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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与东亚生产网络重构
唐海燕 张会清
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为主要成员的东亚生产网络，经过多年的生产合作与相互的贸易投资，逐渐发展成为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联盟鼎足而立的三大生产网络之一。 然而，随着加快融入东亚生产网络，以及生产和贸易能力的迅速扩张，中国在网络中展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引发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内部重构。本文从产品内分工角度，着重考察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位置变化，以及崛起的中国对东亚生产网络的影响。

一、 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与演进
东亚生产网络是指在分割生产（Fragmented Production）的条件下，商品生产流程按价值链属性分散在东亚各国，区域内经济体在产品内分工的各个阶段从事专业化生产，并通过产品内贸易所形成的多层次、网络状生产体系。它是在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是产品内分工和垂直专业化模式下的新型区域性生产体系。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之前，东亚地区基本上是单一的产业间分工格局。日本作为区域内唯一的发达国家，生产领域集中在重化工业和高技术产业，其他国家负责提供工业原料和资源品，并生产一些简单的普通消费品。此后，由于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大力推动产业升级和引入先进技术，东亚分工模式逐渐转向产业内分工，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之间的产业内分工因素明显增加，分工领域也从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扩展到钢铁、船舶、电子等资本密集型和部分技术密集型行业。东盟国家经过 70 年代中后期的制造业快速发展后，也开始参与东亚产业内分工体系。
进入 80 年代，东亚分工又有了新进展，产业内分工继续深化的同时，出现了产品内分工的生产合作，主要形式包括外包（Outsourcing）、转包（Sub-contracting）、生产分担（Production Sharing）等。 尽管分工模式发生了改变，但分工基础仍然是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东亚产品内分工的典型模式是日本、韩国等发达地区的企业承担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前道工序，并将零部件等中间品出口到东盟国家，由这些地区的企业完成劳动密集的后道工序。80 年代末期的日元大幅升值，以及随后的"四小龙"货币升值削弱了自身的出口竞争力，迫使这些经济体中的企业加快生产转移的速度，通过直接投资将部分劳动密集的工序转移至亚洲的低工资国家，或者通过委托加工的方式将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外包出去，产品内分工模式进一步强化，东亚生产网络的覆盖范围也进一步扩大。
在东亚生产网络的演进过程中，中国的崛起具有重要意义。自 80 年代初期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之后，中国开始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中，凭借充裕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以及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中国迅速承接了来自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转移。而毗邻东亚各国的地理特征，决定了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点是在东亚地区，经过近 30 年的融合发展，目前已成为东亚生产网络的一个重要支柱。在推动东亚生产扩张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崛起的竞争效应引发了东亚生产网络的重构，网络成员在产品内分工体系中的专业化层级也随之发生变动。考虑到经济体的规模和影响力，本文研究的东亚生产网络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东盟四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中国大陆（简记中国）这十个成员，基于贸易数据的历史观察，分析中国在网络中的崛起状况及其对网络内部构成和成员分工地位的影响。

二、 中国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历程
中国作为东亚分工体系的后来者，参与生产分工的历史并不长，但速度却很快。1992—2006 年，中国对东亚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由1034亿美元上升到7449亿美元，年均增长 15.1％，而同期日本的这一增速仅为 8.5％，网络成员中增速最高的韩国也只有11.6％。特别是 2000 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参与东亚分工的步伐，对东亚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速高达21.4％。1978 年，中国对东亚地区的贸易量占对外贸易总量的比重仅为 10.8％，2006 年这一比重已升至 43.4％，显示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心正向东亚地区倾斜。
在参与东亚分工的过程中，产品内分工的因素逐渐增多。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5）的测算结果表明，中国与东亚地区之间的产品内分工趋势正在强化，且产品内分工增速远高于中国与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衡量产品内分工程度的主要指标 ——垂直专 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简记 VS）比率显示，中国与日韩东盟地区的 VS 值从 1992 年的 0.0358 上升到 2003 年的 0.0893，中国出口贸易中来自日韩东盟的中间品价值比率上升了 150％，而来自全世界的中间品价值比率仅上升了 50％。
为进一步反映中国参与东亚产品内分工的程度，以及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速度，我们根据联合国按宽泛经济类别（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简记 BEC）划分的国际贸易分类体系，计算了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中间品贸易量与所占比例的变化，从中可以观察到，中国与东亚地区的中间品贸易量从 1995 年的 828 亿美元快速上升到 2006 年的4537 亿美元，年均增长 16.7％，占中国与东亚地区对外贸易总量的比例从 54.4％递增至 60.9％，说 明中国目前主要是以产品内分工形式参与东亚分工体系。 相比之下，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产品内分工程度则要低得多，中间品贸易所占比例仅为 38.2％，与美国的中间品贸易所占比例更是只有34.1％。可见，中国更侧重于东亚区域内的分工合作，且合作程度日渐深化，地理上的邻接性使其更易于融入东亚生产网络。 而中国与东亚以外地区的生产合作相对松散，最终制成品贸易占比较高，更多的是作为相互的产品销售市场而存在。

三、 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变迁
中国在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进程中，充分利用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不断强化与其他网络成员的生产合作，在网络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1995 年，中国与其他网络成员的进出口贸易额为 1545 亿美元，占网络内部贸易总量的比重只有 12.1％，不仅远低于日本的 23.2％，即便与东盟四国相比也少了 5 个百分点。 2006 年，中国在网络内部贸易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已升至 25.4％，日本所占的比重则降至 17％，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东亚生产网络中最重要的单一经济体。
在兴起于东亚生产网络的同时，中国在网络中的贸易方向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原先的顺差国转变为如今的逆差国。1995 年，中国对东亚地区还有 112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至 2006 年却出现了 98 亿美元的逆差，而"四小龙"和东盟的贸易方向则均由逆差转为顺差。 虽然中国对东亚地区的出口增长很快，1995—2006 年间的出口额增长了 3.4 倍（同期网络内部的出口贸易额仅增长了 1.3 倍），但在此期间，中国从东亚地区进口的增长速度更快，进口额增长了 4.3 倍，且主要的进口来源地正是"四小龙"和东盟国家，从"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的进口额分别增长了 4.4 倍和 10.2 倍，由此导致中国出现商品净输出国到商品净输入国的网络角色转换。
中国在贸易方向上的转变是否意味着竞争力的下降？或者中国在网络中所处的分工地位在下降呢？ 对此应当从产品内分工的价值链环节方面做进一步的分析，加总的贸易数据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分工地位。 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商品生产过程被分割为若干生产阶段，一件完整的商品也被分解为用途各异的若干组成部分，各个生产阶段具有不同的价值链属性，各个组成部分的商品则对应于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一般而言，原材料等初级投入品和最终消费品的附加值一般较低，而零部件和资本品的附加值相对较高。 如果一国在产品内贸易中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比重下降，而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比重上升，这就表明该国的专业化阶段朝着价值链高端环节转移。 那么尽管贸易顺差在减少甚至转为逆差，但从产品内分工中获得的利得却在增加，实际所处的分工地位也在改善。 为此，我们采用 Gaulier et al.，（2006）的方法，根据 BEC 分类体系将中国与东亚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分解为产品内贸易的各个组成部分，从具体结果中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与东亚地区的贸易集中在中间品（包括半成品和零部件）和最终产品（包括资本品和消费品）阶段，初级投入品贸易占比不足5％，说明主要是在东亚产品内分工体系的中后端进行生产合作，扮演"制造基地"的角色。 从出口贸易构成的变化来看，零部件和资本品占比上升较快，分别较 1995 年上升了 17.1 个百分点和 15.2 个百分点，而消费品所占比例则下降 19.8 个百分点，初级产品占比也下降了 4.4 个百分点，反映出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有了比较明显的提升。
进口贸易构成中资本品占比保持不变，初级产品和消费品占比也基本稳定，中间品进口占比虽然维持在 70％左右，但进口内容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半成品占比下降 21.3 个百分点，而零部件占比则大幅上升 23.9 个百分点，说明中国仍处于东亚分工体系的较低层次，在生产网络中的外部依赖性较高，只不过随着自身技术水平的逐渐升级，低技术含量的半成品依赖性在下降，而高技术含量的零部件依赖性在上升。 正是由于中国从东亚进口的零部件大幅增加，仅此一项所产生的贸易逆差就上升了 600 亿美元，直接导致贸易方向的逆转。值得一提的是，资本品由贸易逆差转为顺差状态，显示中国在这一高附加值环节逐渐摆脱了对东亚地区的依赖性，具备了较强的自主生产能力。尽管中国从东亚内部的贸易顺差国变成逆差国，但通过核心部件的进口、学习、模仿乃至创新，在产品内分工合作中积累了高端产品的生产经验和必备技能，并带动了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逐步提升了所属价值链的专业化层次，这也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利益所在。总体而言，中国在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进程中，分工地位随之不断提升，这在资本品生产环节表现得尤为明显。 虽然核心零部件还依赖于东亚经济体的外部供应，但随着分工合作迈向更高层次，中国的零部件生产能力得到显著加强，只要有合适的学习和创新激励机制，如今的进口依赖必将演变为以后的自主生产，资本品环节的演进就是明显的例证。

四、 中国崛起对东亚生产网络的影响
中国在东亚分工体系中的异军突起，不仅扩大了东亚地区的国际影响力，而且引发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内部重构，网络成员的分工位置因为中国的参与而发生变更，网络成员的相互联系也因中国的连接而愈加紧密。归纳起来，中国崛起对东亚生产网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成长为东亚生产网络的制造中心，日本和"四小龙"的网络影响力被削弱
1995 年东亚生产网络完全由日本和"四小龙"所主导，占网络内部贸易量的 70％。 随着中国融入东亚乃至全球生产网络，承接了越来越多的生产转移，2006 年日本和"四小龙"占网络内部贸易量的比重已降至 60％，网络支配地位有所动摇，中国则一跃成为网络中最大的制造基地。 然而，这种网络地位的转换主要是缘于日本和"四小龙"竞争战略的调整，将优势资源集中到产品内分工的高附加值领域，而将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低附加值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和东盟，生产网络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工艺仍然由这些发达经济体所掌控，分工合作的绝大部分利益也归其所有，被削弱的影响力可能仅限于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环节。
通过比较各经济体在产品内分工各阶段的网络内部出口比例可以发现"四小龙"是网络中最重要的中间品供应方，占网络内部中间品出口总量的比重将近 50％，但出口内容逐渐向高附加值环节的零部件产品转移，占网络内部的零部件出口比重从 1995 年的 44.6％上升到 2006 年的 56％，而半成品的出口比重则下降了约 10 个百分点，消费品的出口比重也大幅下降了约 13 个百分点。"四小龙"的分工重心正在转向生产领域的高端环节，成为网络中高附加值产品的制造中心。
日本的零部件出口比例虽然大幅下降，但这是日本企业专注于核心竞争力提升的结果，为应对欧美企业的竞争， 日本厂商将比较成熟的零部件和资本品生产环节转移到技术水平较高的 "四小龙"，集中力量在本国从事关键零部件和资本品的生产制造，以及尖端技术和产品的研发设计，掌握分工体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技术资源。 Ernst（1997）分析了日本电子企业的亚洲生产网络，发现这些 企业往往将一些相对复杂的零部件外包给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发达经济体的企业生产，在国内从事技术密集型环节的专业化生产和研发，以节约创新所需的时间。 Yamashita（2007）的实证研究表明，生产环节对外转移与研发环节内部集中的分工模式对日本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尽管日本的制造中心地位已为中国所取代，但自身却演进为更高层次的研发设计中心，在东亚生产网络中仍然占有主导地位。相比之下，中国虽已崛起为东亚制造中心，但由于零部件环节的生产能力还比较弱，关键技术更是要依赖外部支持，目前只能扮演加工装配中心的角色，要成长为具有支配地位的网络制造中心尚需时日。
2．中国的竞争效应推动网络成员乃至网络整体的专业化层次提升
为反映网络成员专业化层次的渐进提升，我们采用净贸易指数（NET）来评判东亚经济体在产品内分工主要阶段（消费品阶段除外）的竞争力与所处的专业化位置，计算结果显示，中国在产品内分工主要阶段的竞争力都大幅增强，专业化层次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其中，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生产阶段的竞争优势最显著，NET 指数保持在 0.8 左右；零部件生产阶段虽处于比较劣势，但差距在逐渐缩小；资本品生产阶段已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东盟国家在零部件和资本品生产阶段的竞争力得到较大提升，而消费品阶段的竞争力则有所削弱，"四小龙"也具有类似的演进特征。日本在零部件和资本品生产阶段仍具有最强的竞争力，但竞争力出现较大程度的弱化，这主要是日本企业将分工重心从生产领域提升到研发领域所致。综合来看，正是由于中国崛起所引发的连锁性竞争效应，使得产品内分工各阶段在东亚生产网络内部出现梯次转移，驱动网络成员向国际分工体系的上层迈进，并带动整个网络的 专业化层次提升，进而为东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3．中国在产品内分工体系中日益增强的衔接能力加深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内部联系
由于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崛起，为东亚生产网络提供了更广阔的延展空间，很多生产活动都可以外包给中国境内的企业，而不必在东亚之外的其他地区寻找合作对象，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 在中国的衔接作用下，东亚地区的分工合作日趋紧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逐渐强化（Arndt，2004）。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统计，1980—2006 年，中国对东亚地区的贸易额从 81 亿美元快速上升到 6245 亿美元，占其对外贸易总量的比重从 21.5％上升到 35.5％。在此期间，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额从 773 亿美元上升到 24094 亿美元，累计增长了 30 倍，而东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额仅增长了 10 倍，东亚地区内部贸易额占比从 22.4％稳定上升到 44.2％，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额占比则由 77.6％降至 55.8％，表明东亚地区的生产合作朝着内部化的方向发展。
4．中国演变成东亚生产网络的出口平台，改变了东亚对世界市场的商品输出模式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主要从事最终消费品的专业化生产，也就是对来自网络成员的半成品和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再将最终产品返销回东亚地区或者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 随着东亚产品内分工体系中的最终产品生产阶段持续向中国转移， 中国逐渐崛起为东亚生产网络的出口平台，东亚与世界市场之间的出口贸易模式由原先的"双边贸易"转化成"三角贸易"（Urata，2006），即东亚经济体先对中国出口部件，由中国组装为成品再对北美、欧洲等世界市场出口，下图直观反映出东亚商品输出模式的演变特征。

双边贸易模式 三角贸易模式
日本
四小龙
东盟
中国
最终产品出口
最终产品出口
最终产品出口
最终产品出口
世

界

市

场
日本
四小龙
东盟
世
界
市
场
中间品出口
最终产品出口
中国组装

东亚商品输出模式的转变

有关的数据对比证实了东亚贸易模式的演变情况，1995—2006 年，网络成员对中国的零部件出口额都以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长，但这些成员国和地区对世界市场出口的最终消费品增长幅度都还不到1 倍。相比之下，中国对世界市场出口的最终消费品增长了 3.2 倍，出口额占东亚生产网络的比例接近50％。 出口内容的差异如此悬殊，充分说明东亚经济体将中国作为出口平台，通过产品内分工的效率优势抢占国际市场。对于东亚经济体而言，这种贸易模式的转变可谓一举多得，既可以削减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的人工成本， 又可以凭借中国的成本优势增加产品竞争力，还可以减少与最终产品进口国的贸易摩擦。 然而，中国出口低附加值产品所换来的增加值利得却相当有限，并且由于中国汇集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大部分出口能力，贴上中国标签的产品涌向世界各国也容易引发贸易纠纷，中国之所以在近几年不停地遭遇反倾销诉讼，这种特定分工体系下的 "三角贸易"模式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1. 主要结论
在外资推动和开放政策的引导下，中国开始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中。 地理上的邻接性使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心向东亚地区倾斜，通过承接日、韩等东亚经济体的产业转移和发展加工贸易逐渐融入东亚生产网络，与网络成员的相互联系逐渐增强，并超越日本成为网络中最重要的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在东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也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突出表现在迅速上升的零部件和资本品出口比重，以及大幅下降的半成品进口比重。然而，在高技术含量的零部件生产环节，中国对东亚地区仍具有较高的依赖性，零部件进口的高速增长直接导致中国从东亚生产网络中的顺差国变为逆差国。 但正是通过核心部件的进口和产品内分工的技术溢出，中国逐渐积累了高端产品的生产经验和必备技能，实现东亚分工体系中的专业化层次提升。
中国崛起也引发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内部重构。中国取代日本和"四小龙"成为东亚的制造中心，但由于核心技术仍然由这些发达经济体所掌控，中国的影响力还仅限于低附加值的消费品生产环节。中国在产品内分工低端环节的市场竞争所引发的连锁性竞争效应，以及生产环节在东亚生产网络内部的梯次转移，促使网络成员乃至整个网络的专业化层次提升。中国的崛起也为东亚生产网络的整体升级提供了更广阔的延伸空间，日益增强的生产衔接能力加深了网络成员的分工合作，东亚经贸关系因此呈现出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在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逐渐演变为东亚生产网络的出口平台，使得东亚地区对世界市场的出口模式从"双边贸易"转变为经由中国的"三角贸易"。
2. 相关政策建议
对于中国的崛起及其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中国在开放进程中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肯定参与国际分工的积极影响，在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下，加快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步伐；另一方面，也要对中国的制造中心地位有清醒的认识，毕竟这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之上的，核心能力的缺失决定了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还处于从属地位，所能获得的分工利益也很有限。今后的研究重点是如何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引导国内企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主动学习和创新，努力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延伸。 另外，如何解决大量低素质劳动力就业和专业化层次提升之间的矛盾也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建立有效的技能培训机制是可行的途径之一，更切合实际的则是充分利用"干中学"效应，通过简单劳动积累技术经验，在学习过程中逐步提高劳动力素质和专业化层次。
从中国的现实国情来看，劳动力素质的提升需要较长时期才能完成，在东亚生产网络乃至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低端位置短期内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 但是，局部地区已经具备在价值链高端进行专业化生产的能力，特别是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区，不仅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础雄厚，而且拥有为数众多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科技人员和熟练劳动力资源丰富，完全可以承接精密零部件生产环节甚至部分研发环节的外包业务。 因此，基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建议采取差异化的国际分工策略，中西部地区依托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主要承接韩国、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生产业务，目的是缓解低素质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和培养熟练劳动力；而东部地区则依托科技资源和服务能力，重点是在核心部件的生产和研发环节与发达国家展开分工合作，争取使这些地区尽快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制造中心"。
为进一步承接来自东亚地区的生产转移，中国应当创造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 目前为止，只是同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签署了 CEPA，但与其他东亚主要经济体尚未签署区域贸易协定，建议加快与日本、韩国、东盟等地区的自由贸易谈判，促进双边经贸一体化，加深中国与东亚生产网络的内部联系。从提升专业化分工层次的角度考虑，建议利用激励导向的税收政策，对国内急需的关键零部件给予优惠的进口税率甚至免征关税，对于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转移和研发合作给予税收减免。 另外，中国不仅要通过进口关键部件来获取知识外溢的利得，更要重视培育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自主生产能力，努力争取国际生产网络的主导权，建议采用适当的保护措施为有潜力的本土企业提供必要的生存空间，例如，对国内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的零部件产品征收保护性进口关税，减少大量进口所引起的外部冲击；降低符合要求的本土企业在增值税和所得税等方面的负担，使其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生产和研发活动中。
【作者单位：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
（摘自《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12期，原文约20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