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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
案例1：和平与发展:走出百年循环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一千多年前，唐代诗人王勃写下这样一句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充满了瑰丽想像和人文情怀的诗句千百年来倾倒了一代代人。也许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今天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村庄，“天涯若比邻”已成现实；但是，我们能够幻想，地球村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居民们，会毫无芥蒂地沉浸在“海内存知己”般的脉脉温情中吗？
如果套用今天的语言，可以说王勃当年的诗句是不经意地表达着一个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和平与发展。
是的，没有和平就没有友爱，没有发展就不会有世界的大同。和平与发展，是人类世世代代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人类一直在努力。尤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这种努力和追求更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显得格外绚丽和悲壮。
在20世纪最初的时刻，世界依旧沉浸在一种舒缓、宁静的气氛中。天空中没有飞机的轰鸣，都市里没有汽车的喧嚣，没有任何迹象表明，20世纪人类的生活会有多大改变。辚辚的马车声中，人类重复着最后的宁静。
但是很快,这种宁静就被激烈的变革和连天的炮火打破了。20世纪在动荡中迈出了步伐，战争成为世界性的，市场成为国际化的，信息成为全人类的。新的科学进步，新的技术革命，新的思想思潮，新的文化时尚，新的政治局面，新的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等等等等，凝结成人类有史以来最多的矛盾、冲突、斗争和混乱。百年历史的大舞台上，幕起幕落，风云舒卷，上演了一出出关于毁灭与重建的戏剧，使得20世纪成为人类生活变幻最为剧烈的时代。
在刚刚逝去的100年里，瞬息万变的国际风云，力量与智慧的全球性角逐，使得国际舞台犹如一个快速旋转的万花筒，时而风起云涌，时而扑朔迷离。正义与邪恶对垒，光明与黑暗较量。20世纪的上半叶是战争与革命的时期。1914-1918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国家33个，卷入战争人口15亿以上，死伤3000多万人。俄国爆发了十月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期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国家和地区60多个，卷入战争的人口20多亿，死伤9000多万人。血雨腥风的战争，几次把人类推到毁灭的边缘，也终于使人类在恐怖中醒悟：战争，特别是大国间的战争已不一定是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而有可能是人类的终结。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这个时期的两大主题和基本特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在摩擦和竞争中长期和平共处；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把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作为中心任务，以便争取在21世纪的世界格局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和平力量不断增长与壮大,维护世界和平,谋求经济发展已成世界的主要潮流。
处在世纪之交的人类，前面虽然有无限美好的未来，然而信仰危机和科学危机同时降临世界。
当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重新审视20世纪人类命运的时候，我们会承认，这个世纪是最令人惊奇、最鼓舞人心，有时最为恐怖，但却是妙不可言的世纪之一。
这是一个变革的世纪。20世纪的人类在创造历史、认识自然的过程中获得了物质的解放，同时，在思想观念方面也实现了精神的解放。一个个国家独立，一顶顶王冠落地；科学昌盛，文化交融。技术的进步和地理的变迁使得传统价值观念和制度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科学、自由、民主、平等成为人类体验到的真谛。
这是一个挑战的世纪。科学技术的飞跃对人类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无疑是挑战性的和决定性的。20世纪自然科学的四大成就──相对论的建立，量子力学的建立，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密码的发现──彻底改变了人类和当今世界的面貌。原子弹爆炸、人造卫星上天、阿波罗号登月之旅、克隆绵羊、遍布全球的互联网……种种异彩纷呈的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的推动已经呈现出一种越来越加速的迹象，科学在人类眼里就像一盏阿拉丁神灯，带给人类那样不可思议的奇迹,不可预知的未来。
但同时，20世纪又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世纪。时至今日，因种族、宗教、土地而引起的冲突，并没有因为经济和科技的发达而减少。相反,它们令生命更加脆弱，一颗原子弹可以夺去数万人乃至数十万人的生命；一场远距离的空袭战，是以在瞬间摧毁敌方，毁灭平民百姓正常的生活。
阴影还不仅仅来自战争，科学的潜在危险也正降临人间。正如英国一位科学家兼作家所说:“技术具有两面性:行善与威慑。在全部历史中它都给我们带来了福祸。”这句名言表明了人类某种程度上对科学的畏惧──科学的发展或许会对人类的存在与未来构成某种威胁。
阴影还来自人类对环境的掠夺和破坏。20世纪环境污染严重，大量物种灭绝；南极洲正在消融，臭氧层空洞扩大。留给下世纪的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地球。
在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学者中间，一直流传着一个所谓战争与和平的百年周期:“和平带来富裕，富裕带来骄傲，骄傲带来愤怒，愤怒带来战争，战争带来贫穷，贫穷带来博爱，博爱带来和平……世界历史就是这样循环的。”21世纪的人类，能否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教益,走出这个循环?
我们怎样才能消除文明社会中人的异化给未来的蓝天染就的沉沉暗色?
我们怎样才能克服阶级偏见、民族偏见、文化偏见，在全球范围内彻底消灭种族歧视、阶级压迫、霸权主义、战争和掠夺?
我们怎样才能逃脱大自然的报复，缓解危机?
新时代正在来到。在这个新的起点，我们有必要站在历史的高度进行总结。
总结必须是反思的，通过反思从自身找出成功与失败的原因、经验与教训。既记住过去岁月里的光荣、梦想、成功与不朽，也记住它的丑恶、失败、腐朽和黑暗，目的则是让人类在未来更好地生活。
据宇航员说，从天空中看到的地球，是一个美丽的蓝色的星球。面对新世纪，我们憧憬未来大地遍布绿色，光彩照耀人间，撒哈拉变成沃野，艾滋病、瘟疫不再肆虐，饥荒与严寒远离众生，战争与民族冲突灰飞烟灭。为了实现这些美好的梦想，人类还需做艰难的努力。
回首20世纪，让人们感到欣慰的是，过去的百年仍是一个肯定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肯定了对幸福的追求的时代。这种对生活的热情会使我们有决心去把握新世纪──在21世纪,继承20世纪的文明成果，摆脱20世纪的惨痛苦难。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酝酿着一次次新的飞跃，必定引起社会的巨大进步；
世界上两个阵营对垒、两霸争雄已成为过去，烽火渐息，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渐次来临；
世界将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人类将越来越学会荣辱与共，共同的文明将有可能在交流融合中诞生。
案例讨论：
（1）20世纪的时代主题发生了怎样的演变？
（2）怎样理解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
案例点评：
（1）20世纪世界发生了大动荡，20世纪前50年时代主题是革命和战争，二战后转变为冷战，到80年代转变为和平与发展。
（2）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这是世界各种矛盾发展变化和世界抑制战争因素不断增长的合力作用的结果。目前，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越来越收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在和平的国际环节下，各国都在不断发展本国的经济，对内图稳，对外思和，是多数国家的政策取向。
案例：2你被全球“化”了么？
在京城必胜客吃完比萨饼，走进五星级电影院买了一大包爆米花和一杯可口可乐，坐在可以调节角度的软椅上看美国进口大片。我对十四岁的儿子说：“你现在的日子过得多好，可以和全世界的人一起，同步看西方电影，这在我们那会儿想也别想！你算是赶上好日子，过上了全球化的生活。”
“你别美了。你这是被别人全球‘化’了还得意呢。”多年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丈夫泼来一盆冷水。“咱们中国人没日没夜生产衣服和鞋子，多少汗水凝结成的产品才能换回那么一点外汇，你算过吗？可人家美国人，坐在办公室里动动脑筋，把他们的音乐、影视产品输送给你，不仅赚足了钱，还把这些精神文化的东西扎根在你心里，侵蚀着你的头脑，可你没脾气，挡也挡不住，喜孜孜地就在全球化的幌子下被别人‘同化’了。”
一席话惊醒了我。可不是吗？看看周围的人，再想想大家的生活，在今日社会中的每个人，从吃穿住行的物质产品到娱乐消费等精神产品，有多少没有被全球“化”？最近从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讲诉的是一个白领人从早上7点起床到晚上11点就寝的普通一天。7点：在摩托罗拉叫早中醒来；7点至7点20分：高露洁、佳洁士，吉列；7：20到7：50分：雀巢、高乐高；7：50到8：50分：别克、雪铁龙；9点至18点：IBM、诺基亚、爱普生、中国网通、中国移动通讯、中国银行、Google、派克笔、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得基；18点至19点：家乐福、阿迪达斯、耐克；19点至23点：索尼、CCTV；这些陪伴在一些人身边的全球品牌，只说出名字就知道用途。这个相当有代表性的作息时间表，的确是很形象地表现出现代人单调而趋同的“全球化”了的生活轨迹。
我们的生活多多少少被全球“化”了，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回想起经常在新闻中看到欧洲人游行反对全球化，曾经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欧洲人不愿意融进国际化的生活圈？几年前去欧洲时，经常对他们生活中的慢节奏表示不满，有时会拿美国人的“进步”例子作比较，引起欧洲人轻蔑的哼一声“美国人”？我当时心里也说老欧洲人！你妈妈说的话难道是真理？这样墨守陈规你还能进步吗？（欧洲人做事有一个传统：“我妈妈说这个不可以吃”）。
一个人的想法随着见识和视野的开阔在不断变化。这两年再去欧洲，我开始学会去欣赏欧洲独特的风格。欣赏它生活中优雅的节奏；欣赏它恒久风格和色彩的老房子；欣赏它顽强保持自己历史文化的执着；甚至欧洲人眼中漫不经心的眼神也成为欣赏的一部分。欧洲人不愿意接受全球化，他们热爱自己祖辈多年积累下来的文化，他们坚持不懈的保护着它，传播着它，与人们分享着这份瑰宝。
案例讨论：
（1）我们的生活多多少少被“全球化”了，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2）全球化浪潮的汹涌而至，我们将以何种心态来面对？
（3）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应该怎么办？
案例点评：
我们的生活被全球化了，这既是好事也是坏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于每个国家来说，即有机遇也有挑战。全球化是一种势不可挡的浪潮，我们无法回避，只能积极的面对。我们应抓住经济全球化带给我们的机遇，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提升自己的综合国力，这样才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处于领先地位。
案例3：“中国威胁”，还是威胁中国
说美国是当今“中国威胁论”的策源地，恐怕一点也不为过。尽管日本《诸君》杂志早在1990年8月发表的文章《论中国这个潜在威胁》，即无端认定中国是一个“取代苏联的潜在威胁”，但就影响而言，美国才是“中国威胁论”发源和扩散的主导国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大辩论似乎一直没有间歇，如果硬要分段的话，也有4～5次之多，对中国的关注已经达到异乎寻常的地步。
美国有关“中国威胁论”的鼓噪，登场时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末一次妖魔化中国浪潮的尾声。像是要为当时反华气氛推波助澜和为影响新政府对华政策造势似的，美国国内出了两位人物。一是畅销书作者比尔·葛茨，这位保守的《华盛顿时报》记者在2000年秋抛出《中国威胁——人民共和国如何瞄准美国》一书，以披露五角大楼、中情局等未公开的材料为卖点，大肆渲染中国军事“威胁”。二是米尔斯海默——这位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颇有些知名度的教授，开始激进撰写并在布什政府上台后出版《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他立足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国际政治，大国生存意志是尽可能增强、壮大自己，谋求霸权，衡量大国的标志则是人口规模与财富。人口众多并在迅速崛起的中国成为超炫的目标。他认定，随着国力的增长，中国将在21世纪推出“亚洲门罗主义”，把美国赶出亚洲，因此中国天然地要成为美国的冤家对头，中美发生激烈的冲突在所难免。该书的面世，标志着“中国威胁论”从过去的泛泛而谈上升到理论层次。
反恐战争告一段落，伊拉克大选尘埃刚刚落定，美国全球战略的反恐色彩就开始淡化，对大国挑战的防范重新浮上台面。罗伯特·卡根这位善长于战略思考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助理，在2005年1月23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发表题为《更高的现实主义》的文章：他认为反恐怖战争从来就不是美外交政策的典范，它太狭隘，太有限。该智囊库的“掌门”马修斯也认为，如果美国只专注恐怖主义而顾此失彼，将铸成战略大错。
在此情况下，米尔斯海默不失时机地在今年《外交政策》双月刊1～2号推出《巨人之间的冲突》，断定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他呼吁美国设法遏制中国，将它削弱到无法与之抗衡，最终不再有能力控制亚洲的程度。名记者卡普兰在《大西洋月刊》今年第六期也撰文附加说，中国将是比俄国人更为可怕的对手。中国对美国构成了主要的常规性挑战。他主张把太平洋总司令部署换成遏制中国的前沿平台，即相当于欧洲的北约。
美国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及附和者，来自不同的利益集团、保守团体、行业与产业协会、保守的媒体、保守的智囊库学者、像米氏一样的大学教授、宗教人权组织、五角大楼与国会个别官员等，人数不少，沸沸扬扬。他们把住既有的“依据”，又不断拓展关注的面。
一是经济问题政治化。中海油并购优尼科等就成为攻击中国的靶子，多方设卡堵压，让你怎么也迈不过政治门槛而前功尽弃。
二是上升国家安全的战略层面。以往的“中国威胁论”，如无根无据的《考克斯报告》、“中国间谍案”、“政治献金案”和“李文和案”、也以危害美国家安全为由，但此一波的威胁论者，好像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就像米氏一样，观点鲜明地强调一个已然崛起的大国对美国是祸而不是福。
三是“中国威胁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夸大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但除此之外，“经济威胁论”、“外交挑战论”、“排挤美国论”、“技术侵蚀论”等同样突出表现出来。他们怀疑上海合作组织成员要求美军撤离中亚是因为“受了大国的胁迫”。东亚峰会是要“排挤美国”，中国开展地区合作是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深入拉美则是挖美国的墙脚，与一些美国不喜欢的国家进行经贸合作是要“与美国对着干”。
鼓噪“中国威胁论”者不再仅停留在民间组织、学术层和国会等，布什政府的一些重量级大员也参与其中，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中情局长戈斯等也走上桌前台面，公开指称中国军事现代化对美国将是一个“直接威胁”。
“言必称中国”，本来也无可厚非，但在“中国威胁论”鼓吹者的思维中，美国是一个肢体发达的重量级拳手，找不到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就可能变得慵懒虚弱；没有一个实力相当的敌对角色，五角大楼要维持很快要超过世界所有的国家军费开支总和的经费预算、维持最庞大的战争机器就失去了依据与理由。
可以肯定，此番“中国威胁论”的喧嚣绝不会是最后一次，它必然伴随着中国艰难而曲折的崛起过程。中国越来越开放，对外部世界的反应将会越来越来越有包容心，也更自信更有能力证明自己的善意。但我们不能指望别人像我们一样充满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期望。
从这个意义上看，对于“中国威胁论”，我们不宜简单予以痛斥，持有“中国威胁”观点的人，除了一些充满敌意、充满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执的人以外，有不少是被误导或出于不了解情况的本能担忧与恐惧，对此我们应有所鉴别，多做解释与沟通工作，不宜统统扣上“中国威胁论”的帽子。
我们可以欣悦地看到，在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大辩论中，“中国威胁论”虽然高起高走，但并未一边倒。对于“中国威胁论”，美国国内不乏重量级学者和政治人物出来进行针锋相对的或争或论，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本杰明·施瓦茨、理查德·哈斯、桑顿、尼古拉斯·拉迪、戴维·兰普顿等。布热津斯基在与米尔斯海默的公开对决中强调：中国正在崛起，迄今为止是和平地崛起。中国领导人并不倾向于向美国发出军事挑战。施瓦茨在《大西洋月刊》载文说，认定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造成冲突，这是对历史的误解。
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已深入到方方面面，利益交织、错综复杂，有人甚至说它是一对“连体婴儿”。中国的发展是在不断融入而非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实现的。
案例讨论：
（1）到底是“中国威胁”还是威胁中国？
（2）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对外战略中，如何让世界相信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
案例点评：
（1）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强大，西方一些国家不断抛出“中国威胁论”，西方国家抛出此言论的目的暴露出了他们的心理态势，他们不希望在亚洲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所以借各种机会给中国制造麻烦，所以，不是“中国威胁”，二是威胁中国。
（2）在对外战略中，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五项原则，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才能让世界相信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
案例4：新中国外交风云录
新中国成立到五十年代末期，世界上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阵营严峻对峙，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美国继续坚持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妄图以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等手段把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为了巩固我国得之不易的独立，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一边倒”的战略、一边倒，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引下，我国把发展同苏联的关系放在首位。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此同时，我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也获得全面发展，从而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我国在实行一边倒战略的同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国内，不盲目照搬苏联的经验，努力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上，强调平等原则，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批评和抵制。
我国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同时，积极谋求建立新型国际关系。
我国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并派兵进人我国领土台湾，直接威胁我国安全。应朝方要求，我国派志愿军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军事和外交两条战线上同美进行面对面的较量，迫使美国不得不于1953年7月签署朝鲜停战协定。
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台湾问题就成为中美焦点，我国严厉谴责美国侵占台湾的罪行，强烈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坚决反击台湾当局在美国支持下对大陆和沿海进行军事骚扰，并一举解放了浙江沿海岛屿。
经过这一时期的外交工作，新中国在国际上已经站稳了脚跟，为中国外交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各种国际力量分化、改组，苏联逐步走上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苏美力图保持两极格局，竭力加强对各自盟国的控制，从而加剧了两个阵营内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中苏关系恶化，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西欧国家独立倾向有所发展，帝国主义阵营矛盾重重。与此同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西方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不结盟运动兴起，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毛主席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我们的战略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根据上述战略，我国大力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积极发展同新独立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
20世纪50年代末期，苏联领导人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企图将我国纳人其全球战略，苏提出共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等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并要我在台湾等问题上放弃原则，遭到我国拒绝后，苏联进而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步骤，撤走专家，撕毁协议，制造摩擦，挑起边界冲突，甚至扬言耍摧毁中国的核基地，把中苏关系推向了战争的边缘。我国不畏强? 暴，奋勇击退苏联的多次武装人侵。
朝鲜和印度支那停战后，中美举行了大使级会谈，但美方毫无诚意，会谈几度陷入僵局和中断，与此同时，美国恣意策动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并派军舰为其护航，甚至威胁“随时准备像在黎巴嫩那样登陆”。为粉碎美蒋的战争叫嚣，配合当时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58年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马祖，中国的坚决态度动摇了美国发动战争的决心。毛主席还亲自起草了《告台湾同胞书》，挫败了美国的阴谋。
这一时期，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苏联军事实力不断膨胀，到处伸手，甚至抛出“有限主权论”，对盟国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干涉。而美国由于侵越战争拖累，力量相对削弱，苏美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美国为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挑战，谋求从越南脱身，寻求同中国接近。西欧、日本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日益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亚非拉国家维护和争取独立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成为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
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毛主席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1974年，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主席还提出了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的‘一条线’的战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对付苏联的威胁。
我国抓住美国不断发出的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调整了对美政策，从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开展“乒乓外交”，接待基辛格秘密访问，直到实现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访问，中美双方先后发表《联合公报》、《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但美国并未始终如一地恪守承诺，我国不得不在台湾问题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同美国进行严肃的斗争。
中日关系也取得了突破，1972年7月，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宣布从同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后经谈判，又于1978年8月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关系迅速发展。同一时期，中国同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关系也得到全面发展。
这一时期，苏联从北、西、南三个方面对中国形成包围之势，我国力求通过谈判消除苏联的威胁，双方举行了边界谈判，但毫无进展。考虑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名存实亡，我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不再延长该条约，中苏同盟关系正式结束。
1971年10月，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其他主持正义国家的支持下，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帝国主义孤立中国的政策彻底破产。此后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很大发展。
八十年代苏联由于不断向外扩张，战线过长，特别是陷入阿富汗战争后，内外矛盾加深，国力下降。美国从越南脱身后，内外处境有所改善。美苏争霸态势转人均衡、僵持阶段。西欧、日本进一步崛起。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 邓小平对国内、国际战略作出新的调整，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改变原来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看法；（二）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改变“一条线”战略。这是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内工作重心转移而采取的重大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逐步调整对美、对苏关系，在继续谋求改善和发展同美、日、欧关系的同时，逐步改善了对苏关系。1989年5月。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我国同英国和葡萄牙经过谈判，分别于 1984年 12月和 1987年 4月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分别于 1997年 7月1日和 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
九十年代 随着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正在兴起的知识经济以及世界各国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日益对世界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世界的两大课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所抬头，这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面对新的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开创了我国外交工作新的局面。
（一） 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统一和尊严。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坚决顶住外来压力，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的所谓制裁。
维护我国对台湾的主权是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据此，我们同台湾当局推行的“务实
外交”和分裂祖国的行径，特别是李登辉访美、李登辉抛出的“两国论’以及台湾当局重返联合国的图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93年以来，我国连续7年挫败了有关台湾重返联合国的提案。
（二〕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我国一如既往地把扩大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在维护各自国家的独立主权方面相互支持，在经济、文化方面加强交流。
（三）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我国强调这种国际新秩序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
（四）构筑大国关系框架，中国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我国积极致力于与俄、法、美、英等大国构筑新型的国家关系框架。
（五）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的建设性作用。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主持正义，力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 和南斯拉夫科索沃问题。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裁军领域的活动，为达成《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作出了积极贡献。我国广泛参与多边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活动，并为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进程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案例讨论：
（1）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交工作历史的回顾，如何理解我国对外政策的宗旨和根本原则？
（2）新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什么？
案例点评：
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立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护世界的持久和平。根据这一原则和立场，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革命家的亲自参与和领导下，我国先后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北欧一些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彻底改变了旧中国积贫积弱、屈辱外交的形象，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在动荡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大力支持亚非拉民族独立斗争，同亚非民族独立国家普遍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不断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同一些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进入70年代，美苏争霸愈演愈烈。毛泽东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中国不断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大力开展同日本、西欧国家友好合作，坚决反对霸权主义。
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美关系继续发展，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同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对外关系全面发展。
90年代前后，世界处于新旧格局交替的大变动时期，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邓小平外交思想，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改善和发展了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人类共同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国之一，始终坚持这些原则并身体力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目前中国与160 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经贸、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同所有邻国和周边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绝大多数邻国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在复杂的国际事务中，中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持公道，不谋私利，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推动国际合作、维护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作出了表率和重要的贡联。
中国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是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利益、促进发展的可靠力量；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在联合国等重要国国际组织中，充分发挥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积极作用。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推进裁军进程、促进全球发展，以及解决国际争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务主要有：进一步推动我国同发达国家关系的全面发展，致力于全面建立稳定的大国关系的框架；努力营建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继续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把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推进到令人满意的新阶段；积极开展首脑外交和多边外交，不断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加大涉台外交斗争力度，遏制台湾当局的“务实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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