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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史>> 第二节.夏与商
依照专家的说法,夏朝由大禹的儿子启建立,开始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
夏朝刚建立时,政局不稳。启王即位初,有扈氏方国即以今河南洛阳南部为根据地,宣布不承认夏政权的合法性。启王誓师征讨,在甘地经过会战,打垮了有扈氏组织的军事联盟。不久,又发生内乱,启王的弟弟武观,在今河南滑县附近拥兵反叛,启王命令徐州附近彭国的方伯前往平息,活捉了武观。
启王死,他的儿子太康继位。太康是个对国家责任心不强的君王,他喜欢游玩打猎,经常远离王都去寻找风景或追逐野兽。地方官员后羿勇敢善射,在夏政府宫廷官员及诸侯中很有影响力,有一次太康王渡过洛水远游,他趁机发动政变,控制了夏的政权。
太康王被迫向东逃亡,在今河南太康县境内修筑了一座城,病死在那里。后羿立太康的弟弟仲康继位,仲康是后羿手中的傀儡,他可能很老实,所以能与后羿和平相处。仲康的继任者是他的儿子姒相,姒相雄心勃勃,他大概想回收权力,被后羿趋逐,被迫向东逃亡,投奔同姓诸侯国斟灌(在今山东曹县或寿光)。不久,中央政府再次更迭,后羿所信任的将军寒浞,趁他外出打猎之际,发动兵变,杀了后羿。后羿是个仁义的野心家,他虽然夺夏王的政权,但不肯要夏王的命;寒浞不同,他喜欢血腥味,他不肯放过逃亡中的夏王相,发兵杀死了他。相王的妃子已怀孕,他从墙洞中爬出,逃回娘家有仍氏国(
在今山东济宁),生子少康。少康长大后,在有仍氏国当牧正,负责畜牧事务。寒浞听说后,发兵捉拿,少康被迫向南逃亡,投奔大舜的后裔虞思。虞思的封国在今河南商丘东,他嫁女儿给少康,并给了少康一块方圆十里的封地。少康昼夜想着复国中兴,经过苦心准备,估计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他起兵向首都挺进,杀了年老的寒浞,灭了寒浞两个儿子的封国。
少康的儿子季杼有大略雄才,据说是矛与铠甲的发明者。他在位期间东征西讨,扩大了疆域,巩固了政府的合法地位。从他之后,一直到桀王时代,夏政权没有再遇上大挫折。
夏朝自禹到桀,共历十七王,四百余年。这样一个朝代不可能是虚构出来的,可考古工作者偏偏找不到确凿可信的夏朝遗址,这很令人奇怪,他们能确认数百万年前的古人类遗存,能找到六千多年前的葛织物残片,却对庞大夏朝的存在无能为力。当然,热心于寻找夏朝的科学工作者是不少的,但他们的指导思想有问题,其中最大的偏错为:认定夏朝是以夏族为主体的政权,而其继承者商朝是以东夷族为主体的政权,夏与商是两个有根本文化差异的民族。在此错误理念的指导下,他们热衷于区分所谓的“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结果黑暗中寻黑牛,弄得一头雾水。实际情况极有可能如王国维所言:“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文化既迩,政治亦然。”(5)
商朝的建立者成汤,是古老商国的第十四代国君。他的第一世祖契乃舜帝时代的人。契出身今河北古
水流域的一个文化水准不高的母系部落,所以只知其母为简狄,不知其父。可能这个母系部落的图腾是燕子,后来就有了简狄吞下燕子卵而怀孕生契的神话。契是个优秀的年轻人,他在舜帝的政府中供职,因佐助大禹治水而立功,被封于商地,赐姓子氏。商地在今河南商丘南部一带。
夏朝建立后,商国作为重要的封国一直存在,但不知什么原因,它频繁迁都,直到成汤在位后,才又迁回故国。从地理上看,商国的活动范围在夏朝的文明区之内,它的东面除了有曾经帮助夏王少康复国的虞思的封地外,还有一些夏朝的同姓封国存在;它的南面也有一些重要封国,1979年在淮阳东南四公里的平粮台发掘出一座夏初遗城,其城址面积约有五万平方米,残墙高三米多,可能是某个封国的都城。
据司马迁记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其中北方的有冥氏在今山西平陆县附近;南方的有男氏在长江与汉水之间;西方的褒氏在今陕西汉中;东方的缯氏在今山东临沂,斟寻氏在今山东寿光。(6)
我们当然不相信夏朝的同姓封国只有这十二个,它的实际分封数量肯定大于这个数字,只是有些太小或者存在的时间太短,被忽略了。可以推测,夏代有庞大的封建系统,它们以姒姓国为主干,连同一些异姓国共同构成了夏朝的国家政权;而各异姓封国往往又与王室及姒姓封国间存在着因相互通婚而形成的亲戚关系,从而形成了所谓“家天下”的政治格局。我们不知道商族与夏王室之间是否也存在姻亲关系,但它们的关系当不会疏远。传说契的第六代传人商侯冥在少康执政时曾担任中央政府的水利长官,他忠于职守,有一次查看黄河水势,不幸落水淹死,后世奉他为水神。
成汤开创的商朝,文明程度相当高,它是当时地球上最重要的大国之一,它的存在,因有殷墟中出土的文字及大量其它文物佐证,已属确凿无疑。商朝在鼎盛时,势力东到大海,西达四川中部,陕西西部,东北到辽宁,南至长江流域,河南郑州附近曾发现过一座商代前期的王都遗址,那座城市有二十五平方公里的规模,城墙全长6990米,宫殿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
商朝的青铜器非常光彩。1976年在殷墟发掘的一座保存很完整的王室成员的墓穴中,有两百多件青铜随葬品出土,其中大方鼎两只,平均重245斤;铜镜子四面;长0.9米,高0.6米的盛酒器一只;长1.03米,高0.13米的铜灶一座。这些青铜器的制作技术代表着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那时的工匠知道青铜器的硬度与韧度能随着铜、锡配制比例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制作不同用途的器具,所用的配料各有不同,例如铜刀的成分估计为纯铜85%,锡15%;铜镜的成分估计为纯铜70%,锡30%。商朝的冶金技术人员对铁的作用也有充分的认识,1977年在北京平谷县的商代中期墓葬中发现了一件铁刃的铜钺,其用铁为陨铁(陨星的一种,俗称天然铁)。
商朝的文字相当成熟,已发现有3000多个字汇,包括名词、代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等数大类。商朝人运用文字的技巧也颇高,在甲骨刻文中,已发现有文学倾向的记录,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7)
还有长达170多字的记叙文。这说明《尚书》中所传的商代作品《盘庚》、
《高宗肜日》等极有可能就是当时的人创作,后者只有82个字。可以肯定,文字在商代决非仅仅被用于求神占卜,据统计,现今发现的商朝文字中,关于宗教方面的字仅占全部字数的3.6%。可以推测,在商朝除了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资料及铸在铜器上的铭文外,应该还有刻在竹简、木简或泥板上的文字资料。周公旦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改夏命。”他所说的典与册,决非指龟甲兽骨的合集,况且甲骨文字中也不可能记载商夏革命的故事。在竹简上刻字既方便省劲,又便于装册保存,商朝的宫庭史官及民间的知识人物估计会首选这类材料。巫与祝等神职人员之所以选择龟甲兽骨作为书写材料,是因为他们认定这些东西有灵性。即使是那些出土的甲骨文字,也都是盘庚之后的人留下的,盘庚之前商朝尚有十九个王,对他们时期的文字及作品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刻在龟甲兽骨上的那些文字,并非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如果相信司马迁的工作态度是诚实的,那么中国文字作品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夏朝,例证如下:
1.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将战作《甘誓》。
2.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讷,作《五子之歌》。
3.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4.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
5.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
6.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汤)作《汤誓》。
7.汤遂伐三 ,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宝典》。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
8.(汤)既绌夏命,还亳,作《汤浩》。
9.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作《肆命》,作《徂后》。
10.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称为太宗。
11.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
12.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赞伊陟于庙。言弗臣, 伊陟证,作《原命》。
13.帝仲丁崩,弟外壬立,是为帝外壬。《仲丁》书阙不具。(8)以上诸文,今天除了《甘誓》、《汤誓》等少数几篇还能见到外,其余皆散佚;即便这几篇,是否完全是夏商遗下的原文,也难以断定。司马迁早我们近二千年,他并不比我们幸运,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基本上就是当时他能见到的。尽管如此,那些遗失掉的文章并非是幻想出来的,有个研究者说得很有道理,他说:“至迟到商代,已经有了正式的文书记录和司掌此职的史官。西周以后,史官制度渐趋完备,各个朝代的文献也被分别收集起来,形成了《夏书》、《商书》和《周书》。春秋战国时期,这些文籍在贵族和学者中间广泛流布,在讨论政务和著述时屡屡征引,并和《诗经》等典籍一起,成为学校的教材。”(9),他这种说法的依据如下:(1)传说孔子曾整理过那些文史资料,选定百篇组成《尚书》,后经过秦始皇焚书及其后的变乱,仅由济南伏生在墙壁中匿藏下二十八篇,司马迁录下的那些有题目无篇章的作品,极有可能是那些散佚掉的作品。(2)
中国最早的信史《左传》、《国语》中,仅引用夏书、夏训、夏令中的材料即达19条,所记夏代的事迹共34则。(10)
商朝基本是个农耕社会,为把握农时,非常重视历法。商代人根据月球的运行规则计算时间,知道年分十二个月,月分三十日;又因为太阳与月亮在一年中运行有参差,所以特设十三月的闰年来调节。他们知道按气侯的变化划分季节,甲骨文字中有“今秋多雨”、“今春王勿黍”的记载。商代人记日期用天干地支法,以天干地支相配,由甲子至癸亥每六十日为一周期。商朝的君王喜欢以天干地支起名号,自成汤之后,几乎无一例外。实际上,商代君王的这种习惯是祖传的;在夏代,他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了这种起名法。当然夏代这种起名法不是商人的专利,夏王族也有采取此法起名号的,例如夏桀的别名即叫履癸。(11)
商政权对待夏朝同姓封国的态度比较宽容,因此,商革夏命后,遗存下来的夏氏姒姓封国不在少数,直到周朝时,尚有杞国、缯国得以延续。据传越王勾践与秦汉时称霸北方的匈奴人也是夏王室的苗裔,司马迁说,越王勾践的先祖是夏王少康的庶子,“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匈奴的先祖被认为是夏王族中的不愿与商朝合作者,他们逃亡于北地,沦为游牧为主的另类群体。关于匈奴祖先的传说可信度不大,但关于勾践祖先的传说则有些影子。有记载说,夏桀亡国后向东南方向逃亡,最后死于安徽省巢县一带。这颇让历史学家们困惑,因为以当时的战略情势论,夏桀的后方腹地应在今河南中、西部及山西南部,按常理我们的桀王应该退回后方组织力量抵抗或寻求庇护。对此,学术界有三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夏桀倒行逆施,很不受他后方诸侯国的欢迎,不敢回逃;第二种观点认为,资料有误或者地理考证有误,夏桀死的地方不在安徽,而在河南中部或山西南部;第三种解释为,夏桀是想投奔长江下游地区的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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