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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诗人徐志摩
06历本 芦王英 0605212121

徐志摩的墓碑上刻着“诗人徐志摩”。可见，他是以诗人这个身份为世人所铭记。但他为世人所铭记不仅仅只有他那充满幻想的浪漫诗歌，还有他那充满诗人特质的人生经历。
下面我将从政治理想、恋爱婚姻、工作态度这三方面，来介绍那既充满着浪漫情怀又充满挫折失意的徐志摩。
徐志摩(1897-1931)，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他从小就好动、多幻想、重友情、爱美、爱自由、爱自然、富同情，倾向爱情至上，这一切的特质都驱使着他丢弃出国时抱的“实业救国”的理想而移情于文学。他毅然放弃美国唾手可得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荣誉，于1920年10月上旬抵达英国，去追随一位令他钦佩不已的学者-罗素。当他踏上英国的土地时，他作为诗人的一生就悄悄的开始了。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人生观很单纯，他一生都在追求着自由、爱、美、信灵的解放。连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在徐志摩的政治主张里，他非常赞赏英国的议会民主政治，视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为洪水猛兽。这是深受他的出生和人生经历影响的。
徐志摩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徐申如是一个精明的企业家。徐家是硖石镇的首富。在这样一个富裕的家庭里成长的徐志摩根本就无法真正的体会农民的疾苦与不幸。虽然，他对农民富有同情心，但却不如鲁迅等人这样的深刻与坚定。
后来徐去英国留学期间，接触的也都是些英国的名流学者，感受的是英国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和他最亲密的中国人林长民、陈西滢、凌叔华等人也都是生活优裕的留学生。和这些人的交往一方面有益于徐学识素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使他淡化了爱国之情。
但是淡化爱国之情，不代表他没有爱国之情，终其一生的表现，他还是爱国的。只不过他对当时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的看法、判断和评价都是从他民主个人主义这一基本立场出发。以至于他的爱国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五四”时，他曾“感情激发不能自己”一九二三年，蔡元培先生等反对教育部长彭允彝胡作非为，他也站在蔡先生一边，发表文章《就使打破了头，也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称赞了蔡先生“拿人格头颅去掐开地狱门的精神”。1925年，《甲寅》代表封建势力，向新文化反扑时，徐志摩撰《守旧与‘玩’旧》，予以回击；如同称赞日本人在1924年大地震后 “不悲观不消极不绝望”一样，肯定俄国人民在十月革命中所表现的勇毅精神，但并不称赞十月革命的道路。
徐志摩是个民主个人主义者，人道主义者，本来只赞成对社会进行和平的改良，并将这看作是最理想的“革命”；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一切，原来也只是从书本和报刊上略知一二。1926年在他的第二次欧洲之旅中，他到了莫斯科，他在现代世界最著名的城市之一的苏联首都，目睹了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知识分子生活的困苦，亲见了旧社会的上层人物被革命的风暴卷到社会的底层后的情景，了解了旧的文化的没落，他觉得这太不“人道”；同时，他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和与自己同一阶级的那些人的将来的命运。于是他恐怖了，对革命反感了，带着强烈的政治偏见的有色眼镜去观察，以轻率的令人厌恶的口吻叙述，用尖酸刻薄的文字形容，评价和判断，故谬误迭出。不断遭受被人的攻击和批评。
在恋爱婚姻上，徐更是一个追求自由的恋爱、渴望那种最纯洁无比的爱情的理想主义者。为了爱情他可以抛家弃子，可以放弃事业。徐一生行止，许多都是因恋爱婚姻而定。他1922年由英伦回国，1925年3月去欧洲漫游，9月回国，1926年10月离开北京南下，辞去《晨》主编职务等，无不如此。
1921年，徐遇到了林徽因，很快就陷入了对她的疯狂的爱慕。为了赢得美丽的才华横溢的少女的爱情，甘受世人的责骂，他在妻子生下第二个孩子德生(德生：一名被得，1922年2月24日生于柏林)不久，于1922年3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
徐张离婚事，表现出了徐为了他的爱情，可以抛弃伦理道德，家庭责任，不惜一切。他宣传了现代婚姻观念。徐致张要求离婚的信函有这样一段：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其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其恋爱赤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造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痛苦，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在理论上这是无可挑剔的。它是一种理想，和传统观念是冲突的。梁启超以师长的身份规劝徐志摩，指出徐追求的是“梦想的神圣址界”；“天下岂有园满之宇宙?”因此理想难以实现。
徐回答道：我之甘冒世之不违．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我尝奋我灵魂之持助，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执钦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
在与林的恋爱中他抛家弃子，在和陆的恋爱中，他又放弃事业。在担任《晨》主编一年后，徐辞去工作南下，兴高采烈的结婚去了，1926年10月他终于如愿以偿和陆结为夫妻。原以为终于和挚爱结合了，将来就都是美好幸福的日子了，可事与愿违，好景不长，到12月旬时，两人就因战乱不得不匆忙逃往上海。
上海，是徐噩梦的开始。陆一到上海就如鱼得水，穿梭于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所。但这对徐来说却是让他陷入了世俗的泥淖中。陆在上海奢侈的生活给徐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使他疲于生活，努力挣钱。1927年在光华大学任教，又到东吴大学兼课。1928年，办书店，编刊物，同时在光华、东吴、大厦三所大学任教，有人估计他月收入千元，可能过多，但至少有五六百元，然仍入不敷出。而最让徐难以接受的是陆开始吸毒，两人从前的恩爱甜蜜都慢慢远去。
徐后来给陆小曼的信中说：“前几年，想起真可笑。我是个痴子，你素来知道的。你真的不知道我曾经怎样渴望和你两人并肩做一次步，或同出去吃一餐板，或同看一次电影，也叫别人看了羡慕。但说也奇怪，我守了几年，竟然守不着一单个的机会，你没有一天不是有约的，我们从没有私生活过。到最近，我已然部分麻木，也不想望那种世俗幸福。即如我行前，我过生日，你也不知道。”
“你一天就是吃，从起身到上床，到合眼，就是吃。也许你想芒果或是想外国白果倒要比想老爷更亲热更急。”
从这信中我们看到他对爱的美好幻想可以说是破灭了。这对那追至真至爱的徐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
他不断努力追求理想的爱情和婚姻，而且死而无悔。但事实是残酷的，他追求的完美、纯洁、毫无金钱利益关系的爱情和婚姻只是海市蜃楼，可望不可即。他追求理想的爱情和婚姻终其一生都没有得到。
在工作态度上，他文人性格里的那股子直、那股傲更是显露无遗。1925年，徐接手编《晨》，他和陈博生关于办刊的宗旨有过约定，下面是他和陈博生的一段话“我说我办就办，办法可得完全由我，我爱登什么就登什么，万一将来犯了什么忌讳出了乱子累及晨报本身的话，只要我自以为有交代，他可不能怨我，还有一层，在他虽看起我，以为我办不至于怎样的不堪，但我自问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理，我是不来的，阿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不是来的，取媚社会的愚暗与褊狭我是不来的；我来只认识我自己，只知对我自己负责任，我不愿意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说，我要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说，我来就是个全权的记者。”
从徐的这一段话里很明显看的出，徐是一个不愿向权贵、世人阿谀奉承的人，做事情也只凭自己的良心做，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完全不计较后果。如果是他不愿讲再怎么逼他他也不会说。这样一个充满傲气和直性子的注定了他绝不会是成功的政治家。他也只能拿着手中的笔，在纸上实现他的辉煌人生了。至少作为一个文人，得罪人、讲错话不会丢了命。
在编《晨》时，凡是有想说的话，他就会在登载的文章后面附上几句。在对待沈从文的《市集》一文重复刊登一事时，再一次体现了他那股傲气，和对朋友的仗义。
沈从文的《市集》一文早已在别处刊登过，但徐不知道这事，又将他登载在了《晨》上，因为刚不久前就有凌叔华“剽窃琵亚词侣”的事，沈怕连累徐又要被人骂，说他发在别处发过的文章，连忙写信申明责任全在他自己，不关徐的事。
既然责任已有承担，徐照理也该息事宁人，明哲保身了。但他却在11月16日全文发表了沈的声明后，又在后面加了附语“从文，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有一位署名“小兵”的劝我下回没有相当的稿子时，就不妨拿空白纸给读者们做别的用途，省的掺上烂东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烦。我想另一个办法是负载值得我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我想这也应该笔乱登的的办法强些。下回要再没好稿子，我想我要开始印《红楼梦》了。好在版权是不成问题的。”
当时的文人在落款时都经常用假名，但徐的落款却是志摩，一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江湖大侠模样，公然和别人杠上了。
幻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徐自称是理想主义者，究其理想实质就是在中国实现英国工党式的政治模式，但现实情况使他深刻地明白了这不过是他的一个美好愿望罢了。政治理想上失意了，那他就力图在文坛上打出自己的一片天。虽然这一点算是成功了，却也是把自己搞得惨兮兮，狼狈不堪。就因他那性格，讲话做事直来直往，不拘小节，不计后果，又爱帮朋友，结果老是得罪人，有时还不知。刚回国没多久，就接连得罪了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这两个中国最有名的文学社团。在爱情上，心爱的林跟着梁走了，搞得自己伤心欲绝，后来和陆陷入热恋，经过重重阻难终成正果，本以为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却不料是噩梦的开端，无情的生活压迫，与心爱女人的恩爱远逝，已使他心力交瘁，在文学创作上也是作品越来越少，想要重新振作，但最终敌不过命运的力量。36岁，年纪轻轻就云游天国。但这对一生失意的徐来说未尝不是一个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