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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化：思想的最终归宿
石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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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飘荡在欧洲上空的幽灵——马克思主义——经过无数双黑手的捏弄把玩发黑变质后终于在20世纪的春天降临在俄罗斯平原上。相应地，它似乎从被卑劣的资产阶级政权四处追杀的危险境地中疯狂逃脱出来摇身一变成了权力的象征。然而，这却几乎是一场比“狸猫换太子”更拙劣的闹剧，君临天下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它已遭到暗算，而且并非在 “思想的实现即思想和思想者的毁灭”这样的近乎荒谬的意境中含笑九泉。在极权主义者的断章取义和肆意的歪曲利用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天才的洞见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旨在解放人的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已经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发掘以前，一直被埋藏在历史的阴暗地窖里。极权主义者在它的灵魂已飘上九天的躯壳中注入了阴险的政治权术、人性肮脏一面的毒素，通过对它的本质精神的层层剥离，使它彻底成为改朝换代，为一小撮人利用统治权力谋取荣华富贵的工具。它不仅在现实中成了权力、地位与财富的象征，成了谁号称信奉它并顺着它这根木竿往上爬即有机会参与瓜分社会利益的“社会稀缺价值资源”，而且在理论上成了判别好与坏、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关于社会、历史与人的存在价值的标准。表面上，通过这样的运用原来思想的术语来成功地否定原来思想的卑鄙伎俩，以及通过与资产阶级彼此心照不宣地联手将弥漫于极权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冒充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即卡尔.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的成功宣传，这种欺世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威风和不可一世似乎已通过它在极权主义国家的统治意识形态地位而让被它所冒充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往昔的耻辱痛快淋漓地得到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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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夺取国家政权的具体语境，经过不断的对卡尔.马克思本人思想的遮蔽、加工、扩展，在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以及伪马克思主义者的文本里，人类社会以往的改朝换代所提供的理由从来没有象“社会主义革命”那样充分和具有无可辩驳的“价值依据”。它的口号早已超越了人本身的生存性质、存在状态以及追求符合人性尊严的生活、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的冲动的阀限，而是以历史规律，以人性在历史规律制约下有序展开的实践逻辑为根基。它宣称自己天然地代表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的历史规律”，因此，和人的以人道主义诉求对抗物的国家暴力机器所必然表现出来的软弱无力性不同，一切违背它的意志或阻挡它去路的东西在理论上都必然沦为失败的命运。

    造成这样狂妄不可一世的自吹自擂的滑稽图景、这样的思想被意识形态化到令人恶心的程度的现象固然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杰作，但是，卡尔.马克思本人确实也为此而提供了一些东西。而且，单纯从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看，作为一种思想，无论真假马克思主义都有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反过来否定自身的可能。甚至，这几乎是任何一种谋求影响力，即超越于原创者思维结构之外而企图在政治社会、世俗社会中一呼百应的思想所无法避免的一条不归路和逻辑上的最终归宿。无论怎样的乔装打扮，只要不是思想主体用来纯粹的自娱或仅限于在一个亚文化群体中用来相互娱乐，思想本身即已隐含了影响人、改变人的精神结构进而以人为“工具”支配人去改变世界的指令，这也即一种“权力”的指令。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对世界的重新编码，借助于对世界的解释、规范以及对人的精神的整合和对人的人格结构的改造，它的价值指向、话语指涉趋向于这样的一个绝隹的境地：将其语码所代表的内涵转化为人的存在属性，并以其“事实判断”作为存在于人思维结构中的世界而取代现实的世界，以其“价值判断”重新设计人的情感反应模式、对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道德的基本态度，从而通过“人”这一中介实现了对与其语言所指与能指不相容和相互排斥的世界的颠覆。这样，思想本身便已不是要把握世界，而是要企图规范世界、控制世界，使世界按其意志而有序地进行演绎。存在于它的精神结构深处的内在指令天然地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渴望，它具有了排它性，并随时准备冒充为唯一真理而迫使其它解释世界的体系向它俯首称臣。它提供了一条由张扬人的主体性而最终又取消人的主体性将人当成纯粹的客体，将人当成它的真理性的、它所发现的规律的追随者和它赖以实现其话语指涉的工具的逻辑通道。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它本赖以肯定人、捍卫人和提升人而为自己存在的价值依据和最终目的，然而通过利用人这一手段而去实现它的目的时，它的内在指令却最终控制了人，人必须按它的意志而取得自己的存在属性；如此，它的目的倒不重要了，重要的恰恰已表现为它的存在本身以及人是否服从它的指令而具备作为一个工具性的存在的功能。人从目的降为实现目的的工具，而思想本身倒是成了目的：它具有了规约人的存在价值并向人发号施令的至尊地位。一旦它弥漫于社会生活中化为许多人的价值观念与行动指南并或与权力结盟或干脆使自身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它的意识形态化便彻底地大功告成。它已不仅像福科意义上而作为一种隐性的软权力而在无形中对人的精神进行控制，它本身就是权力：判断世界和构建人的价值结构的标准。这样的意识形态化是公开的、明显的，而对人的奴役与操纵则是赤裸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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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thought），在最初的意义上，当指“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金山词霸2002）。这样的“客观存在”（包括人类世界、人造世界和自然世界）经由人的审视、观察、思考、质疑、推理、归纳、辩驳、论证，注入人的存在命运与人的主体性而得出一系列有关人、人类社会、自然世界的存在状态、存在性质、运行机制、内在规律的结论。而人的“思维活动”不仅是“反映”，更有“假设”、“加工”和“推断”，因此作为一种“结果”的名词意义上的思想不仅是对世界的一种解释，还有对世界的一种重新规划。然而从人文学科的角度说，我们一般所谈论的思想主要指那些以阐明人的实际生存状态和应有生存状态、深入剖析人性和社会结构、揭露统治的构成及运行秘密、以捍卫人的权利为已任的各种人文理论体系。这些人文理论体系在我们的语境中实际上也几乎就是“思想”的别名。这些人文理论体系作为“思想”的一个最大的特征似乎是：它与统治及统治意识形态必然是对立的，因为统治与统治意识形态所摧残的东西——人——恰恰为他所发誓要加以捍卫。基于对人的拯救和捍卫的要求，它绝不止流于肤浅的谩骂和抨击，而是通过对人性需求、社会结构、统治的运行机制与统治的本质进行分析，从伦理要求、哲学思辨等方面作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揭示人存在的普遍困境并将自身化为人类争取自由和尊严的武器。

    但是，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思想首先只能代表思想者或信奉他的理论的某个团体的观点。而任何观点显然并非天然地契合了某种真理而仅仅是对世界的一种解释和规划，这种解释和规划也许很荒谬，也许更接近于世界的真相和符合自然律与人性的进化，但不管怎样，它都无法付诸以一个客观公正的裁决而认为自己代表了真理。事实上，即使它所发现的是真理，也不能证明它本身就是真理。和任何其它观点一样，它只能从是否符合人性诉求、是否符合经验事实等角度上去评判其它观点，或仅仅能从自己与世界的联系上去确立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不能强行将自身当成真理迫使其它观点、迫使人对自己俯首称臣。不认为自己的解释是唯一正确的解释以及没有企图控制人的精神世界的野心、宽容地对待其它观点、在社会主流中以一种异质性的存在对主流进行质疑和批判，这是思想得以不异化为意识形态或异化得不严重的严厉前提。如果它在自身的逻辑运演中泛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则可认为它偏离了判断世界的先在逻辑起点，在丧失客观公正的立场中因利益的登堂入室而具有了严重的“偏见”，从而显然与从普遍人性角度出发的与批判和规范对应的真正的人的自由、尊严诉求无关。它完全可以被认为是故意对权力玩来玩去不过是对人的压迫、意识形态最大的功能便是奴役人这一事实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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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术语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在《金山词霸2002》里，将其解说为“组成社会政治纲领的一整套主张、理论与目标。”关于意识形态的见解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然而没人否认得了它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联。在一般的语境里，显然“意识形态”并不是中性的，也即并非仅仅是泛指一般的、系统化的社会理论；实际上，它特指以维护既存社会统治秩序为目标的社会统治理论。这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具有“统治”的特征，而且往往带有阶级的、异化的性质。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将意识形态斥为“虚假的”、“颠倒的”思想意识，它们是无法通过科学来进行实证的，暴露出的不过是政党或阶级为着自己的利益而赤裸裸地叫嚣的观点。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通过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指出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种奴役人的思想体系，一种最为高明的统治权术。马尔库塞则干脆把由于意识形态的统治而丧失批判意识和主体意识的人称为“单向度的人”。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政治理论，恰恰相反，它遍及于人类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从最为形而下的生活领域到最为形而上的哲学、宗教领域，都有它神秘的踪影。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统治理论并不意味着它的内容只和社会统治与社会管理有关，而仅仅意味着所有的理论都与统治思想有关，并按统治意志而自动地进行演绎。从这方面看，姑且不论政治学、法学等比较赤裸裸的意识形态理论，就是中性的经济学，甚至是具有批判性的哲学、文学都可以归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而在世俗生活中，更是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各种指令：从生活方式到生产方式，从日常消费到娱乐游玩，从风俗习惯到价值观念，都等同于一种意识形态的展开具体形态的狂欢。这些无时不在的、阴险的、虚假的、凭借各种理性化的宣传工具而“普及”的为既存统治秩序提供合法性和合理性依据的意识形态一刻不停地实施着瓦解人的主体意识和批判意识的功能，成功地将人同化于既存统治秩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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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纯粹的文本意义上和人的意识活动的特点来说，思想和意识形态都是一些理论体系、一些意识内容，因此它们的区别与其说是不同的理论体系和不同的意识内容，不如说是性质不同的理论体系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并且可能某种思想和某种意识形态所阐释的理论内容，以及基本用语还是一样的。因此，虽然加了限定的即只限于思想主体自娱或在一个小团体互娱而没能被既存统治秩序染指的思想不会转化为意识形态，而且一开始有的意识形态直接就表现为意识形态而不表现为一种思想，但还是可以这样说：意识形态基本上是经由思想的阶段而转化过来的。也即，在同一种理论体系中，思想和意识形态可以表现为它的“本真状态”和“异化”的两个阶段，它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逻辑通道。思想意味着对现状的批判和超越，而意识形态则具有对现状进行肯定和维护的维度，因此，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最根本分野首先表现在人的主体性和批判意识是否沦丧。如果思想自觉不自觉地取消了自身的超越和批判维度并改变原先的语境，重新设定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由此而体现出的思维方式从而将自身当成一种将人的存在本身定格在符合既存统治秩序要求水平上的隐性或显性的宣传工具，那么它也就完成了意识形态化的进程：从提供给人以另一种思维方式观察和判断世界蜕变为提供给人以另一套“逃避自由”的文化形态，从促使人抗议这个肮脏的世界到无形中控制人使人“主动”地对这个肮脏的世界进行认同，从对人的肯定、捍卫、尊重到对人的否定、肢解、侮辱。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无声无息，天衣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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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对思想本身以及思想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中揭示出，它具有朝向意识形态运动的结构与价值趋向。它与意识形态只有一步之遥。当赖以联系存在于人的思维结构中的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中介——人——操起思想之刀自觉不自觉地从事思想的宣传和推广时，如果社会政治条件能够企图对这种思想进行收留，这一步将轻而易举地跨过。

     任何一种思想，哪怕彻彻底底是一种乌托邦理论，都产生于现实并离不开现实的语境。而思想之为思想就在于它对现实的批判而趋向未来。因此思想总是表征为对现实的超越。实际上，它的存在理由和价值依据也恰恰就体现在现实的非人性中。然而，现实之所以呈现非人性从根本说乃是有赖于存在各种很难改变的非人力量、观念和实体。思想描述的状态是逻辑自洽的、简单的、线性的，在一个明确的目标的整合下各种力量和观念能够被统一成一个合谐联系的整体；而现实是复杂的、无逻辑的、无序的、非线性的，各种观念与力量处于相互对立与冲突之中。因此，思想和现实既不同质也不同构，思想作用于现实将不可避免地进行异化。思想为谋求在现实中的作为不得不开放自身，实现与现实的和解。几乎是在无形中，它不得不按现实的要求而修改自身的结构与价值指涉以实现和现实的融合。这样，思想与现实具有了双向互动的“交流”，它们彼此以自身的内容和价值观念进行填充。这样的结果是现实吸收思想的一些东西而出现了存在形态的变动，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变动表面上看来也许还颠覆了原来的结构，但是，它内里的支配各种表面上看起来不同而实际上在精神架构上如出一辙的本质精神却几乎只是微小地被修改了一下。但思想却由于在融合过程中结构与价值指涉已被现实修改得面目全非，尽管保留了似乎表征它的存在的语符，却已几乎丧失了它原先所代表自身存在的本质精神了。它被同化了，尽管也许它的语符仍然在表达着对现实的抗议，但倒更象是现实在利用思想的语符来否定思想本身。五花八门的思想的存在也许并不表明现实有多么残忍和卑劣，然而我们却可以看到：无论有多少种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哪怕它们表面上甚至是相互否定的，但它们却具有共同的本质特征，共同接收某个指令：即对人的操纵和奴役。思想在“现实化”完成后也已按支配现实的法则——主要是必须符合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奴役要求——而自律运转，或者说，思想本身也成了一种现实——它已意识形态化了。

    思想无论改变现实的存在形态与否都会被支配现实的各种存在形态的本质精神——压迫人和奴役人的统治意志，或各种否定人的尊严的指令——所修改并按其指令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悲剧性命运是思想主体通过他的实践而体现出来的。人——无论是思想者本人还是他思想的阐释者——是一种不可靠的、异化的实体。不能否认思想者在有意识地创造出思想后会真心诚意地去尽力让思想作用于现实，同时也不能否认他的信徒都是一些企图利用其谋求利益之辈，然而纵使一个最真诚的思想者和他的信徒也不得不考虑各种社会和人际的因素，将思想作灵活处理从而逐步抽掉它的内在涵义。思想企图作用的对象，即在社会中联系的具有各种莫名其妙关系的人们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观念上的、利益上的冲突，他们能够团结到一起说到底更多的是利益因素而非信仰的原因。因此，虽然在原创者手中思想肯定是富于正义性的，并具有类的指涉性，但任何一个靠这种思想来谋求改变现实的人都必然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对思想进行重新解释。而思想要改变现实重要的是至少要得到一定的人的支持，为了笼络他们，思想就必须不断修正立场以符合他们的吻口。如此一来，思想本身即已变质了。在思想本身所隐含的对权力的渴望支配下，通过思想者或他的信徒们借助于外在的工具和力量不断的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以思想指导的实践，不断的用思想与现实进行磨合，可能等到这种思想流行起来的时候，它早已不是那个存在于思想者的思维结构中和文本中的东西了。甚至它可能恰恰对自己构成了否定，尽管操用的还是原来那个散落在思想的话语体系中的语言。这样，它只可能具有这几种归宿：或者是人利用暴力的力量推翻了现实（既存统治秩序），重新建立了另一批人的统治，从而重新营造出另一种现实（新的统治秩序），从而使思想一跃而为主宰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或者思想本不打算在改朝换代上有所作为或无法有所作为，于是悄无声息地被主流意识形态收编而化为它的其中一部分；或者这些思想远离政治斗争，在长期的不知不觉的流播中因迎合了人的需要而为多数人所接受，于是在世俗化、平面化的理解中渐渐变成一种价值观念或信仰而最终引起官方的注意并加以收编、推广，使其成为一种按统治秩序的要求奴役人的新的意识形态。这些归宿几乎是所有企图“有所作为”的思想所无法避免的，它在劫难逃，虽然这一切可以归结为思想本身的结构与价值指涉所喻示的困境，以及人本身的异化和人类组成社会所无法避免的造出任何一种提升自身改善自身的东西都有可能使这种东西反过来否定自身的悲剧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