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中的意索政治与生命政治.pdf

2OSEHSHSOCIALSCENCES TIGEG59张国庆身体中的意索政治与生命政治身体中的意索政治与生命政治文/张国庆哈尼夫库雷西是活跃在英国当代文坛的重要南亚裔小说家之一。不同于之前聚焦英国亚裔移民面临的种族主义、身份认同和阶级差异等话题的现实主义作品，库雷西的中篇小说身体融合了生命医学、哲学思辨辩和科幻元素，代表了作家创作的“一个新方向”。这部小说是关于2 1世纪生命科技使用和发展的一部警世寓言。身体以年逾花甲的英国剧作家亚当因无法忍受身体衰老而接受更换年轻身体的手术开篇，以亚当的原身体被毁、只能寄居新身体继续逃亡之旅结尾。目前，国内外学者多聚焦身体涉及的身体与心灵、身份认同、衰老与死亡、叙事声音等话题，却鲜少讨论身体呈现的生命权力、资本主义与生命科技勾连的语境下生命政治与个人的复杂关系。本文拟从意索政治（ethopolitics）下的主动生物公民、生命政治下的赤裸生命和生命科技的潘多拉盒子三个角度解读身体，探究生物科技与资本主义交织下生命政治治理模式的变，分析意索政治语境下的主动生物公民和生命政治治理逻辑下人人皆为赤裸生命的冷峻现实，审视生物科技使用与发展的潜在风险。意索政治下的主动生物公民英国当代思想家尼古拉斯罗斯指出“2 1 世纪新的生命政治空间正在出现”，即“意索政治”。意索政治是“通过作用于人的情感、信仰和价值观”引导人利用自我技术提升个体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的生命政治。意索政治强调个人主动承担起对自己的现在和未来负有的责任，“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身体呈现了在意索政治的治理逻辑之下，个人成为主动生物公民（activebiological citizens），承担自我生命管理的责任，利用自我技术提高身体素质和生命质量的现实图景。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指出，自1 9 世纪起，老年人因年迈失去能力和活力而成为生命权力规训和调节的重点对象之一。生命权力从两个维度实现对老年人的生命政治治理：一个是通过医学、训练、监狱和军队等装置规训个人身体的解剖政治，一个是通过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延长寿命调节人口总体的生命政治。在意索政治的治理逻辑下，生命政治的治理模式发生了改变。生命权力与资本主义合谋将规训个人身体与调节人口总体的责任从国家转移到个人身上，个人从被生命权力规训与调节的客体转变为对身体健康和生命质量负责的主动生物公民。身体再现了意索政治的语境下作为主动生物公民的个人承担起自我生命管理的责任。保持年轻、身体健康是女性和男性共同的追求。中年女性定期做“毒素除皱”“全面排毒”“参与身体锻炼”。亚当从不惑之年起就积极应对“衰退老化”，他“染头发，还报名参加健身房锻炼”。“主动生物公民的一部分责任就是通过预测和选择的行为生活”，进行自我生命管理，承担个人对现在和将来的身体健康与生命质量负有的责任。主动生物公民承担自我生命管理的责任是资本主义与生命权力合力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与生命权力通过将身体商品化、培育生命经济，促使主动生物公民关注身体状态和生命质量，承担自我生命管理的责任。英国社会学家特纳、费瑟斯通和赫普沃斯都探讨了自我生命管理的责任与资本主义的紧密联系。特纳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日益突出的老龄人口问题使“以饮食、跑步和美容的生活规范为中心”的人口学在管理和控制退休的老年群体中处于突出位置。费瑟斯通和赫普沃斯认为“不赞成老年阶段精神的、性的和身体能力的必然衰落”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既通过将身体商品化为需要定期护理的消费品，又借助“新的身体保养专家积极地推荐健康食品、维他命、饮食、锻炼技术和其他方法以控制生理年龄”形塑了身体商品化、拒斥老年化、强调自我生命管理的社会氛围，从而既将自我生命管理的责任转移给个人，也培育了蓬勃发展、利润可观的生命经济。在生命经济与意索政治交织的社会语境之下，个人“基于风险与收益的张力面向未来采取生命行动”。身体描了一个自我生命管理理念深人人心，生命经济欣欣向荣的现代社会：形社会科学文60张国庆|身体中的意索政治与生命政治象管理和身体保养自然而然地成为个人的责任，几乎“每人有一个班的私人教练、瑜伽教师、营养专家、节食专家、男按摩师和美容师”。主人公亚当就是承担自我生命管理责任的主动生物公民。亚当从不惑之年起就关注身体健康和生命质量，花甲之年又为身体的衰老退化忧心仲仲，机缘巧合之下得知了更换年轻身体的手术。尽管这项手术价格昂贵、“很不普遍”，手术的副作用和风险也不可预估，但亚当还是接受了更换身体的手术，推迟体弱多病的老年的到来。身体呈现了生物科技与资本主义勾结下生命被商品化、个人成为主动生物公民、负责自我生命管理的意索政治治理图景。作为主动生物公民的个人在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影响下积极利用自我技术维持身体健康、提高生命质量，这不仅“成为惯例”，也成了“公共健康措施的组成部分”。生命政治下的赤裸生命尼古拉斯罗斯和卡洛斯诺瓦斯指出在生物医学、生物科技和基因学时代，“生物公民权”（biological citizenship，b i o-c i t i z e n s h i p）正在形成。“生物公民权是一种由生物医学消费者共享和承认的关于健康关怀、身体脆弱性、基因风险和易感性与肉体间关系的叙述构成的公民权。”然而，由于生物医学知识、产品和技术的获取存在个体差异，不是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生物公民权。身体描绘了享有生物公民权的特权阶层和被剥夺生物公民权的非公民，再现了生物医学、资本主义和生命权力勾连的社会中生命资本化、生命政治的治理逻辑及引发的社会不公平扩大化的现象。身体中，更换年轻身体的手术成为现实。接受这项“还是秘密”、费用昂贵的手术的是权势煊赫的政客、富甲天下的巨贾或某一领域的成功人士，而普罗大众被排除在先进的生物科技带来的福证之外。财富、权力和地位既是享有生物公民权的前提，也成为区分拥有生物公民权的极少数人和丧失生物公民权的大多数人的量尺。身体中，权势煊赫之人接受更换身体的手术、享有生物公民权是建立在剥夺无权无势之人接受更换身体的手术权利和生物公民权的基础之上的。生物医学科技将生命商品化，“各式各样的生命形式因此都被贴上价码标签，得以在资本市场中进行买卖交易”。更换年轻身体的手术已发展为一条生产、运输、销售和售后产业链完整，分工明确，运行良好的地下产业。医生、护士和供货商各司其职。供货商从世界各地采购身体运送至医院，医生和护士负责销售，提供术前、术中和术后细致周到的服务，接受更换身体手术的个人则成为消费者。极少数位高权重之人接受更换身体的手术、享受生物公民权、成为商品化的生命的消费者的同时，绝大多数人却被剥夺生物公民权，甚至成为提供手术身体来源的供体、生物经济中的消费品。身体的供体多为社会底层或边缘群体，他们是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意义上的赤裸生命（barelife）。阿甘本区分zoe和bios两种生命：前者指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生命，为人和动物共有；后者指政治层面上的共同体生活，为人独有。手术所用身体的提供者被夺了政治生命，沦为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生命。造成赤裸生命的根源是例外状态（Stateof Exception）。例外状态“同时把赤裸生命排除与纳入在政治秩序的之外和之内”。身体呈现了处于法律、政治、道德与伦理灰色地带的例外状态：在此，既违法也不合乎道德伦理的身体更换手术供不应求；成为手术供体的社会底层或边缘群体被弃置在法律之外，命如草芥，他们的生命被控制、捕获和征用；有权有势之人则可以任意剥夺他人的生命，逍遥法外。在生物科技与资本主义共谋的语境下，宣称造福人类生命的生物科技“在扶助生命的生命政治逻辑（通过器官移植救人）下，恰恰是在毫不手软地抹除这些当代“不配活之人的赤裸生命”。身体不仅描绘了在生物科技与资本主义勾连共谋的时代，社会底层群体被剥夺生物公民权、被弃置于赤裸生命的悲惨处境，也呈现了有权有势之人在权势更加煊赫之人面前也可能沦为任人宰割的神圣人（homo sacer），这也与阿甘本的论断一“我们所有人潜在地都是神圣人”不谋而合。神圣人被排除在法律和宗教的双重保护领域之外。功成名就的亚当是为数不多可以接受更换身体手术的特权人士，可是当亚当拒绝把自己的年轻身体交给超级富豪马特后，他被马特及其手下围追堵截。亚当沦为不受法律保护的神圣人。亚当从生物科技的受益者到受害者的身份转换揭露了一个严峻的现实一一在生物科技、资本主义与权力勾连共谋的当代民主社会，普通大2OPB年第8 期SOCALSCENCESDIGEST61文学张国庆身体中的意索政治与生命政治众的生命权受到威胁，处于随时沦为神圣人的可悲境地。在生命权力、资本主义与生命科学相互勾连的生命政治治理体系中，生命政治以权力、财富和地位为量尺区分拥有生物公民权的极少数人和丧失生物公民权的大多数人，扶植“值得活”的极少数人口，征用“不值得活”的绝大多数人口。在生命科技和资本主义的助力下，剥夺普通大众的生物公民权的权力与确保极少数有权有势之人的生物公民权的权力“毫无抵悟地联合在一起”。生命科技的潘多拉盒子身体借生命科技与资本主义勾连共谋的现代社会中主人公一波三折的换身故事探讨在生命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应如何规约和防范生命科技发展与应用的潜在风险，比如人体器官的保存与使用、日益猬癫的器官走私等。人体器官在医学研究中的使用和管理是生命医学的一个重要议题。身体的主人公亚当在经历了享乐纵欲之旅和提心吊胆的逃亡之旅后，渴望回到他原来的身体，却发现原来的身体已被医院弃置、无法寻回，不得不继续寄居在更换的新身体中。亚当原有身体的弃置情节影射1 9 9 9 年震惊英伦三岛的奥尔赫随意留置器官事件。这起医疗丑闻引起公众愤怒，促使英国政府采取措施加强对人体器官使用和保管的监管。身体借亚当存储在医院的原身体被损毁的情节提出了严峻的生命和医学伦理问题：如何保存、处理和使用用于医学研究的人体器官？谁负责监管医院和研究机构对人体器官的保存和使用？身体不仅涉及人体器官的使用和保存问题，更指向活体器官移植的器官来源及猬癫的人体器官黑市的严峻问题。小说人物马特直言身体更换手术的人体来源紧缺、供不应求。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在巨大利润的刺激下，人体器官买卖在“未来”将从地下交易转为公开买卖。这也直指当代社会面临的猬癫的人体器官黑市问题。自20世纪7 0 年代以来，随着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激增，活体器官愈加供不应求，活体器官的非法交易日益猬癫，由此引发的绑架、谋杀、人口贩卖等犯罪行为也不断增加。据人类学者南希施珀-休斯的调查，全球范围内的人体器官地下交易的流向“遵循了资本流向的既定路径，即由南向北、由穷人向富人、由黑人和黄人向白人、由女性向男性、或由贫穷男性向富有男性”。身体中，能够享受更换年轻身体手术这项先进生命医学技术的是极少数来自发达国家的权势煊赫之人，而提供身体供体的却是来自第三世界的弱势群体。这表明了生物公民权在个人、地区和国家层面上的不平等。身体还设想了生物公民权的不平等蕴含的潜在后果，即全球范围内业已存在的国家间、地区间、种族间、性别间、阶级间的不平等在生命技术与资本主义的紧密结合中进一步加剧。库雷西借亚当言明了更换身体手术可能产生的后果，“到时候会出现一代新阶层，一批精英”，这与以色列历史学教授赫拉利在演讲中表达的核心观点不谋而合：“新技术将使得富人和穷人之间有可能产生生物学意义上的鸿沟人类将因此分裂为不同的生物阶层，先前的社会经济阶层系统可能会转化为生物阶层系统。”这将造成新的不公平，引起新的阶层对立，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生命科技和资本主义共同宰制的世界属于身心健康的“实干者和获取者”，而那些罹患疾病之人、“被忽视的、那些失败的”则应被“统统扫除干净”。这也契合米歇尔福柯描绘的生命政治图景：“低等生命越趋向消失，不正常的个人越被清除，相对于人类退化者越少，我（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类）就生活得越好我将能够繁衍。”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旨在造福人类的生物科技却被用来“维护功能性的、生产性的、高效的身体的生命，排除危险的、有缺陷的或偏离常规的生命”。身体提出了生命科技时代人类面临的严峻话题：人类在享受先进的生命科技带来的福与利好时，也必须防范与避免可能的风险与灾难。身体简单的故事情节蕴含着深刻的现实指向、人文关怀和作家本人对于生命科技发展与使用的冷静思考。身体的结尾，无法回到原来身体的亚当沦为“没有归宿的孤独者”，继续着漫无尽头、担惊受怕的逃生之旅。身体灰暗色彩的结尾反映了作家对于生命科技发展前景的保守态度，对于人沦为生命政治评估、操纵与管控对象的沉重哀叹，对于生命科技引起的不平等现象的严肃警示，对于生命政治、生命科技与资本共谋蕴含的风险的深深担忧。【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后；摘自当代外国文学2 0 2 3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