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国语》所见旧有繇辞及临时自撰繇辞考辨.pdf

第3 8 卷第9 期2023年9 月乐山师学院学报Journal of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No.9,Vol.38Sep.,2023D0I:10.16069/ki.51-1610/g4.2023.09.006左传国语所见旧有辞及临时自撰辞考辨孙泽豪（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 0 0 7 9）摘要：所谓辞，狭义上来讲就是押韵的卜笠辞。左传国语所见的非周易辞，可以从创作性质上分为旧有辞和临时自撰辞。前者是在某次占下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辞，占卜之后可以依照使用，共九例。后者即卜笠者在某次占卜后临时创造的辞，共五例。将二者置于其本身的使用和制作情境中考察，可知医辞是应卜笠需要而产生的，早期辞制作的历史是一部在具体的卜笠场景中不断承袭、改编与创新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制作者的文体意识逐渐清晰，企图创作出一种整齐的韵语辞，而在汉代文士的著作中也能找寻到这种制作方法和文体意识的传承。关键词：左传；国语；临时自撰辞；旧有辞；文体意识中图分类号：K225.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 0 9-8 6 6 6(2 0 2 3)0 9-0 0 3 5-0 9先秦古易一直是易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之一。包括左传和国语在内的许多传世和出土文献中存在大量不见于周易的辞。它们已经成为不同于周易的先秦古易及其箍占之法存在的证明。以往的许多学者或将这些非周易的辞归于连山、归藏、“三兆”（玉兆、瓦兆、原兆）,或归于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其他卜笼之书（尤其是“著龟”类）甚至是杂占之书。但各家说法既有出人，也缺乏确凿的证据，即便是新出土的王家台秦简归藏中也并无一处得见这些辞。这就使得先秦古易的面貌变得更加复杂、多元。那么，跳脱出以往的思维局限，重新审视左传国语的这部分辞，回到其本身的使用情境中，或许更有益于了解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卜笼的真实情状以及辞这种文体创作发展的历史。一、辞的定义及其押韵问题所谓辞，狭义上讲就是押韵的卜笼辞，它的“押韵”特性几乎是古往今来学者们的共识。刘炫“以为卜之词,文句相韵”。147 3 4孔颖达也说“其辞也韵,则辞法当韵也 13 8 5 2“此辞皆韵 142。宋人魏了翁“占辞谓之，其法当韵 2 11和清人孙怡让“下之文皆为韵语，与诗相类，故亦谓之颂”3 19 2 6 即便是被孔颖达认为不押韵的两条辞 147 3 4,也遭到了后人的批评，认为是“不识变韵”413 9 或“凡辞无不韵者，但非通体用一韵耳 5 6 0 8。可以说，押韵这一特性是判断、检索辞的首要标准。二、临时自撰辞与旧有辞辞的来源虽然还有一定的疑问，但使用过程中不断累积的特点则是可以推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旧有的卜笼辞既可口耳相传，也收稿日期：2 0 2 2-0 2-0 9作者简介：孙泽豪（19 9 7 一）,男，湖南株洲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35可以编成卜箍书本。就卜书而言，尚书金滕中就已有“乃卜三龟，一习吉。启见书，乃并是吉 6 18 6 7 的记载。文选卷十五注引古文周书亦载“周穆王姜后昼寝而孕王恐，发书而占之。”7 6 7 周礼春官宗伯还载“三兆 之法与其各自对应的一千二百条颂,也就是辞。17 3 2-17 3 3 可想而知，在其形成之后也就成了旧有辞。古人每将这类书籍称作“占兆之书”。17 3.2 9 1就笼书而言，周易的编纂是不断积累的结果。汲冢书中也还有“易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辞则异 18 143 2。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左传国语中的部分非周易辞是“下箍书杂辞”或“杂占之辞 13 9 19。实际上，在卜笼场景下所用之“本就与书本有关（详见后文）。但下笼者有时可以不用成辞，临时自撰出辞来。杜预注左传时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凡笼者用周易，则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则临时占者或取于象，或取于气，或取于时日王相，以成其占。13 9 2 3 他认为笼者除了用周易这种既成的卜笼书之外，还可以取法于临时占卜的情况如“象”“气”“时日王相”等完成占卜。后来孔颖达将这个问题展开来：“然则卜人所占之语，古人谓之为，其辞视兆而作，出于临时之占，或是旧辞，或是新造，犹如笼者引周易，或别造辞，卜之辞，未必皆在其颂千有二百之中也。”13 8 5 2；“此虽六五交变，不取周易之文，笼者推演卦意，自为其辞也。13 8 7 9 孔颖达的意思，不论是卜还是笼，都可以临时自撰辞。宋人沈括，日本学者竹添光泓，清人毛奇龄、严可均，今人黄寿祺、余永梁都对这个问题发表过见解，然或散见于篓、疏、按语之中，或沿用杜、孔旧说，顺带提及，并未展开。清人徐灏、今人李镜池则发表过专论，但也还不够完备。若要对左传国语中的临时自撰辞和旧有辞进行考辨分析，首先就需要廓清判断、区分的标准。既然“”是“卦兆之占辞”，那么临时创作辞的直接依据便是临时卜箍所得的卜兆或卦象。此外还有一些间接依据，如宋人赵汝总结出来的身、位、时、事，这些也是临时卜箍的实际情况。若是旧有辞，便早于这些依据就产生了。以下是逐条分析：（一）临时自撰辞361.公十五年（公元前6 45 年）初，晋献公笠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史苏占之日：“不吉。其日：士到羊，亦无盒也。女承筐，亦无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犹无相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为赢败姬。车说其，火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归妹孤，寇张之弧。侄其从姑，六年其。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13 9 2 1-3 9 2 3在史苏的整个答语中，从“士羊”到“亦无也”是临时改编自周易归妹上六交辞“女承筐，无实；士封羊，无血；无攸利”。孔颖达认为“二句以外，皆史苏自衍卦意而为之辞”13 9 2 1,此说并非虚言。先是“西邻责言，不可偿也”，杜预注：“将嫁女于西，而遇不吉之卦，故知有责让之言，不可报偿。”13 9 2“西邻”即位于西方，将要笼嫁的秦国，“将嫁女于西”是命笼之事；“遇不吉之卦”是临时的卜箍结果；“故知有责让之言，不可报偿”则是进一步的推论。以上全为临时所撰之依据。服虔、尚秉和皆用“互体”解释“西邻责言，不可偿也”，清人毛奇龄用“半体”阐释，都不如杜预的注来得恰当。应该说明的是，所谓“互体”“半体”“交象”“覆卦”“卦变”的说法都是后出，用它们阐释更早的、春秋时代的辞肯定是不科学的。相反，八卦取象的方法才是左传国语卜笼例中经常被用到的，也是春秋时代首要的解卦方法。“归妹之，犹无相也。震之离，亦离之震 是临时的卦象变化，自不必说；“为雷为火，为赢败姬”，雷和火分别是震、离二卦的象征，据“震之离”而来，“赢”和“姬”分别指秦、晋二国，故这4句16 字也是据临时卦象变化和命笼之事而作；“车说其，火焚其旗”，震为车，离为火，两句就临时卦象变化作；“不利行师，败于宗丘”，“宗丘”为一具体之地名一一韩原，王引之认为“盖韩原之地有丘日宗丘，故韩原又名宗丘也”9 413-414。也就是说，这两句预测的是往后公十五年秦晋交战于韩原，晋败之事 13 9 2 0“归妹孤，寇张之弧”据临时占卜结果(即归妹之滕的变卦)并改编滕上九交辞而作；自“侄其从姑”至“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指的是从公十七年子圜在秦国作人质至公二十三年死于高梁的未来事件，都不可能是旧有之辞。在改编与自撰中能发现撰者史苏的形式讲究。首先“士封羊，亦无益也。女承筐，亦无也”，此处与周易原本的交辞稍有不同，其实正是临时改编的结果。孔颖达说：“唯倒其句，改两字而加二亦耳。其意亦不异也。”13 9 2 1他实际上忽略了形式问题，“倒其句,改两字”的目的是要改换押韵格式。史苏辞中，“羊”“盒”“筐”“蜕”为一韵，同在阳部110 18 3.6 0.8 6.8 6,，后面四句的“偿”“相 也在阳部。10 17、17 1而周易原本的交辞则以“筐”“羊”为一韵（同在阳部），“实”“血”为另一韵（质部）。10 142、17 3 史苏若仍沿袭周易旧辞，押韵格式其实是混乱的：改编后：“士封羊,亦无盒也。女承筐，亦无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犹无相也。如果不改编：女承筐，无实；士封羊，无血。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犹无相也。后者前四句阳部韵韵脚“筐”“羊”在前，后四句阳部韵韵脚“偿”“相”在后，押韵形式并不整齐。然而，经过史苏的改编之后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一韵到底，格式齐整。此外加两个“亦”“也”实际上就是在口语中凑一个四字句，或者依前人的说法叫“足句 1J108、“足四 19 3 18。后文自撰语开始换韵，“姬“旗”“丘”同在之部10 412 0 12 8,“孤”“弧”“姑”“通”“家”皆在鱼部。10 15 1、5 9、5 1、13、6 7“归妹孤，寇张之弧”改编自周易卦上九交辞，它原本是七句的二、四、五杂言体，史苏不仅将其简缩成两个整齐的四言句，而且还着意将韵脚整合。“孤”“弧”二字连续押韵，既转韵，也领起后文韵语的接续。总体看来，这一长篇辞在形式上是很有讲究的，几乎全为四字句,且三、四句一换韵,以隔句押韵为主。这不仅得益于细节处的改编、增益与安排，也基于一种整体的、内在的形式意识或者叫文体意识。2.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 7 2 年）初，懿氏卜妻敬仲（按即陈完），其妻占之，日：“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有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13 8 5 2“锵“姜”“卿“京”四字同在上古阳部10 12 46 9 12 7 5，故该条为韵语辞。“凤皇于飞，和鸣”是比喻陈完夫妻和睦。沈括、毛奇龄、杨伯峻、本田成之都认为这两句是旧有辞，但未给出证据。竹添光鸿说：“下文是谓观国之光二句周易交辞、则此二句亦卜书辞”。陈来认为：“是谓”表明，此例的断占依据了“卜书之辞，是没有疑义的。”2 2 这是以“是谓”二字当作称引旧辞的方式，不无道理。“是谓”通常引起名言、流行语、格言一类，不仅左传国语中其他下箍例以之称引旧辞（如“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是谓观国之光”等）,近年来的一些出土文献中也有相同用法。自“有之后”至“莫之与京”单就陈完（氏娶妻之后的未来进行预测，纯依临时占卜的个人事件而创，并且也几乎完全准确地预言了陈完的未来。至于孔颖达所说“五世、八世当是卜兆之间有其象”，3 8 5 2 若真如此，则同样也参考了临时的卜兆。杨伯峻、竹添光鸿、本田成之都认为这是卜笼者新造之辞，不无道理。3.哀公九年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日：“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墨日：“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史赵日：“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郑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郑则不吉，不知其他。147 0 2史龟答语为辞，孔颖达在庄公二十二年“懿氏卜妻敬仲占之”疏中已经作了判断，“阳”“兵”“姜”“商 四字同在阳部。13 116 9、13 8“遇水适火”是卜兆，“沈阳”一语显然是据卜兆而来，杜注云“火阳得水，故沈”。147 0 2 又以“是谓”引出，这种格式与上博简卜书一致。兹举两例：“兆仰首出趾，是谓辟”“兆首纳趾，是谓陷”。上博简卜书中，“是谓”之前也是卜兆，之后所谓“辟”“陷”则是兆名。12 12 9 1-2 4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这里的“沈阳”看作是一种旧有的卜箍术语，或即兆名。可见，“是谓”具有命名和称引的双重作用。我们认为，在卜书里，是给卜兆命名，而在实际的卜笼情境中则转为称引。命名可以是临时的，也可以是约定俗成地记录，但在命名之后就转而为既定的知识，以待之后的称引。再看之后的占语，“可以兴兵”实际上是承37“沈阳”这一临时卜兆和“卜救郑”的命笼之事而来，是自撰语。“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就当下卜笼之事而作。该年秋宋国伐郑，救郑就要与宋为敌，而郑国又曾叛晋从齐，这其实是几位都心知肚明的事，故赵鞅对此事进行占卜实牵涉到晋伐齐或伐宋两事。“姜”“子商”分别代表齐、宋二国，可见这两句包括“伐齐则可，敌宋不吉”的断语都是据当下之事而撰，杨伯峻认为四句是卜书之辞,误。13 18 45史赵答语同样是辞加断语的结构，“游”“救”二字同在上古幽部110 17 6，“救郑则不吉，不知其他是断语。“如川之满，不可游也”以“是谓”引出，可以看做是旧有辞。“郑方有罪，不可救也”则据郑国当下的罪行新造。史龟和史赵的辞都是先引述旧有辞然后临时接续自撰的结构。旧辞与自撰新辞互相叶韵,其实是有意为之。左传会篓云：“不日伐齐与宋、而变文言姜言商者、取与上文阳兵叶韵。”4.闵公二年（公元前6 6 0 年）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日：“男也。其名日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13 8 7 9“友”“右”为韵，古音同在之哈部；“社”“辅”为韵，古音同在鱼模部；“亡”“昌”为韵，古音同在阳唐部,，13 J28-289该句为韵语辞。此辞全就“成季之将生也”一事进行占卜，与这一临时的下箍事件是一对一的派生关系。它预测将生成季的名字和未来的命运，说他将来会成为鲁国的执政大臣，之后会出奔鲁国，而鲁国二君（子般与闵公）也会被杀亦或者是季友的子孙将会与鲁国一同升降、共为终始。13 12 8 9 可以猜测,这条辞在创作时有极大可能参考了即将诞生的成季的身份一一庄公的同母弟。他们都是嫡母文姜所生，而庄公其他两个弟弟庆父、叔牙都是庶出,所以成季的身份是不一般的。庄公作为嫡长子，继位为君是理所应当，成季将为嫡弟，未来辅佐庄公亦有很大可能。获晓了这一点，下楚丘之父就敢据此预测他“在公之右”“为公室辅”了。当然，辞也和后来的史实几乎完全符合。因此，它不可能早于此次卜笼箍事件。宋人冯椅认为该条为夏商占辞，误。1412 沈括说“间于两社，为公室辅”一句属于周礼所言“三兆 的古颂。15 3868考虑前文所证，且这三句意脉连贯，再者昭公三十二年史墨称引时云：“生有嘉闻，其名日友，为公室辅。146 2 若“间于两社，为公室辅”是三兆古颂，史墨岂不知？既已知晓，为何称引时遗漏“间于两社”？沈说不确，卜楚丘之父的三句辞是整合在一起的临时自撰之辞而非旧辞加临时自撰辞的结构。又笠之，遇大有之乾，日：“同复于父，敬如君所。”13 8 7 9“父”“所”皆在上古“鱼”部110 46、149，杜预、孔颖达都认为该条是笼者自作的辞，并给出周易八经卦取象上的创作依据。高亨更是直接表明：“同复于父，敬如君所 是根据卦象所作的论断。16 18 8 需要说明的是，乾卦象征意义颇多，此处独取“君”“父”，也有极大可能是下徒父之父参照了将生成季的身份而作。竹添光鸿则从“大有之乾”既用周易占法，又不用周易父辞及断语，从而证明该条是笼者自撰，亦颇有见解。5 9 2 宋人冯椅认为该条是夏商占辞，玉函山房辑佚书引宋人程迥古占法将该条辑人连山,17 8 皆误。5.昭公五年（公元前5 3 7 年）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笠之，遇明夷之谦，以示卜楚丘。日：“是将行，而归为子祀。以谗人入，其名日牛。卒以铵死。明夷，日也。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已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明夷之谦，明而未融，其当旦乎，故日：“为子祀。离,火也。艮，山也。离为火，火焚山，山败。于人为言，败言为谗，故日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谗也。纯离为牛，世乱谗胜，胜将适离，故日其名日牛。43 1-43 2自“是将行”至“其名日牛”是韵语辞，“祀”“牛”二字同在上古“之”部10 12 9 0.%，后面的“卒以铵死”是断语。这种辞加断语的格式亦见于公十五年史苏占语、哀公九年史龟、史赵占语。就内容而言与闵公二年“其名日友”条相同，都是卜箍生育，且与将生之人的未来命运相合。叔孙穆子果然出奔齐国,后来归鲁执政，并将他在庚宗的私生子竖牛也带到鲁国掌管家政。竖牛好进谗言，致使孟丙被杀，仲王被驱逐，连穆子自已也被饿死，这些都和辞的预测相符。卜楚丘还出示了该条辞的创作依据：自“明夷，日也”至“其当旦乎”其实牵涉到一个数术问题,先将一个昼夜划分为十个时辰，如日上其中的“鸡鸣”“食日”（也叫“味爽”）、旦日等；再以十个时辰配十种位次,第一为王，其次是公，接着是卿、士等；最后配临时占得的卦象：“明夷之谦”的卦象对应的是“旦日”，也就是卿位。可见取哪一时、哪一位还是要依据临时卦象而定。由是卜得叔孙穆子将为卿后，又以当下的实际情况是庄叔（穆子父)为卿，才说“为子祀”。自“离，火也”至“败言为谗”是推衍临时的变卦一一下卦离(象征火)变为良（象征山）。先推得“火焚山，山败”，又因“艮为言”，“言而见败，故必逸言”，于是推得“于人为言，败言为馋”，以上是“以谗人入”的创作依据；自“纯离为牛”至“胜将适离”仍就离变为艮推衍，故得“其名日牛”。总之，无论是从对卜笼之事的临时预测性质来看，还是就创作的依据和过程来说，这条辞都可以判断为下楚丘临时自撰，他主要依据的是临时的卦象变化，同时也参考了当时卜箍的实际情况一一将生穆子的身份。6.晋语四董因逆公于河，公问焉，日：“吾其济乎？”对日“臣笠之，得泰之八，日：是谓天地配亨（即“享”，阳部），小往大来（之部）。13 43-3 45“日：是谓”这两词的称引方式不同于前，前文都是卜箍官（如史赵、史龟)日“是谓”，此处则是在董因的答语“对日：中又引用“日：“是谓”。这一方面说明董因是在转述卜签者的占语，另一方面则表明“是谓”二字的确是下笼者称引辞时的惯常用语，固定性较强，因此在董因的转述中仍然保留了下来。此外，“是谓”二字是用来称引旧有辞的，前文已证。这里“小往大来”又的确是周易泰卦卦辞，而“天地配亨”则是卜箍者依据泰卦卦象自撰，取天地二气升降交合之意。俞志慧认为：“天地配亨则是就泰卦卦象立说：泰卦三阴交合成坤地在上，三阳交合成乾天在下，乾气以其固有的刚健品性上腾，坤气以其固有的阴柔品性下降，二气各得其正而相与往来。19 2 6 47.晋语一献公卜伐骊戎，史苏占之，日：“胜而不吉。”公日：“何谓也？”对日：“遇兆，扶以衔骨，齿牙为，戎、夏交摔。交摔，是交胜也，臣故云。史苏卒爵，再拜稽首日“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纪，失臣之官且其兆云“挟以衔骨，齿牙为猬。”我卜伐骊，龟往离散以应我，夫若是贼之兆也，非吾宅也，离则有之。”18 2 49-2 5 1自“挟以衔骨”至“戎、夏交摔”是辞，“骨”“”“摔”同在上古“物部”10 5 16 0.2 19，诸家论之很少。首先，据“兆有之，臣不敢蔽”和“且其兆云”可证明“挟以衔骨，齿牙为猬”是旧有辞。从其内容上看，这八字里也多用卜兆术语，与“沈阳”“兆如山陵”等类似。“戎、夏交摔”四字第一次称引时与“以衔骨，齿牙为猬”接续,粗看似为一整体，实则这四字是据命笼之事和所得卜兆临时自撰的。据韦昭注：“兆有二画，外象戎，内象诸夏。夏,谓晋也。兆端会齿牙交,有似摔。摔，交对也。”18 12 6 3 也就是说，本来卜得的兆象是相交的，史苏用意义相近的“交摔”来表示。据尚书洪范载卜兆中有“克”一类，孔安国云“兆相交错”6 17 2 9,说明相交的兆象确有所本。“交摔 二字是据相交的卦象而临时构想，象征的是“戎夏交胜”，即骊戎与晋的交相取胜。所以在称引完之后，史苏还要赶忙解释一下“交摔，是交胜也，臣故云”。前面八字是“兆云”，后面四字是“臣故云”，可见其差别。当然，这种自撰不仅考虑到了意义上的匹配，更重要的是形式和押韵上的讲究，不然他何以不用更直白易懂、省时省力的“戎夏交胜”呢？可见“摔”字的变换是为了自撰辞与旧有辞韵脚上的接续，体现了自觉的韵律意识。（二）旧有辞除了周易卦交辞之外，左传国语中还有许多旧有辞，它们是“古人所系，犹周易之有交辞，非卜人自作 5 3 12。1.公四年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笠之，吉。公日：“从笠。”卜人日：“笠短龟长，不如从长。且其日：专之渝,公之。一薰一，十年尚犹有臭。必不可。13 8 9 2-3 8 9 3孔颖达说：“下人举此辞以止公，则兆颂旧有此辞，非卜人始为之也。”13 8 9 3“举此辞”的内涵就在“其日”当中，徐灏也就是据这个“其39日”来判断旧辞的，他说：“左氏所载辞，实指之日其，则为引用成语而非下人所撰亦明矣。”2 0 12 5 7 为此还可以找到一些佐证：遇归妹之其日“士到羊，亦无盒也。女承筐，亦无也”（公十五年）遇困之大过，且其日“困于石，据于梁；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140 3 6（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 48 年）遇屯且其日：“利建侯。45（昭公七年，公元前5 3 5 年）故日“屯”。其日：“元亨利贞，勿用有往,利建侯”故日“豫”。其日“利建侯行师。”17 13 41(国语晋语四）这些例子中，“其日”称引的都是周易卦辞，属于旧有辞是毫无疑问的，徐灏的说法很正确。这条辞“渝”“”押韵，同在侯部，“”“臭”押韵，同在幽部。10 19 2、19 1、17 52.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 8 年）卫侯贞卜，其日：“如鱼尾，衡流而方羊。裔禹大国,灭之将亡。阖门塞窦,乃自后喻。1147 3 3这条辞以“其日”称引，当包含旧有的成分无疑。其中，“如鱼尾，衡流而方羊”形容下兆；“裔焉大国，灭之将亡”则是此卜兆所象征的人事一一毗邻大国致使国家有难。同样的用法见诸诗周南汝坟：“鲂鱼尾，王室如毁。”又“羊”“亡”叶韵，同在阳部。10 18 3、16 0 这说明以鱼之赤尾比喻国家、王室有难是相对固定的用法，整体性较强，并非因此次卜事而然，是旧有辞。窦、喻为另一侯部韵 10 13 7、19 2 就卫侯贞卜预测将来之事，后来也果然应验，故而是新撰的。3.襄公十年（公元前5 6 3 年）故郑皇耳帅师侵卫，楚令也。孙文子卜追之，献兆于定姜。姜氏问。日：“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丧其雄。”姜氏日：“征者丧雄，御寇之利也。大夫图之！卫人追之，孙前获郑皇耳于犬丘。114228这条辞“陵”“雄 为韵脚,在上古登部。10 9 4.17 5所谓的“兆如山陵”实际上是形容兆象的，与前文“如川之满”“如鱼尾”属同一类。既然后两者皆是旧有的，那么“兆如山陵”则同样。至于“有夫出征，而丧其雄”八字，只是笼统地说出征40之“夫”将要失利，并没有指出此出征之“夫”是侵卫的郑军还是卜追之的卫军。所以定姜得后仍要明示“征者丧雄，御寇之利也”，实际上也就是将中出征之“夫”定义为郑军。原来定姜所得到的辞根本没有针对当下的卜事进行预测说明，这不符合自撰辞据当下下事而作、寓意直截了当的特征。故而它应当是原始的、有待于进一步据事解说的旧有辞。孔颖达“但知旧有此辞，故卜者得据以答姜耳 142 2 8 的说法是正确的。4.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 7 5 年）苗贵皇言于晋侯日：“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公笠之，史日：“吉。其卦遇复，日南国，射其元王，中厥目。国蹦王伤，不败何待?1 416 4-416 55.公十五年晋饥，秦输之栗；秦饥，晋闭之，故秦伯伐晋。卜徒父笠之，吉。对日“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日：千乘三去，三去之徐，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13 9 19这两条辞常常被放在一起论述，因为它们都用易卦而不用周易卦交辞，并且在形式上也非常相似。除了杜预认为第一条是“卜者辞”的说法有误以外，其他各家对这两条辞来源的看法分为两类：一类认为是卜箍书杂辞或杂占之辞，实际上就是当时不同于周易也非连山归藏的其他卜笼书，如杜预（仅第二条）、孔颖达、刘炫、高亨，另一类认为是“三易之法”或“夏商之易”，如竹添光鸿、顾炎武、马国翰、江永。实际上这两类看法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杂占之辞也好，“夏商之易”也罢，都只是推测而没有实际文本的印证，现今出土的王家台秦简归藏中也没有发现左传国语中的任何一条辞。所以，倒不如就将它看成是旧有卜笼辞最为妥帖无误，两种情况都囊括进去了。这两条辞的押韵格式：第一条“”“目”为韵，同在上古觉部；第二条“去”“”“狐”为韵，同在上古鱼部。10 2 8、10 4、13 0 19 2,5 9 三、早期辞的产生、演变史以上考辨之例中，卜箍职位其实大多已经为史官担任。实际上，下箍辞亦与先秦时代史官读书的传统或许有一定的联系。王国维史篇疏证序中曾论及史官诵读书籍之专职：说文云：“猫，读也。”（方言：“抽，读也。”)又云：“读，书也。”（毛诗风传云：“读，抽也。”)古“”“读”二字同音、同义。又古者读书皆史事。是古之书，皆史读之。逸周书世俘解：“乃俾史佚书于天号。”尝麦解：“作英许诺，乃北向书于两楹之间。”（“作英”即书洛诰之“作册”，乃内史之异名也）“”即“”字。春秋左氏传之“卜”，说文解字引作“卜”，知左氏古文“”本作“”，逸周书之“书”亦当即“书”。书为史之专职。2 12史官书即诵读书，而史官兼任卜职时又用“下”。再者，左传“卜”古文作“卜”，是卜当有“诵读之辞”义。通过辞新旧性质的考辨，可知作为一种“诵读之辞”，辞既可以是诵自某个书册、头脑记忆，也可以是即时成诵。这三种类型的辞当有先后演变的痕迹，首先是应卜箍需要而临时自撰之辞，经过时间的沉淀以后成为旧辞。如闵公二年“其名日友”条创作于成季将生时。当时还是临时自撰的，到了昭公三十二年史墨引到该辞时称“生有嘉闻,其名日友，为公室辅”，与闵公二年“其名日友”条内容大同小异，已然成为旧有辞了。随着新辞的不断产生，旧辞也愈来愈多，于是下箍者既可以选择完全沿袭旧辞，也可以通过改编旧辞以适用新的卜笼情境的需要，甚至还可以重新自撰。辞制作的历史是一部在具体的卜箍场景中不断承袭、改编与创新的历史，只有置身于辞本身的制作和使用情境中才能让这部历史鲜活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兼有史官身份的箍官们文体意识逐渐清晰，企图创作出一种整齐的韵语辞，这不仅是为了口头诵读以及记忆的方便，更有极大的可能是为了显耀才能。那么左传国语这部分辞产生以后呢？应当是被抄人汲家书师春中，杜预春秋集解后序晋书束皙传都曾言明，及至刘知几史通申左篇仍自注云：“师春多载春秋时笼者辞,将左氏校,遂无一字差歼。2)42 3只是到了南宋，经陈振孙的考察，仅存的一卷汲冢师春已“似非当时本书 2 3 15 6 了。再往后到汉代，杨雄撰太玄、焦赣（一说崔篆)撰易林，辞制作的权柄已经从卜箍官扩散到了文人手中。比如，在绝大部分已经是四言韵语辞的易林中有这样几条：“比之豫：陈敬仲，兆兴齐姜，乃适营丘，八世大昌。”2 413 17“蒙之小畜：天地配享，六位光明，阴阳顺叙，以成厥功。”2 414“剥之比：明夷兆初，为穆出郊，以谗复归，名日竖牛，剥乱叔孙，铵于虚丘。”2 418 3“归妹之：到羊不当，女执空筐，免跛鹿蹄，缘山坠堕，馋乱作。”2 419 7 这几条对原见于左传国语中的辞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编，或浓缩如“比之豫”条；或敷衍如“蒙之小畜”“剥之比”条；或沿用旧辞再自撰新辞如“归妹之”条，总体形式是整齐的四言韵语。不论是制作方法还是文体意识都是源自于史苏、卜楚丘、下楚丘之父等卜箍官的，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四、余论实际上，李镜池在比较周易卦交辞和诗经后已经发现周易卦交辞的编纂者“或者将旧材料加以润色安排，或者月著新词，即兴写作”,2 5 12 3“一方面是编集旧有的笼辞，一方面是有意为文。2 12“周易编者，有意为文，看他对于句子排列之整齐，与用韵，就可知道。”2 6 12 6 周易卦交辞与左传国语中的这些辞出自同一群体，那么在制作时都怀着“有意为文”的意识也就不足为奇了。经过顾颉刚、余永梁、李镜池等先生的考证，许多易经卦父辞背后的故事已经浮出水面，2 5 15-17、143-16 2、2 0 7-2 1这实际上也就是让那些尘封已久的卜箍辞回到其初始的著作时代、情境和历史观念中去。那么，这些与周易笼辞及其相关的，又不见于周易的旧有辞，应当也有其本身的历史背景，只是久不被人所了解，只能见得一些简单的、有着象喻性的符号而已。41注释：见汉书艺文志讲疏，顾实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9 年版，第2 2 6-2 2 7 页；汉书窥管，杨树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 47 页；周易尚氏学，尚秉和，中华书局19 8 0 年版，第3 46、3 5 3 页；周易杂论，高亨，齐鲁书社19 7 9年版，第9 2 页；汉制考汉艺文志考证，王应麟著，张三夕、杨毅点校，中华书局2 0 11年版，第2 8 6-2 8 8 页；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二卷，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中华书局2 0 11年版，第15 6-15 7 页；广校雒略汉书艺文志通释，张舜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0 4年版，第40 6-40 7 页。沈括说法见其梦溪笔谈卷七象数一（梦溪笔谈，沈括撰，金良年点校，中华书局2 0 15 年版，第6 8 页）；竹添光泓看法见其“是谓凤皇于飞，和鸣”，“是谓入川之满，不可游也”二篓。（左传会篓，辽海出版社2 0 0 8 年版，第7 7、587页）；清人毛奇龄云：“大抵作笼词法，或散或韵，总任操笼者临占撰造之语，非旧有成文。”（春秋占箍书卷一，毛奇龄，钦定四库全书本，第4页）；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十五，“笼辞”按语（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中华书局19 5 8 年版，第2 10 页）；黄寿祺周易名义考、余永梁易卦交辞的时代及其作者。（两处分别见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 8 7 年版，第15 5、16 3 页）见徐灏通介堂经说卷二十八卜笼之（续修四库全书第17 7 册，顾廷龙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 9 7 年版，第257页）；李镜池左国中易笼之研究“五，当时占书与卜者撰辞”（古史辨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 8 2 年版，第185-186页）；李镜池周易笼辞考“八，卦交辞的文错简”以及周易笼箍辞续考“下篇周易构成之时代”。（两处分别见周易探源，李镜池，中华书局19 7 8 年版，第6 7-6 9 页、第142-144页）沈括认为是周礼所言“三兆”之颂（梦溪笔谈第6 8 页）；毛奇龄：“周官卜人，以八领占下词，即以八卦占笼词，而惜乎其书不传，惟春秋诸传间存两词。其在卜词，如陈敬仲奔齐传所云凤皇于飞和鸣是也。”（春秋占笼书第1页）；杨伯峻：“疑凤皇于飞，和鸣两句是卜下书之辞，“有之后以下数句，则为占者之辞，然相互叶韵。”（春秋左传注（修订本），杨伯峻，中华书局2 0 16 年版，第2 41页）；本田成之：“凤凰于飞 二句是卜书辞，后来成为占者的辞的。”（中国经学史，本田成之，上海书店出版社2 0 0 1年版，第8 8 页）比如放马滩简三合卦占中的辞就全是用“是谓”二字称引的，兹举一例：“毋（无）射大族（簇）宾之卦日：是谓=水火之贫=（纷纷？），虽变以云，可论，可言可（文？），室可迁徒，投其户门，公认大始，禺2 2.”。（放马滩简式占古佚书研究，程少轩，中西书局，2 0 18 年版，第13 5 页）杨伯峻说已见前文；竹添光鸿：“下文是谓观国之光”二句周易交辞，则此二句亦下书辞。下文“此其代陈，以下箍者之辞，则此文有之后以下，亦下者之辞。”（左传会笔第7 7 页）；本田成之：“如有之后”云云明明是新插入的一种祝辞（“祝辞”当为“辞”之误）。”（见中国经学史，第8 8 页）杜预：“良”为言，大概本之说卦“成言乎良”（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四册，第443 2 页）；清人江永认为：“洪范以言为火。离变艮，火焚山，有谗言交乱之象，杜注谓良为言，非也”，可备一说。（河洛精蕴，江永著，徐瑞整理，巴蜀书社2 0 0 8 年版，第5 6 页）此外，毛奇龄以“环占法”解释该处卦象变化，亦可参。（春秋占箍书卷三，毛奇龄，钦定四库全书本，第3-4页）杜预注“南国”条云“此卜者辞也”，但给出的结果过于牵强，被孔颖达批评为“无所依凭”。（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四册，第416 4页）竹添光鸿亦云“因南国而附会耳”。（左传会第2 7 6 页）杜、孔二人看法见成公十六年“南国，射其元王，中厥目”注疏、公十五年“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注疏；刘炫看法亦见公十五年孔颖达疏（分别见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四册，第416 43 9 19 页）高亨：“其辞不见于周易，盖据别种笼书。”（高亨 九讲，高亨著，王大庆整理，中华书局2 0 11年版，第6 3 页）竹添光鸿看法见“南国，射其元王，中厥目”笔（左传会篓第2 7 6 页）；顾炎武、马国翰看法见玉函山房辑书第一卷一，马国翰，第2-3 页；江永：“此二辞正是古易之辞，非连山即归藏。”（河洛精蕴，第5 6 页）参考文献：1 阮元十三经注疏 M.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 0 0 9.2 魏了翁.春秋左传要义 M.钦定四库全书.3孙怡让，周礼正义 M.北京：中华书局，19 8 7.4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 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 8 3.5竹添光鸿.左传会笺 M.沈阳：辽海出版社，2 0 0 8.426杜泽逊.尚书注疏汇校 M.北京：中华书局，2 0 18.7萧统，文选 M.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 8 6.8房玄龄.晋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 7 4.9王引之.经义述闻 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 0 12.10 唐作藩上古音手册（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 0 13.11 陈来著.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 M北京：三联书店，2 0 0 9.12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2.1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 0 16.14 冯椅。厚斋易学 M.钦定四库全书本.15 沈括，梦溪笔谈 M.金良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 0 15.16 高亨.周易杂论 M.济南：齐鲁书社,19 7 9.17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书：第一卷一 M.长沙娜馆补校刊.18 8 3(光绪九年).18徐元告。国语集解 M.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 0 0 2.19俞志慧.国语韦昭注辨正 M.北京：中华书局，2 0 0 9.20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17 7 经部群经总义类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 9 6.21方麟选王国维文存 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 0 14.22 浦起龙。史通通释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 7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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