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伪善腐败夺人所爱.doc

当年与徐风笑一道去莫斯科学习的共５人，在这个５人里徐风笑是组长，副组长是一位姓傅的。3个组员中，一个是陕西来的红军某部的指挥员许权中，一个是来自山东的小伙子小山东，还有一个是赴苏前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的李启耕。
他们从上海起程，一路上千辛万苦，经过哈尔滨，最后在满洲里党组织的协助和安置下过了国界到了苏联的赤塔，在这里他们拿出了哈尔滨党组织发给的用作介绍信的卢布。中共党组织已经事先将每个人拿到的卢布上打印的号码通知了苏联党组织，几个人各自对上了号码证明了身份后，住了下来。
几个人经过核对确认傅某在哈尔滨领取路费时做了手脚，贪污了一部分路费。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复杂情节的贪污路费事件，正常情况下很容易解决。他们到了莫斯科劳大之后就将傅某的情况写成材料交到了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党的支部局。
     材料交上去后没有了音信，倒是看见姓傅的经常往支部局跑像是吃了定心丸。徐风笑和李启耕去支部局，当面跟支部局负责人回报。 在支部局办公室里除了支部局书记是苏联人以外，还看见有两个支部局委员是中国人，其中之一就是王明。三个人似乎对徐风笑和李启耕的到来已有思想准备，他们不愿意听说的更多，时时打断他们的话用俄语交谈着什么，徐风笑觉察出那并不是在向支部局书记作翻译。那位大个子的中国人说，你们谈的这些材料里都有，不用再说了。这里面是不是有误会啊？是不是每个人的路费就是不一样多啊？徐风笑和李启耕说，我们同一个地点出发路费肯定是一样多的，支部局可以写信去哈尔滨问。
大个子搪塞说，好吧，你们先回去吧。徐风笑注意到王明的神情傲慢，整个过程基本上没说中国话，一直讲俄语，偶尔他用眼睛上下打量着徐风笑，能感觉出那里面的轻蔑，在支部局办公室始终是两个中国人在发表意见。傅某已有工作在先，支部局庇护傅某的态度是明确的。
徐风笑和李启耕回来后将这个情况告诉了许权中和小山东，他俩也十分愕然。那时主要还是生傅某的气，愤怒的许权中忍不住找到傅某骂道：“姓傅的你这个狗娘养的，竟然把支部局也骗了！” 几天后在支部局召开的学校大会上，傅某作为支部局指定的学员代表上台发言。
此时的傅某一改往日的谦卑和萎琐，变得神气活现趾高气扬，在谈了要如何刻苦学马列如何拥护支部局领导云云之后，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有人骂我是狗……，我就是狗，是狗又怎样？给支部局当狗我心甘情愿！”看他一副无赖相，台下一片哗然。 从此，在莫斯科劳大就有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外加一条狗”的流传。
     这件事是将徐风笑牵扯进那场斗争的起因，使他不由自主地违背了去时“好好学习，什么都不过问”的初衷，陷入了党内路线斗争的漩涡。当然，准确说，这时的一切还根本算不上什么“路线斗争”，王明一伙并无明确的政治主张，这时进行的只是一场党内的争夺权力的斗争。而徐风笑并不自觉，他只是按着自己的是非善恶观念本能地对待周围发生的一切。
     1929年秋，整个苏联根据斯大林的旨意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党活动。清党的主要对象是托派，但在莫斯科劳大所有的学员都要被审查，一个一个的清，实际上是借清党运动要清除一切反对支部局或对支部局不满的人。此时王明已回国有半年了，但他那个“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小宗派的活动仍在继续进行着。 对于这场停课大清党，徐风笑不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他只是觉得，既然每个人都要说清楚自己，都要接受大家的质询和揭发，那么傅某的问题该是到了解决的时候了。徐风笑固执地认为，支部局不应该是非不分，偏袒有问题有错误的学员，支部局在傅某的问题上必须拿出一个正确公道的态度。
    徐风笑是十分严肃认真坚持原则的人，只要他认准的事情就要坚持到底。家乡的爷们儿都知道，徐风笑从小有个“牛劲”，“认死理”。正是这种“牛劲”和“认死理”的脾气使他与自己的老乡和朋友李启耕在清党过程中对待傅某的态度有了不同。 清党是分组进行的。在徐风笑这个组，傅某被安排在前面进行。那一天，发生了事先料不到的情况：许权中被清党委员会调出去整理材料，而李启耕则在支部局找去谈话后表示自己不想在会上说什么了。
     会上，先是由个人陈述自己的历史和现实表现，然后由大家揭发批判。傅某说完后徐风笑就站了起来，但刚开了个头就被会议主持人毫不客气地打断：“简单点……”这时会场上响起了两声尖利的口哨声，口哨声带起了一阵嘈杂。待嘈杂声浪过后，徐风笑硬着头皮继续说，又有人在跺地板，有人在大声喊：“听不懂！听不懂！”如此三番五次，会议主持人说：“你的时间到了。”会议规定每个人的发言不得超过五分钟。
小山东站了起来。他想接受徐风笑的教训，决心无论如何得把要说的话说完，所以任凭此起彼伏的口哨声、跺地板声和怪叫声也不停下。此时的会场乱作了一团，小山东的大嗓门终是压不过那些噪音，谁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 事情过后人们才明白，原来清党会上的一切都是支部局事先安排和布置的！凡是平时紧靠支部局的那些人，他们就会用这种办法保护他过关，那些吹口哨跺地板的都是支部局小圈子里的人。
徐风笑不齿王明的婚恋遭王明一伙的排斥，这就是丁景吉和孟庆树造的孽。丁景吉，又名丁晓、丁晓波、丁云波。安徽省宿县五铺人。1903年生人，1922年考入上海大学，在该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徐风笑与他曾于1926年冬在组织的安排下一起到武汉国共合作开办的"安徽党务干部学校"学习，当时那个学校的副校长就是李启耕。1927年４月徐风笑担任组长，与丁景吉等人曾在执行任务时一起被国民党逮捕，一起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未暴露身份，释放后又一起被组织派回到宿县工作。丁景吉是徐风笑志同道合的战友，也是有过生死之交的好友。
     孟庆树，后来成了王明的妻子，也是莫斯科劳大“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孟庆树是安徽省寿县田家集孟家围子人，共青团员。１９２６年冬她与丁景吉相识在“安徽党务干部学校”，孟庆树为英俊厚道的丁景吉所吸引，很快就成为他的未婚妻，那时孟庆树只有１５岁。知道这个过程的除了徐风笑之外还有李启耕、赵建五、陈文甫、董畏民等人，当时这是令人艳羡的一对。１９２７年，丁景吉和孟庆树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分别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来到莫斯科劳大不久丁景吉病得很重住进医院，丁景吉和孟庆树两个人闹矛盾。孟庆树告诉徐风笑，陈绍禹（王明）也是安徽老乡，对她各方面都很照顾，而丁景吉吃醋就不高兴。还说陈绍禹要她陪着一起去医院看望丁景吉，小心眼的丁景吉更加生气。可是，患肺结核住在医院里的丁景吉对徐风笑说的却是另一种情况。他说孟庆树经常跟陈绍禹在一起，不少人说他俩正在谈恋爱，开始时他也不相信，但前不久他俩一齐来医院，看陈绍禹对孟庆树的那种毫不掩饰的亲热样子又不得不信。
    徐风笑想起孟庆树一脸无辜的样子，就问丁景吉，会不会有误会呢？是不是那个陈绍禹自己在那里制造影响呢？丁景吉说，不可能。如果孟庆树就是不同意，他怎么造影响？陈绍禹现在有权有势，能把孟庆树这个团员调了去在党的会议上工作（１９２８年６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在米夫安排下王明担任了“六大”秘书处翻译科主任。而王明则利用米夫要他挑选几名中山大学学生做工作人员之机，指名要当时才是团员的孟庆树参加大会工作，引起了很多党员同学的不满，但却赢得了孟庆树的好感。），还有什么做不到？病入膏肓的丁景吉悲愤之极，含恨死去。
     那时，孟庆树还是很难过的样子。徐风笑说，丁景吉生病，你不该再跟别人谈恋爱！孟庆树仍是说，其实自己并没有答应陈绍禹什么。只是他的一帮朋友老是开玩笑，弄得好像真有那么回事儿似的。徐风笑说：“那么，现在丁景吉已经死了，你是不是准备答应他？”“不！”孟庆树的态度很坚决。于是徐风笑说：“对，不能答应他。我看这个人品质不好。”哪知道，这句话差点要了徐风笑的命。
      按照现代人的观念，对别人的婚恋之事可能不该说三道四。可是70多年前，徐风笑他们接受的是另一种思想观念。况且，这里还不仅是个简单的思想观念问题，也因为丁景吉是徐风笑的好朋友又在病中，而王明在徐风笑心目中是个傲慢的不择手段没有原则的人。他难以无动于衷缄默不语。徐风笑对王明和孟庆树两个人一直都瞧不起，是持一种鄙夷态度的。抗日战争初期，王明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时提出了一个口号：统一战线高于一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那时到处都在写这个口号，徐风笑说：“我们共产党最高服从的是党章和党纲，怎么能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呢？王明这个人不是左就是右！”王明是个伪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