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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线谱、简谱的产生、发展及向中国的传入
齐 易
摘要：在我们今天的音乐生活中所使用的乐谱有两种——五线谱与简谱。这两种记谱方式都是从外国传入的。这两种记谱方式在国外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经一定的方式传入中国以后，又有一定的发展。现在五线谱与简谱分别在我国的专业音乐领域与普及性的大众音乐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关键词：五线谱、简谱、产生、发展、传入

在中国几千年的音乐文化发展史上，曾经产生过许多种记谱方式，如减字谱、律吕字谱、宫商字谱、工尺谱等，人们用它来记录、保存和传播转瞬即逝的音乐。但是，由于这些记谱法的复杂、烦琐和不精确，所以现在除了工尺谱在民间还有些老艺人在使用外，其他的几种记谱方式已经逐渐被人们遗忘了。
在中国近现代、当代的音乐生活中，人们记录音乐常用的两种记谱方式——五线谱与简谱，都不是中国的“土产”，而是从国外传进来的。这两种记谱方式在国外是如何诞生的呢？什么时候传入到了中国？这两种记谱方式在中国又经历了哪些发展？在我们今天的音乐生活中，五线谱与简谱又各自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一些问题。
一、五线谱
五线谱是今天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记谱方法，它用音符的符头在五条平行横线上位置高低来记录乐音的高低，用音符的不同形状表示音的长短。与简谱相比较，五线谱有标示乐音音高较为直观、容纳音乐信息量大的优点，在记写音域宽广、声部众多、转调频繁的大型乐曲时，五线谱比简谱更能胜任，因此，它广泛应用于专业音乐领域。
五线谱的前身可追溯到欧洲中世纪的纽姆记谱法及有量记谱法。
纽姆谱以横线为标准，用符号表示音的高低，但不显示音值长短。从7世纪起，这种记谱法出现于欧洲天主教堂内，最初只用一根线代表F音高，11世纪经阿雷佐的圭多逐步发展成4根线。规定音高为d、f、a、c，并将f线画成红色，c线画成黄色（后成为五线谱中高音及低音谱号的起源）。13世纪有人加上了第5根线，成为五线谱的前身。16世纪又产生了在基本的五条线的上方或下方再加短横线的办法来记写更高或更低的音，使音高的记写更趋完备。
　　有量记谱法为13世纪科隆教士弗兰科创始。这种记谱法用音符、休止符和记号严格规定了音的长短，是对纽姆谱的补充和丰富。在1450年左右，音符是涂以黑色的，称为有量黑符，以后改用空心音符，称为有量白符，这种记谱法在西方使用到17世纪左右。
五线谱就是在前两种记谱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17世纪逐步趋于完善，18世纪开始定型而沿用至今。如小节线原用于文字谱，17世纪末被五线谱所采用；升降记号通用于18世纪，表情记号取自有量记谱法；装饰音记号源于纽姆谱，17世纪系统化用于五线谱。
五线谱这种记录音乐的方法于17世纪中叶传入我国。
1673年1月，具有较深音乐造诣的葡萄牙籍天主教会传教士徐日升应清康熙帝的召见来到北京，任康熙帝的宫廷音乐教师，他撰写了第一部中文西洋乐理著作——《律吕纂要》，第一次以中文系统地向中国介绍了五线谱等西洋乐理知识。康熙帝对用五线谱记录音乐的方法非常赞赏，称其“实为简径”。但遗憾的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律吕纂要》这第一本中文西洋乐理著作当时没有能够刊印发行，这使它只是作为康熙皇帝的学习教材加以使用，而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在1713年由清帝康熙敕撰的《律吕正义》续编《协韵度曲》（有人认为这本书是根据徐日升的《律吕纂要》的要义编写的，但音乐史学博士陶亚兵认为其作者为意大利传教士、于徐日升之后继任康熙帝宫廷音乐教师的德礼格所著）中，又详细刊载了五线谱及音阶、唱名等西洋音乐理论知识。这部书由于得到了刊印发行，因此，在一定的范围内得到了传播。
需要说明的是，这时传入中国的五线谱还只是五线谱的初级形式，不十分成熟，其符号有的与现在还不太相同。甚至德礼格在《律吕正义》续编《协韵度曲》中例示的五线谱与徐日升教授康熙皇帝的教材《律吕纂要》中例示的五线谱，在所使用的符号方面都有一些细微的差异。这一时期，正是五线谱在西方逐渐完善、不断发展，还尚未定型的阶段。
五线谱传入中国后，最初只是用于记录和传播天主教堂中演唱的赞美上帝的经文歌和圣咏。19世纪末随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及新学的兴办而使五线谱在中国的使用有所推广。20世纪初，由于萧友梅等国人对西洋音乐理论、作曲技法以及西洋乐器演奏的系统学习、传播和使用而确立了五线谱在我国专业音乐领域中的地位。如今五线谱在我国专业音乐家的音乐创作、专业音乐团体的演奏演唱、专业音乐院校的音乐教学，以至广大琴童钢琴、小提琴等乐器的学习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在我国，五线谱的推广对于提高人们的演奏、演唱、欣赏水平，对于普及高雅音乐文化与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简谱
简谱又名数字谱，它用1234567（读音为do、re、mi、fa、sol、la、si）七个阿拉伯数字和在它们上方或下方加圆点的方式来表示相对音高。简谱每个数字的时值相当于五线谱的一个四分音符，并用在数字右方或下方加短横线的方式来表示更长或更短时值的音。
简谱的雏形初见于16世纪的欧洲。17世纪时由法国天主教会教士苏艾蒂加以改进后用来教唱教会歌曲。18世纪中叶，著名的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卢梭再将它加以改进，并编入他的《音乐辞典》之中。19世纪，经过P·加兰、A·帕里斯和E·J·M·谢韦三人的继续改进和推广，才在群众中得到广泛使用。因此这种简谱在西方被称为“加—帕—谢氏记谱法”。但由于这种记谱法不方便于记录多声部的、结构复杂的音乐，因此简谱在欧洲几乎从未普及过。1882年前后，美国人梅森到日本讲学时把它传入日本，19世纪曾有一度简谱在日本的学校音乐教育中被广泛使用过，但后来他们也不用了。
简谱传入中国的时间要比五线谱晚得多，它是于20世纪初传入我国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兴起“新式学堂”，其中的“学堂乐歌”课直接效法日本的音乐教育，也沿袭了日本使用简谱的做法。1903年，留学于日本东京音乐学校的曾志忞在留日江苏同乡会于东京编辑出版的中文杂志《江苏》第六、七期上发表《乐理大意》一文介绍西洋乐理知识，并以简谱与五线谱对照的形式刊登了《练兵》、《春游》等六首歌曲，这被认为是目前所见中国人使用简谱的最早记录。近代音乐教育家沈心工也是简谱的最早传播者之一，他编辑的《学校唱歌集》于1904年出版，成为我国国内出版并流行的第一部简谱歌集，从此后简谱逐步普及到我国各地的学校。由于它的简明易学和排印方便，在30年代兴起的中国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中，简谱对于歌曲的传播发挥了极大作用。同时，简谱本身也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普及。
简谱得已在中国广泛普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简谱的记谱法与流行在中国民间的一种文字谱——工尺谱相当接近。如工尺谱是用“上尺工凡六五乙”几个字和附在字左边的不同的偏旁来表示音的高低的，而简谱则是用七个阿拉伯数和附在数上面或下面的圆点来表示音的高低；工尺谱是用附在字右边的板眼符号来表示音的长短，而简谱则是用附在阿拉伯数上面或下面的短横线来表示音的高低。简谱与工尺谱如此相近，简谱记录音的高低长短的方法又比工尺谱更简便、更精确，因此中国人十分容易接受简谱，也十分乐于接受简谱。就世界范围而言，中国是把简谱吸收的最好、最发扬光大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简谱得到如此普及。
简谱有着较简单易学、便于记写（我国的许多音乐家在创作乐曲时，记录最初的创作乐思，多习惯使用书写方便的简谱。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时，他们的初稿也都是用简谱来记写的。）等多种优点，这使它在我国有着比五线谱更为众多的使用者，对于推动和普及我国群众性的音乐文化活动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对待简谱的态度上，有一种认识有失公允：认为简谱是不科学的、不先进的，应该淘汰；而五线谱才是最先进、最科学的，应该提倡。
客观地看，五线谱的推广使用确实是非常必要的，五线谱是世界通用的记谱方式，它的推广对于提高人们的演奏、演唱、欣赏水平，对于普及高雅音乐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等都具有重要意义；而简谱由于它的较简单易学、便于记写等多种优点，使它在我国有着更为众多的使用者，简谱对于推动和普及群众性的音乐文化活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简谱也不是哪个人说淘汰就淘汰得了的。学过简谱的人，再学起五线谱来，要容易许多，而会识五线谱的人，往往也都会识简谱。这两种记谱方式并不是完全矛盾的，可以兼收并取，共存共容。
我们对待简谱与五线谱这两种记谱法的正确态度应是，让两种记谱法在我国的音乐生活中各自发挥其重要作用，相辅相成，共同推动音乐艺术事业的向前发展。而不是将二者对立起来，二者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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