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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关键词 1
一、典妻这一社会现象的产生与发展 1
二、阿秀的时代命运 2
(一)被人典当,当做生育的工具 2
(二)被迫成为佣人,任人凌辱 2
(三)最后被逼回到原点,接受悲惨的命运 3
三、阿秀悲剧命运的根源 3
(一)无爱的婚姻、无着的母爱 3
(二)女人的社会地位低下以及阿秀内心的懦弱 4
参考文献: 5
浅析《为奴隶的母亲》中阿秀的命运及根源
摘要: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的主人公春宝娘是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妇女,更是身为母亲的奴隶。她被作为流通物-生子的工具被典卖。她的悲惨遭遇以及流着血和泪的屈辱、悲苦的命运强烈地震撼着读者的灵魂。在其悲苦的生活经历和结局中处处都表现出她极度的奴隶性,这根源于她生存的极其落后的经济状况和长期的封建宗法社会制度观念的影响以及地域性相沿的陈旧的典妻陋习等社会因素,同时也有她自身性格软弱、忍辱的因素。
关键词:奴隶母亲;奴隶性;社会根源
柔石《为奴隶的母亲》离现在已经七十多年,所写的故事而今绝对是不可能发生的,似乎已成历史的陈迹永远留在遥远的历史墓碑之上。然而历史终是一面明镜,能够照见自己曾经遭受的屈辱与痛苦,让人在回想自己所过苦难生活的过程中加以反省、反思与自新,从而警醒自己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激励社会人们“承着过去,向着未来”,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一、典妻这一社会现象的产生与发展
典妻这一地域性恶习,在一些地方相沿已久。古代在战乱和灾异年代,由于男耕不足以食,女织不足以衣,孤寡老弱不能相养的情况下,在一些地方就出现了嫁妻卖子的现象。“典雇妻妾之风,始于宋元之际,观于元世祖时,王朝对南方典雇妻女风俗请牒云云,可以知矣”。清代,买卖妻女之风兴盛。我国的典妻风俗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特别是浙江。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浙江东部典妻之风仍然很盛行。典妻,多数情况下还是为了要生育后代。它表明在所有中国传统社会的各项婚姻原则中,生育是一条最重要的原则,为了达成生育之目的,其他原则,如女子从一而终的原则等,都要让位于生育这一原则。
二、阿秀的时代命运
(一)被人典当,当做生育的工具
春宝娘一家的生活窘迫,的丈夫原是一个皮贩,日子过程实在艰难,且境况愈来愈糟,大约正因为如此,皮贩抽烟喝酒搞赌博,性情也变得“凶狠而暴躁”,渐渐的,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了。春宝娘的丈夫在穷愁潦倒和生活的煎熬之下又不幸得了黄胆病,一家三口再也无法生存。此时,正好沈家婆在帮一个姓李的秀才物色相当的女人,因为秀才的老婆没有生育能力,想典当一个女人为他生儿育女,愿意拿出八十或一百元的价钱。而春宝娘又非常符合李秀才的条件,于是被丈夫在万般无奈之下以一百元的价钱出典给李秀才,这样春宝娘就成为给秀才生孩子的工具。在临行之时,春宝娘跟她仅只五岁的儿子春宝依依惜别,春宝哭喊着追赶着自己的娘亲,但被大人带进了屋里,他不知道自己的娘亲是为了他们父子的生活而被迫出租给别人生孩子的。为了生活,春宝娘只有背井离乡以出租给别人生孩子的方式来度过眼前的难关。这是怎样惨绝人寰的一幕,又是怎样让人心酸与阵痛的情景。
(二)被迫成为佣人,任人凌辱
按理春宝娘走进了富裕之家,物质生活那么富裕,不愁吃穿,也没有繁重的劳作,应该是过着顺心如意的生活,但春宝娘在李家的生活并不顺当舒心,反而忧心忡忡,忐忑不安。她只是生孩子的工具,不可能有什么舒畅的心情和光明的前景,加上秀才的老婆凶恶霸道,也是个醋坛子,在她为李家怀孩子和生孩子时,为了孩子的健康,秀才老婆还不那么为难她,但当她为李家生下儿子秋宝后,秀才老婆就原形毕露了,对她处处刁难。在李家的三年中,“她底生活便变做在秀才底家里底佣人似的”,而这时她被迫由所谓少妇更成为佣人了,为秀才家洗衣、扫地、做杂事,受尽劳累、凌辱与虐待。除了身体的凌辱,还有精神上的,春宝娘她一边心爱着秋宝一边思念着春宝,春宝、秋宝都是她的孩子,但无法一起生活,心中的苦闷难以言表,在渺茫的希望与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冲突造成她巨大的苦恼与迷惘,使她陷入更大的精神痛苦之中。
(三)最后被逼回到原点,接受悲惨的命运
春宝娘的基本命运就是为暂时缓解家庭极度的困境、苦境与悲境而承担一项特殊任务,为丈夫得到酬金必须执行,为秀才得到儿子必须完成,任务完成后按照契约规定必须回到原来的家。在典妻契约还没有到期的情况下就被秀才老婆赶回家,还将她的亲生的孩子占为己有,此时的春宝娘不忍过早离去而担心儿子的养育,但秀才老婆也早已打定主意,让她永远见不到儿子,其实,作为一个典妻,她本身也不是孩子的“亲娘”。使人震颤的是春宝娘回到原来的家后,又回到原来家徒四壁的家境,又回到原来贫困之极的生活境地,又回到原来更加卑贱低下的身份地位。更使她心里颤抖的还是见到春宝的时候,春宝象看见陌生人一样已经不认识自己的亲娘,离别三年的儿子,在别人家朝思暮想、时刻牵挂的儿子,对娘亲竟然如同路人,这对春宝娘是一个怎样的精神打击与心理折磨,她只能是在黑暗的人生旅途中继续走着悲惨的人生之路,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
三、阿秀悲剧命运的根源
(一)无爱的婚姻、无着的母爱
春宝娘经历了两次婚姻:一次是她与皮贩子“黄胖”的正式婚姻,一次是她被典与秀才的临时婚姻,虽然黄胖是个勤快灵活的人,但最终还是变成了抽烟喝酒又赌博的脾气暴躁的男人。日子越过越穷,穷的结果是病。在没有办法维持生计的情况下就只有拿妻子“设法”,自己做主把妻子出典给秀才。在黄胖这里,妻子是他的性伴侣,为他生儿育女、洗衣做饭,是一件私有财产,可以随便支配,从他身上看不到对妻子的爱。
承典春宝娘的是一个年纪50岁的地主秀才。虽然地主秀才家家境好,但却像是一个牢笼。春宝娘在这一生活的唯一目的是为秀才生儿育女,在春宝娘怀上孩子时,秀才对她嘘寒问暖,但这只是为了孩子而已,我们可以理解为他这是向春宝娘献媚。秋宝出生后,春宝娘只得又被赶回家,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与秀才关于青玉戒指的对话,把秀才那温情的假面具撕破了。“我给你的玉戒指呢?” “……给了他拿去当了。”“总是前夫和前儿好,无论我对你怎么样!本来我很想再留你两年的,现在,你还是到明春就走罢!”“那只戒指是宝贝,我给你是要你传给秋宝的,……”简单的一段对话,我们便看出了秀才的虚情假意。
母爱是天下所有母亲的天性,母爱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纯洁、无私的爱,不管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母爱始终存在,春宝娘确然是可敬的,她的母爱贯穿了她的一生。在去秀才家的前一天,春宝娘与儿子春宝的分别,她抱着春宝,将头贴在他的头发上,思绪漂浮极远。这是怎样的一种不舍啊!到秀才家不久,当从丈夫黄胖嘴里得知春宝病得厉害时,她的胸膛内,“简直似有四五只猫在抓她,咬她,咀嚼着她底心脏一样”。而在典期满后,春宝娘要离开秀才家,又一次遭受母子生离死别的煎熬。她十月怀胎剩下的秋宝,只能喊地主婆为“妈”,春宝娘只是“婶婶”而已。在离别的早晨,当她给孩子穿衣服时,她的泪水溪水般地流下。一岁半的孩子不肯离开亲生母亲,地主婆便狠狠地将他从亲娘怀里夺去。此时,与秋宝三年的母子情被割断,而回到家中,已经三年没有亲近过的春宝却对自己如此陌生,作为母亲的她处在两难境地,一次一次的承受骨肉分离的痛苦,母爱也被一次次的剥夺,不留痕迹。
(二)女人的社会地位低下以及阿秀内心的懦弱
以男权为中心的长期的封建宗法制度,造成了中国妇女在家庭中经济不独立,处于依附地位,是春宝娘奴性的制度根源。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男人是主宰,女人是附庸。在男权社会中,男权话语与文化思想是普遍深入人心的,是社会群体一致的观念,包括女人自身。
春宝娘丈夫做出典她这样重大的决定,之前连声气都没给她透。在知道被典后几乎昏了过去,但清醒之后也只好自认“倒霉”,以呜呜咽咽的哭来接受现实。在被典到的新家中受到各种屈辱时也只好默默忍受,自然没有逃回那个也许连插秧季节都撑持不到的丈夫身边的想法。听天由命,这也许就是春宝娘信奉的真理。这样一个没有名字的农村妇女,没有做人妻的权利,甚至没有做母亲的权利,亲生儿子只能叫她“婶婶”,可她却不知反抗。每天都看守自己的儿子,又为何不敢教儿子叫自己一声“妈”呢?太麻木!太胆怯!那个年代,那个社会,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呼吸到“新鲜空气”的农村妇女,又能做些什么?除了顺从命运,任凭丈夫的摆布,她又能反抗些什么呢?春宝娘生下秋宝三年后,被秀才老婆无情的赶回家,不但如此,还生发了黄胖死去,把春宝也接来,与秋宝母子三人在地主家一同生活的幻梦。如果说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是春宝娘奴隶性的社会因素根源,那么春宝娘的懦弱个性可以说是其奴隶性产生的个人因素。
归根到底,柔石《为奴隶的母亲》给我们展示了一幅为人奴隶的悲惨画面。通过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生命个体的命运、特殊的人物关系和人格类型,展示出一类独特而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生命现象和生存方式,揭示出一种特有的社会文化内涵,表现出人性的表层形态和深层变异,以及人性的文化冲突与本质属性,同时警示我们不能再过那样的生活,预示着那个统治阶级的即将走到末路,预告着整个封建社会的终要灭亡,使人在反观自身所受苦难与凌辱的历史足迹中痛定思痛,努力开辟出适合自己生活的广阔道路,也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而美好的生活。
参考文献:
[1]王列耀.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名著选评,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
[4]刘霞云.二、三十年代“典妻”题材小说主题的揭示,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8,(3).
[5]陈顾远.中国婚姻史,上海:上海书店,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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