《王朔的思想武器》，是把王朔作为一个思想者来谈的，虽然他们在使用这个概念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但是我们仅仅把他定义为一个愿意说话的人，而且我们所有叙事的重心是首先把王朔作为一个小说家，而且我们正在做另外的动作，就是找人来把王朔的小说系统地读一遍，看经过了十多年之后，这个人的小说还值多少钱，还能留下多少，那这样选题的角度包括我们这个报道制作的重心就会明显的不同于其他的媒体。但是你们也能从这个版样看出媒体的区别，就是要把王朔卖出去，仅仅靠王朔是不可以的，还需要这么一个王家的姑娘。
这是个媒体时代，我在我们内部评报时有一个遗憾，我们曾经做一个台湾的大艺术家叫赖声川，他是台湾一个非常重要划时代的戏剧家，他的《暗恋桃花源》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林青霞演的，有电影版的，那个报道中因为没有放一张林青霞的图片，我就有点耿耿于怀，我觉得很对不起读者，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读者会因为没有一张好看的脸而错过一篇重要的报道。这是一个媒体的尴尬，一方面我们需要重要的东西，同时我们又需要趣味的东西，这就是报纸的时代。

　　这是另一桩案例。广电局电视司的副司长的专访，中国对传媒的管理实际上是有等级的，不是那么一视同仁的，对电视的管理有时比对电影的管理还要狠，为什么呢？因为首长们在家里是可以看到电视的，首长们的家属是看电视的，所以对电视盯得比较紧，电视管理的规矩有一些是写字台下面的规矩，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我们记者找到了管理部门的人，请他来谈一谈我们管理的一些规律是什么，在操作上看起来也是一篇非常简单的报道，请一位官员说话，但你会发现这样的话在所有的媒体上都不被看到，因为这个官员说的是普通话，在某种意义上是很吓人的普通话。
这篇报道刊出来之后呢，很多媒体包括很多境外的媒体来围观围攻这位副司长，说你们为什么接受南方周末的报道不接受我们的采访，有日本啊，因为这里面有谈到境外媒体的管理，就这样的报道，每一报道我们把它剥开来，就会明显地发现《南方周末》有别于其它媒体地地方，就是我们找到了更多的东西，我们知道更多的东西，我们地每一个题目呈现的是一种成熟的状态。这里涉及到新闻技术，但是我们可以不用新闻技术这个词来讲它，在满足普通人的好奇这点上我们做到了，所以他是好的。

　　这个老头大家应该知道，他当年设计的猴票是中国集邮市场上最高价值的产品，他前几年又有一套集邮品，不是邮票，也被高价炒卖，但是实际上他是被冤枉的，稀里糊涂地把这个作品的授权给了他的一个学生。我们借这个机会做了老人的访问，这老人谈的是人生的苍桑，谈的世道人心。左边这边报道是个硬新闻，关于集邮品本身的一个新闻，但是我们更看重的是中间的报道，就是《我的心只有我的心》，有时你会发现跟一个老人聊天收获会非常的多，他们说的是基本的人生经历，里面蕴含的东西非常巨大，比如他这里谈到仇恨，谈到宽恕，我们请一个学者来谈可能是另外一种考虑，但是和请这个老人来谈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我们有时做新闻其实是做人，是了解人生。

　　艾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关于艾柯，有的读者反映说艾柯什么人啊，你们做那么大规模两个整版。另外一个版是他的演讲，关于战争的。艾柯是欧洲最顶级的大师。大家可能看过《达芬奇密码》，但《达芬奇密码》所设用的结构，那个谜团仅仅是艾柯一部作品中很微小的一个成分。这个世界是有阶级有等级的，比如说巴黎的时装发布会跟我们在街上穿的时装之间有非常大的距离，这中间跨越了好多台阶，因为是被一层层消费的。我们可能更多消费的是《达芬奇密码》是电影，但是还有一些更高级的东西，这些更高级的东西应该被我们所知道，被我们所接近，变得可触摸，艾柯就是。我们都知道欧洲现在一个大趋势是统一，变成一个国家欧盟。但是艾柯这样一个知识份子曾经参与过捍卫欧洲的欧洲复兴运动。欧盟的宪法就跟这些知识分子的活动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热闹，这些热闹应该被看见，但是在热闹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也应该被看见。这是《南方周末》做的一个事情。艾柯在中国的访问真正做了专访的只有我们一家，本来还有安排中央电视台水均益做一个专访，结果因为在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所以没有做。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家媒体的耻辱，因为一个重要的知识分子到了中国，你中国最重要的媒体没有给一个反映，这是很打脸的事情。

　　这是上一期的报纸。汉学，是一个听起来很可怕的题目，我不知道我们的课堂上有没有这样的科目。我们拿了四个版来做汉学，有读者反映你们太恐怖了，但是我们做的理直气壮，我们对整个报道也是比较满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头有故事。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话题，找到故事了吗，找到了。所以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话题你们会愿意看。这个罗多弼，媒体围观他还有一个热点是因为他是马悦然的学生。
马悦然是诺贝尔的评委之一，是中国作家很留意的这么一个评委，很多中国作家做底下的工作，罗多弼也有这样运动的可能。但我们是把他当成一个汉学家，了解这么一个汉学家他是怎么踏入中国文化的门槛的。六十年代马悦然给他上课，这帮学生都是愤青啊，很年轻的时代。马悦然要教他们《左传》，他们提议说，我们还是看点《红旗》吧。六十年代是个全球左倾的时代，不仅是中国，中国在文化大革命，西方的世界也是红色一片。那我们在稿子里就讲了一个故事。还有一个细节，这类似我是一个文学读者一样。这篇稿子开头讲到罗多弼是个属猪的人，猪年生的人，非常好的描写，西方人是不讲这个的，但是他是学汉学的，我们就从猪年开始讲一个汉学家的治学之旅，讲了了个非常好的故事。

　　应该市场上有一些非常畅销的回忆录治学之路，不知道你们阅读过没有。这个学者严绍璗，他的治学之路也非常让我们感慨，我们做学术报道，但是我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大家对这个话题发生兴趣。他在文革时间利用读日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来完成自己的一段治学之路，他的“五七干校”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我们知道比较多的是咸宁五七干校，是中国文化部的五七干校。他们这个五七干校是北大清华的五七干校。当初五七干校的选址是我们中央的一位高级干部，选的第一个地方在江边，这位高级干部觉得有鱼有虾不利于知识份子的改造。选了第二地方，仍然在劳改农场，但是在山上，山上云雾弥漫，高干仍然觉得不可以，云雾太多了知识分子爱胡思乱想。选了第三个地方，是血吸虫高发得地区，方圆七十里没有人烟。建了这么一个干校，有两千多名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在这里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你看，我们在做一个报道但我们同时也在讲述一段历史，讲述有人生沧桑味道的一个故事，这中间道理，你们去看张爱玲也罢，甚至是看金庸也罢，在这里也同样能看到传奇。人世、沧桑、命运，这是个报道，你也可以说这是个任何东西。

　　这是艾柯那个演讲。这个演讲我们前后做了四个译本。第一种译本是当场的同声翻译，当场是两个同声翻译，一男一女，我们记者把它记录下来整理出来。然后再由我们的助理按照英文本对照，他的英文本和演讲是不一样的，做了第二个版本，仍然不可以。我们又请清华大学一个教授做了第三个版本，因为这个教授时间很紧，我们当时出报的时间也非常的紧，因为报纸有很机械化的一部分就是出版时间把我们卡的很死。原定我们是周二的晚上要交报，结果我们的编辑发现稿子仍然不是很理想不是很通畅，于是又请我们的记者做了第四个版本，这才是你们现在看到的第四个版本。
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这样的东西其他媒体也可以拿到，他的现场录音很多媒体都去了，也可以拿到他的英文本，但是只有我们做了。我们没有其他特异之处，就是我们笨，我们下了笨功夫，把一个真正思想家的思想很清晰地整理出来说给你听。说到刚才那个记者，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们一个记者可以做最后的综合。

南方周末文化版员工的素质在媒体同业中应该是比较出色的，我也很为我们同事骄傲，我们记者中小说家，写长篇小说的；有诗人，可以进入诗歌史的；有刚才说的那个记者，他有出过翻译著作的。这个话题我稍微扯开下，我女儿在大学里学新闻，她原来不愿意学新闻，她说你干的工作有什么劲啊，整天累得贼死。
进了大学以后她竟然对新闻发生兴趣了，但是这个时候我开始打击她得兴趣，你们现在学的这个新闻的游戏，因为她们教学一开始就安排采访啊，课题设计啊，发问啊，专题策划啊，我说这样的游戏不适合你们玩，你们头几年也许头三年都不需要接触这样的东西，你们需要学习那些通用技术，比如说你的语言，你的阅读，你得练内功。你看金庸小说里的大侠哪有一开始就抄起家伙比划的，没有啊，要练内功。
再比如梅兰芳，一代大师，小时候他眼睛没神，耷拉着，要练，一些基本的技术学到之后才需要去一出一出的戏去学。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新闻系课程是怎么安排的，反正我们自己是经常觉得有时候通用技术比专业技术更重要，通用技术好了，你的专业技术才能走得远。

　　说到外语，我们来说说瓦文萨。访问瓦文萨是我们一个外语非常不好的记者，他是个作家夏榆，出过长篇小说。他小时候在煤矿中生活过，下过井，但是他做过很多国际报道，包括刚才那个艾柯的报道，但是他非常遗憾，他外语不好，没法进行当场的交流，他可以准备没有问题，但是到了现场之后没法及时反馈，对方的回答他没法进行现场的追问，非常遗憾。但是这样的报道，这样不懂外语记者的国际文化报道，我们引以为自豪。
瓦文萨是波兰团结工会的前主席，是一个反动的家伙，他现在退休了，做了一档钓鱼的节目。我们应波兰使馆的邀请参加一个波兰的访问，我们指名道姓说要访问瓦文萨，这么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借这个机会做了一个文化报道，瓦文萨现在应该是个电视人，我们占了一个便宜，这样的报道你翻开其它媒体是找不到的。实际上这是一组报道，还有其他波兰的作家，有波兰大报的主编。这就是我们这位不懂外语的记者拿回来的报道，这样的题材这样的报道就使我们不同于其它任何媒体。
我们前天还讨论《南方周末》的理念需不需要重新拟定，我的一个主张就是没必要。因为传媒时代所有的传媒人基本上有个共识，对于真相的追求，对公益，对正义良知，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已经成为传媒时代大家的共识。但是什么东西使《南方周末》不同于其他媒体呢？就是我们笨一点，下的功夫多一点，我们门槛高一点。我不知道向熹的报告里有没有提到，《南方周末》的报道成本在全国所有报纸中是最高的，我们愿意为一个报道投入巨大的时间、精力、金钱和人力。

　　国际上的几大电影节我们记者都到了现场，到了现场我么都采访了大师，我们唯一没到现场的就是奥斯卡，因为奥斯卡的采访难度有问题，它是完全商业化的操作。但是美国的另外一个电影节，圣丹斯电影节，我们记者专程去了，因为那是个独立电影节，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前卫的或者说是弱势的电影节，我们记者专程去了。这个时代使一家媒体与另一家媒体区分开来，就是这样，你到了现场你就是牛的。关于报道的原则，还是那几句话，唯一可说的就是面对一个题目的时候，你是不是足够贪婪，。
　　我们开玩笑说，前期做报道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你要像一个野心家、冒险家一样，这世界发现谁，谁发现的，就是个海盗。做新闻就是这样，谁的野心大，谁走的路就远，否则你就只能做小报记者。但是写作上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写作上有一个标准，打个比方，就像是个守财奴、吝啬鬼一样，经济节俭，把你所有的信息团起来，变成有力量的东西释放出去，这都是通行的原则。这个时代是一个全民写作的时代，但是一个非常堕落的时代，非常低级的时代，表达已经没有技巧和艺术可言了。但这个世界上是有阶级的，有好坏之分，有人更懂道理一些，有人不懂道理一些。

　　我前天顺手买了本书，是我一个朋友推荐的。这个朋友怎么说呢？我在读书上是一个乱读书的人，只有这个朋友是我读书中很钦佩的一个朋友。他读书比我还乱，还仔细。他说这本书开头写得好，因为这个人是众所周知的。我读一段给大家听听，我觉得特别好玩，你们猜猜这是谁。
“在20世界上半叶欧洲政治家中，有哪一位可以让他的国民为他写出这么多的哲学和文学作品，不管这其中包含的是批评还是祝贺之词，有哪一位可以在身处重大的危机并且自己的健康情况明显恶化之时还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摆着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作品，并且上面还有他自己所做的评述，谁公开宣布他喜欢树木并且急切询问他的官员风暴给树木造成了什么样的破坏，谁在党政之后还在席间闲谈中迷恋于探讨知识界的前辈，谁至少在口头上声称他因为他们的专业精神和拒绝迎合潮流的态度而尊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并且敦促他们的政党要容忍这些教授，哪一位看起来总是那么愿意接受采访并且在采访中特别喜欢讨论当代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哪一位著有多达44卷的文集，哪一位曾声称自己从来没有被钱弄脏过手并且所说的话基本是真的，谁能在交谈中使用除了自己的母语以外的三种语言，又有谁对自己的女儿非常关切，在女儿结婚和第一次怀孕之后还经常给身居国外的她写信，并且有时只是讲一讲国家足球队取得的胜利给自己带来的快乐。”
这说的是一个人，一个欧洲的政治家，一个坏人，一个小丑，墨索里尼。非常好的导语，但这导语的前提不是一个写作的技术问题，是因为这个历史学家知道的多，知道的非常清楚，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跟欧洲没有关系。什么时候显出一个媒体和另外一个媒体的区别，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的区别，我觉得重要的就是你知道的多少。

　　再来谈谈另外一个案例，另外一个等级的话题，窦唯门。不知道大家留心过这个新闻没有，窦唯因为对报道的不满到了《北京新京报》，烧了《新京报》的车，这个是媒体一时耸动的话题，我们也做了报道。
我们的报道跟其他的报道有什么不一样的呢？第一，我们弄清了当时烧车前后的一些具体情形，“那扇窦唯门，那些车，那些文章，那些短信”，这样几个细节把真实的现场组合起来。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重要的话题，《“鱼和水”或“死鱼和开水”》，这明星跟报纸之间的关系，什么是健康的关系，一个娱乐话题，一个很八卦的话题，我们也做了，但是不同与别人。这是第一，我们知道的比别人多，甚至我们找到了那个惹火窦唯的记者，他的短信，他的博客，对他做了访问。
同时我们看到了一个严肃的话题，你很难说这是一个娱乐报道还是一个文化报道。其他常规报纸都会把娱乐和文化做一个区分，一个分隔，而我们是一体的，大文化的一个概念。

　　李银河最近一致持续在网络上，很热闹。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地觉得尴尬，第一她谈了性的问题，我们记者也谈了，这是我们最年轻的一个记者。他就是带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去问，去追根溯源，把李银河一些关于性的想法系统地清理出来，包括李银河自己在网络上表现自己的文章都说得有点颠三倒四叠床架屋的，很繁复，很罗索，但我们的记者把它清理出来。李银河对此也非常感激，因为把她的想法都一五一十地道清楚，这是网络上的一个话题，一个性的话题，热闹。但是它出现在南方周末上呈现的状态就不一样，不一样就在于它很清晰，它很完整，不是断章取义，不是一惊一乍，不是煞有介事，而是确有其事，这就是不一样。性是成年人谈得很冲动的一个话题，我们就是以一个成年人的心态谈论这样的话题，而且谈得很清楚。

　　这应该还有一个报样，我找不出来了。就是关于韩寒，韩寒也是网络一代，年轻的一茬，时尚，又文坛又车坛，很热闹，旗下有无数的粉丝，吵架很厉害，骂人凶。我们清点了一下他和白烨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这种骂战，我们标题叫做《傲慢与偏见——清点寒白之争》。我们请韩寒说话，也请白烨说话，我们请了一些作家说话。我们的报道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让你所有的人把你所有的话说清楚，不要在一些层次很低的地方来说话。
　　关于李银河我还想到另外一个话题，最近关于王小波的一个话题。刚刚是王小波逝世十周年，很多媒体在做。我们发了一篇文章，是王小波的哥哥回忆王小波的文章，我建议你们看一看，那是一篇美文，很感动的一篇文章，在我们写作版上，一整版。我们还会找人去把王小波的小说读一读，因为这个网络时代出卖王小波销售王小波的是王小波的符号，是寄托在王小波杂文的基础上的一个改造的程序，但是王小波本人是不太欣赏自己杂文的，他更以小说家自居。他的三部长篇，几部中篇，一本短篇小说集，斩掉了他作为一个想象力丰沛的作家的一个束缚。我们会让人把小说家的王小波说一说，因为我们取向不一样，我们的重心不一样。同样一句话，我们重心放的位置不一样，以此来区隔南方周末跟其他媒体的差别。

　　我能说的道理、原则大概就这么些。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或者觉得我说得不充分需要补充的我可以作补充。因为我希望这是一种交流，不是说你们提问我来回答。也许你们有很多问题我不能回答，但是我们一块把你们的疑惑往前推进一下，最终到不了目的地也没关系，但是我们把它往上一个台阶走一下，我希望做这么一个对话，否则我自己说这些话有时候会觉得无聊，真地会有这种感觉（笑），谢谢大家！（掌声）

　　支庭荣：下面把话筒交给大家，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提。

　　同学1：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说南方周末它之所以有别于别的媒体在于你们的重心，那我想请教一下您，就是你们在策划中是如何选择你们的重心的？除了你们的知识还有你们的经验以外，你们凭借的又是什么技巧？
　　向阳：谢谢！这是一个大话题，也许一方面可能应该就事论事，就具体的案例来进行讨论。我不知该拿哪个例子来做一个……比方说吧，我拿最近刚做的关于汉学的话题来说。汉学是北京人大搞了一次大规模的世界汉语大会，号称规格最高。实际上这个会议，人大是没什么优势的，因为它的汉学基础并不是那么的强悍。人大呀、清华呀，很多很多学校的研究汉学的成果可能比他们更出色得多，但是因为他们的校长有这样丰厚的资源，从国家拿了一笔钱，然后做了一个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很多媒体去围观，但是很多媒体去参观这个三天的会议，很多记者去了开幕式，去了闭幕式，还去了一场，就是德国汉学家顾彬跟北大教授陈平原的吵一场架的那么一个分论坛，然后大家就散了，散鸭子了。你会发现这个时代的媒体都要扑那些很虚的热点。陈平原跟顾彬的这个争论是因为顾彬对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有巨大的非议。这个非议里头有些合理的成分，有些可能草率的部分。但是这样的问题严格意义上不是一个真问题，它所连接的不是一个太重要的问题，但是媒体就是扑这样一个话题。

　　比方说最近，本期，我们做了一个张纯如，估计张纯如大家应该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写作者。到了现场，是因为张纯如的父母到了南京拍了个记录片，是加拿大有个机构叫史维会，就是亚洲二战历史维护会，他们出钱拍记录片，一千万。这个张的父母也到了南京，很多媒体都过去了。但是到了现场以后，媒体提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张纯如怎么死的，这当然大家都关心。但是除此而外，其他的媒体提不出问题来。为什么呢？他们对于人没有好奇。
这个题目，我们一个编辑一个记者两个人去完成这么一个题目。我们完成的重心在哪呢，我们想还原张纯如到底是谁？她是怎样一个人？她为什么能够坚持把这么一个沉重的题目来完成？我们还原这个真相。你说这是策划也好、选择也好或是侧重点也好，这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好奇，带着最基本的一个人性关怀的话题。
我刚说了我们做汉学，什么是汉学？汉学是什么人在建立起来的？这都是最原始的问题，最基本的好奇，不需要特别高深的学问，但有时候媒体时代，你会发现媒体很热闹的时候都忘了一些最原始的问题，不会发问，那我们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发问者。我们“为什么”问的最多。策划在哪？策划的基本的思路就是问，我们问更多的“为什么”。我们在“为什么”中再做一点选择，仅此而已。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回答你的问题。

　　同学2：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奢华浮躁的社会，再加上网络文学，就是一种全民写作的兴起，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比较小的一些孩子对林黛玉、国学、汉学不了解或者不感兴趣了，那你们所做的对历史文化内部的揭示，您觉得你们怎样做才能吸引下一代的眼球？
　　向阳：谢谢！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可能还在做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也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我们也在尝试找这样一条路径，让人们对有重量感的东西发生兴趣。在轻的话题中找重的东西，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在重的东西中找一些轻的途径。
　　比方说关于于丹，我们没有做报道，我们请了两位大学者来谈论这个话题，一个李哲厚，他跟你们当代已经有很大的隔膜了。他是当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者。葛兆光，另外一个思想史的著作家。他们也谈这样轻的话题，你会发现即使他们在谈这样轻的话题的时候，他们的重要感仍然要比于丹更重一些。
　　我刚才有一个话题没有展开，就是那个巴黎高级时装发布会跟我们大街上的服装的距离。文化的传播有好多台阶，有最高端的，有最低端的，中间有好多翻译的过程。那我们在其中扮演什么成分呢？就是媒体通行的功能，尽可能地把一个重的题目翻译得大家愿意发生兴趣。比方说我刚才讲的那个汉学的例子，处理这样的学术问题我们能找的办法就是我们讲个故事，讲活人的故事，活的故事，以此来吸引大家对一些重的话题的关心。这是我们常设的路径之一。

　　同学3：您的意思是把题材软化，可是那些人物离我们太远了……
　　向阳：我理解你的遥远，它是在空间距离上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它离我们又近。近的原因之一是东欧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跟我们有某种类似性、相似性，这是其一。其二，它的通俗性是我们在做一个渔夫老人身上，你会发现一个钓鱼的前总统，我想普通人还是会产生一些好奇。就这样的尝试，我们也在摸索什么样的路径最对，但是我们也找到了一些兴趣店，包括我刚才讲到了，本来我们想讲赖声川，台湾的大戏剧家，但是因为我没有在封面上使用林青霞的照片，我会非常耿耿于怀，觉得非常抱歉。那么这种林青霞的图片这样的东西都是一种翻译的过程、翻译的元素，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同学4：请您谈一谈吴鹏飞关于黄健翔的那篇报道好吗？我在内部的南方传媒研究上看见过当事人的一些情况说明，吴鹏飞是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是驻北京站的，当时我就有个疑惑，为什么南周会派出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去采访呢？
　　向阳：（笑）这里有些行业的秘密和内部的秘密。我不知该说到哪个分寸上。吴虹飞确实是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因为我们人物版的编辑也是从南方人物周刊回到了南方周末，因为南方人物周刊本身就是南方周末的一个支系。它的主创人员原来都是南方周末副刊部的，从文化出去的，它的主编副主编都是我们这的，它的很多员工是南方周末的记者。南方人物周刊的编辑以前也是南方周末重要的新闻部记者，非常资深的记者。到了南方人物周刊，后来他有一些个人的考量和工作上的调整，又回到了南方周末。那么编辑在使用记者的时候会下意识地使用一些他们熟悉的便于磨合的记者，所以他选择吴虹飞。

　　同学4：听说您一直很强调现场感所带来的质感，那要用怎样的手段让自己的报道趋向个性化和与众不同，同时又尽可能让自己保持这种质感？
　　向阳：我要说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言之凿凿。我觉得这是一个新闻标准，就是你的每一句话、你的陈述都是有来历的，而且是确凿的。黄健翔的这个报道，网络里面已经有了一个检讨，是公共的，因为我们内部有一个职业伦理委员会，检讨这篇报道的一些技术性的瑕疵。就我个人而言，从我的角度来看，报道如果有问题的话，那最重要的问题是使用一些评论的方式来处理他的观察，也许评论应该写得更深一点，使用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