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书女孝经马和之补图卷》研究.pdf

2023 09随着朝代的更替，在五代末期出现了以女孝经为题材的绘画，主要讲述女性应如何尽孝，以及侍奉公婆、丈夫等人的原则等。这个题材在两宋时期非常流行。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女孝经图都是残缺的版本，没有一个完整的图是与文本的十八章节相对应的，并且流传版本很少。女孝经图是以仕女画形象出现在大众视野的，但是它和普通的仕女画功能又有所不同。女孝经图 是依据第一部描写女子孝道的女孝经的文本所绘制的插图。它既是孝文化题材里的佼佼者，也是仕女画中的一类优秀作品，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从一些画史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女孝经图是以女孝经为题材来进行创作，流行于唐宋之间。关于女孝经图的记载也是十分丰富，许多我们了解的画家都创作过该题材的作品。比如唐代画家阎立本、南宋画家马远以及马和之等。但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流传至今的只有三幅作品，一是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的女孝经图 长卷，二是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的女孝经图长卷，最后一个是收藏于刘海粟美术馆中的四幅女孝经插图。为了称谓简洁，在下文中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宋高宗书女孝经马和之补图卷称为台北卷。一、女孝经文本与台北卷“庶人章”的图像表现（一）唐代郑氏撰女孝经女孝经的文本是由唐代散郎侯莫陈邈的妻子郑氏在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所写，这篇文章最初是为了教导她的侄女而写，因为侯莫陈邈的侄女被封为永王妃。郑氏写的这篇文章属于士家大族的家训作品，在中国传统女性教育文学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女孝经的作者郑氏直到宋朝的宋史艺文志才有所记载，在两唐书等中都没有记载。推测女孝经大概是在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至二十六年之间完成的作品。（二）台北卷“庶人章”的图像表现“庶人章”（图1）描绘了三名女子坐在毯子正在进行劳作的场面，周围是用类似于草的植物做的围墙。画面右侧描绘了两名女子，她们两个一前一后出现在画面当中。前面的女子正坐在纺车面前进行纺线，上衣颜色偏深，下衣是偏红色的；另一名女子正用双手将纺好的线进行梳理，放到篮子里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名女子都是在用手触碰纺线，并没有人触碰纺车。在画面的另一侧，一名女子身穿淡黄色的上衣，下面穿着偏浅色的裙子，身上披着红色的披帛，正坐在毯子上缝补衣服，她身旁一个小女孩正在将篮子中的衣服叠好。小女孩上身穿着浅红色的上衣，下面穿着淡黄色的裙子，但是裙长不够，露出了下面穿的裤子。画面中的树画得枝宋高宗书女孝经马和之补图卷研究张晶王萌王伊诺郑以墨摘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高宗书女孝经马和之补图卷长823.8厘米，宽24.6厘米，画面中主要构图场景都是庭院景，以树木或者石头为画面的分割线，先文字，后配图。长卷现存9段，保存完好。在前人对女孝经图这一题材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分析该卷中女性的服饰特点，讨论宋代女性服饰及画面中平民女性形象和贵族女性形象未做区分的问题。因其不仅包含绘画，还涉及大量的文献考证、宋代社会变迁等内容，所以具有跨科学性。关键词：女孝经；女孝经图；宋代；女性服饰图1 宋高宗书女孝经马和之补图卷庶人章（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2 纺车图（局部）王居正 故宫博物院藏115【美术广角】繁叶茂，在画面的左下角出现了竹子。“庶人章”讲述的是平民百姓妻子的孝道，在文中提到了“纺绩衣裳”，而图中描绘的正是这一情形。二、庶人还是贵妇？：“庶人章”中的女性形象（一）纺织女与纺车图在台北卷中我们可以发现“庶人章”中一共三名成年女性形象，这三名女性形象与其他画家所描写的劳作妇女的形象天差地别。北宋王居正所画纺车图（图2）中描绘了两名妇女一起纺纱的场景。画面中的中年妇女表情呆滞，怀中有一个婴儿，另一只手在疲惫地转动纺车轮。画面另一侧的老妇人驼背并且头发很乱，她正在弯腰拿着纺线，二人衣服上面都打着补丁，很破旧，这两个人物形象很符合我们认知中的劳动人民的形象。在台北卷中的女性形象面容娴静体面，容止端庄，与纺车图中人物形象形成很大差别。而且在台北卷中我们还可以发现画面左侧的女子与“夫人章”中的最右侧的女性形象相似，有相同的发饰、相同的服装配色。同时，平民百姓在劳作时不会选择很繁重的服饰，但在台北卷中这名女性所穿服饰带有披帛。在当时，披帛一般都是在女性日常生活中用作装饰，目的是使女性体态看起来更为飘逸，在劳作中选择披帛有些不太符合常理。从画家马和之入手，会发现马和之是宫廷画家，这幅图的文本部分还是宋高宗所书写，所以我们大胆猜测，“庶人章”画的应是宫廷中的某一场景，画家应该没有真正到平民群体中去体验生活，所以画出来的人物形象与实际不符。如果把南宋绘画拿出来仔细观察，会发现在南宋时期表现下层人民形象的绘画比较多，如李嵩的 货郎图 和 市担婴戏图 中都存在与纺车图相接近的下层女子形象。可以发现当时有关“纺织”的绘画不再只是表现贵族女性形象，而是着重开始表现下层人民的生活情况。从社会角度出发，在南宋时期，朝廷对外一直是求和状态，所以需要从民间征集大量的丝织物进贡给其他国家，而且当时南宋的丝织业尤为发达，其中，女性为丝织品制造最重要的劳动力，也正是因为女性成为丝织业的主力军，女性的生产压力一定程度上也越来越大。因此，笔者认为台北卷“庶人章”中所绘制的纺纱女性形象，与社会制度之下的真实女性形象对不上，并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其中描绘的女性形象很有可能是宫廷女子。那当时宋代妇女的穿着都是怎样的？（二）“童”还是“仆”在台北卷中第五章“庶人章”（图3左）中有一女子，身着上襦下裙，裙子下面露出裤子来，头发梳成低垂的发髻，正在弯腰将篮子里面的衣服拾起来。而在台北卷“三才章”的局部（图3右），一女子双手作揖，目光看向下方，头低垂，与其打扮较为相似，不同的是此女子与“庶人章”弯腰女子穿的服装略有差异。“三才章”中的女子是正常的上襦下裙，裙子拖到脚面。根据中国南宋汉族女子服装结构研究这一文章可以得知这种裙长在南宋时期比较常见。北宋时期女性裙摆还是比较长的，可以盖住自己的脚，后来到了南宋就变成到脚面的长度。宋代多褶裙主要有两种造型：一种是比较宽大的裙子，流行于宋初；第二种是比较瘦长的裙子，在北宋中期至南宋时期流行。图中这两位女性的服饰与发型都很相似，同时，在台北卷中其他位置也有这类形象的女子，将该类形象女子与画面中其他类型的女子形象做对比，可以发现该类女子形象要比其他类型女子的穿着都简单一些，由此推测该女子为侍女。这样就进一步证明“庶人章”中身穿披帛的女子是贵族女性，那为何在“庶人章”中会出现贵族妇女的形象呢？三、马和之女孝经图与宋代宫廷的女性教化（一）马和之生平首先从马和之这位画家自身入手，相关史料对于马和之的记载很模糊，目前在学界也对其有着很大的争议。据周密武林旧事记载，马和之是画院中职位比较高的画师，马和之擅长画佛像人物，有着“小吴道子”之称。同时夏文彦在图绘宝鉴中记载马和之曾经官至“工部侍郎”。我们从马和之生平入手可以发现，马和之生平显示，他大部分时间接触的都是宫廷中的人物，而且台北卷上面文字部分是由宋高宗书写，马和之作为一名宫廷职业画家，我们有理由认为其在画面上所表现的一切都是他在宫廷生活中真实发现的，画家如实将这些记录下来。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画面中的图3 宋高宗书女孝经马和之补图卷庶人章、三才章（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1162023 09女性是宫廷女子，那宫廷女子是如何使用女孝经图的？为何女孝经图这一图示会流传出来？（二）台北卷的创作原因宋代统治者从唐代灭亡中吸取了教训，唐朝开元天宝之际，政治日趋腐败，社会矛盾尖锐，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割据势力相继而起，引发安史之乱。唐朝以安史之乱为转折点，由盛而衰，因此有一部分人将罪过归在了杨贵妃身上，认为正是因为唐玄宗宠爱杨贵妃，疏于朝政，所以才导致社会混乱。宋朝建立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开始使用绘画作为思想武器，同时在对女性的道德教育上也投入了很多功夫。唐代张彦远曾在历代名画记中指出绘画的目的是“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绘画“成教化”的功能得到了宋朝统治者的重视，产生了大量作品，所以具有说教性功能的女孝经图随之得以流行。同时，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宋代有产生说教性绘画的土壤。唐代在政治上、宗教上、文化上、艺术上兼容并蓄，大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唐代非常重视女性教育，尤其是上层社会女子所受教育非常广泛，往往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因此女性自撰的女训书籍源源不断，譬如长孙皇后的女则、武则天的列女传 孝女传 古今内范等等。因此，我们推测当时不需要有专门的插图来学习，唐朝的女子便能很好地接受女教书文本的内容。但是宋代是“伦理从思想走向社会、走向实践的时代，儒家伦理终于实现了大众化或普遍化”。统治阶级为稳定统治秩序和适应社会需求，确立了以孝治天下的统治方略。由于统治者的宣扬，所以在宋代“孝”更是艺术创作宣扬的主旋律。此外，女孝经图在当时的社会起到了很好的劝诫作用。在孝悌思想盛行的宋代，女孝经图显然要比单纯的文字更有实际意义。（三）台北卷在宋代宫廷中的使用根据上文的创作原因我们可以发现，唐朝的灭亡对宋代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宋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朝代，小农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所以人们会在教育上面更加重视。并且当时社会提倡儒学，讲究女子要三从四德，女孝经这一文本与当时政府所提倡的理念相符合，当时可能是女子都要对其进行学习。在宋代宫廷中，女子应该按照女孝经文本上面所讲述的去做，因为后宫中的女子是天下所有女子的榜样，所以可以推测在台北卷中画家描述的教化场景是真实存在的。只有宫廷中的女子按照女孝经文本去做，这样民间才会效仿。四、结语首先通过画面中的人物形象去探寻当时宋朝女性所穿着的衣服，并对此进行一个系统的分析，将其与图像结合，不难发现女孝经图的流传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统治者相关联。再将女孝经图中纺织的场景与纺车图中的场景做对比，不难发现当时的社会生活应该是很艰辛的，并不像女孝经图中所描绘的那般平和，当时的庶人要面对沉重的苛捐杂税，但是画家创作这幅作品是为了给宫廷后妃所观看，因此不难发现他为什么要将平民生活描绘得很美好。女孝经图的流传与当时的社会密切相关，并由前朝灭亡所带来的教训引发。女孝经的写作语言模仿了孝经，对从后妃一直到平民妇人的言行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同时还引用了大量的古籍，因此它非常适合上流社会女性阅读。此外，女孝经中的思想内容与当时所提倡的理学秩序相符合，同时也符合政府推行“孝悌”之风，所以女孝经图得以在宋代流行。参考文献：1何前.女孝经图研究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09.2穆益勤.宋人“女孝经图”卷的作画年代J.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2):183-184.作者简介：张晶，河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术历史及理论。王萌，河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术历史及理论。王伊诺，河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术历史及理论。郑以墨，博士，河北科技大学教授。研究方向：美术学。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