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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中国人口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内容提要：人口过剩、资源危机和环境污染是当代世界三大社会问题，也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三大障碍。“人口增长-资源紧缺-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使中国人口未来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双重压力，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主要是指：人口继续增长，人口素质低下，就业负担重，年龄结构迅速老化；随着人口增长，自然资源日趋紧缺，有些资源已接近资源承载极限；环境污染迅速蔓延，自然生态日趋恶化。因此，要实施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发展战略，缓和与解决过剩人口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具体来说，就是要使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增长可持续发展；要使人口质量与经济技术进步可持续发展；要使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可持续发展。而从中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来看，中国首要的任务是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不仅要强调人口文化智力素质的提高和人口资源环境素质的提高，而最根本的是要实现中国人口的现代化。
一、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困境
人口过剩、资源危机和环境污染是当代世界的三大社会问题。人口剧增，资源紧缺，环境恶化，也是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三大障碍。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主要是指中国的发展尚未走出“人口增长；资源紧缺；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困境，中国人口的未来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双重压力。具体来说有这么几点：
第一，人口继续增长，人口素质低下，就业负担沉重，年龄结构迅速老化。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工业化时起，就处于有史以来基数最大、增长最快的人口倍增的局面。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长，新的人口生育高峰已经来临，降低人口出生率的难度较大。即使严格执行现行人口政策，稍有松懈就会达到13亿。到21世纪20－40年代将相继进入人口三大高峰：总人口在2020－2030年至少达到15亿；劳动年龄人口在2020年达到10亿；老年人口在2040年也将达到3亿以上。中国人口过多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压力将长期存在，特别是在住房、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资源供应等方面的紧张状况将长期化，生态环境也将长期继续维持现状，难以有较大改善。
人口众多，且人力投资微薄，致使中国人口素质低下。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1／5，但文盲半文盲却占世界人口1/4，平均文化程度不足5年。随着中国人口的继续膨胀，文盲半文盲等低素质人口群还在大量增长，仍处于“高生育率－低人口文化素质－低劳动生产率－高生育率”的人口低质量循环模式，这种状况不仅难以发挥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优势，而且已成为中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和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沉重包袱。
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使中国的就业压力也十分沉重，且长期存在。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增长势头仍然较快，每年净增人口仍在1300万左右，每年需要安排的城市劳动力1900多万，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向有限，新增农业劳动力又超过从事非农产业劳动力的转移速度，这无疑使就业压力更加加大。数亿潜在的农村失业大军已成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严重制约因素。
中国不仅已为过去人口剧增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将为今天的人口控制付出可观的代价，中国在低收入阶段就会出现人口老龄化问题。根据预测，本世纪末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将上升到6.8％，接近老年型年龄结构，2020年将步入老龄化严重阶段，到2040年达到峰值年份的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17％，与国民经济发展比较起来人口老龄化具有提前到来和峰值较高的特点。这会使社会承受过重的经济负担。
第二，随着人口增长，自然资源日趋紧缺，有些资源已接近资源承载极限。中国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这种短缺主要表现为：一是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短缺。如人均耕地面积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面积不足1/6，人均草原面积不足1/2，人均矿产资源也只有1/2。二是严重的结构性短缺。具体来说主要包括总体资源的结构性短缺，如全部资源中除煤炭十分丰富外，其余较丰富的多为经济建设需求量小的金属和非金属矿藏；同类资源的结构性短缺，如在化石能源中石油、天然气等优质能源所占比例偏低，煤等劣质能源所占比例过高；开发条件的结构性短缺，如铁、磷等矿产资源也较丰富，但多为贫矿，增加了采炼的成本。
随着人口增长，各种有限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还将持续下降，对资源的需求水平却会大幅度上升，同时，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空心化现象仍将是一个长期面临的问题。尽管科学技术进步将缓解一部分压力，但总体上仍将加重资源负荷，特别是加重了对较难增加的土地和淡水资源的压力。当然，我们在考察资源短缺时，不仅要注意到资源人均占有量的短缺，而且要特别注意到资源的结构性短缺。 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不可更新资源更是如此），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增长对其需求量的与日俱增，供需矛盾日趋尖锐，某些自然资源正在衰竭，且呈锐减趋势，承载能力下降。中国环境资源系统的主要生物资源承载能力已接近超负荷的临界状态，一些有限资源已进入了承载力的临界点。如农业资源的日益紧张，已接近资源承载极限。人口增多，耕地减少，淡水资源紧缺，粮食需求迅速扩张，而粮食增产却举步维艰，使中国将长期被严重的粮食紧张所困扰，严重威胁着中国人口的生存和发展。
第三，环境污染迅速蔓延，自然生态日趋恶化。一部人类发展史，从特定的角度来说就是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一方面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环境，环境质量对人口的数量、质量、分布等产生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变动直接作用于环境，尤其是人口数量长期持续增长，引起不同程度的环境恶化，已经开始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从全球范围来看是如此，中国的人口增长和快速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压力也超乎寻常的增长。中国正以历史上最严峻的生态环境，负担着中国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人口活动量，生态环境压力超越了大自然许多系统的临界平衡极限，已直接威胁着当代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并将不断深化为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危机之一。由于欠帐太多，资金有限，控制中国的环境污染需要一个较长时期，而控制中国生态破坏的任务则更为艰巨、持久，也需要更长时间。如果环境政策稍有松懈，则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速度将更加迅速。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以上分析说明，要摆脱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协调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必须从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承载力方面进一步探讨中国不同时期和区域的适度人口容量，从而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更好地协调人口与资源环境的依存关系，在整体协调的基础上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仍然是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再走以资源高消耗和生活资料的高消费来支撑和刺激经济增长的传统现代化道路，更不能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这种“人海战术”来实现其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等各个方面都比较紧张且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状况下，要在某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没有其他领域的相应进展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这种“硬”约束、“紧”运行的状态下，以牺牲其他方面为代价，实行“单项突进”的发展战略是行不通的，而应该在各个方面比较协调的条件下实行平衡发展的战略。如在过去实施传统发展战略的条件下，只主要着眼于经济上的“赶超”，不惜牺牲资源家底和环境质量去片面追求工业增长指标，其结果是人口激增，农业和基础产业发展相对不足，技术进步缓慢，经济效益低下，付出的代价巨大，经济增长受阻，经常出现大起大落。因此，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战略，应该是各个方面协调配套，相互衔接，兼顾当前和未来的整体发展战略。
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兼顾当前与未来的整体发展战略，实质上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确处理与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相互关系的共同发展战略，是人类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唯一途径。从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来看，经济增长方式应该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具体来说，经济发展要从以产值为中心的单一经济指标向多元指标构成的综合性的生态经济指标体系转变；要从单纯的经济发展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的同步发展转变；要从传统的自然资源的单纯消耗向有效保护、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相统一的资源发展战略转变。 从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来看，就是要缓和与解决过剩人口与短缺经济的矛盾，这是中国总体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具体来说，就是要使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增长可持续发展；要使人口质量与经济技术进步可持续发展；要使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持续发展。
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来看，根据“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最广泛的定义，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这一思想就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要求，既包括吃、穿、用、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也包括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生存权利；
（2）迅速发展经济，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加快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的调整，不断提高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走集约经营的发展道路；
（3）把近期利益与长远目标结合起来，实现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基础之间的长期平衡发展。
显然，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否定那种人口放任、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效益低下、分配不公、教育滞后、闭关锁国、管理落后的传统的发展模式，而要实施特别对生态环境给以极大关心，强调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促使自然资源不断更新、积累、增殖和永续利用的协调发展的整体战略。这一发展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十个方面的内容：
（1）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建立从严控制的人口再生产体系；
（2）维护资源基础，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展资源产业，建立资源得以永续利用的资源利用体系；
（3）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健全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4）集约利用资源，不断降低物耗，建立低消耗高产出的物质生产体系；
（5）满足人民基本需求，引导社会消费，建立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
（6）促进市场发育，改进宏观调控，增强企业活力，建立效益持续提高的经济体系；
（7）建立、健全劳务或劳动力市场，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建立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分配体系；
（8）促进科技开发和生产结合，建立创新、实用的技术体系；
（9）普及初等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积极扩大职业教育，建立适应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教育体系；
（10）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建立稳定对外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
从中国长久的、稳定的持续发展来看，实施整体协调的发展战略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包括人口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人口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内容。这里笔者主要从控制人口数量与提高人口素质等方面来分析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从中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来看，中国首要的任务是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人口规模庞大、人口素质低下、人口结构不尽合理，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中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所要解决的三个首要问题。到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将达到历史上最大数量15－16亿。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会更加突出。缓解这一矛盾只能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严格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二是提高人口素质，使自然资源能得到既充分又合理的利用。这两个方面都做好了，就能减轻人口对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为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坚定不移地实施计划生育，长期不懈地控制人口增长是解决中国其他社会经济问题的基本条件。就生态环境而言，人口得不到有效控制，环境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落实到实处。因此，要继续坚定地实施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这是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下去的战略思想，也是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坚持的人口政策。 中国的人口政策和人口回落是一个持续百年的历史过程。根据中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长期性、累积性和周期性的特点，中国人口政策也要根据中国人口现状和经济发展水平，不仅要着眼于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且要考虑今后数十年后可能出现的问题，要尽可能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因此，要加强对目前人口状况的研究分析，充分开发、利用现有人口数据，并通过多方案预测对人口发展趋势做出明确的分析，在控制人口出生率和防止人口过度老龄化通盘考虑的基础上，制定一个适度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综合方案。
实施上述人口政策方案，要树立长期稳定的战略目标，逐步实现人口的零增长；要掌握政策界限和政策的阶段性，逐步实现人口结构的合理化；要选择好政策的重心，抓关键，带全面，重点杜绝多胎生育，关键控制农村总和的生育率。为保证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必须加强人口的法制建设和管理；加强经济控制政策和实行利益诱导；加强宣传教育和发动群众参与人口管理；重视社会的作用和实行国家、地区、家庭三个层次的管理相结合。此外，还要开展人口教育，转变生育观念，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这样，中国的人口增长数量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中国人口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控制人口数量对减轻人口生态环境的压力有显著的作用；提高人口素质则对转化人口压力、减少生态环境破坏，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具有举足重轻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这是因为，资源与经济是相互依存的，又是相互矛盾的。资源丰富有助于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可能使某些资源衰竭，二者的调和主要靠人类的智慧――科学技术，也就是需要高素质的人口。
人口素质主要指人的身体素质，文化智力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提高人口素质主要指提高人口这三个方面的素质。这里笔者只就提高人口的文化智力素质等作些分析。人的文化智力素质，是指后天人在社会实践中所具有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水平、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在现代科技革命影响下的社会经济活动中，智力支出日趋成为人类劳动的主导。科学技术引起的产业结构日趋向技术密集、信息化方面的发展，进一步引起了职业构成的变化，日益要求人口文化技术素质不断提高，并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核心。人口众多之所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口文化智力素质低下，人力资源没有转化为人力资本，且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因此，只有努力提高中国人口素质，充分利用其人口资源并使其转化为人力资本，中国的人口包袱才会变为社会财富，变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源泉。这一点在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显得非常重要。越是自然资源相对不足，越是要大力开发人力资源；越是建设资金紧张，越是要强化人力资本投入；越是经济发展落后，越是要发展教育科技。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不仅是世界发达国家经济的最重要的经验，也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然而，我们强调的人口文化智力素质的提高，自然包括人口的资源环境素质的提高。人口的资源环境素质是指人口开发利用和保护资源、环境的知识、技能以及人口的生态环境意识。在当今世界，是否具有健康的生态环境意识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重要标志。在一个“生态盲”、“环境盲”充斥的国度里，要想根本改善环境是难以想象的。中国之所以在人口环境问题上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愚味、无知、缺少生态环境意识和生态环境伦理。因此，从长远考虑，要把树立全民生态环境意识作为提高人口资源、环境素质的重点，把人口教育、环境教育植根于国民教育之中，使社会公众具备基本的生态环境基础知识、生态环境国情意识和人口意识，并使之长期保持人口、环境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
影响人口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因素中，从长远来看起根本作用的是发展经济和普及教育。相对而言，教育比其他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以及对人口素质的提高，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从教育对生育率的影响来看，妇女生育率与妇女文化教育都存在着一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妇女文化教育程度越高，终生生育的平均子女数越少。根调查，人口教育水平的提高，还会降低人口的死亡率。教育水平是人口素质的核心。也就是说，决定人口素质的关键在于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在现代经济和现代科技已十分发达的今天，这一点更为明显。为此，中国要努力提高教育投资强度和效益，实现全民普及教育目标。最主要的是要根据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从教育入手，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为人与自然的协调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前提条件。
概括来说，实现中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实现中国人口的现代化。所谓人口现代化是指人口发展的未来方向，是指作为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的人类自身现代化建设。人口现代化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即向现代人口类型转变；二是人口素质的现代化。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是指与现代科技为基础的社会生产相适应的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所形成的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再生产模式。即人口质量与经济技术进步的交互发展呈现“低生育率――高人口文化素质――高劳动生产率――低生产率”高级循环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自产业革命后，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产业结构现代化、以及教育普及化相同步，已形成现代化的人口再生产模式。中国正处于人口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化的过程中，人口质量与经济技术水平的交互发展也正处于由初级向高级循环模式转变阶段。然而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人口再生产转变并不是与工业化、城市化、产业结构现代化和教育普及化同步发生的。因此，在中国通过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动来推进人口的现代化就显得很有必要。人口素质的现代化在人口现代化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也已显示，人口素质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点笔者在前面已作了较多的阐述，这里也就不再赘言。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是谋求人口、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尽管现在中国和世界正处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之中，然而，实践证明，人类是可以通过自身素质的提高来逐步找到以上矛盾缓解和协调的途径的，从而实现良好的人口环境，适度的经济增长，社会的全面进步，可以持久利用的自然资源和形成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的。这正是人类能够走向未来的希望所在。（曹新/中共中央党校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冲突：回眸与前瞻 胡玉坤
在我们迎来了低生育率,尤其是13亿人口日之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问题激起了学界新一轮的讨论。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虽然不是初露端倪的问题，但重新予以审视也势所必然.
一、历史回眸
人类对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探寻源远流长。晚近的缘起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毁誉不一的《人口原理》。但世界范围内对人口、环境与发展兴趣的彰显，可以说出现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各地经济、政治、生态及文化迅速重构的背景之下。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先亮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旗帜。继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992，里约热内卢）之后，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1994，开罗）、社会发展高峰会议（1995，哥本哈根）、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北京）及其一系列后续会议均确认了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之道。例如,在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上，179个国家一致通过的《行动纲领》突破了传统的人口控制视界，提出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一里程碑般的范式转变标志着世界人口与发展领域全新的发展指向。可持续发展之风随之吹遍全球各个角落，“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未来世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造成危害”的理念赫然写入了国际发展议程，也逐渐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
始自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制约就逐渐显露，但国人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认识在那时还相当肤浅。中央政府在1956年开始号召计划生育，但此时尚未就资源环境保护采取相应的措施。到70年代初出台计划生育方案时，尽管其理论依据之一是人口数量对资源环境构成的巨大压力，但当时的认识还是很模糊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改革开放以来，在遏制人口过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对资源的无节制索取和对大自然的破坏也空前未有。这一切引起了境内外有识之士的警觉和关注。
跨入90年代之后，国际潮流的推动、政府的承诺与行动、人口压迫资源环境的现实挑战以及学术研究的推展等诸多合力一步步将此主题推向新高。当全世界聚焦可持续发展之时，改革开放、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和男女平等在我国被并置列为基本国策。谋求人口与社会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人口与发展的战略性目标。中央决策层自1991年起在“两会”期间召开一个“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1997年更名为“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到1999年再度更名为“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这一名称更替本身便是折射中国政府认识转变的最好例证。此外，全国政协1998年成立了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下设人口（综合）处、资源处、环境处等部门。它曾就“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和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等问题开展过调查研究。在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之下，人口、资源与环境颇具中国特色地被整合到了一起。自90年代中叶以来,中国做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逐渐由理念变成政策，再由政策化为实践。
二、计划生育与资源环境压力的缓解
计划生育的实施是否缓解了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呢？回答显然是肯定的。中国当下的资源环境危机林林总总，无一不与人口问题息息相关。其中人口数量、素质、结构、空间分布及人们的生产与消费方式等等，莫不对生态环境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反之亦然。但中国众多资源环境危机的根由恐怕首推人口过剩（Qu，1994）。人口众多这个基本国情过去是、在未来数十年还将是困扰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由于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贯彻执行，中国得以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之列。我国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通过人口控制项目我国少出生了3亿多人，使世界60亿人口日和中国13亿人口日的到来推迟了四年。这一人口转变无疑对稳定世界人口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总和生育率跌至更替水平以下也为解决中国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迫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背负着人口的历史包袱前行。当人口压力同全球化交汇之时，经济发展和资源短缺与环境退化之间的矛盾更形凸显。毋庸质疑，中国的现代化努力付出了高昂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近30年的经济奇迹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以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消费、高污染的粗放型生产增长方式，致使人口及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不断恶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当然，正像我们不能孤立地看人口危机抑或资源环境危机一样，我们不能把人口问题同资源环境问题的交互作用割裂开来，也不能简单化地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很显然，中国环境危机的根源和对应之策决非只是人口众多本身。摆脱生态失衡的出路亦非只是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不过试想一下，假如我们现在拥有的是16亿而不是13亿人口的话，我们又该面对怎样一种的生态困境？！诚然，我们需要对人口遗产和生态变迁有更深入的探讨和思索。
三、人口遗产与资源环境前景 
我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增长态势仍不容乐观。中国人口与环境资源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显然并不是在短期内就可以从根本上予以解决的。由于人口的惯性增长，我国人口总量仍将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未来几十年我国人口将仍以每年净增1000万左右的速度增加,到2030年前后总人口将达到15亿左右。满足不断膨胀的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仍将是无可回避的严峻挑战。到本世纪中叶当中国人口达到最大规模之时，或许就是对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最大考验之际。
其一，我们疆土广袤，占世界第三位，但主要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低下。
我国人均耕地、森林、草地及水资源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例如,人均耕地仅1.6亩左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伴随人口数的进一步增长，各种主要自然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将继续呈下降趋势。这将严重制约我们缩短同发达国家之间人均GDP的差距。
其二，中国是个有13亿消费者的国度。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改善，自然资源的损耗和需求将与日剧增。已有不少专家惊呼，“中国主要生物资源承载能力已接近超负荷的临界状态。”以粮食生产为例，尽管我国粮食总产量位居世界之首，但解决13亿乃至未来15亿人吃饭的问题仍是巨大的挑战。农地的锐减及其生产率的下降已成为制约粮食生产的瓶颈。自1980年以来，我国每年丧失的可耕地在50-100顷之间徘徊。沿海省份的城市化和工业扩张侵吞了大量优质地。不适当的灌溉、复种、化肥的滥用、有机物浪费等已严重威胁到粮食增产（Smil，1997）。尤其是“入世”以来，粮食进口逐年递增。“中国人能否养活自己”不时激起境内外学者对中国未来粮食安全的怀疑（Brown 1994和1995）。
其三，科技进步一方面可能有助于缓解资源紧缺，另一方面则有可能加速对土地、水及其他资源的损害。凡此种种一再昭示人们，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生活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将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环境构成更严峻的威胁。若不及时有效地予以遏制，势必危及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鉴于如此之巨的人口总量和年增长量，稳定低生育水平、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刻不容缓。
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运动方兴未艾。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约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人对能源、土地、粮食等需求的不断增加不可能不影响到“地球村”的其他国家。中国人口控制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成败因而也将对整个人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我们站在新起点上反思人口过剩及人口与其他发展问题互动的一个契机。稳定低生育水平无疑是我们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