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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於古道第二文化中心的思考
商於古道第二文化中心的思考
作者：zenmax 福凸

一、商於古道第二文化中心的形成
最近，商於古道文化挖掘，出现了不少古道的文章。《商於古道文化节点论》中提出了商於古道“三个文化中心”的提法值得再论和思考。即：“古道第一个文化中心形成:
古商邑
是公元前340年卫鞅大破魏军,“封之商於十五邑,号商君”(邑治即商城)。(《史记·商君列传》)建立了第一个商於的军事、商贸经济、文化的中心。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
秦始皇推行郡县制,置商县,县治商城。县以下实行乡、亭、里三级制。(《史记·秦始皇本记》、《陕西地理沿革》)。汉及汉后古道的文化中心逐步转入上洛及上洛郡。
是古道第二个文化中心形成。
古上洛（本图由李虎民提供）
“古上洛县的行政建制始于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4年）在此上洛塬设县，因居洛河之上故名。包括今区、洛南县两地。属弘农郡（治所河南灵宝），隶司隶校尉部。名上洛县。共230年。
东汉（公元25——220年）县设此上洛塬（属京兆尹，治所长安。仍隶司隶校尉部。三国（公元220——265年）属曹魏之京兆郡）共240年。”
东 汉 建立上洛侯国。
“东汉初,（东汉王朝（公元25年—公元220年）由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他推翻了王莽所建立起的新王朝，重新恢复由刘氏统治的汉王朝，史家称此汉朝为东汉 约195年）上洛县改设为上洛侯国,封王遵为侯,辖地仍旧。
建武十五年(39),划上洛侯国归京兆尹辖。 三 国 正始五年(244),上洛侯国为曹魏之京兆郡辖,复称上洛县。”《商州大事记》195+24=219年
“古上洛郡的行政建制始于西晋（公元265——316年（泰始二年（266），晋武帝分京兆南部置上洛郡，治所在古上洛县，上洛县仍在此上洛塬上至北魏（公元439年）。共174年。北魏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其上洛县为荆州和上洛郡治。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为洛州和上洛郡，上洛县仍在上洛塬上。（此时一说州城存在）共48年。
北周宣政元年（公元578年）其上洛县为商州和上洛郡治。共计91年”。
古道第三个文化中心形成是
新州城原是古商州和现商洛市的文化中心(图片由王小宁先生提供）
“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撤郡，保留商州，上洛县为商州治。一说州城存在，上洛城始废，治所合一。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撤商州复设上洛郡。共124年。（该城廓保留至清代（清代《商州赋》）古城墙残段保留至现1990年前后。）”
古道的文化中心逐步转入古商州。即今商洛市所在地。”
所谓文化中心，是指一个城市或地区内用于呈现文化艺术作品的建筑群体。通常围绕剧院或音乐厅修建，配备艺术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教育机构等。也指以实施国家都市及三级建制机构、古朝廷、郡国、郡县治所实施军事、政治、文化、外交等的城池。所以，文化中心借指文化兴起和发展的发祥地时，则与文化源地同义。比如陕西西安，除了是陕西省的文化中心外，古长安城就是九朝的文化中心。
那么，商於古道的第二文化中心，是新的提法。指历史史料未有记载并有争议的“古上洛”城池地址；及可能使该地域文化消失或恢复的探讨。
《商州府两千年历史迷雾》中提到的《史记》“王陵故城”，论证了《正义史记》所说“《史记·高祖本纪》云:“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南阳(集解如淳曰:‘王陵亦聚党数千人，居南阳。’正义括地志云:‘王陵故城在商州上洛县阳南三十一里。荆州记云昔汉高祖入秦，王陵起兵丹水以应之，此城王陵所筑，因名。’)，以迎太公、吕后于沛。”此城堡确在商州襄王沟，使“三十一里有无上洛县城”的两千年话题被重新提起。
二、 陕西省文物部门所宣布的孝义古城，不仅是一座古 城而是揭示了一个文化地域的存在

因《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襄侯王陵降西陵”（降：下、制服；西陵：西陵氏之地。作者注）与商州“襄王城堡”“襄王沟”地名、城堡名、沟名吻合。与《史记》对王陵事件起兵时称王谓称吻合。即“襄王”旗及兵；当年此沟插满旗建前后城堡群。更重要的是《正义括地志》载：‘王陵故城在商州上洛县阳南三十一里。’其距离与陕西文物发布的孝义古城吻合。所以，城与城堡群与《史记》记载的古“上洛”城及“王陵故城”相互印证并非巧合。
《陕西第三次文物普查丛书》载：“商洛卷商州文物“古城村遗址”:汉代，位于商州孝义代街村七组(原古城村)。……三面均临丹江，城址略成扇形……东西长约900米，南北宽300米，面积约27万平方米。城址西部残存夯筑墙垣，残高1.4米。遗址表面文化遗存丰富)”省、地文物部门发布的考古报告是权威的。
这个陕西文物发布的“古城村遗址”的考古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城”；二是大小；三是汉代“汉城”。
定位是“城”，那么它具备了城的特征。城的大小为：900*2+300*2=2400米周长。=2.4公里=4.8市里，三里有八约等于五里。（因城门等因素应有误差，另外，唐前的尺寸与唐后的尺寸有差别）符合“三里”小城“五里大城”的特点。非“寨子”、“卡”。
首先，朝廷是不可能允许民城大于官城，且阻断古道。城虽然横卧丹江两山之中，形同水库大坝，阻断了商於古道，迫使其古道环其城三面江边城廓，凡过其商於古道的人必须 走在其城边；沿多半圆路径通过，如若士兵站在城墙上放箭，那么处在城墙下的“U”型三边路径，都在其箭射程之内。不宽的三面涛涛行船丹江，却使城外人无法靠近其城墙，城前后两面大山，大部队又无法快速通过，乃有一城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该城确有关卡的作用，但此地史书无有关卡的记载。可见，西汉皇廷是把它作为保卫皇城，在武关之后设立的南大门，说明西汉朝廷用心何其良苦。
拿地形看，前狭山崖环江绕行；后连南山襄王沟城堡群，似乎就是关卡。拿城的一般建城设置“三里”“五里”大小说，此城达标，且比商洛县古城大很多。
拿人口居住和治所情况看，据《续修商志稿》“卷九，官职志”载：官吏，晋，上洛郡9人；上洛县8人。刘宋为7人；北魏为21人；隋唐为17人 ；唐朝百余人；宋17人。其百姓，郡和县《千年商州》载：宋时“商州五县，两县不满千户，我们就按平均每县千二三百户计，全州也就六七千户，总计人口恐怕不会超过三万人，所以王禹偁说它’郡小数千家’”那么，在西汉上洛县会有多少官员和多少人呢？答案就是无论是官吏或是百姓都是很少的。五里城池及地域足矣。
另外，汉朝不可能在一县建立两城。既然史载无建大型两城的记载，也无在孝义古城建关卡的记录，无论是史载或地下地面考古，那么，在商洛市辖区内符合西汉年间史载的城池只有陕西省第三次文物考古发布的孝义古城是唯一上洛县城。符合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王国维是新兴学科甲骨文、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所著《流沙坠简序》、《殷墟书契考释序》、《宋代金文著录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等，均被称为划时代之作。其史学论文几乎篇篇皆有发明，后汇编成《观堂集林》20卷。他把历史文献与出土资料密切参证的治史方法——两重证据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推崇。国伟注）
据《陕西省丹凤县地名志》丹凤县志《丹凤城堡遗址》载：“ 商洛县城遗址在龙驹寨镇西7.5公里的商镇街。唐武德二年(619),由古城迁商洛县治于此,。。。尚有夯土遗存。其原城址在今镇中心,约东西长500、南北宽330米。......1987年在商洛县城遗址曾出土金代“都统之印”一枚。”说明1、从年代和遗迹考古看，孝义古城与商洛古城无关；2、商洛县古城比孝义古城小；3、虽两城很近，但两城都没在辖地中心，两县靠背上下顶辖。说明两城文化的交织和以龙驹寨为中心的水运资源共用的意义。4、根据史料记载，虽上洛县城是西汉年间由秦商县西置而来，但只有唐史料记载了该城的位置（唐诗、等），缺失唐前和汉该城的地理位置。
2010年商洛市商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商州佳话 》指出 ：“上洛县的治所在哪里，旧的典籍中没有明确记载”。......
说明汉代西置上洛县的地址确在争论中，只因当年尚无省级文物部门认定孝义“城”定义；是“汉城”所建及该城面积是“五里”的概念。所以，这个资料空两年后，即2012年陕西文物普查发布的汉代孝义古城正好填补了上洛城在隋唐前和汉后这一阶段的地理位置的空缺。

这也正好是司马迁《史记》“襄侯王陵”；三家注的《正义史记》所云：王陵故城在上洛县南三十一里的古上洛（古上洛至王陵故城沟口至沟口到王陵主城堡两段距离之和为三十一里）并非是隋朝后上洛州城（现商洛市商州城）距王陵故城的距离。解开了《史记》、《正义史记》、《水经注》、《水经注注疏》《州志》关于“上洛王陵故城”，及“古上洛”文化之迷。
对上洛古城的确认不仅是填补了上洛城池在西汉至隋朝的一段文化中心地域历史空缺。而是揭示了在商洛文化中心从商鞅开始过渡到现商州城的过程中，古上洛在今商州夜村地域曾经是集军事、经济、税负、贸易、交通、教育等的文化中心地域，有数百年的灿烂历史。除历史意义外，有利于商於古道文化定位和旅游开发，及商洛市历史文化的衔接。它就是该古城地域、第二文化中心存在的意义。

三、 古上洛城址地域的确认不仅仅是解释了诸多相关上洛 的名词

1、《水经注》云：“丹水东南流，……东南过其县南（北岸商州州城正对面，国伟注）。……丹水自仓野，又东历兔和山，即春秋所谓左师军于兔和，右师军于仓野者也。又东南过商县南(此时的商县即今丹凤县。即丹水过了上洛仓野后才过丹凤县。国伟注)，……”解释了《左转》的上洛位置“苍野之地”。
2、 陕西第三次文物普查“商洛卷商州文物古城村遗址：汉代，位于商州孝义代街村七组（原古城村）……三面临江”和其城横卧丹水的特点、地点、地名与”清乾隆《直隶商州总志》载：“汉，上洛：《通鉴》注上洛：“元鼎四年置。居洛水上，因以得名。”的上洛城特点、时间都相似。
3、 上洛“洛水”完整了商洛县和商洛市其“商山洛水”的新旧说。
州官罗文思手写《州志》载：商洛县的设置名称源于面、背于商山和洛水得名。
商山，都知道。那么门前的“丹水”为何称“洛水”？其实就是在汉前，尤其是春秋战国，霸主分割侯国甚多，其左西右东山脉河流都是以国城廓地域命名，比如，“洛阳城”前身叫“洛邑”。其地域的河叫“洛河”，那么这条河是从哪里流入，从哪里流呢？好事者便找到源头，出自古上洛洛南（古上洛、洛州、在朝廷所在方位的南秦岭洛地）洛的木岔沟。东流入河南境，经卢氏县、洛宁县、宜阳县、洛阳市，到偃师县杨村附近纳依河后称伊洛河，到巩义市洛口以北入黄河。），所以，此河名源于洛邑；及洛邑之后的洛师、成周、王城、雒阳城池辖域得名。又如：丹水流域的商州城前的河叫“州河”；丰阳城前的河称丰阳河，洪门河......以地命名的河名及俗称极多，是作为地标的河流谓称。如丹凤县龙驹寨是古上洛的河运中心，所以把这段丹水叫“寨河”古商县前的河叫“县河”。丹水流域的丹水，其流在属于每一城辖区地域的，多用该城命其河居多。那么战国上洛就有此地的“洛邑”。在中国未统一的情况下同名同姓就不奇怪了，比如“熊耳山”就有两处，河南西部主要山脉之一熊耳山，陕西商州也有熊耳山，《水经注》记载熊耳山“双峰竞秀，望井铭耳”，《尚书禹贡》上有“导洛自熊耳”为后世地域文化之争留下伏笔。何况俗称地名、水名。毕竟，很多谓称并非学名。地域的统一命名应在秦统一中国始至汉唐逐步铺开，才建立国家层面的地理名称便于管治。且当年文化中心在商县（丹凤），官员习惯称洛塬为上；武关为下，朝廷在咸阳或长安命名秦岭南“洛”地时，都以朝廷的东西南北加上该地地名。
所以上洛城前和所辖地域的河叫洛河并不奇怪。此洛与彼洛似乎并非关联。

四、第二文化中心的区域和文化定位
第二中心，自然是古上洛城和以城为中心的地域。是当年与水运中心龙驹寨相连接的贸易、交通、经济发展为纽带，以商州夜村白杨店至丹凤商镇中间地带为繁荣地域。此文化地域在《商於古道文化节点论》文化挖掘中有载。即从该城上洛塬僧一行铜佛龛、洛源驿站、释无业、元建寺、王陵故城前后城堡群、高桥、古上洛八景、至该城下连接棣花的“牌录街”，从城池横卧丹江到王陵故城前后寨城堡群，不难看出朝廷当年的军事意义。从僧一行铜佛龛到释无业元建寺以及古上洛八景“古城湾椅子圈 、寺岭子在中间 、龙王庙坐河边 、圣水庵悬半山 、老龙疙瘩戳破天 、普光寺塔寺前后殿 、丹水绕城白龙冠 、神出佛入几千年。”，又反映了当年此地香火人气之旺。从《太平广记•续定命录》记载: 杨炎，教育人们要有良心，要有有恩必报的淳朴厚德，它是百姓的文化食粮。唐代著名诗人雍陶有商州《洛源驿戏题》 “柳阴春岭鸟新啼，暖色浓烟深处迷。如恨往来人不见，水声呦咽出花溪”；北宋著名文学家王禹偁商州《霁后望山中春雪》一诗中，写到:“……聚映早霞明野寺，散随春水过溪桥。”诗中的“野寺”“溪桥”可能写的就是洛源驿站门前的溪河桥和著名的夜村“无业寺庙”之地。与雍陶《洛源驿戏题》诗“花溪”是否有相同之功。
不难看出此地文化的影子。所以此中心又是一个多功能的中心，非专军事；也非专佛教。应为复合的文化中心地域。
这里商洛寒川佛诞公园“两城一寺一驿”基本涵盖了第二中心区域。建议政府在“商於古道文化”建设中高度重视。 所以恢复第二中心的城和此地遗留的众多典故文化，对商洛市、商州都有历史和现实意义。也是完整商於古道历史文化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