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高丽传》中统二年纪事辨正.pdf

元史？高丽传中统二年纪事辨正毛海明元史卷二？八高丽传载：（中统）二年三月，遣使入贡。四月，捵入朝。六月，捵更名植，遣其世子 椹奉表以闻。八月，赐植玉带一，遣侍卫将军 孛里察、礼部郎中高逸民护椹还国。九月，植遣其侍御史张馐奉表入谢。十月，帝遣阿的迷失、焦天翼持诏，谕以开榷场事。这份记录中统二年（）元丽之间往来关系 的史料，其中“四月，佛人朝”，应属衍误。所谓“六月，佛更名植，遣其世子椹奉表以 闻”，也与史实不符。这两条记载，应予辨正。王佛是高丽国王 王瞰之子。年四月，王瞰派世子王佛 朝觐蒙廷。六月，王瞰亡故。来到蒙廷的王佛，恰遇忽必烈与 阿里不哥之间争夺汗位的战争。在赵良弼、廉希宪等人的建议下，忽必烈派兵护送王佛回 国，立其为王。据高丽史记载，年三月，王佛返回高丽，“四月戊午（二十一日），王即位于康安殿”。六月丙寅（三十日），“王改名植”。也就是说，王 年四月即位为王，六月改名王植。元史？高丽传记“（中统二年）四月，佛人朝”，称呼此前一年已改名王植的旧名，并不妥当。这个误称或许是受到后文“六月，佛更名植”错简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所谓“四月，佛人朝”这条记录，于史无征。首先，如果中统二年四月，其时已为 高丽国王的王植“人朝”，这当是高丽国王首次亲朝 蒙廷。对于臣服的藩属国，蒙古统治者一般提出六项要求：君长亲朝（或纳质）、助军、输粮、设驿、编户籍、置长官。？而其中君长是否 亲往蒙廷朝觐，或者以王子为质，被蒙古统治者视为是否真正臣服的重要标志。前四汗时期，蒙廷屡元史卷二八高丽传，中华书局，年，第 页。元史卷四世祖纪一，第页；卷二八高丽传，第 页。郑 麟趾高丽史卷二四高宗世家三己未四月甲午、六月壬寅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册，据云南大学图书馆藏明景泰二年朝鲜活字本影印，齐鲁书社，年，第页上、页下；卷二五元宗 世 家一庚申三月丁亥条，第 页下。郑麟趾高丽史卷二五元宗世家一，第页上、页下。干支日期，参见洪金富编著辽宋夏金元五朝日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年。以下月日干支，均参见该书，不再一 一注明。六项要求，又称六事，元史卷二九安南传载：“一、君长亲朝；二、子弟人质；三、编民数；四、出军役；五、输纳税赋；六、仍置达鲁花赤治之。”（第 页）参见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页。按，另有一说，元史卷二八高丽传云：“又太祖法制，凡内属之国，纳质、助军、输粮、设驿、编户籍、置长官。”所记虽稍有不同，但考 据史 实，至少在蒙古 前四汗、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君长亲朝，都是蒙古统治者对藩属国的一个基本要求。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四十三辑）屡出兵的一个借口，就是高丽国王王瞰推脱亲 朝，拒绝纳质。在战争的摧残和压力下，高丽政权不断妥协。年秋，王瞰以族子王繂人质蒙古。年四月，王瞰不得已，才派世子王佛朝觐蒙廷。王瞰作为 高丽国王，终其一生，都没有亲朝 蒙廷。王植作为国王身份亲朝 蒙廷，如属实，这应是当时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毕竟高丽国王亲朝，尚属首次。但是元史？世祖纪却没有记载这个事件。元史编纂粗疏，失 载了这样重要的事件，并不奇怪。然而在高丽史元宗二年（）四月前后的纪事中，也没有王植离开高丽，前往蒙古的记载。重要史籍对此没有记录，这让我 们从根本上怀 疑元史？高丽传中的相关记载。如果王植以国王身份出往蒙古，哪 怕时间再短，专门记载其在位期间政事活动的高丽史？元宗世家断无不记的道理。其次，考察年四月前后王植的行实，他也根本没有 离开高丽，朝觐蒙古的可能。高丽史？元宗世家记载王植 年底到年四月前后的活动：（元宗元年）十一月丁丑（十四日）设八关会，幸法王寺。（十二月）庚申（二十七日），以金起孙为门下平章事、判吏部事，李世材为中书平章事，金之岱为政堂文学、吏部尚 书，金仁俊同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李应韶、郑芝 并为枢密院副使。二年春正月癸亥 朔，放朝贺。以太子生日为寿元节。二月丙午（十四日），燃灯。王如奉恩寺。三月甲子（初三日），幸贤圣寺壬申（十一日），幸乾圣、福灵二寺。己卯（十八曰），亲醮三界。夏四月辛丑（初十日），以旱祷于圆丘，乃雨。己百（十八日），遣太子谌如蒙古。（五月）丙戌（二十五日），赐郑谦等及第。六月壬辰（初二日），王如奉恩寺。元丽之间的交通往来一般需两月左右。元史？高丽传载年四月王植人朝，这应是他到达元廷的时间。他从高丽出发的时间 当是在二月前后。高丽史对王植年四月左右行实记载如此详细，无论是在二月，还是 年底，年的三月、四月，王植都无前往蒙古，并在极短时间内返回高丽的可能性。据高丽史记载，年出使蒙古的，是世子王湛。时间是四月从高丽出发，九月初返回。？前文已述，高丽史载王佛 年四月继立为高丽国王，六月改名王植。元史？高丽传记“（中统二年）六月，佛更名植，遣其世子椹奉表以 闻”“佛更名植”，比高丽史所记晚了一年，当属讹误。不仅如此，高丽传还将世子椹来朝的原因，归结于更名一事。这是否符合史实呢？首先，王佛更名，是在一年之前，元丽之间使臣不断，不当此时才以此事“奉表以 闻”。其次，高丽史明确记载世子王椹出使蒙古的目的，是为“贺平阿里孛哥”元史卷四世祖纪一，第 页。郑麟趾高丽史卷二五元宗世家一，第页上页下。郑麟趾高丽史卷二五元宗世家一，第页下页下。“谌”“堪”二字通，王谌即王堪。参见元史卷四世祖纪一校勘记十，第页。元史？高丽传中统二年纪事辨正事，随之还附录了贺表全文，内容与改名事丝毫无涉。综合以上论述，元史？高丽传中统二年“四月，佛人朝”的记载是错误的，是一条衍文。“六月，佛更名植，遣其世子椹奉表以 闻”，也存在错误，与史实不符。在辨正史实之后，元史？高丽传中相关记载的致误原因，颇值得探讨。元史？世祖纪虽没有中统二年四月王佛人朝的记录，却记载了王佛更名、世子人朝事：（中统二年六月庚申）高丽国王捵更名植，遣其世子 椹奉表来朝。命宿卫将军 孛里察、礼部郎中高逸民持诏往谕，仍以玉带赐之。文字与高丽传基本相同。世祖纪的史源是实录。一般认为，高丽传的史源是经世大典。出自经世大典的元高丽纪事载：（中统）二年四月十九日，高丽世子植入朝。八月三日，上赐世子植玉带一，遣侍卫将军勃立札、礼部郎中高逸民护之还国。将高丽传中的文字与之对照，略有不同。高丽传中的记载，当是约 略元高丽纪事中的这段文字，再综合实录或本纪所载，裁剪而来。错误也随之沿袭下来。实录和元高丽纪事中的错误，也并非偶然。我们再来看一位曾参与撰写世祖实录，并亲历高丽来使这一事件的人的记述。王恽在中堂事记中有如下记载：是日（中统二年六月十日），高丽世子植来朝，诏馆于都东郊 官舍，从行者一？八人。十一日辛丑，都堂置酒宴世子植等于西序。（八月）十日庚子，赐高丽国王捵手诏。时值 权臣金氏之变，其辞曰：“可封高丽国王，仍统治东方诸国如故。，文中把“世子植”与“国王佛”视作两人，表明王恽并不知道王植即王佛，世子名椹。王恽作为当时人记当时事，尚且不免发生错误，后来修史者沿袭谬误，难辨事实，也就不足为奇。作为元高丽纪事来源的经世大典？政典？征伐中的高丽部分，是元史？高丽传的史源之一。而这一部分是如何编纂的，还可进一步探讨。经世大典？序录称此书编纂，“参酌唐、宋会要之体，会粹国朝故实之文，作为成书”，即是按行政体制分门别类郑麟趾高丽史卷二五元宗世家一，第页下页上。元史卷四世祖纪一，第页。佚名元高丽纪事，广文书局，年，第页。王恽秋涧集卷八二中堂事记下，第页上 页下。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卷四经世大典序录，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元至正二年 杭州路西湖书 院刊本，叶。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四十三辑）汇集有关的政策法令，记录有关的重大事件。政典？征伐中的高丽部分是如何编成的，以前未曾有学者讨论过。以元史？高丽传中的错误记载为线 索，我们发现，政典？征伐中的高丽部分，应参考、取采了高丽国史书，与高丽史同源。首先，高丽传“四月，佛人朝”的记载，应该节略自元高丽纪事“二年四月十九日，高丽世子植人朝”这一段文字。前引王恽中堂事记明确记录人朝事在六月，元史？世祖纪也记在六月。这一段文字又是从何而来，依据什么而记载的呢？这个“四月十九日”当非 虚 构、错简，应有所本自。高丽史？元宗世家载：（四月）己百，遣太子谌如蒙古，贺平阿里孛哥。己酉，四月十八日，与元高丽纪事所载“四月十九日”相差一日，这或许是前一天遣使，第二天正式出发，导致记载有别。高丽史与元史中记载相关高丽史事，时间上一般有大约两个月的间隔，这是两地因距离而产生的记录 时间差，是正常的。元高丽纪事与高丽史这件史事上的记录 时间近乎一致，只能说明，元高丽纪事应是取采了与高丽史同源的史料，很可能就是高丽王室实录。其次，蒙元史料中，蒙古人名汉译一般无定字，如“勃立札”“孛里察”之类。但元高丽纪事单单采用与元高丽纪事一致的“勃立札”，而不是元史？世祖纪的“孛里察”，也说明二者之间有某种联系。通检元高丽纪事中特别是前四汗时期的蒙古汉译人名，诸如“蒲里帒”“著古与”“撒里塔”“扎剌觯”等，都与高丽史所用相同。这些都说明元高丽纪事，也即经世大典？政典？征伐中的高丽部分，参考和采录了高丽国史中的相关记载。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前四汗时期，“史官不备，或多失之于记载”，“简策 失书，无从考也”。蒙廷这一时期的史事，多所缺失，元史也屡有描述。采录高丽国史，也成了编纂相关史事的一个重要来源。（本文作者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温岭元代 政书经世大典中的人物传记，中国史研究 年第期，第 页。郑麟趾高丽史卷二五元宗世家一，第页下。关于高丽史“世家”部分的史源，参见魏志江、陈卓高丽史版本源 流与 编纂体例考，史学史研究 年第期，第 页。佚名元高丽纪事，第、页。元史卷一太祖纪，第页；卷二太宗纪，第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