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志耘论方言岛的形成和消亡.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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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志耘:论方言岛的形成和消亡 ——以吴徽语区为例* 作者：曹志耘来源：提要本文在对吴徽语区内的方言岛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讨论方言岛的形成和消亡问题。文章指出方言岛的形成有三种方式：填水成岛、蓄水成岛、隆起成岛，并讨论了移民与方言岛形成的关系。论文考察了方言岛的生态环境，发现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区内方言悬殊的地区是适于方言岛生存的土壤，最后指出方言岛的消亡有两种方式：渐变式消亡（“融岛”）和突变式消亡（“淹岛”，即语言转用）。关键词汉语方言；吴徽语；方言岛；语言消亡；移民方言岛的最根本的特性是与大本营方言分离开来，同时它们多处于其他方言或语言的包围之中，面积一般较小。游汝杰（1992）对方言岛的涵义、地理形状和类型、成因、演变以及汉语方言岛的概况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和介绍。本文在对吴徽语区内的方言岛的调查研究（曹志耘、黄晓东2004）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方言岛的形成和消亡问题。一方言岛的形成 1. 岛屿和方言岛的形成方式在自然界，岛屿的形成主要有三种方式：（1）填水成岛：由人工填水（一般是填海）而造成岛屿，例如日本关西国际机场、澳门国际机场等，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2）蓄水成岛：因修建水库等原因筑坝蓄水，水位提高后，原先相连的陆地低处被水淹没，高处（一般是山峰）就成为互不相连的岛屿，典型的例子如千岛湖。郭沫若先生1963年咏千岛湖诗曰：“西子三千个，群山已失高。峰峦成岛屿，平地卷波涛。” （3）隆起成岛：因火山爆发等地壳运动使地表隆起，形成新的岛屿，例如夏威夷群岛、钓鱼岛等。方言岛的形成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观察：（1）填水成岛：指移民携带自己的方言到达新住地，在当地其他方言或语言的包围之中形成方言岛。与自然界的岛屿不同，大多数的方言岛是由这种方式形成的。（2）蓄水成岛：指土著方言被大规模的外来移民冲散、分割，而成为大片移民方言包围之中的方言岛。例如在皖南宣州一带，太平天国以后北方移民大量涌入，当地土著方言——吴语在移民所带来的河南话、湖北话和江淮官话的冲刷和覆盖之下，只剩下众多零星的方言岛。（3）隆起成岛：指某些地点的方言由于各种原因发展过快或过慢，或脱离周围方言的发展轨道自行演变，久而久之成为与周围方言不同的方言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某些发展变化较快的城市方言看作是这种类型的方言岛，例如浙江杭州、金华、衢州等城市里的方言。游汝杰（1992：60-64）指出方言岛的形成有两大原因，一是方言自身的变化，二是人口的变迁。因方言自身变化而产生方言岛的情况，是指城市方言因发展速度快于周围乡下地区，而逐渐形成所谓“城市方言岛”。因人口变迁而形成方言岛的情况，包括两种：一是土著方言被移民方言包围而成为方言岛，二是移民及其方言直接造成方言岛。后者当中又可分为以下七类：军队驻防，军屯，战乱，逃荒，垦荒，流放，侨居。实际上，笔者归纳的上述类型与游汝杰的观点是一致的。 “隆起成岛”尚未成为汉语方言岛形成的典型方式。如果暂不考虑“隆起成岛”的情况，其余两种方式都直接与移民有关。下面根据吴徽语地区方言岛的情况，来讨论移民与方言岛形成的关系。 2. 移民与方言岛的形成就吴徽语地区的情况来看，创造现存方言岛的移民主要有以下几类。 2.1 政府移民出于政治、军事、民族、宗教、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原因，历代政府都会实施各种类型和规模的移民计划。这种由政府实施的有计划、成规模的移民，我们称之为“政府移民”。吴徽语地区的政府移民有以下几种。（1）工程移民工程移民中最主要的是千岛湖库区移民，这也是吴徽语地区最主要的政府移民。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修建新安江水库（千岛湖）以来，从淳安、遂安两县移至县外的移民多达20.7万人，其中绝大部分移至吴徽语地区，尤以浙西、浙南、赣东和皖南等地为多。这些人移到新住地以后，一般实行小聚居的方式，加上迁移时间还比较短，所以现在在内部一般都还保留使用原方言，但对外交际时则要学习和使用当地方言。除了千岛湖库区移民以外，各地在建造小型水库、电站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工程移民，不过这类移民规模较小，一般在当地就近安置，不会造成新的方言岛。近几年来，也有部分三峡库区移民进入吴徽语地区，随着他们的新生活逐步稳定，将来也许会形成一些西南官话的方言岛。（2）驻守移民古代政府把大量官兵派往国家边陲、海防前线或重要地点驻防，或派往战乱地区镇压叛敌，维护社会治安，由于交通等各方面的原因，这种派往外地的军人往往“有去无回”，因而在驻扎地成家立业，繁衍生息，久而久之成为驻守移民。由于驻守军人具有特殊的社会身份，很容易在当地形成孤岛型的小社会，方言岛也随之产生。在吴徽语地区，浙江象山爵溪所里话就是在明代抗倭官兵所说的北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慈溪观城燕话也是由明代卫所官兵带来的，安徽祁门军话则可能与明代前来镇压红巾军的朝廷军队有关。（3）招垦移民由于战乱、瘟疫、饥馑等原因，或者开辟新疆域的需要，古代政府常常实行招垦计划，以填充当地的人口数量。太平天国（1851－1864年）战争期间，皖南的广德州、宁国府作为天京的外围屏障，成为太平军与清军拉锯的主战场，深受战争的破坏，“户口凋敝”。因此，战后这一带成为招民移垦的重要地区。在清政府招垦政策的鼓励下，河南、湖北和安徽江北移民大量涌进该地区，以至反客为主，外来移民成为皖南地区的主要居民。大量移民的涌入，使皖南地区的方言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先的吴语区被移民所带来的河南话、湖北话和江淮官话分割成大小不一的吴语方言岛，而与此同时，移民方言的余波则扩散至苏南、浙西，形成各种官话方言岛。 2.2 自然移民除政府移民外，还有因各种原因造成的民间自发的移民，我们称之为“自然移民”。在自然移民中，也许可以分为“积极移民”和“消极移民”两种性质的移民。所谓“积极移民”是指出于人多地少、贫困落后等原因，主动奔赴外地谋生创业的移民，这有点像今天的到外地打工的民工。“消极移民”是指出于战乱、灾荒等原因，而被迫逃往他乡求生图存的难民。不管是积极移民还是消极移民，往往都如散兵游勇，难以形成组织规模，因而在强势的钡胤窖郧蚝苣逊⒄钩鲎约旱姆窖缘骸２还啾戎拢泼窀锌赡苄纬珊捅４孀约旱姆窖缘骸?/font> 在吴徽语地区，与现存方言岛有关的自然移民主要有以下几种。（1）棚民棚民是一种到外地尤其是山区生产和生活的流民，可以说是古代的打工者。因为他们住在临时搭建的茅棚里，所以被称为“棚民”。棚民是我国古代东南地区十分常见的一种流民，也是造成该地区众多闽、客、赣等方言岛的主要力量。棚民离家外出谋生的主要原因是迫于老家人多地少的压力，不过由于外地的平原地区早已被当地人占据，棚民的目的地一般都是偏僻荒凉的山区，职业多为种植玉米、甘薯、苎麻、蓝靛等。棚民要向当地政府申请租山和暂住，他们常受当地人欺负，甚至驱逐，租约期满后留在当地长期居住者是其中少数。在吴徽语地区，棚民的来源主要有福建（汀州等）、江西（南丰等）、安徽（安庆等）、浙江（温州等），目的地主要是浙西南、浙西、皖南、赣东北。以浙江为例，“大约从明代末年开始，来自福建的移民就已经开始迁入金衢盆地的两侧山地，从事蓝靛的种植。清代初年，随着战争导致的土地荒芜，移民的规模有所扩大，广泛分布浙南、浙西各大山区。除了闽西的移民外，还有来自闽南的移民；除了福建的移民外，还有来自江西的移民。江西移民主要来自赣东地区的南丰县和毗邻的赣东北，他们主要从事苎麻的生产。迁入浙西的棚民时间稍晚，他们多来自闽、赣、徽三省及本省的温州地区。除了种植蓝靛和苎麻外，各地棚民还多种植玉米和蕃薯”。（曹树基1997：295）棚民方言岛可以浙江旧汤溪县珊瑚村客家方言岛为例。珊瑚村的开山始祖廖文仕，于清康熙甲戌（1694年）出生在福建汀州上杭县的古田村。古田位于闽西山区，“人满殊难立业”。康熙末年，为“遂营生之愿”，廖文仕孤身一人来到浙西南的江山县，“可耕而不得所祉”，于是转移至汤溪县南部山区。雍正十年（1732年），廖文仕与他的妻子在汤溪县最南端的高山之巅搭铺安家，垦山种田，养育子孙，开创了一个客家话方言岛。绵延至今，已是一个拥有178人的客家小山村。（曹志耘2003）（2）畲民畲族原来居住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广东潮州凤凰山传说是畲族的发源地或祖居地。宋代以后陆续向闽中、闽北、闽东、浙南、赣东北和皖南等地山区迁徙。今有96%的畲族居住在福建、浙江两省。畲族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集居地，一次次地长途跋涉远走他乡，而且这个过程竟持续千年之久，足迹遍布东南各省广大地区，对于这个问题，至今尚无明确的答案。有人认为是出于去瘠就腴的耕作习惯，有人认为是为了逃避封建赋徭，实际上如果不考虑其民族成分，后来的畲族移民已经跟“棚民”没什么两样。以景宁畲族自治县为例，据《景宁畲族自治县志》（1995），唐永泰二年（766年），已有畲族从福建罗源迁居景宁，明代迁入者最众。畲族先民在当地承租山林，刀耕火种，后来修筑梯田，发展农业，“邑之陇亩，其治者半”。畲族尽量保持以村为单位的小聚居方式，一般不与当地汉族通婚。与棚民相比，畲民更容易形成和保存自己的方言岛。畲民所使用的“畲话”是一种接近客家话的汉语方言。（3）九姓渔民九姓渔民以前生活在以三江交汇的建德梅城为中心的新安江、兰江、富春江（七里泷）上，即建德、兰溪、桐庐一带的江面上，以捕鱼和航运为业，泛家浮宅，长期深受社会歧视，境遇甚为悲惨。直到20世纪中叶，才上岸定居，与平民无异。九姓渔民的“九姓”是指陈、钱、林、李、袁、孙、叶、许、何等九个姓。九姓渔民的来历问题至今仍是一个悬案。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九姓渔民的祖先是元末陈友谅（1320－1363年）的部属。陈友谅于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建大汉国称帝，此后与朱元璋进行了三年多的战争，但屡战屡败，二十三年（1363年）八月，陈在鄱阳湖一役中被乱箭射死。其部分残兵败将沿着赣东北─皖南的“茶叶之路”，翻山越岭逃到徽州，然后顺新安江而下，因为他们多为水军（陈友谅即渔民出身），便停在了三江交汇的梅城一带。等官府查明这些不速之客的来历后，即被朱元璋贬为贱民，只令在水上生活，不得上岸定居。如果九姓渔民确属由元末陈友谅的残兵败将流落江湖而来，那么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流民。如果是来自外地的一般平民（包括渔民），因从事水上工作而受陆居者孤立和歧视，那么他们与垦山的棚民在性质上其实是相同的，即都是流民。与棚民不同的，只是由于“分工不同”，而造成了“贵贱之分”。九姓渔民有自己的方言。据笔者对梅城附近九姓渔民的初步调查，其方言与梅城一带的方言有同有异。曹志耘（1997）认为九姓渔民方言是外来的。此外，浙江沿海及其岛屿上的闽南话是闽南沿海渔民向浙南等地流动，并以温州为据点再次向北部沿海流动的结果，可以归为自然移民中的一般渔民。二方言岛的消亡 1. 方言地图的历史变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方言岛是由移民造成的。我国南方地区的历史就是北方汉人不断南迁并与当地越人和其他土著接触、融合的历史。在迁移的初期，移民方言的原始形态往往就是方言岛。当然，如果是大规模的移民，则会发生“蓄水成岛”的现象。可以想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南方都曾经存在过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方言岛，构成一幅幅多姿多彩的方言地图。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方言岛的语言地图是不断变幻的。曾经是千岛耸立的湖光山色，如今也许已成波澜不惊的水面。而今天一马平川的桑田，以前则很可能回响着推土机排山倒海的轰鸣声。以浙江旧汤溪县为例，在593个自然村中，明清时代建立的闽籍移民村有48个，赣籍移民村有8个。（曹树基1997：288）但今天仍使用非吴语的方言岛村，据笔者了解不过十来个。从方言岛最集中的塔石乡来看，据笔者对《浙江省金华市地名志》（1985）所提供的很不完备的材料的统计，主要在清代由外省外县籍的移民建立的村庄有28个（这个数字只会少不会多，因为有的村未交待建村历史），其中约有三分之二的村（18个村）今天已经完全放弃母语，改用当地吴语汤溪话，其余三分之一的村（10个村）对外也使用当地吴语，只在村内还保留使用母语。具体情况参看表1和图1。表1 塔石乡的移民村和方言岛移民来源移民村村数今方言岛村数福建以汀州府为主周山，鱼潭，下鱼潭，青山庵，山坑，岱上，关山头，坟岩，金牛山，大茗，白岩，交椅山，珊瑚，张村，（以下畲族）大坑，蒙坑口 16 坟岩，金牛山，大茗，白岩，交椅山，珊瑚，张村，大坑 8 浙江处州遂昌、松阳塔石，东岭，高田，井上，桃连，岭边 6 0 浙江婺州兰溪、义乌谷口，上阳，金台圩，银岭 4 银岭 1 浙江衢州龙游西坞 1 西坞 1 安徽安庆西高坪 1 0 合计 28 10 再来看浙江常山县的情况。曹树基（1997：291）认为《常山县地名志》（1987）“是目前所见浙江省唯一一部堪称完备的地名资料”，他根据该志整理出了一个“浙江省常山县自然村建村时代与原籍”表。笔者根据《常山县志》（1990：601），列出今天的方言使用情况，以资比较。由于曹树基所统计的总村数少于实际村数（《常山县地名志》1987：3作1527个），所以笔者进一步计算出各类村数在总村数中的百分比。见表2。表2 常山县的移民村和方言岛移民村浙江其他县江西南丰、上饶福建邵武、建宁、汀州、泉州广东嘉应安徽安庆、徽州其他省本地总村数清以前 9 38 38 0 26 12 135 258 清代 15 427 83 9 45 4 417 1000 合计 24 465 121 9 71 16 552 1258 百分比 1.91% 36.96% 9.62% 0.72% 5.64% 1.27% 43.88% 今方言岛淳安、江山、衢县话南丰话福建话广东话安庆话华埠土官话常山话总村数 88 526 50 0 11 7 840 1522 百分比 5.78% 34.56% 3.29% 0.72% 0.46% 55.19% 曹树基（1997）主要是研究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移民，所以可能没有把当代的建村情况列入表内，例如39个千岛湖库区移民村。不过，即使存在一些误差，还是可以看出，使用常山话的村数从43.88%上升到了55.19%，使用非常山话的村数相应地下降了约11个百分点。南丰话在常山县为第二大方言，其势力与强势方言常山话相比并不过于悬殊，因而几百年来下降不大。如果刨去江西移民村（南丰话村）和39个千岛湖库区移民村（淳安话村），再来统计一下，就得到以下的数字：移民村：不计来自江西的还有241个村，占总村数（1258个）的19.16% 今方言岛：不计淳安话和南丰话还有117个村，占总村数（1522－39＝1483个）的7.89% 常山县这个“移民村︰今方言岛”的比例（19.16%︰7.89%＝1︰0.41）很接近上述塔石乡的比例（28︰10＝1︰0.36）。二者的方言岛保存率都在百分之三四十。 2. 谁主沉浮？在二三百或三四百年的时间里，塔石乡境内的方言岛减少了三分之二，常山县境内的方言岛除了南丰话以外也减少了六成。可以想像，在整个吴徽语地区，尤其是那些如今已是“纯吴语”的地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有多少方言岛此起彼伏，最终都被淹没于吴语的汪洋大海之中？那么，方言岛的沉浮究竟取决于什么因素呢？要回答方言岛为什么会消亡，不妨先来看看为什么能生存。 2.1 吴徽语区内方言岛的生态环境（1）地理交通状况从整个吴徽语地区来看，现存方言岛主要分布于浙西、浙南、赣东北、福建浦城和皖南等地区；在苏南、上海和浙北地区，除了几处零星的官话、闽语方言岛以外，基本上为吴语所覆盖，而在浙东、浙中地区，则为清一色的吴语，参看图2（曹志耘、黄晓东2004）。从地理交通状况来看，方言岛集中分布的地区均为高山或丘陵地区，长期以来交通条件极为落后。而方言岛较少或无方言岛分布的地区则基本上是平原及沿江、沿海地区，交通便利。（按：原文黑白，现改用彩色。图号应作“图2”）从县一级的情况来看，除了淳安话这种因政府行为造成的方言岛以外，其他方言岛多分布于县境的边缘地区，在县中心地区尤其是县城周围地区则很少见。这也与地理交通状况有关。在浙西南、皖南一带，县城多沿江而建，县城及其周围地区地势比较平坦，边缘地区往往是地势较高的崇山峻岭。再来看塔石乡的情况，由图1可见，移民村几乎遍布全境，然而迄今保存下来的方言岛除了畲族村大坑以外，全都集中在最南端与遂昌县交界的偏僻的高山之中，在北部地势相对平缓、交通相对便利的村庄，移民村的方言都已经本地化了。在地势高峻、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地区，方言岛与当地强势方言接触的机会较少，易于独立生存和发展。（2）经济文化水平吴语北部地区开发很早。由于具有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产丰富、交通便利等天然优势，在上古时代，位于该地区的苏州、绍兴就已经成为一方的政治中心，以后南京、杭州相继成为数代封建王朝的首都，盛极一时。近代以来，上海更发展成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先驱城市。如今，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已经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上海同时也是全国最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之一，苏州、杭州历来人文荟萃，文化底蕴非常丰厚。而“长三角”基本上就相当于吴语北部地区。在另一方面，浙西、浙南、皖南、赣东北等地区，则是一番截然不同的风景。山高水险，土地奇缺，道路阻隔，几千年来一直停滞于典型的小农经济状态，衢州、丽水至今仍是浙江省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地区。在吴徽语区内，整个南部地区（尤其是西南部地区）与位于北部的长三角地区构成了新旧两重天。经济发展的快慢，决定了一个地区内部及其与外部交往的程度。文化教育水平的高低，也影响着一个地区的人接触和学习外地语言文化的能力。从方言发展变化的角度来说，经济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内部各方言之间、本地方言与外地方言或共同语之间的接触就越频繁。在这种频繁的语言接触过程中，会发生的一种现象就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小方言会逐渐磨损自身的特点，向强势方言趋同，或者干脆放弃自身的方言，转而使用强势方言。在一般情况下，方言岛都属于弱势方言，只要假以时日，它们的消没于强势方言之中，应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反之，经济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弱势方言的生命周期自然会比较长。吴语北部地区方言面貌的过于“纯净”，南部地区方言面貌的过于“庞杂”，与各自的经济文化水平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3）区内方言异同程度与地理交通状况、经济文化水平的因素相关，吴语太湖片、台州片、瓯江片的内部一致性较强，婺州片、处衢片内部分歧非常大，徽语内部的分歧也很大。在浙江西南部、皖南徽州地区，两个邻县之间，甚至一个县内的不同乡镇之间互相不能通话，这是常事。例如在处州方言（王文胜2004）中，介词“被”有11种说法：乞、担、得、分、吃、拨、让、问、约=、等、□[m«µ445]。仅在缙云一县内，就分布着7种不同的说法：壶镇说“得”，三溪、大源说“拨”，新川、双川、新碧、东渡说“问”，舒洪、方溪、大洋说“约=”，白竹、东方说“等”，溶江、胡源说“□[m«µ445]”，石笕、木栗说“乞”。一个地区内各地方言之间的异同程度，会影响到该地区方言岛的命运。内部一致性高，各地方言之间交流便利，易于互相影响和趋同，形成更统一、更强大的方言。而岛外方言势力越大，对方言岛的生存压力也就越大。内部分歧大，中心城市的方言很难制约和同化本地区内的方言，各地方言相对独立自主，各种小方言（包括方言岛）得以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里自由地生存发展，吴语婺州片、处衢片和徽语地区就是这种情况。如上文所述，在吴语处衢片的常山县境内有常山话、南丰话、福建话（可能包括客家话和闽语）、淳安话、江山话、衢县话、安庆话、华埠土官话、九姓渔民方言等十来种方言。又如在徽语严州片的遂安县，不少村庄往往同时有好几种方言并存并用。据笔者调查，安阳乡乌龙村存在衢县、常山、安庆、福建4种方言，黄家源村则存在建德、寿昌、衢县、常山、安庆5种方言。在今天的吴徽语地区，方言岛种类最多、分布面积最广、使用人口最多的，正好就是内部分歧最大的婺州片、处衢片和徽语地区。这决不是偶然的。 2.2 方言岛消亡的原因由上述吴徽语地区的情况可见，适于方言岛生存的土壤是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区内方言悬殊。这些因素有一个相同的作用，就是可以使方言岛存在于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空间，或者说相对“真空”的状态中。而这种“真空”的状态一旦被打破，方言岛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消融或灭亡之路。下面以珊瑚村客家话方言岛（曹志耘2003）为例，来看看方言岛是如何走上消亡之路的。如上文所述，珊瑚村由来自福建汀州上杭县古田村的廖文仕于雍正十年（1732年）所建。地处浙江旧汤溪县的最南端，离县城汤溪镇42公里，正好位于汤溪、遂昌、龙游三县同时也是金华、处州、衢州三府的交界处和分水岭上。环境偏僻，山高路险，交通闭塞，仅有山路与外界相连。现有村民63户，178人，除个别随母亲改嫁时迁入和招赘迁入的外姓户以外，均为廖姓户。长期以来，珊瑚村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与外界交往很少，离得最近的商店在塔石村（旧路相距10公里）。60岁以上的老年人活动范围一般只限于本村及其附近村庄，有的人连汤溪都没去过。祖辈中没有考取功名或做官的人，如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基本上都是文盲，接近60岁的人当中仅有7人读过小学或初中，初等教育在本村完成。语言方面，在珊瑚村内，所有的人都使用珊瑚话，即使是从外地嫁到本村的女子和入赘者也都说珊瑚话。在与外地人交谈时，除了对同属客家话方言岛的邻村交椅山、白岩、大茗等可使用客家话以外，其他场合均使用对方的方言或普通话。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90年代初，塔石至银岭的公路（汤汤溪遂遂昌公路的一部分）开通。1992年，珊瑚村修建了与汤遂公路连接的简易公路，汽车可直接开到珊瑚村口。与此同时，开始有人外出打工，如今在外地（本省义乌、金华、温州等地）打工的约有40人，基本上是20－40岁的青壮年，约占该年龄段的60－70%。90年代初，珊瑚村小学撤消，现在上小学到山坑村，上初中到塔石村，上高中多到汤溪镇，均需住校。今天的青少年全都上过学。全村现有1名大学毕业生，1名中专毕业生。此外，广播、电视媒体已经普及到户，看电视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珊瑚村延续了200多年的“真空”状态被完全打破了。影响到语言上，年轻一代比祖辈们更加积极地学习使用汤溪话、金华话和普通话，其中会说金华话的主要是年轻人。外出打工的男子越来越多地娶回外乡、外县乃至外省的女子，他们与外地女子谈恋爱时，都要迁就女方的语言，在有些家庭中，这种状况会在婚后一直延续下去。嫁到珊瑚村的外地女子，多数只能听懂珊瑚话，但说不好，或不会说。她们不但自己不愿意学习使用珊瑚话，而且不鼓励自己的小孩使用珊瑚话，现在有的小孩跟父亲说珊瑚话，跟母亲说母亲所说的那种外地话。小孩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与说汤溪话的小孩一起学习，共同生活，他们在学校里一律使用汤溪话或普通话，回到村里，特别是跟小朋友在一起时，也常常使用普通话，个别小孩已经不会说珊瑚话了。上述变化可归纳为以下三点：（1）年轻人积极学习和使用外部强势方言；（2）外地嫁入女子坚持使用娘家母语；（3）儿童母语能力严重下降。今天，尽管客家话仍在珊瑚村里通行，但短短十来年的“开放”已经使这个珊瑚小岛受到致命的侵蚀，而这种侵蚀必将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继续下去。也许再过两三代甚至一两代，珊瑚话就要终结其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双语制（对内使用母语，对外使用其他方言）能够保护方言岛的生存吗？笔者以为，答案是否定的。在方言岛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时代，双语制的确可使方言岛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其他方言的侵袭和同化。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今天的方言岛与外部世界全方位地连成了一体，“方言岛的内部”已经无法构成一个独立和封闭的空间，母语在方言岛内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和作用。换句话说，母语不仅对外“没用”，对内也逐渐“没用”了。曹志耘（2001：9）指出：“方言消亡的根本原因，是这种方言的‘用途’越来越少，‘作用’越来越小，简而言之，是因为这种方言‘没用’了。”方言岛的消亡也不例外。珊瑚村的例子使我们看到，弱小方言岛的生存只能依赖于特殊的社会和经济形态，它们的生命是十分脆弱的。在当今全国化、全球化的强劲浪潮中，这种方言岛无异于松散的小沙丘，完全不堪一击。这是无奈的现实。 3. 方言岛消亡的方式 3.1 岛屿的消失方式在自然界，岛屿的消失主要有两种方式：（1）融岛：如果是由冰山或沙山构成的岛屿，因气候变暖或海浪的常年冲刷，可能会慢慢地消融于大海之中，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2）淹岛：当水域的水位大幅上升时，原先露在水面之上的岛屿可能会被水面淹没覆盖，消失于水底。方言的消亡一般有渐变和突变两种方式。渐变式是指弱势方言在强势方言（包括普通话）的影响和冲击之下，逐渐磨损、丢失自己原有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成分，同时不断吸收强势方言的成分，使自己的语言系统朝着强势方言的方向演变，最终与强势方言融为一体。突变式是指弱势方言在强势方言的强大冲击之下，最终放弃弱势方言，改用强势方言。突变式往往需要经过几代人才能完成，中间一般会有一个弱势方言与强势方言并存并用的双语过渡阶段。（曹志耘1999）方言岛的消亡也不例外。联系到自然界岛屿的消失现象，渐变式消亡可以看作是“融岛”，突变式消亡可以看作是“淹岛”，用语言学术语表述就是“语言转用”（语种的替换）。这也与游汝杰（1992：65-66）方言岛的“消溶”和“消失”两种演变方式相对应。不过，消亡了的方言岛都已无法观察，而能够观察到的方言岛都还没有消亡。因此，我们只能通过一些正在走向消亡或已经接近消亡的方言岛，来看看方言岛在消亡过程中的一些特点。 3.2 渐变式消亡如果方言岛与周围方言的接触过于频繁和持久，那么方言岛就可能发生渐变式的消亡。这里以浙江象山县爵溪所里话（曹志耘、黄晓东2004）为例。爵溪位于象山县城东11公里，三面环山，一面滨海，当海道要冲，为海防要地。为了抗倭，明洪武二年（1369）置爵溪巡检司，二十一年设爵溪千户所，并筑所城。千户所设置之初，驻守官兵多属北方和中原籍，其中河北大名府籍者尤众，所内盛行北方官话。不过，由于经历了长达600多年与当地吴语的接触和相互影响，今天的爵溪所里话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吴语化”了。《中国语言地图集》列举了吴语的15条特征，表3显示爵溪所里话与这15条吴语特征的相似度，表中“＋”表示有此特征，“－”表示无此特征，“±”表示部分具备此特征。表3 爵溪所里话与吴语的比较吴语特征爵溪所里话 1. 古全浊声母多都浊音，古塞音三分＋ 2. 古疑母今读鼻音，洪音作[N]，细音作[Ƥ] ± 3. 古微母有文白异读，文读口音，白读鼻音－ 4. 古日母有文白异读，文读口音，白读鼻音－ 5. [m n N]能自成音节 ±个别字 6. “鸟”字声母有[Ƥ t]文白两读＋ 7. 咸山两摄字一般不带鼻尾＋ 8. 蟹摄二等字不带尾＋ 9. 咸山两摄见系一二等不同韵二等指白读洪音－ 10.梗摄二等白读跟同摄三四等及曾摄不混 ±个别字 11.“打”读“德冷切” － 12.平上去入今一般各分阴阳＋次浊上归阴上 13.入声多收[/]尾＋ 14.否定词“不”字口语读唇齿音声母－ 15.“个”的轻声表示领有＋以吴语的15条特征来衡量，爵溪所里话与吴语相同者7条，不同者5条，部分相同部分不同者3条。表明所里话已深受吴语的影响，是吴语化的官话方言岛。近几十年来，爵溪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曾先后被评为浙江省综合经济实力二十强镇、省出口创汇第一镇。经济飞速发展，交通条件大为改观，外来人口大量增加，这一切使所里话这个方言岛迅速向当地吴语靠拢，可以预料，所里话的“吴语化”程度将会不断提高。象山县境内与爵溪千户所同样性质的其他卫所（它们的军民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由沿海迁往内陆，因此与吴语区的关系更加密切）均已改说吴语，爵溪所里话最终是否也会完全吴语化，可以拭目以待。如果方言岛的语言面貌与周围方言比较接近，渐变式的消亡就更容易发生。不过，方言岛之所以会成为方言岛，从语言面貌上来说，一般都与周围方言具有显著的区别。因此，尽管方言岛难免与周围方言接触并吸收它们的成分，但由这种途径引起的方言岛向当地强势方言靠拢而最终导致消亡的过程应该是十分缓慢的。 3.3 突变式消亡语言在比较正常、稳定的生存环境里所发生的变化，通常都是渐变式的。但当生存环境出现剧烈变化的情况下，语言也会发生突变式的变化。方言岛的生存环境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环境，很容易受到外界社会的影响和冲击。所以，与一般方言不同，在方言岛当中，突变式消亡是一种重要的消亡方式。以九姓渔民方言为例。20世纪60年代以后，政府组织散居在江上的九姓渔民上岸定居。这些九姓渔民主要安置在建德县三江沿岸的梅城、三都、大洋三镇专供九姓渔民居住的渔业村和航运社，也有少量分散到其他村里。今梅城渔业村有120多人，三都渔业村有170多人，大洋渔业村有160多人，航运公司（由几个航运社合并而成，集中居住在梅城南门码头）有100多人。九姓渔民以往社会地位卑贱，现在人口很少，而且已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属于极端弱势和濒危的方言岛。今天，真正地道的船上话（九姓渔民方言）只有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会说。中年人受当地方言建德话影响很大，常常会不自觉地把建德话的成分混入船上话。青少年主要生活在非九姓渔民社会里，他们大多已经说不好船上话了，其中部分人已经完全不会说船上话了，他们只会说建德话。估计再过几年，船上话就会基本消亡，被建德话取代。畲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具有明显和强烈的独立意识。因此，在畲话方言岛，渐变式消亡的现象似乎很少见，畲话的消亡可能多以突变的方式发生。浙江旧汤溪县塔石乡有一个畲族村叫“大坑”，它有两个自然村：大坑村59人，其中畲族55人；蒙坑口村65人，其中畲族6人（《浙江省金华市地名志》1985）。蒙坑口村的畲民已经不说畲话，只说汤溪话了。大坑村老年人还会说畲话，但年轻人会说畲话的也越来越少，部分儿童已经不会说畲话了。在大坑畲话方言岛，发生“语言转用”的现象似乎也在所难免了。汤溪县还有一个畲族村——汤溪镇鸽坞塔村，据《钟氏宗谱》记载：“始祖运来，雍正（1723－1735年）初年由福建武平寨迁此。”全村181人中，畲族有105人（《浙江省金华市地名志》1985）。据笔者所知，该村至迟在20世纪上半叶已完全不说畲话，改说汤溪话了。在短短200年的时间里，一个处于吴语区的客家话方言岛以渐变的方式彻底消亡是很困难的，鸽坞塔畲话方言岛应该是突变式消亡的结果。至于大坑村和鸽坞塔村畲话消亡速度的不同，可能是因为前者位于山区深处，后者位于山区和平原的交接处。参考文献 [1]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2]曹志耘．严州方言研究[M]．东京：好文出版，1996． [3]曹志耘．浙江的九姓渔民[J]．中国文化研究，1997，（3）． [4]曹志耘．二十世纪汉语方言的发展变化──历史和地域的角度[J]．中国语学研究·开篇，1999，（19）． [5]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斋、赵日新．吴语处衢方言研究[M]．东京：好文出版，2000． [6]曹志耘．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1）． [7]曹志耘．南部吴语语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8]曹志耘．浙江金华珊瑚村方言状况[J]．中国社会语言学，2003，（1）． [9]曹志耘、黄晓东．吴徽语区内的方言岛[R]．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04． [10]常山县地名办公室．常山县地名志[M]．内部资料，1987． [11]常山县志编纂委员会．常山县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12]淳安县志编纂委员会．淳安县志[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 [13]傅根清．从景宁畲话的语音特点论畲话的归属[D]．济南：山东大学，2001． [14]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1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15]黄晓东．浙江安吉县官话方言岛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4． [16]金华市地名办公室．浙江省金华市地名志[M]．内部资料，1985． [17]景宁畲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景宁畲族自治县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18]平田昌司主编．徽州方言研究[M]．东京：好文出版，1998． [19]王文胜．处州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4． [20]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21]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中国语言地图集[M]．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1988．原载《语言研究》2005年第4期按：本文里的小字、音标未处理。 *本文研究受“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资助。本文曾在第三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年12月19-21日于南京大学）上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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