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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中的文化因素
[注：本文原载于黑龙江省绥化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P67—P69]
（许亚刚 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第二中学，陕西 汉中 724408）

摘 要；春秋战国,战乱纷争，诸子争鸣，在这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的背景下，秦国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成为引领时代的健儿。秦国在独特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上萌发出来的大一统的文化思潮及独具匠心的文化格局成为其统一中国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秦 统一 文化

中图分类号：K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1）02—0067—03

“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秦的统一既是民心所向，又是秦王野心极度膨胀的结果。秦国地处西陲，君臣痛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1]《史记·秦本记》p64但它凭借独有的文化底蕴奋起直追，在战国几百年中独占鳌头。此外，商鞅变法又为秦国的发展注入了新血液。这些因素最终促使秦王完成旷世之业。
一 战国时期大一统的文化背景
战国时期，各国之间兼并战争此起彼伏，国家生灵涂炭，人民疲于奔命，安定团结是广大士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各国统治者最大的政治抱负。而在这个时期活跃的学术思想，恰恰为秦的统一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就在这种背景之下，秦王慧眼识事，建立了万世不殆之业。
（一）.战国末期，礼崩乐坏，诸侯坐大，王室衰微，社会文化逐渐趋于军事化，使周王朝的礼乐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为整个社会的统一消除了历史的羁绊
战国末期井田荒芜、宗法消弭，诸侯国有了与周王室抗衡的实力。王室便逐渐丧失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诗经·小雅·北山》p483的无上地位，威信扫地；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成为社会的常态；“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诸侯国惯用的伎俩。同时各国的军事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礼乐文化，宗法制度失去了它昔日的威信，诸侯们开始越藩篱而行“不义”。
“周之文化，以礼为渊海。”[3]p121周公制礼作乐，试图巩固周王朝的统治。但“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1]《史记·礼书》p398礼已经失去了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渐渐失去昔日的威力。发展国力已经不是诸侯追求的终极目标，他们更感兴趣的则是霸主的荣耀和天子的地位。那些强大诸侯国的国君们皆以觊觎王位为目标，以统一天下为宗旨。周天子地位下降便成为此时政治衰败、文化衰落的符号，客观上这有助于国家的再度统一。
（二）战国末期，华夏民族及其精神的形成更大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彰显，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
中华民族这种灿烂的华夏文化在战乱纷争的社会环境中显现出其强大的同化力和外拓力，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发展。“中国”之意空前广泛，齐、楚、秦、燕皆包含于版图之内，少数民族地区也受到中原文化和风细雨般的感染。中原地区在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下孕育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周边各族都对中原文化无限神往，向中原靠拢，逐渐在全国形成了一个文化的统一体。而文化向心力为国家的统一做了铺垫。
（三）春秋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各种学说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他们都怀抱拯救时弊的“一统”思想，对秦国的统一事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唯有能解燃眉之急的法家才能被秦王所重视，成为其一统天下的思想武器
战国末期，各诸侯国都实行变法革新。孝公任用商鞅，以致“语数日不厌”，[1]《史记·商君列传》p930体现了秦人的觉醒精神。以商鞅为代表的“重利轻义”的法家思想与秦国民风民俗开

始逐渐融合。秦国地处西陲，受少数民族的影响较深，文化落后，缺乏对儒家伦理观念的认同，展现出来的仅是游牧民族的旷野与无知。当然，他们也极其需要一场革新运动来改变他们的精神面貌，商鞅变法即是对秦国广大下层百姓的思想及生活的进行改革的运动。 “商鞅变法在秦国能推行，得益于秦文化传统价值观所提供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 [7]而这种环境也很容易改变秦国的社会风尚，逐渐形成了集权统治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以重利尚武为核心的军事文化；以勤劳淳朴为核心的农耕文化，从而改变了以游猎为主体的流民文化；以法家思想为核心的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
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强调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大力倡导君权至上的理论，将皇权提高到无与伦比的地步。他的这种功利思想成为秦王极力推崇的学说，确保了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和威严，难怪秦王在阅读《孤愤》、《五蠹》后发出“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1]《史记·老子韩非列传》p892的感慨。他的政治思想成为秦王加强集权统治依据，对秦国的统一产生了影响深远。
法家 “世异则时异”的思想为秦王开创伟业提供了指导原则。法家从社会发展、政治模式、法律原则等不同角度阐述自己的思想，借以加强皇权，实现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当然，这样也就保证了政令的统一、权力的集中，也为秦王一统六国扫清了障碍，秦国所实行的“集君权，行郡县，书同文”等无一不是出自法家之手，而也正是这些才是秦王的法宝，使他一扫六合，治理万民。
二 秦人所特有的民族精神
秦人地处西陲，饱含着善于开拓的进取精神。在历经十几代的演变后，秦国国君被封为诸侯，为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契机。秦王深知选贤任能的重要性，他以博大的胸襟招揽六国贤才以备为政之用。秦人社会结构较为简单，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小，法家励精图治的思想与尚武民风的有机结合促使秦国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精神。他们朴实无华，辛勤耕耘，人尽其力，民风朴实，凡此种种，都是关东六国所不及的，也就成了秦王一统事业的精神支柱。
(一).秦国开放性及扩张性的文化传统，为六国之士奔秦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为秦的开疆拓土提供了精神动力
1.开放性的文化传统为秦国汲取了一大批知识分子。
战国时期，士阶层迅速兴起，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参与政治，游说诸侯，以争取得到各诸侯国君的赏识。此时秦国正处用人之际，他们实行“客卿”制度，为秦王招揽了大批贤才，如范雎、吕不韦、李斯、韩非、尉缭等中原名士相继来秦，所谓“其后之强，率以用客卿之故”[3]p296。秦王招贤纳士，使秦国朝野上下群贤必集、群英荟萃，为秦的辉煌大业提供了智力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秦国文化的发展。
吕不韦奉养的三千食客，以及他组织编纂的《吕氏春秋》则更成为“全国统一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反映”。[4]它所提出的 “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5]《吕氏春秋•不二》p577的政治观念更体现出了“天下为一”[6]《荀子•王霸》p256的政治要求，因此“书的本身就是统一要求的产物，而书中的主张亦是以统一为中。”[4]
2.扩张性的文化传统，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积极的精神准备。
秦国本是西方一个蕞尔小国，拥有强烈的游牧民族特色，但是在秦被封为诸侯之后，不甘为历史潮流所湮没，企图通过战争的方式打破与世隔绝的状态，弥补其地理上劣势。先有穆公独霸西戎，而后惠王十三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攻取楚汉中，取地六百……”，[1]《史记·秦本纪》p66为秦攻城略地提供了大量后备资源。通过长平之战，获赵大片土地，攻灭二周，取得伊水、洛水、黄河之间大片土地，使秦国发展成为据有关陇、汉中的西方强国。由此可见，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锻炼了秦人扩张的野性，而在这一精神的驱使下就能很容易征服那些文明地区。
（二）秦人尚武的精神、开放的民风为其统一大业作了精神上的准备
秦人善于养马，以马起家，但却常常受到西陲少数民族的侵扰，国无宁日。在长期的生

存压力之下形成了勇敢善战、尚武重利的民族精神，功利至上就成为秦民的精神价值。秦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1]《史记·商君列传》p931的王者之师著称，也正说明了他们对外扩张的野心，这种“野”体现在秦国士兵的身上就成为一种“戎”的精神。
秦人尚武之心由来已久，比如“驷驖孔埠，六辔在手”[2]《诗经•秦风•駟铁》p200、“公子媚子，从公于狩”[2]《诗经•秦风•駟铁》p200将其驰骋猎场的英雄气概描写得淋漓尽致，而这些精神也早已注入了秦人的内心深处。他们之中，更有勇猛之士令人叹服，甚至以一抵百，也无不可，所谓“维此仲行，百夫之防”[2]《诗经•秦风•黄鸟》p208、“维此鍼虎，百夫之御”[2]《诗经•秦风•黄鸟》209。秦人为了生存，几乎经常过着“王于兴师，修我戈矛”[2]《诗经•秦风•无衣》p212、“王于兴师，修我矛戟”[2]《诗经•秦风•无衣》p212、“王于兴师，修我甲兵”[2]《诗经•秦风•无衣》p213的生活，磨炼出了尚武的精神。“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秦的将士不惧死，在战场上披荆斩棘，所向披靡，在屡次战争中涌现出如郿人白起、频阳王翦这些令人皆叹的将领。
秦人尚首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7]p68所攻之地，皆以残暴压之，以斩首多寡而行赏，久而久之，就恶化为一种滥杀的罪恶行径，但却刺激了战士士气，为秦的统一提供了强大的后备力量。
秦人开放的民风使其“弃礼仪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制，不如齐鲁之民，”[6]《荀子•强国篇》p257很少受到中原礼乐的约束，“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稽”,[1]《汉书•贾宜传》p1056正好说明秦人缺乏君臣父子之义，不受中原礼乐思想的束缚。他们率性为事、无拘无束、民风旷达，这些成为作战制胜的关键性因素，而这些正是其战胜关东六国的砝码，秦人以战功封爵，重首功，就从客观上刺激了军人的士气，使秦军在战场上势如破竹，进而问鼎中原。
（三）.秦人在关中地区辛勤劳动，养成了勤劳朴实的民风，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为秦国提供了大量的后备物资
秦人攻灭二周之后，“二周之地，尽入于秦，天下不复思周”，[8]p288秦人趁此，在关中大地上建立了一种以秦俗为主的文化格局。秦民在这块沃土上辛勤劳作， “入境观其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6]《荀子•强国篇》p258秦人世代在此耕作，他们秉承“先王之遗风……好稼穑，”[1]《史记·货值列传》p1543以农为本，安土重迁，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为秦王一扫六合起了关键性作用，并且保证“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饷，不绝粮道”。[1]《史记·高祖本纪》p137秦人这种朴实的民风世代相传，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民族精神。在关中这片沃土上秦人创造了后人所未能及的伟业。
文化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性格、品质，秦人尚武的精神、旷达的性格、淳朴的品质，正是秦人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秦王一扫天下的精神支柱。秦王最终能够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纵然有许多因素，但是，文化因素却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这种民族精神最终成为秦国统一华夏利器。
秦人因为文化独特而兴，也因为文化独特而亡。楚庄王曾说：“此鸟不鸣，一鸣惊人”,[1]《史记·楚世家》p665秦王统一六国实属不易，秦王打下了江山，他却不去守江山，他以水德而代周，他“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乃更号始皇帝”，[9]p235他统一华夏，功不可没，但他却一意孤行，唯己独尊；他焚书坑儒，以法治民；他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他严刑酷法，急功近利；他大兴土木，奴使其民，不以三代为鉴，不知夏桀无道而商汤代之，商纣暴虐而武王伐之，终于玩火自焚，二世而亡。正如贾谊所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岂不惜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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