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政治环境.docx

第七章　政治环境
教学目的：
掌握：政治环境的涵义、特征。政治环境与政治活动的关系
熟悉：政治环境的几个要素
了解： 中国政治环境的概况
课时：2课时
第一节 政治环境的涵义与特征
一、政治环境的涵义
（一）、政治地理环境论。
这是一种应用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制约和影响政治现象的理论。中国春秋末期的著名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兵法》中，就明确论述了地理空间对政治活动的意义和影响。
兵法： 一 曰 度*， 二 曰 量*，三 曰 数*， 四 曰 称*， 五 曰 胜*。地 生 度*， 度 生 量*， 量 生 数*， 数 生 称*， 称 生 胜*。
* 注 释
1. 度： 即 度 量、 分 析 地 理 形 势。 2. 量： 计 量 人 力 与 物 资 资 源。
3. 数： 计 算 可 动 员 的 兵 力 多 寡。 4. 称： 衡 量 敌 我 实 力。 5. 胜： 推 算 胜 负。
6. 地 生 度： 交 兵 之 先 度 量 地 理 形 势。 7. 度 生 量: 按 地 理 形 势 而 知 人 物 力 之 强 弱。8. 量 生 数: 按 人 物 力 可 知 可 动 员 兵 力 多 寡。 9. 数 生 称: 按 兵 员 多 寡 可 衡 量 双 方 实 力。 10. 称 生 胜: 以 双 方 实 力 对 比， 可 测 知 胜 负 形 势。
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在其著作《地理学》中提出了以大陆为着眼点来划分全球的政治区域的观点,并认为地理环境是人们的品性和政治行为的决定因素。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专门阐述了法和社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开始出现了以拉采尔为代表的专门研究政治行为的地理环境因素的独立学科——地缘政治学。
（二）、政治生态环境论。
这是一种应用系统科学方法论和生态学原理来分析政治环境的理论。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起因于工业文明的发展所带来的生态威胁和人类生存危机意识的觉醒。从罗马俱乐部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此后,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逐渐走出经济发展与环境变化的关系范围，开始向更广更深的领域拓展，当然也扩展到政治领域，并逐渐转型为一个政治性问题，形成了分析与阐释自然生态环境与政治的互动关系的政治生态环境论。政治生态环境论对政治环境要素的分析，从以自然生态状况为中心的价值评判，到把政治——社会——自然视为一个紧密相联、环环相扣的巨型系统，进而提出应对政治系统周围的各种环境因素给予普遍关注，无疑大大地开阔了人们研究政治环境问题的视野。
（三）、政治环境的概念
我们的政治环境分析主要选择在“政治的环境”的意义上展开，即以政治为中心事物，综合考察政治与其周围的各种事物现象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政治现象并不是简单唯一的，而是复杂多样的，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各种各样的政治现象相互联结成一个相对独立而又开放的复杂体系。当将社会政治生活视为一个完整体系的时候，“政治的环境”实际上就是政治体系的外部环境。然而,构成政治体系的各种政治现象除了要共同受制于外部环境因素以外,还有一个相互之间的作用与影响问题。相对于某一种政治现象而言,其他政治现象以及整个政治体系的状态，实际上也是它生存与发展所面对的环境问题，这就是政治体系的内部环境。在政治体系内部各种政治现象之中，政治主体现象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功能，是最基本、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因此，政治环境概念所关涉的“中心事物”应定位于政治主体现象。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所谓政治环境就是特定政治主体从事政治生活所面对的各种现象和条件的总和，是为政治主体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的总和，是为政治主体提供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以及其中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政治主体活动的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总体。
二、政治环境的特征
（一）政治环境要素分类。
对政治环境要素进行分类,首先必须明确如下三个紧紧相扣的问题：第一、要明确相对于环境要素的中心事物。环境通常是指环绕于某一中心事物周围的现象和条件，因此，对中心事物的确定，是分析环境要素的前提和出发点。政治环境的中心事物当然是政治，但由于政治的表象是异常繁多和复杂的，有必要对政治中心事物作进一步的分析和确定。因为这直接关系着政治环境要素的范围和类别。第二、要把握环境要素与政治中心事物的联系程度。在众多的环境要素之中，各种要素与政治中心事物的联系程度不可能是完全等同的，有的可能是直接的、密切的，有的可能是外在的、间接的。与政治中心事物的联系程度是区分环境要素的重要根据之一。第三、要着眼于各种环境要素自身的属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是对政治环境进行分类的基础和直接根据。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认识不同，也就导致了对环境要素进行分类的方法不同，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对政治中心事物的确定。基于上述认识，我们首先将政治中心事物确定为政治主体。因为政治主体不管是个体类的政治角色，还是集体类的政治组织，既是社会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活中的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又是各种政治环境因素作用与影响的最主要承受者和调节者。因此，我们将政治主体从事政治实践所面对的一切事象和条件，统称为环境要素。其次，我们根据政治的本质和政治主体与环境要素联系程度的不同，将政治环境要素区分为政治体系内环境和政治体系外环境。政治的本质决定着政治体系与其他事物和现象的根本区别，而政治体系不仅是政治主体从事政治实践的基本空间和领域，而且更是政治主体从事政治实践所直接面对的环境因素。因此，我们将政治体系作为区别环境要素基本范围的界限。最后，根据环境要素的基本特性对它们进行具体分类。政治体系内环境包括各种政治现象及其相互关系的状况与结构模式等；政治体系外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等国内要素以及国际环境等国际要素。我们将在下节中详细分析政治体系外环境。
（二）、政治环境的基本特征
政治环境是由众多要素结构形成的综合体,其基本特征主要有:
1、整体性与层次性。政治环境的各个构成要素虽然性质、状态及作用各异,但它们并不是绝对隔离、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结、相互渗透交叉、相互协调配合的,共同构成复杂的政治环境整体,其中某一种要素发生作用,都会牵动其他要素的连锁作用。如果某一要素出现问题,就会导致其他要素的变异,从而影响甚至破坏政治环境整体的稳定和协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全面的眼光,从整体上来把握政治环境。同时,在政治环境整体内部,各环境要素的分布也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按照一定的结构层次有序地分布和排列的,如果运用生态学中的“圈层”理论来加以阐释,那么政治环境的结构层次可分解为经济圈、文化圈、地理环境圈等不同圈层,分别以特定的方式作用于政治主体。
2、稳定性和可塑性。政治主体所面对的整体空间环境并不是瞬息万变、不可捉摸的,而是相对稳定的。无论政治环境的整体存在状态,还是环境要素的个体存在状态,都是富有连续性的,并且它们的变化发展过程也是渐进的,具有持续性。政治环境的这种稳定性,不仅为政治主体适应政治环境提供了前提和条件,而且使政治主体认识和把握政治环境及其各要素的结构规律和变化发展规律成为可能。实际上,政治主体正是可以通过对政治环境内在的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并进而利用规律去调整政治环境结构及其作用方式,去维持或改变塑造政治环境的存在和发展状态。
3、广泛性和复杂性。政治环境所包含的要素是十分广泛的,涉及的层面相当宽,而且其结构和互动关系也是非常复杂的。政治环境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表现在构成要素方面,既有自然或天然的,又有社会或人文的;既有物质的,又有非物质的;既有较为稳定的,又有变化较快的。其二是表现在相互作用关系方面,政治环境各要素之间及其与政治主体之间,都处于普遍的极其广泛而又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之中。一般来说,自然的、较为稳定的环境要素对政治主体和其他环境要素的作用与影响较小,但却较为恒定和持久;人文的变化较快的环境要素对政治主体和其他环境要素的作用和影响较大,但却短暂和易变,而且各环境要素的具体作用和影响也有很大差异,情形更为复杂。境要素对政治主体和其他环境要素的作用与影响较小,但却较为恒定和持久;人文的、变化较快的环境要素对政治主体和其他环境要素的作用和影响较大,但却短暂和易变,而且各环境要素的具体作用和影响也有很大差异,情形更为复杂。
4、绝对性和相对性。就一般意义而言，政治主体总是要面对各种环境因素，而且永远也不能摆脱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政治环境因素的存在及其影响是绝对的、永恒的。但由于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政治主体是具体的，其生存和活动于其中的政治体系也是特定的，因此，每一具体的政治主体和特定的政治体系的环境要素都是相对的,它所处的政治环境是具有特殊性的,不会与其他政治主体和政治体系完全相同。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政治环境,既要进行宏观整体性的一般分析,又要进行对特定环境要素的具体分析。
第二节 政治环境的诸要素解析
政治环境的构成要素很多，凡是影响和作用于政治系统的背景和事物，都是政治环境的构成要素，主要有经济、地理、文化、民族、利益集团、宗教、国际政治等等。这些要素又可分为国内要素和国际要素两大类，它们共同构成政治系统所处的政治环境整体，规定或影响着政治系统的基本状况、运行方向和发展进程。在政治环境的诸要素中，经济是对政治系统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要素。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关系,不仅决定着国家政权的状况和性质,而且直接影响到统治阶级政治决策的整个过程以及国家政权的结构和运行。
一、政治环境的国内要素
（一）、 经济。经济要素主要是指政治系统所处的社会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状况、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经济要素是构成政治环境最基本、最重要的要素。它对政治系统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制度状况决定着政治系统的性质。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国家的政治制度总是与一定的经济制度相联系，反映占统治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正如恩格斯指出：“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国家的愿望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1]国家的性质以及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只能从经济事实中才能最终得到说明和找到答案。
第二、经济结构状况决定着国家职能部门、管理部门的结构与功能。任何国家，其职能部门、管理机构的设置，都是与该国的生产力布局、国民经济的结构状况相适应的，如在亚非拉某些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由于矿产的开采、加工、提炼和对外贸易，成为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因此在这些国家中对矿产资源及其相关事物进行管理时，其政府机构的设置以及运行职能在政治系统内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第三、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政治系统的国际地位。“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和状况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和集中的表现”。[2]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最主要的取决于经济实力。一国只有拥有雄厚的经济势力，在国际事务中才可能有较大的影响力和较大的“发言权”。
第四、经济状况决定政治系统和社会政治生活的稳定与发展。经济结构是否合理配置，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的成败往往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以及政治舆论、社会政治生活发展的走向。
总的看来，经济要素对政治系统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但也必须看到政治系统和社会政治生活也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任何政治系统都要适应一定的经济关系，同时又不断地改变经济关系，使之朝着有利于政治系统的方向演化。由于国家是确定经济发展目标、进行经济改革和实行经济管理的主体，因而它要代表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意志，确立经济发展的阶段目标与总目标，并运用计划、组织、指挥、调节和监督等管理职能对经济进行全面性的统一管理。与此同时，政治系统和社会政治生活对经济状况也能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如封闭、保守、落后的政治系统会阻碍、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二）、地理环境。地理环境要素是指环绕人类社会的自然界，它包括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和对人类社会有影响的各种自然物质要素与 条件。对于政治系统而言，地理环境构成要素最主要的成份有国土地理位置、交通条件、自然资源与气候，而国土地理位置又是其中最基本的要素。地理环境对政治系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理环境是政治系统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因为地理环境为政治系统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基本的、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和能量能源供给。离开了地理环境，便不会有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本身。
第二、地理环境影响政治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地理环境可以决定生产力的布局，从而制约国家政府机构的设置及其 职能；地理环境影响公共政策的走向，如人口问题、资源问题、能源问题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都势必要求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相应地制定出人口政策、资源政策、能源政策以及生态环境治理政策。
第三、地理环境影响政治系统的安全和国家国防战略的选择。优越的政治地理位置客观上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又可能使一国获得相对安全的态势。例如美国东西两边辽阔的海洋使其本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遭到战争破坏，这使美国保持了雄厚的实力从而成为西方的霸主。任何国家的国家安全战略模式的选择，莫不与其地理环境有着内在的联系。英国作为岛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采取以发展海军力量为主要目标的进攻性的国防战略；而法国与周围邻国在地理位置上，缺乏天然屏障，促使它采取以防为主的国防战略；瑞士则地处内陆，没有出海口，处于法德之间，缺乏安全感，但又不能同法德任何一方结盟而迁怒于另一方，因而瑞士选择了发展和壮大陆军力量并辅之外交上的中立政策以确保国家的安全。
地理环境作为社会和国家存在发展的必要条件，它对政治系统和社会的影响是永恒的。但是，夸大地理环境的作用则会导致“地理环境决定论”。这是一种机械唯物论。地理环境虽然是社会、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因素，但它不能决定社会和国家性质，也不是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终极原因。相反，政治系统可以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正确地指导人们对地理环境进行充分利用和合理改造，并有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综合手段对环境和资源进行保护。
（三）、文化。文化要素不像经济、地理那样具有明显的物质性，是“软环境”、“软要素”。文化要素以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渠道作用于政治系统，给予政治系统和社会成员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
第一、政治系统的体制与活动受到一定文化因素的制约。如西方国家政府形式的建立，与“民主”、“法治”、“公意至上”、“权力制约”、“司法独立与公正”等政治法律思想意识、
政治文化价值观念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二、政治系统的变迁受到文化的影响，每一场伟大的社会政治变革，往往以文化的变革为先导。先进文化的传播所创造的文化氛围，为先进的阶级夺取政权准备了思想武器和舆论基础。正是由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在俄国传播马克恩主义，才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准备了充分的思想和理论上的条件；也正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才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劳动人民群众推翻了“三座大山”，才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
第三、政治系统的权威受到政治文化的影响。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在现代政治学中，尤其在西方政治学语境中，政治文化、公民文化一直是强势话语，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有三大特征：一是政治体系或政治系统文化，即对国家的认同意识；二是过程文化，即对政治过程的一系列倾向；三是政策文化，即对公共政策的倾向模式”。[3]他还认为，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内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映”。[4]我国学术界讨论政治文化时，虽对其概念及范围阐释与界定颇有歧议，但一致认为政治文化对政治系统的影响客观存在。具体而言，公民的、社群的、社会的政治态度、政治观念、政治心理以及行为模式，对政治系统权威的可信度，能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在以下几种情形下最为明显：一是在公民社会发育较成熟的情况下，政治权力的强势地位必将受到来自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挑战；二是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转换过程不经过合法性、民主性、法制性、程序性的过程；三是政治系统输出的公共政策不为大多数国民所认可或满意时；四是政治系统不能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和优质的公共服务；五是在“市场失灵”的前提下，政府不能积极有作为而进行治理；六是公共权力对运行中的市场进行不恰当的干预而导致市场缺乏自主性而出现呆板、无生机与活力。上述现象均会导致“私人领域”的冷漠、抵制甚至愤懑，还会极大地诱发公民对政治系统的不信任，产生“政治不服从的心理行为”，进而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和国家不稳定状态。这势必要求政治权力运行规范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符合公民的根本利益，并正确处理好公共权力与社会、市场、企业、公民之间的关系。唯有如此，政治系统的权威才能得到国民的信任和服从，才会出现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兴旺发达景象。
（四）、民族。民族主义是一种深厚的人类情感。“民族主义情感，在于文化的熏陶和教化，是一个人心性、精神和情感结构的一部分，从而也是一个人的生存状况和条件。”古奇指出：“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潜在的或实际存在的）成员的觉醒，这种觉醒是与实现、维持与延续该民族的认同、整合、繁荣与权力的欲求结合在一起。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指一种心态，即一个人以民族作为最高效忠对象的心理状况，它包含着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的信仰。”泰勒强调：“作为一个大范围内自发兴起的社会运动，民族主义只能是借助现代政治理念以及现代的社会动员手段方有可能实现的。所以说民族主义并不简单是指民族感情，而是指旨在促进社会生活的一体化，并通过群众动员来决定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政治民族主义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强调按照人民主权原则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政治民族主义就是把强调民族主义的政治属性放在第一位，这是民族主义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分类，实际上也是民族主义兴起的最显著的特征，其基本目标就是要求建立一个属于本民族的国家和政府，它与“追求国家身份”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很多学者实际上也是将民族主义的这种政治属性放在第一位来进行论证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简单地指民族情感，而是指旨在促进社会生活的一体化，并通过群众动员来决定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注：C.梯利：《欧洲革命(1492-1992)》(C.Tilly,Europen Revelution 1492-1992)，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民族主义是“那种认为民族—国家具有伟大价值的群体意识，这一群体意识保证完全效忠于民族—国家。这一群体赞同民族—国家保持统一、独立和主权，以及追求某种广泛的相互可以接受的目标。”（注：E.B.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这些观点，都反映了将民族主义的政治属性放在第一位，而将其他的属性放在其次来考虑的倾向。由于政治民族主义追求着具体的建立主权国家的目标，所以很自然地带有分裂和暴力的倾向，在各
文化民族主义起源于德国，强调保持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郑师渠指出：“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实为民族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中表现。它坚信民族固有文化的优越性，认同文化传统，并要求从文化上将民族统一起来。” “民族主义所塑造的‘民族’概念和民族形象，一般都诉诸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信仰，弘扬民族的优越、尊严和进步，并强调神圣的民族历史使命。”对于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民族来说，文化民族主义必然是其民族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经济民族主义是与政治民族主义相对而言的，一般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指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在50-60年代倡导的以经济独立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那些尚未取得‘现代化’或发达地位的国家，对于控制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运的企图越来越警觉，并认识到这种必要性。这一现象的特点就是经济民族主义，它直接反映了这些国家经常抱怨的那种看法：它们虽然取得了政治主权与独立，但在经济上仍然是殖民地。”（注：S.坦塞：《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页。）更为偏激的观点则是，经济民族主义是“某一政治制度对其地理疆界范围内的经济资源的开发，实行国家或私人控制的过程。它是国内资源由本国经济控制取代外国或多国经济控制的过程”（注：詹姆斯·帕崔斯：《拉丁美洲从依附到革命》，纽约1973年版，第197页。）。实际上，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在发展阶段上各个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后必然产生的结果，即一个民族在完成自己取得独立的历史任务后，必须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经济才能使自己真正地站起来。由于迄今为止，从宏观上看，现代民族主权国家仍是世界各国公民各种资源和财富分配的基本单位，因此，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方面的民族主义也仍然十分强烈。但与政治民族主义略有不同的是，它一般不会引发暴力和战争，而多数以贸易战或经济摩擦之类的形式出现。

民族是政治环境要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其他政治环境要素一样，与政治系统和社会政治生活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且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第一、任何国家都由一定民族组成，而任何民族都必须存在于和生活在一定的国家内。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只有民族多寡的差异之分，却不存在无民族的国家现象。
第二、民族对政治系统产生重大的制约作用。一是民族问题是政治系统实行某种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依据。以国家结构形式而言，是采取单一制或是联邦制，抑或以国家管理形成而言，是采取分权制还是集权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国的民族传统、民族现状、民族多寡和民族分布状态；二是民族问题影响政治系统的稳定乃至导致民族分裂和国家的兴衰。苏联的分崩离析、南斯拉夫旷日持久的内战以及时下以巴绵延不息的冲突和战争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明证；三是民族传统和民族现实影响着一国民族政策的制定。还应当看到，民族意识和民族团结对于维护国家安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抵御外来入侵所起的作用特别重要。
第三、政治系统对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国家在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运用强制性的手段来推进民族的分化、聚合或同化；国家还可以通过制定多种民族政策促进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通过政治宣传和政治传播，促进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和共同发展。在对外关系中，国家往往以各民族的代表身份出现，在国际交往和斗争中，忠实地捍卫全民族的利益。无论是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都会出现不同范围、不同形式及不同程度的民族问题。一个国家如何处理国内、国际间的民族关系，将直接影响国内政治局势和政治生活的发展，也将直接影响到国家间的关系和整个国家形势的变化。而事实上在当代，由于各民族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如民族间不同质的民族情感、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往往成为内部动乱甚至分裂的重要因素，或成为国家之间产生纠纷、冲突和战争的直接动因。
（五）、宗教。宗教是一种远离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带有社会性、历史性、广泛性、复杂性、群众性、国际性特征的社会生活的现实存在。它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包括宗教信仰、宗教情感及教义的观念体系；二是与这种观念体系、观念形态相适应的存在形式，比如宗教建筑、宗教活动、宗教仪式等。 世界上许多的国家，无论从历史抑或从现实来看，宗教与一国的政治制度和公民的精神生活紧密相联，而且宗教与政治系统间的相互影响深刻，相互作用重大，因此，宗教与政治系统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第一、剥削类型的国家一般都利用宗教来维护和巩固其政治统治地位。在许多奴隶封建制的国家中，皇权或王权与神权融为一体，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劳动者阶级既受到身体的严重摧残，更受到身心的极端蹂躏，这种政治压迫和精神迫害在西方中世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二、宗教可以成为影响政治系统机构设置和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既是国家元首，又是世俗宗教的最高精神领袖；现代伊朗本质是一个教权高于世俗政权的国家，因而霍梅尼统治时期，他并不任政权机构的一官一职，但却拥有至高至上的精神权力和政治权力，因为他是伊朗最高的精神领袖，因而也就成了国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在许多伊斯兰教国家，宗教既是最高法律又是国家公职人员和公民必须遵守的最高道德规范。如沙特阿拉伯规定，(古兰经)就是全国上下必须遵守的法律和道德规范。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基于该国宗教问题的重要性，还专门在政府机构中设置管理宗教业务的部门，如我国的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伊朗的伊斯兰指导部等。
第三、宗教在一定的条件下可对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国家社会政治生活起积极促进作用或消极破坏作用。从宗教的发展史来看，它们的反科学、反理性，甚至反人类消极作用不容抹杀。但在特定的条件下，在促进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维护国家主权与统一、强化政治系统功能等若干方面，也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四、政治系统对宗教有很强的制约作用。在“政教分离”的情况下，或者在世俗政权取得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宗教组织、宗教人士、宗教信徒必须服从政治系统的意志，或者说宗教只有按照统治阶级规定的方向发展，且其行为若能限定在国家法律政策许可的范围之内，尤其在思想和行为上高度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志和趣向，才会得到国家的认可甚至大力扶植。
二、政治环境的国际要素
国际政治环境主要是指政治系统所处的由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要素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构成的背景条件，以及此政治系统与彼政治系统所组成的多种政治关系的总体状况。国际政治环境要素与其他政治环境要素相比，凸现出更为鲜明的特点：一是它属于与内部环境要素相对称的外部环境；二是国际政治环境变化呈更加迅速、迅猛的态势；三是其复杂性显而易见地超过了其他政治环境要素。因为在国际舞台上有众多的角色，它们追求的政治价值、经济利益、军事目标、宗教信仰、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差异和对立，在交往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手段上变幻无穷，复杂多样，而每个环境要素之间以及某一个环境要素内部之间也呈犬牙交错状。 国际政治环境与政治系统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重大国际事件会促使一国政治系统机构的设置发生变化。如战争的爆发，往往会使政府行政组织及其职能发生重大变化。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就设立了战时生产委员会、战时粮食管理局、物价管理局、经济稳定局和战争动员局等十多个战时机构，使整个国家机构转向到战争轨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交往的增加，在国际社会中出现了许多各国共同遇到的问题，如生态环境保护、关税保护、邮政通讯、外层空间的开发利用，禁止或打击贩卖人口、贩毒、恐怖主义、救济国际难民等方面。为解决这些问题，各国政府一般都要设立相应的机构、强化政府职能并通过加强国际间政府的有效合作来管理和解决这些事务，这就是所谓的“政府职能国际化”现象。
第二、全球化挑战国家主权与安全。所谓“全球化”指的是当代人类社会的活动空间日益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版图的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全方位的沟通、联系、交流与互动的客观历史进程趋势。它正以一种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逻辑和严峻现实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无论乐观主义者视全球化为“人类福音”也好，抑或是悲观主义者视全球化为“洪水猛兽”也罢，全球化对国家主权与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却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政治系统对国际政治环境也起重大的制约作用。如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军事大国选择战或和的国际战略必将对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又如国际政治行为体的主要角色或者亚主要角色，其政治系统出于内部、外部的确定或不确定性因素——政治领袖的自然死亡、“宫廷政变”、武装起义、“经济地震”、外部势力的入侵与颠覆等而引发的政治危机或政治不稳定，也势必对国际形势和区域形势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三节 政治环境与政治系统
政治系统分析的原理认为，任何政治系统都受到环境的包围且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中活动和运转，离开了政治环境，政治系统便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此处所言的政治系统指的就是国家，即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以政治权力或公共权力的分配为中心内容，以实现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为根本职能，由各种政治组织、政治设施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政治规范构成的社会政治体系或系统。政治系统和政治环境两者密不可分，且政治环境对政治系统的决定和制约作用不可或缺。政治环境与政治系统在动态平衡、协调稳定的轨道上运行，对于实现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政治环境与政治系统的关系
政治环境与政治系统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说,是一种相互影响和制约,相互作用和适应,以求得动态平衡和协调稳定发展的关系。
第一、政治环境是实现政治系统结构和功能优化的前提和基础。实现政治系统结构和功能的优化,既是社会政治生活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标志，又是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而这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对政治环境的认识和把握程度。政治系统结构的核心是政治主体结构,而无论是政治人个体,还是政治组织,都是生活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之中,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都必然是主观和环境交互作用的反映,因为影响政治主体处理相互关系和选择政治行为的因素,不仅有政治主体内在的思想和心理方面的因素,还有外在的环境因素,政治主体正是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与周围的环境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政治主体必须根据环境的需要并适应环境的变化而调整其组织结构、组织形式和组织行为。政治系统功能则更为直接地表现着政治主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能力、功效与适应性。例如,一个国家采用单一制或复合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往往是由该国的地理环境状况、社会政治文化传统以及民族、宗教状况等多种因素决定的。政治系统的功能和运行方向也深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当一个国家面临地区冲突或全面战争的国际环境,国内出现民族分裂、内战迭起的局面时,国家的主要功能就往往是扩军备战。与这一功能相联系,国家政权的活动也就会围绕扩充军备、发展武装力量而展开。而当该国内战平息,国内各种矛盾缓和,又面临一个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时,国家的功能也就往往会从扩军备战转向经济建设,发展综合国力,其国家机构的设置和国家政权的运行也就会围绕经济建设而调整和展开。因此,制定和实施政治系统功能目标,必须要适应政治环境向政治主体提出的各种要求和提供的各种条件,既要认清现实政治环境提出的各种要素的性质和轻重缓急,又要科学地预测政治环境的未来发展要求和特点;既要反映客观环境提供的可能条件,又要反映政治主体对环境的积极控制与改造的能动性。可见,只有使政治主体的认识与客观环境协调一致,才能实现政治系统结构和功能的优化,实现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
第二、政治环境是确定政治系统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的重要依据。政治环境要素是广泛而多样的,对政治主体的作用也是普遍而复杂的,因此,认识政治环境首先必须坚持全面的观点,充分把握各环境要素的属性及其发生作用的特点,并充分估计每一种环境要素的变化可能给政治主体带来的影响。但同时对各种环境要素的作用和影响又不能等量齐观。各环境要素对政治主体的作用和影响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其中必然有直接与间接之分、主要和次要之别;并且这种作用关系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在政治系统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必然会有不同的环境要素在发挥主要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政治环境研究时,也要坚持重点论的观点进行具体分析,在众多的环境要素中,既要搞清政治主体所面对的主要有利条件,又要搞清政治主体所面临的主要环境威胁,把握当务之急,这是政治主体确定整个政治系统的工作重心与主要任务并制定相应对策措施的基本依据。
第三、政治环境是维持政治系统稳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政治系统改变和利用政治环境,促使其朝着有利于政治系统稳定和发展的方向演化。政治系统正是通过自身积极的活动作用于政治环境,改变其不良的现状和结构,并保持政治环境各部分的协调稳定和良性循环。例如国际政治环境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西“冷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美苏争霸和新的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严峻局面,逐渐演变为美苏均势的打破,特别是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的蜕变,形成了“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政治新格局,导致国际政治环境由两极向多极化迅速演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主要就是以国家为政治单元的各种政治系统积极活动的结果,大大改变了国际政治环境的结构和现状。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为这种国际政治环境的良性演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政治系统的稳定持续发展,除了取决于政治主体的性质和政治系统内部矛盾运动的整体状况以外,还受制于政治主体与政治环境关系的协调状况和程度。不同的历史时代,政治系统的发展有不同的状态和特点,是由于时过境迁,政治环境有所不同;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政治系统的发展状态也各有特色,也是由于各有不同的政治环境造成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政治环境要素也是基本的国情因素,因而它也是国家政治发展道路选择以及政策选择的基本出发点。中外各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只有确立与本国国情和客观环境相适应的政治发展路线、方针和政策,才可能获得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如果政治发展方向和政策措施脱离了基本国情或违背了客观环境的要求,那么任何政治系统都无法保持长期的持续稳定发展。因此,无论任何时候都必须对政治环境有全面和清醒的认识。整个世界在运动,人类社会也在发展,自然和社会环境对政治系统提出的客观要求和提供的制约条件也在不断变化。政治系统必须根据政治环境的变化,不断地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使政治系统始终能够适应政治环境的要求,这是政治系统保持稳定和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二、中国政治环境与政治系统的互动关系
（一）、政治环境对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活的影响
政治环境对我国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国家政治体制的影响。政治环境对国家政治体制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影响政治体系的结构。我国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首先是受地理条件的影响。由于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机构加以宏观控制和领导。其次,受思想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影响。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大一统观念,经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为一种广泛的国民心态和思想观念,这在深层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心理上形成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与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相一致。再次,受民族状况的影响。我国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融合聚居的民族传统,团结互助,求同存异,团结一致的民族精神,也是影响国家采取单一制结构形式的重要因素。
其二、影响政治体系的功能和运行方向。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帝国主义经济封锁、政治颠覆、军事威胁的恶劣国际政治环境和国内敌对势力干扰破坏,治理旧政权留下的一穷二白的烂摊子,恢复生产和正常社会秩序的严峻国内政治环境,我国政府加强了武装力量、专政机关和政治宣传教育机构的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新变化,我国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与之相应,则加强了政府宏观调控和管理经济及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并加强了相应的国家机构和职能部门的建设。
第二、对国家政治决策的影响。政治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国家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而国家政治决策的过程,必然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一般来说,国家作出某项政治决策,是受政治环境某方面要素的影响而作出的反应,目的在于促使该方面要素保持平衡协调和良性循环。例如,我国提出扩大内需,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决策,就是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美国“9、11”事件后世界经济衰退的国际政治环境新变化和国内经济要素出现了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失衡的状况,国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而作出的反应。
第三,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政治环境诸要素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政治参与的方式和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