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天蓝釉碗与明五彩罐的认定 下.doc

清天蓝釉碗与明五彩罐的认定（下）
图７崇祯青花缠枝莲罐 笔者藏，底为“反螺纹”

图８
嘉靖五彩人物罐　　五彩婴戏罐（图８），造型敦厚古雅，唇口、短颈、丰肩、敛腹、平底涩胎。全器绘图案四层，颈部画简化倒垂蕉叶纹；肩部于一周斜格 ...

图７崇祯青花缠枝莲罐 笔者藏，底为“反螺纹”

图８
嘉靖五彩人物罐
　　五彩婴戏罐（图８），造型敦厚古雅，唇口、短颈、丰肩、敛腹、平底涩胎。全器绘图案四层，颈部画简化倒垂蕉叶纹；肩部于一周斜格锦地设四组椭圆形“小开光”（此纹样，因不见文字记述、又不详其意，暂名），并间以上下对称菊瓣纹；腹部绘六小儿打蕉旗、骑木马、举桂冠之“登榜打马游金街”婴戏图；胫部的边饰，以间距相等的斜线作分隔，上绘锦地纹，下设菊瓣纹。除颈部边饰敷红绿两彩外，其余皆以红、绿、黄三色满绘。画意稚雅，敷彩浓艳，釉彩虽为丽红、翠绿、娇黄，然古朴之气溢于画面。
　　此罐对方开价２６００元。我揣度一会报以１８００元。在古玩这一行，不还价是不正常的，有时不在于价格高低之本身，惟恐结果适得其反。曾经有一次，由于没还价，对方立刻变卦。这次，本意让对方再报一次价，笔者即可作慷慨应允，不料这１８００元应价，对方同意了。事后得知，该罐系其在今年元旦期间于南京夫子庙的地摊上购得，当时摊主索价５０００元，这位熟人磨了一个多小时以８００元成交。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因福建、江西等地几位藏家看过后都没接手，让他搞不清是真是假还是后加彩？
　　客观地说，如今市面上明清两代彩器很多，但九成五以上系假冒，约有百分之二、三属旧白瓷上加新彩，真品很少，明五彩罕见。我把五彩人物罐看作真的，理由有五：一，器身底釉呈白中闪灰、略微带些黄的色调，亦即乳白色，符合明嘉万时期五彩瓷白地应有的色泽特征（除乳白外，另一种色调为白中闪青）。二，红绿釉深浓、色彩炽烈，而黄釉显得匀、薄，色淡如奶黄，具有明正德“娇黄”之态，这类红绿与黄在色彩上的反差，实属明嘉靖五彩承上启下的独特风格，断非时下作伪者或能巧合与领悟。三，五彩中的绿釉，色泽翠绿纯正、透明感强，这种纯正与清透，同仿品之绿釉色泽晦暗、釉汁混浊不清现象，有明显区别。尤其是绿釉之浓、厚、均匀状，说明原料精细纯净，虽入彩炉经７００℃－９００℃的低温烘烤，釉汁乃流而不散，边缘清晰呈斑块状，为现代仿制品所不及。明代低温绿釉的这一典型征貌（包括清三代的低温绿釉），亦属断定其是否为“开门”的重要凭据。四，该器釉面凝厚滋润，通体旧气自然。例如罐的内肩，开有六、七处很难察觉的无色惊纹（一种极细小的裂纹），纹片呈冰裂状，有的颇似浅开的鸡爪纹（仿制的鸡爪纹呈崩裂状、片纹较粗较直、呆板，且大多染色），此为晚明时期一些胎骨略薄、质地疏松的香炉与罐上的常见现象，亦为年代久远的一种标记。五，器身上使用留痕自然、流利，比如底部受力部位，磨损痕迹贴切、细腻，散布的点、面合理，系长年积累所致，较人为作旧截然不同。六，白釉与彩面上遗有少量细微浅划痕，划痕连贯，位于釉与彩两者间的光泽自然，可排除后加彩之嫌。

图９

图１０

图１１

图１３
　　那么，有幸上手过此罐的一些爱瓷者，缘何失之交臂？据说是罐的底部有螺旋纹（旋坯痕），而且螺旋纹是呈逆时针方向（图９），加上罐之所画纹样十分冷癖，于是凭着感觉，人们把它当成清代仿的，或看成日本造的，甚者以为是赝品。其实，明代瓷器底部的修饰形式不唯刮底，明初就有少量涩底为旋坯，明中期旋坯痕现象尤为多见，晚明时往往还出现于一些精品瓷器上，例如笔者收藏的明嘉靖青花花卉洞石六方花盆（图１０），底部就带有螺旋纹；又例如成交价为３８５万元的北京翰海２００４年春拍第２３９２号拍品明万历官款青花龙凤纹兽耳出戟花觚，底部的修胎亦为旋坯（图１１）。这件于去年下半年从新加坡回流的明代万历官窑庞然大物，高９１厘米、口径３５厘米、足径２６．５厘米，较目前已知顶顶硕大的万历花觚，高出近２０厘米，创同类器物高度之最。如此一件稀世珍奇，能二度国门，据说全托底部有旋坯痕之鸿福。至于螺旋纹呈逆时针方向为日本瓷的说法，其实并不科学，是不是日本造，应从胎体、色彩及画风上区分之。中国明清景德镇窑瓷器，经常出现反螺旋纹制品（图１２、图１３），这实为窑工个人手法所致，与国籍无关。
　　根据本文这件五彩罐的纹饰特点，它的生产时代，大致上还是容易认定的。譬如，按照人物纹的上体大、下身小；人物的形象生动、造型古拙、孩儿的脑上部大，以及整体构图舒展自然、纹饰粗犷细微兼备和画面清丽、线条柔美等特点，不难同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的绘画风格作连贯。然而，它确切的年代究竟属嘉靖、还是在万历？乃须凭借流传有序以及带有确切年款的典型器，通过比较，方可从被人们（特别是造假者）忽略的一些辅助纹上，找到正确答案：

图１４
　　明嘉靖红绿彩云龙四方盖罐（图１４），通高１５．５、口径５．２、足径５．６厘米，器物以红绿两彩满绘纹饰，底署青花“大明嘉靖年制”楷款，为官窑珍品，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对比其颈部纹饰可发现，类似的简化倒垂蕉叶纹边饰，虽在嘉靖朝的青花瓷上绝少出现，可在该时期的五彩瓷上，却是一条地位显赫的装饰标志。这条蕉叶纹边饰，万历时期亦多见，主要作肩部装饰。

图１５
　　著录于《中国传世名瓷鉴赏》的一件五彩人物罐（图１５），系北京艺术博物馆的藏品。罐通高４０．２、口径１７．５、腹径３３厘米，馆方的文字云：“此器装饰繁缛富丽，从盖钮至器足彩绘纹饰十余层，主体纹样为明代瓷器上常见的‘琴棋书画’人物图案，人物形象生动，色调浓艳强烈，刻画工整细密，是明嘉靖时期五彩人物纹饰的经典作品”。两件五彩罐经过比较，可一目了然，除在颈部与胫部的装饰上，有用笔粗犷与纤细之别；主体纹样上，有构图繁缛粗率与疏简清丽之别外，它们时代性是一致的。对于笔者而言，从中为五彩婴戏罐的胫部边饰找到了直接佐证，并通过北京艺术博物馆的五彩人物罐的颈部边饰，证明这条罕见又不见文字记述的纹样，确实存在于中国、存在于明代嘉靖年间，而非别国。同时，从这两件五彩罐的上下边饰所反映出的各自工手来看，显而易见，五彩婴戏罐的制作水准，堪称精绝。

　　见诸于《明清笔筒》的这件明嘉靖五彩“鼓形文具”（图１６），系明代文人置于案头的用器。对笔筒颇有研究的马未都先生在其《明清笔筒》著作的前言部分里论述道：“这类一方四圆(个别也有五圆)孔的鼓形文具，很长时间名称混淆，功能说法不一。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这就是笔筒之祖，与后来生产的筒形笔筒大相径庭。对于“鼓形文具”的时代，马未都考证为“大都出自明朝嘉靖时期，上推正德，下接万历，尚未发现有形制相同者。”
非常值得再提一笔的是，造型为嘉靖时期独有的该式“鼓形文具”，其主体上的五彩图案与五彩婴戏罐肩部上的图案如出一辙。由此可知，马未都先生专用以讲述笔筒演变史的笔筒之祖——五彩“鼓形文具”，它身披的纹样，其实也属嘉靖时期特有，也是上推正德，下接万历，尚未发现有装饰相同者。由此还可以推断，此类装饰大抵得到文人钟爱，故在明罐（罐与“官”谐音同）上屡屡出现并被大做文章，或配上“琴棋书画”；或饰以“登榜打马游金街”，来表达文人内心的追求与向往。
　　还可从造型上予以判断。此五彩婴戏罐的形制，在明罐中并不多见。笔者经手明罐逾千，收藏近百，与之造型相似者仅一件，为嘉靖万历时期的青花云鹤纹罐（参见拙著《瓷器收藏实鉴·罐瓶》第５６图）。凑巧的是此五彩婴戏罐造型，同耿宝昌先生于《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用以起示范作用的“嘉靖款青花婴戏罐”（参见该书之彩图６２）十分相近，又巧的是该罐背面的一帧婴戏图（参见台湾艺术家出版社《明代陶瓷大全》第３２８页），竟同五彩婴戏罐构图相类，儿童们玩的也是“骑木马、戴桂冠、打荷花”之类游戏。这些，与其说巧合，不如说是必然，是嘉靖瓷器上一种时代风貌的必然。
　　最后，笔者还须补充几句似乎离题的话。即，笔者所买的这件婴戏图五彩罐，不能笼统地称之“捡漏”，应该说，是一次“高价买喜欢”后的回报。
　　同这位熟人前一次打交道是在２０００年的年底，由朋友带去，以高于拍卖行价格，得到一件底部署乾隆款的青花万花堆开光人物花鸟纹笔筒。笔筒的图案、发色均不错，属光绪朝精品，且时代特征分明（见《收藏》总１３１期４６页图１２），但当时他一口咬定系乾隆的本朝款笔筒，最低价非２５０００元不可。最后，知笔者为出书作资料（以前偏重明代器物，晚清瓷器收藏甚少，故需补一些缺），又闻笔者言，若为乾隆瓷，以后给他再送３万元来，遂降到１８０００元。出门后，朋友说买价贵了，不愿收取介绍费（应为１０％），我这才给了１０００元的中介费，如此，笔筒的价格实为１９０００元，比起当年早些时候买的一件康熙青花人物大笔筒还多花２００元。此后有三年未见面，不曾料到，这位熟人给笔者却专程送来价值超过３万元的明五彩罐，不枉相好一场。许多人对“捡漏”津津乐道，而对“高价买喜欢”深不以为然。谁知晓，在古董上花钱买喜欢，非但其乐无穷，还必有后福。笔者遇到过数次，此次之所以刻骨铭心，是因为多年企盼的明五彩婴戏罐一直无觅处，如今得来全不费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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