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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路线孔孟之道就是亡国之学、祸国之术

1945年7月黄炎培飞赴延安访问，与毛主席留下了一段著名的谈话“窑洞对”。

黄炎培对毛主席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主席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就是著名的黄炎培与毛主席关于历史周期率的“窑洞对”，那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个“窑洞对”说明了什么问题。

黄炎培所提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其实是对中国历史上名个朝代政权更迭所表现出来现象的总结，而毛主席所说的已经找到了新路，是对黄炎培所提出现象的解决办法。

那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提出来，那就是造成这种政权更迭的历史周期率的根源是什么？是什么原因或主要因素造成这种政权更迭形成历史周期率的？

中国自汉代以来，一直到清朝，基本上都是开国初期强盛，而到王朝未期衰败。

而西方呢？无论是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还是西班牙、德国、日本、英国，基本上是王朝初期国力一般、然后强盛、再衰落的过程，象现在的美国也是在一战、二战后才逐渐强大起来的。

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初期基本上都是腰缠万贯的大财主，然后逐渐败家到破产，而西方历史上的各个王朝初期象平民，中期是腰缠万贯的大财主，然后才是沦为平民或破产。假如在中西方的两种方式中只能其一，将会如何选择？

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人会选择西方的方式，因为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腰缠万贯的大财主，一方面向社会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毕竟潇洒走一回了；如果选择中国的方式，将会很难接受，因为谁都不希望自己成为败家子，更不会接受从富翁到平民的巨大落差。

那么造成中西方国家发展方式不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那么中国历史上是否有一开始国力衰弱，然后再强盛，再衰败的国家和朝代呢？

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春秋战国时的秦国。

秦国在商鞅变法前，可以说是国内私斗成风，国力衰弱，在强大的魏国面前基本上是处于被动挨打之态，甚至有被山东六国瓜分之危险。但通过商鞅变法后，秦国焕然一新，绝处逢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国力强盛，诸侯皆恐慌，全国大悦。这是因为商鞅变法后秦国实行的是法家路线。

我们再考察自汉代到清朝的各个时期，基本上都是以儒学也就是孔孟之道为主要指导思想的，无论是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考据学，基本上都是儒学孔孟之道占据主导地位，虽然汉朝承秦制，明儒暗法，实际上到后来，法家基本上就衰落了，也就是说中国自汉代以来实际上遵守的是儒家路线。那么是不是儒家路线孔孟之道是造成历史周期率的根源或主要原因呢？也就是说儒家路线孔孟之道是亡国路线、祸国之学、贫国弱民之道呢？

从秦国实行法家路线后而强大和西方几千年的历史来看，根本没必要实行儒家路线孔孟之道，完全可以废除儒家路线孔孟之道，这样国家将会更好。从中国汉代以后和西方几千年的历史实践证明，儒家路线孔孟之道确实是亡国路线、祸国之学、贫国弱民的主要原因。

也许有人说秦朝统一中国后，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灭亡了，是不是也证明法家路线是亡国路线呢？如果是在汉唐时期有这种说法，可以理解，但两千后的今天还说秦朝是亡于法家路线，那不是无知就是愚昧了。

那么法家路线是不是就是强国路线，能保万世呢？

我们分析一下法家路线的产生和实行法家路线后相关国家的变化情况。

法家早期代表人物和活动：齐国的管仲，实行法家路线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三家分晋后魏国，魏文侯用法家李悝变法改革，结果使魏国成为战国早期的霸主；

法家中期代表人物和活动：申不害韩国变法使韩国曾经国富兵强；商鞅变法后使濒于被六国瓜分的秦国起死回生，国富兵强，全民大悦，山东六国皆恐慌；

法家后期代表人物和活动：主要是荀况和韩非，韩非集法家之大成，结果使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华。虽然汉朝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灭六国者、六国也，他只说了一个方面，六国灭亡虽与六国本身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由于秦国国富兵强所致。

商鞅从公元前359年开始变法到公元前221年秦如皇灭六国统一中华，在这近140年当中，秦国对外发动统一战争上百次。我们不用看史料，自己分析一下，在一百多年中发动对外上百次的战争意味着什么？这个国家不仅没有因发动战争而民怨沸腾，国家衰败，民众造反，反而愈打愈强，这没有强大的国力和全国民众的支持能做到吗？试问强大的汉唐和当今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国家能做到吗？

从秦国在一百多年中发动对外上百次的战争中我们至少能发现这个国家有以下几个特点：

1、 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强大的国力；

2、拥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万众一心，民众安居乐业，社会秩序良好；

3、官僚系统奉公守法，违法乱纪现象少，贪官污吏包二奶的官员少，生活腐化堕落的官员少。否则就会官逼民反，民众也不会真心拥护，将内乱不已；

4、秦国高层重要的文臣武将大多不是秦国人，如李斯、商鞅、范睢、战神白起、蒙恬家族、王翦家族等等，这说明秦国自商鞅变法后有良好的人才选拔、使用机制，赏罚严明、任人唯贤等，政工、组织路线正确。毛主席说过，思想政治路线确定之后主要就是干部问题。这说明秦国的组织路线能使外来人员忠心耿耿、尽心尽责，能吸引人才、留得住人才。

5、粮草等后勤及作战物资充足，源源不断能生产出来，这说明秦国就是强大的各种物资制造场。这就要求运输、储存、生产等各部门协同一致，运作良好，整齐有序，整体一般棋，哪个部门都不能脱节。

就凭以上几点，二千年后的今天，中国现在能做到吗？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呢？

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一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华，可以说秦国就是大一统后中国的一个特区、一块试验田，如果将这特区的成功经验推向全国，应该说大的方面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在韩非集法家之大成前，法家理论和实践其实还不是很成熟、很完善，假如在秦统一中华后，随着法家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完善，能保持二三百年的强盛应该不是问题的，至于能否传之万世，哪只有天知道了。

毛主席说过，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何况秦国还有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如果按法家路线走，基本上能做到国家贫弱到强盛，然后可能衰退，这就避免了后来儒家路线孔孟之道占据主导地位的由强盛到衰败的历史周期率。

纵观几千年的中外历史实践，正反两方面都证明了儒家路线孔孟之道是亡国路线、祸国之学、贫国弱民之道，敌至则国亡，敌不至则国贫，也亡国。

那么能否从理论上证明儒家路线孔孟之道也是亡国路线、祸国之学、贫国弱民之道呢？

所谓儒家孔孟之道就是奴隶社会未期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代所形成的一种以复古法先王和厚古博今，以维护奴隶制统治倒退的学说和思想，它曾受到道家和法家的严厉批判和抨击，道家称之为乱国之学；法家则更深刻、更严厉，把它称之为“妖言、愚诬之学、吸食人血的六虱之一”，其开创者孔丘及其门徒则被斥“盗丘、巧伪人、丧家之狗、诵死人之语”；

韩非批判孔老二，“仲尼之对，亡国之言也”，儒家的“仁义道德”只能随便玩玩，“讲仁义”就会使国家弱乱，不“讲仁义”则国家将会强大，孔子及其门徒既不懂农业也不懂军事，只是个社会寄生虫而已，对国家毫无用途，是“五蠹之首”，儒学是五大祸害社会的蠹虫之首，务必要铲除之；那些儒生标榜“先王之道”，进行仁义说教，扰乱了国家的法制，动摇了国家实行法治的决心，如果让一不会农业、二不懂军事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他们就结党营私、操纵国政，国家就会灭亡；必须抛弃儒家的仁义，以法治国，这样法制才不会受到破坏，官吏才会遵纪守法，秉公办事，而不敢胡作非为。

西汉时的桑弘羊称儒家为“知时不用犹说，强也；知困而不能已，贪也；不知见欺而亡．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儒家的门徒个个是不耕而食、祸乱天下的害人虫，同时还指出孔孟之徒是祸国殃民“夺农妨政”的“鄙儒”，是“内贪外科”的“巧伪良民”，他们“重怀古道，枕籍诗书”，是“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

从道家思想来看儒学的孔孟之道，将会如何？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

大意是说：大道（社会公平准则）被废弃了，才有提倡仁义的需要；聪明智巧的现象出现了，是因为有虚伪、假冒伪劣的现象；家庭出现了纠纷，才能显示出孝与慈；国家陷于混乱，才能见出忠臣，也就是说一个朝代或国家忠臣良将多，是因为这个国家发生混乱多或战乱多。

为什么要提倡仁义？就是因为不仁不义现象太多了；为什么会有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就是因为社会太重视各种机巧智慧，没有道德。为什么要提倡子孝父慈、夫妻和睦？就是因为六亲--父子、兄弟、夫妻不和睦了。为什么会有忠臣出现？就是因为奸臣当道、国家太昏乱了。

这充分表现了老子道家丰富的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思想。儒家强调要建立社会的公德，要人们遵循公平、公正的行为准则，要提倡教化，强调修身，而忽视了斗争性和革命性，凡事和为贵，是不符合对立统一规律的；而法家则是从反面说的，是辩证统一的，认为只有消除了好事物的对立面坏事物，好事物自然就呈现了，强调斗争性和革命性，只有消除了战争才有和平，只有消除了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社会自然就稳定、和谐了，扬善就必须惩恶，要想公有就要铲除私有，立“公”就要破“私”。

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认为“天道”的特点在于减少有余而补给不足，而“人道”则反之。认为天道为“均”，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中要均贫富，要公平，要“共产”，既然要均贫富，就要斗争和革命。“天之道如是，故其用不穷也”，斗争性和革命性是符合天道（自然规律）的，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根本法则。

中国道家的思想源头是《周易》，而《周易》之根本在于“变”，“变”提示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根本法则，也是永恒的，世界是运动的。而人类社会的运动、“变”的动力来自哪里？根本就在于斗争性和革命性。法家的本质上就是阶级斗争，强调集权、专政，取得政权后继续革命，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单纯法制建设和法律等。

列宁指出：“对立面的统一(一致、统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毛主席也说过：“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也就是和平、和谐、统一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是永恒的。

毛主席也说过：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如果强调“不争”，否定斗争性，则是违背天道的，也不符合“变”的思想，不符合对立统一规律，社会就会倒退，而儒学孔孟之道就是不强调斗争性和革命性，只是一厢情愿的唯心主义，是形而上学的，是违反对立同一规律的。所以儒学孔孟之道是落后的、反动的，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

当儒学兴起的时候，这个时代的政权也就快到头了。其类似于当资产阶级壮大的同时也给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以发展壮大，也促使无产阶级尽快登上政治舞台一样，当儒学孔孟之道兴起的时候，也是当时的政权在培养自己的掘墓人，因为不会农业、不懂军事国防的寄生虫多了，而这些寄生虫必然会歧视农业和军事，反对战争、恐惧战争，而农业和军事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支柱产业，缺一不可，这自然会造成敌至则国亡，敌不至则国贫也是亡的结局。

儒学孔孟之道也是汉奸卖国分子产生的土壤和温床，为何呢？因为儒学提倡士为知己者死，也就是有奶就是娘，四海之内皆朋友与全球化的殖民汉奸理论基本相同，“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假如这个老师出卖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呢？其实儒学就是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方向。

鲁迅指出：“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其实乃是卑怯”，鲁迅还指出：“儒术”就是卖身投靠术、汉奸术，“儒效”就是卖国后从外国主子那里得到的“犒赏”。

历史事实说明：儒学孔孟之道是经过历代反动派加工发展，代表着中国历史上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阶级的利益，愈是接近灭亡的腐朽的反动阶级，就愈是把儒学孔孟之道当作救命稻草。尊孔派都是投靠帝国主义的汉奸、卖国贼。曾国藩、袁世凯、汪精卫、蒋介石是如此，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亦然如此。

毛主席说："历来的反动派都是尊孔的。 “尊孔”、“和”等一系列观念，对于劳苦大众来说是一剂“致幻剂”，因为它割裂了与“斗”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反辩证法的，是反动的。

尊孔有两个结果：麻醉本国人宁被宰杀也不造反，统治者安享太平和谐社会；国家白白的被外国人占领，做人家的臣民。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几千年中外历史的实践都证明：儒家路线孔孟之道就是亡国之学、祸国之术、贫国弱民之道，所以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也要批孔反儒尊法，把儒学癌细胞彻底清除出去，这样才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