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麒麟铺南朝石刻墓主新探.docx

南京麒麟铺南朝石刻墓主初探
—— 以南朝石刻分期暨其特征差异为中心

位于南京市江宁区麒麟门外麒麟铺的两尊南朝石麒麟像，通常被认为现存南朝墓葬神道石刻年代最早的作品，对此处南朝石刻所处墓葬暨其墓主人的分析，方家亦多主张。笔者拟从对南朝墓葬石刻的分期，以及不同时期南朝墓葬石刻的特征差异的分析出发，对麒麟铺南朝石刻墓主加以探析。

一、 资料中对麒麟铺南朝石刻遗存的记载

二、麒麟铺南朝石刻的测绘数据

三、麒麟铺南朝石刻所属墓葬的研究状况

麒麟铺南朝陵墓石刻一般认为是宋武帝初宁陵石刻，但学术界对此结论争议尚多，目前主要的观点有宋武帝初宁陵说；宋文帝长宁陵说；梁代中后期陵墓说和南陈帝陵说等等。

1、 麒麟铺石刻为宋武帝初宁陵的资料列举：

张璜《梁代陵墓考》

朱希祖《六朝陵墓调查报告》

朱偰《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图考》

曾布川宽《六朝帝陵—以石兽和砖画为中心》

林树中《南朝陵墓雕刻》

备注：曾布川宽著作中指出，林树中《南朝陵墓雕刻》提出麒麟铺南朝石刻墓主为宋文帝刘义隆，这种提法有误。因为林树中《南朝陵墓雕刻》中关于麒麟铺南朝石刻墓主为宋文帝义隆的观点援引于朱希祖《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中国提及的德国哲学博士梅兹纳，而林树中本人认可麒麟铺南朝石刻确属宋武帝刘裕初宁陵，宋文帝刘义隆长宁陵石刻分藏于美国费城博物馆和法国吉美东方艺术馆。

2、 麒麟铺石刻为宋文帝长宁陵的资料列举：

姚鼐等《嘉庆江宁府志》卷十《古迹志》

王志高《南京麒麟铺南朝陵墓神道石刻墓主新考》

朱希祖《六朝陵墓调查报告》援引德国哲学博士梅兹纳

3、 麒麟铺石刻为梁代后期的石刻：

菊地雅彦，《南朝石兽与东汉石兽比较研究》，四川文物2014年第1期

杨晓春，《南京麒麟铺石兽墓主问题研究补正》，《东南文化》2015年第3期

4、南陈帝陵说：

杨晓春，《南京麒麟铺石兽墓主问题的再研究》，《考古》2008年第5期

四、南朝刘宋、萧梁、南陈三朝墓葬石刻特征考

学术界将麒麟铺南朝石刻所属墓葬的年代基本定义在刘宋、萧梁、南陈三朝，通过对三朝墓葬石兽进行对比，即可推断出麒麟铺南朝石刻大致的成作年代。

刘宋时期墓葬石刻特征：

南朝宋为南朝石刻艺术的萌生期，或曰早期，这时期石刻主要有如下特点：

第一，石刻体量小，但做工极巧。

南朝宋统治者自称为西汉楚元王刘交后嗣，在陵墓制度和丧葬礼制上，废黜晋制，复兴汉制，故南朝宋始置神道石仪。关于南朝宋石仪制度，《南齐书》中曾有记载“宋长宁陵土遂 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冢墓内寻人。’乃徙其表阙、麒麟于东岗上。麒麟及阙,形势甚巧,宋孝武帝于襄阳致之,后诸帝陵,皆模范而莫及也。”可知南朝宋帝陵石刻样本，取自襄阳，以巧著称。

诚然，巧与小并非孪生词，但考诸东汉南阳、襄阳等地的石兽遗存，不难发现，这些石刻在体量上，均不能与后期南齐、萧梁帝陵石刻等量齐观。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岗宗资墓前铭文中的“天禄”、“辟邪”,以及四川省芦山县樊敏墓、杨君墓和高颐墓等石兽，均体量适中，但姿态优美，可称巧秀。且《南齐书》作者萧子显生于南齐，著说立说则成于萧梁。这里所说的“后诸帝陵,皆模范而莫及也。”当不经指南朝宋，当包括南齐在内，诚然这句评价为萧子显个人的标准，但至少可以说明的事实是，萧齐帝陵石兽的样式是仿南朝宋的，而萧齐诸帝陵麒麟的形制姿态与南阳宗资墓非常相近，亦说明南朝宋帝陵石兽的体例姿态当与萧齐相近。

南朝宋王侯墓的石兽的形制，亦仿汉制。南朝宋曾经长期占据山东，而山东临沂、青州等地，亦为两汉时期墓葬石刻集中的区域。东晋义熙五年（南燕太上五年，409）四月至翌年二月，东晋中军将军刘裕率军攻克南燕都城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擒杀南燕主慕容超，灭亡南燕，后南朝宋经略山东至宋文帝时期，凡三十余年。南朝宋石刻亦应受此地域文化之影响较深。鲁地东汉石刻以山东嘉祥武氏祠石刻为代表，东汉末年，嘉祥武氏世代为官。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其后世子孙在武氏墓前建立祠堂。历经沧桑变幻，洪水漫淤，现祠堂不在，余下石阙、石兽、墓碑、画像。武氏祠东汉石兽，似狮似虎，形态古朴，不假纹饰，高度写实，体量适中，与侯村、麒麟山庄等地现存南朝石兽的样式极为相似。武氏祠石刻墓阙与石兽并用的体例，亦对南朝石刻组合产生影响，南朝宋始创神道石刻石柱、石兽、石碑组合制度，当与受到山东东汉墓葬石刻群体例影响有关。

第二，石兽多以虎作为石兽造型的主要参照，石兽头颅方正，颈部相对短小，石兽整体做蹲踞或缓行，石兽健硕而不圆润，棱角分明，追求写实而非想象。

华夏民族的虎崇拜思想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期，白虎就是我国巴族等少数民族的图腾，华夏族的祭祀和墓葬中也常以龙虎作为最高等级的丧葬装饰。，《太平经》“多畏之者，名之为虎”（畏同威），《风俗通·第八》“画虎于门，冀以御凶也。虎者阳物，噬食鬼魅，亦能邪恶”。以虎形作器，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把玉琥列为礼玉“六器”之一，《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白琥礼西方”，是古人在祭祀等礼仪场合使用的玉器。良渚文化时期，在玉琮、玉璧、玉璜等许多玉器中都采用了虎头形图案，到了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虎在驱邪、守葬方面的意义，不经在帝王、官吏阶层中广泛重视，在民间亦有深远的影响。《周礼》上就有“居虎门之左，司王朝”的记载。东汉学者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说：“上古之时，有神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有桃树，二人于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神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御凶也。”

而华夏民族对于狮子的认识和接受，则时代相对较晚，狮子本身并非古代中国原产的动物，而是由西域国家进贡而来。狮子的形象和寓意在中国的流传，与佛教的流传有着紧密的联系。汉朝以前的典籍，从未发现有狮子兽类的记载。 中国最早的狮在东汉时期。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年)安息国王献狮子给中国。翌年月氏王献狮子。相传中国最早的石狮为东汉所造，这可能与佛教传入中国较早有关。传说释迦佛出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之吼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又认为"佛为人中狮子"。又说"释家以狮子勇敢精进，为文殊菩萨骑者"，认为它是高贵尊严的"灵兽"，有护法辟邪的作用等等。所以狮子被认为是一种威严吉祥的动物，民间常用石狮置于门前等处，以求平安。

南朝宋上承三国、两晋二百余年天下丧乱，礼制荡然。作为取代东晋，又以西汉楚元王刘交后嗣自称的刘宋统治者，亟需解决的问题是以什么朝代的礼仪和典章制度作为自己立国之本的问题。刘宋时期废黜晋制，重兴汉制，石刻制度学习汉代，而东汉时期，狮子和佛教在我国的普及程度以及统治阶级的推崇程度，尚远逊于南北朝。因此，两汉时期的石兽，多以虎为石兽造型的主要参照。从山东嘉祥武氏祠石兽，四川省芦山县樊敏墓、杨君墓和高颐墓等石兽的雕刻风格来看，均纹饰相对简洁，且具有鲜明的虎的特点，在这些石兽的身上，并没有发现萧梁狮子形石兽身上具有狮子鲜明特征的肘部鬃毛、腿部凸出关节等特征，而这些特点应该也为南朝宋时期的帝王陵墓石刻所继承。

第三、石兽花纹简朴，不假丰富的雕琢。

第四，石兽伸出向外的前肢，而向里的前肢则向后。即左石兽伸出左腿，而右石兽伸出右腿。石兽爪部为四趾。

根据日本学者曾布川宽考证，迈腿的区别集中表现出不同时期不同的审美倾向。石兽伸出向外的前肢，当参拜者沿神道前行时, 会有一种被面前伸出的前肢阻挡的感觉。石兽伸出像里面的前肢, 好像对参拜者表示一种欢迎的态度。这正是不同时代墓葬形式的表现, 应该是陵墓比定中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种区别有可能与刘宋和萧齐时期天师道信仰过渡到萧梁时期的佛教、祆教信仰的流变有关。

第五，石柱相对萧梁时期较为矮小，绔纹的数量少。

南朝宋石刻法度源自东汉，从现存的东汉石柱或云墓阙，如秦君神道柱；以及与南朝时代更为接近的西晋韩寿墓表、杨阳墓神道柱等，其样式与南朝萧梁时期的石柱总体来看，风格相似。但东汉、西晋墓表的体量和高度明显小于萧梁石柱，绔纹的条数较少，且没有覆莲宝顶、力士像、礼佛图以及忍冬纹等明显带有外来宗教色彩的组件和纹饰，墓表的风格亦更多的以传达墓表的现实用途为主，而并非传达墓主人的信仰和思想倾向。这无疑也是佛教、祆教等外来宗教影响甚鲜的时期，我国汉晋时期陵墓制度和丧葬礼制重实用、重原始功用倾向的体现。

萧梁时期墓葬石刻特征：

南梁帝陵石刻的三个分期，完全体现了狮子已经完全取代虎，成为墓葬石兽的型的主要参照这一趋势的流变过程。南梁初期，帝陵石刻仍取法南齐，或者索性因袭南齐时期成作。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石兽，仍然采取南齐时期帝陵石兽的造型风格。石兽通体浑圆，头、颈、身的雕刻都在极力避免棱角的出现。石兽的步伐较大，石兽的整个身体的弯曲幅度亦大。

南梁天监七年即公元508年，梁武帝崇建修陵，为修陵增建石兽，开启了有梁一代石兽艺术的新风气，梁武帝修陵麒麟，体态健硕，头部尤其硕大，昂首挺胸，其内中威风，不许赘言。石刻头部之角，为南朝石刻中罕见之保存完好的作品。双角镂空，雕于头顶，与后颈相连。此镂空之技法，为南齐，刘宋所罕见，亦不见于后世，石兽双眼凸起，为典型南梁风格。眼睛硕大，且炯炯熠熠。杀气顿显。身体弯曲很小，步伐亦不大，写实感绝强，保存完好程度亦高于其他诸陵，于三城巷五陵里可谓最佳之作。此石刻一改南齐多重想象，重技法，重绘画与雕塑一体的风格，更重写实，重精神，重表现力。

修陵麒麟，在不脱离狮子本身之威武，俊逸特征的基础上，对翅膀，尾巴的处理，亦相对简洁。这种对技不压神，技不赛意的重本性之美的追求，影响了中国后代陵墓石刻艺术，此后唐宋明清诸墓石仪，均鲜见似后汉南朝初期极度夸张以至略有失真之作，而均类南梁时期，以自然本体之气质为尊，而以技法仅作表现烘托之艺术主张。

相对而言，更为成熟的作品为推定为营建于南梁中大通三年即公元531年的梁昭明皇帝萧统安陵石兽，此两只石兽不仅是南梁时期最为完美的石兽作品，亦为中国古代陵墓艺术史之珍品。狮子冲石兽相对修陵石兽，姿态更为优美，腿部肌肉更为雄峻。而且，狮子的特征也更为清晰肘部鬃毛、腿部凸出关节等特征尤为突出。此外，狮子冲石兽的脚趾不再如刘宋、萧齐时期石兽一样，平踩在地面，而是脚趾部位上翘，有浓重的腾云驾雾、飞升之意。

营建于南梁大同十二年即公元546年的梁武帝祖父萧道赐建宁陵和陵口两处石兽，为萧梁时期石刻艺术风格的成熟期作品，可以称之为萧梁帝陵石兽的代表作。两处石兽头部已不采用齐代之圆雕技法为主之技艺，而多采用透雕之法。尽管神兽的角的镂空程度远没有梁武帝修陵之彻底，但角部亦大于齐代诸墓，而更具肉感。余感觉梁陵石兽之绝美着，莫过于双眼。麒麟眼睛很大，且略有前凸，亦与齐陵不同。头部的纹饰亦较前代增加。梁代对于石兽头部的细腻，多体现在鬃毛，角与眼睛的连接处，以及胡须上。尤其是对胡须的刻画，自此陵起，别具一格。胡须于今日尚可数出根数。足见功夫。

石兽身体十分硕大，傲然挺立。弯曲程度虽远逊齐陵，但自远观之，则雄伟傲然之感颇具，如果说齐陵之美美于俊秀清风，梁陵石刻之美，则多于雄壮威武。胸部，臀部的刻画亦多辛苦，这两个部位支撑起石刻的整体风格。南齐修安，永安诸陵。胸部与其修长的颈部比，并不突出，臀部亦不壮硕，更多的是一种灵动的美。因其重视弯曲和乘云入仙的步姿，故对此二部位并不重视。而梁陵则更为写实，给人以呼啸成风之感，似有一兽站立于原野之上，昂首咆哮，气势夺人。

石刻之花纹，较齐代更加粗犷豪放。与壮硕之体魄相得益彰，颇具视觉美。石刻所呈现的立狮状，亦对后代陵寝造像产生重大之影响。故后世多蹲狮而少行狮，恐皆察静态美更易于表现。麒麟的嘴部张力十足，亦与齐陵有别，足见此时期石兽艺术风格的成熟。

梁简文帝陵石刻，唯成于南梁战乱频仍、国势颓唐时期，但除纹饰雕琢不及前期秀美外，石兽的体态和造型，仍沿袭中期，且狮子的特征更加突出。

其三，萧梁时期，墓葬石刻的功用性特征已经基本消失，已成为墓主人思想信仰及艺术审美的集中表现物。

南梁时期，是我国思想史和艺术史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随着江左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以及南北朝军事、经济实力的日趋均衡，双方的往来、交流取代了刘宋、萧齐时期的相互对抗和相互闭塞。南梁时期，不经是南朝思想文化蓬勃发展的繁荣时期，亦是思想及艺术观念北学南渐，南风北纳的的重要时期。而南朝思想上的包容、北方艺术和思想观念的流入，也体现在墓葬石刻上，墓葬石刻的功用性特征已经基本消失，已成为墓主人思想信仰及艺术审美的集中表现物。

南梁王朝思想潮流及社会风气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北方宗教在南方的蓬勃发展和广泛传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种宗教即佛教和祆教。

众所周知，梁武帝萧衍是历史上著名的崇尚佛教的皇帝，对佛教在南方的传播以及汉地佛教的教义形成、清规戒律的规约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梁武帝的祖父萧道赐和父亲萧顺之，与兰陵萧氏的其他宗亲一样，也是虔诚的天师道徒，但梁武帝在即位后不久，即开始推崇佛教，史料记载：“维天监三年四月八日，梁国皇帝兰陵萧衍稽首和南十方诸佛法僧，伏见经云发菩提心者，即是佛心……若不逢值大圣法王，谁能救接。……弟子痴迷，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今愿发菩提心，弃迷归正；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圣教，化度含识，同成正觉。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涉大乘心、离二乘念，祈愿诸佛证明，菩萨摄受。弟子萧衍和南。”“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而到了普通年间，梁武帝对佛教的痴迷达到了极深的地步，普通元年，梁武帝在宫中筑坛，欲禀受菩萨戒。朝廷大臣们一致推荐德高望重的惠约禅师，因此武帝下诏道：“道资人弘，理无虚授，事藉躬亲，民信乃立。惠约禅师，德重人世，道被幽冥，四月八日，延师于等觉殿，受菩萨戒法。”当佛事行羯磨忏法时，甘露天降，有两只孔雀鸟，历阶驯伏不去，武帝大悦，复设无遮大会。武帝自从受戒以后，日唯一食，食只素菜，寝居殿所，净如沙门。在梁武帝的影响下，其弟萧宏等，亦崇信佛教，南朝著名的佛教石窟栖霞山千佛岩石窟，就是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开窟造像的最鼎盛时期的。

从普通年间营建的帝后陵寝及王侯墓葬前的石像来看，这种崇信佛教的信仰特征，表现的非常明显。狮子本身并非古代中国原产的动物，而是由西域国家进贡而来。狮子的形象和寓意在中国的流传，与佛教的流传有着紧密的联系。汉朝以前的典籍，从未发现有狮子兽类的记载。 中国最早的狮在东汉时期。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年)安息国王献狮子给中国。翌年月氏王献狮子。相传中国最早的石狮为东汉所造，这可能与佛教传入中国较早有关。传说释迦佛出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之吼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又认为"佛为人中狮子"。又说"释家以狮子勇敢精进，为文殊菩萨骑者"，认为它是高贵尊严的"灵兽"，有护法辟邪的作用等等。所以狮子被认为是一种威严吉祥的动物，民间常用石狮置于门前等处，以求平安。普通年间，帝后陵寝石兽的狮子特征愈发明显，而王侯墓前索性就以双翼狮子作为石兽。

普通年间成作的萧秀、萧景、萧映等王侯墓石柱上，也有着非常明显的佛教信仰的符号。萧秀墓石柱柱额两侧下方圆雕的驮碑力士，萧景墓石柱柱额两侧的礼佛图均为明显例子。此外，南梁石柱开始在柱额之上修建覆莲宝顶，莲花是佛教的圣物。佛教有“花开见佛性”之说，这里的花即指莲花，也就是莲的智慧和境界。人有了莲的心境，就出现了佛性。 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圣洁性，象征佛与菩萨超脱红尘，四大皆空；莲花的花死根不死，来年又发生，象征人死魂不灭，不断轮回中。佛教把莲花看成圣洁之花，以莲喻佛，象征菩萨在生死烦恼中出生，而不为生死烦恼所干扰。 佛教有宝伞、双鱼、宝瓶、莲花、白螺、如意、宝幢、金轮八种吉祥宝物，释迦牟尼把莲花放在最崇高的位置。 由于莲花在佛教上的神圣意义，佛经中把佛教圣花称为“莲花”，把佛国称为“莲界”，把袈裟称为“莲服”，把和尚行法手印称为“莲蕖华合掌”，甚至把佛祖释迦牟尼称为“莲花王子”。 莲是百花中唯一能花、果（藕）、种子（莲子）并存的。象征佛“法身、报身、应身”“三身”同驻。

此外，华表柱额下方经常出现的所谓绳辫纹图案，极有可能表现的是佛教的另一种圣物菩提叶。

到梁武帝晚期，梁武帝曾经先后三次舍身同泰寺，南梁时期的佞佛风气达到了鼎盛时期。

刘宋、萧齐时期，自以为正统，以南朝为华夏衣冠、诗礼继承自居，蔑视北朝为夷狄、蛮荒之地。刘宋、萧齐两朝信奉天师道，道家信仰中的传统型和封闭性，也导致这一时期，南北思想和艺术的交流很少。梁武帝普通年后，随着江左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以及南北朝军事、经济实力的日趋均衡，双方的往来、交流取代了刘宋、萧齐时期的相互对抗和相互闭塞。南朝开始接纳和吸收北方宗教，以及北方艺术中先进性元素。如北方的石刻均体量巨大，以雄健高耸为尊等。同时，南朝艺术理论中气韵生动、秀骨清像的主张，传入北朝，对北方佛教石窟和陵墓壁画、雕塑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北学南渐，北方宗教在南方盛行对南朝陵墓石刻影响较深的另一实证为祆教。琐罗亚斯德教（英文：Zoroastrianism）是在基督教诞生之前中东最有影响的宗教，是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也是中亚等地的宗教。是摩尼教之源，在中国称为“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是流行于古代波斯（今伊朗）及中亚等地的宗教，中国史称祆教、火祆教、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是基督教诞生之前西亚最有影响的宗教，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曾被伊斯兰教徒称为“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一般认为是神学上的一神论和哲学上的二元论。琐罗亚斯德教的经典主要是《阿维斯塔》，意为知识、谕令、或经典，通称《波斯古经》。

从现有的南朝石刻遗存看，梁武帝之爱弟临川靖惠王宏，就是一位祆教信徒，萧宏墓石柱柱额上方，雕刻有两尊祭司鸟神像，即为祆教的典型形象，在萧宏墓墓碑的碑首，则雕刻有类似圣火坛的图案。该碑刻之花纹为中央一花盘，圆穿即为花心，两旁刻有双龙拱卫；下部莲花座上面还有摩尼宝珠，左右又各有一尊屈腿伸臂、瞠目张口、肩生火焰的胡人天神。在祆教信仰中，火焰是最为神圣的。教徒和教士们往往在仪式中戴上口罩，以防说话时唾液溅出污染火焰。但是也有例外。比如在最重要的祭祀典礼上，就要用混合了麻醉物的圣水淋洒在圣火上，作为净化纯洁。而祆教信仰在南朝的传播，则也许是与北魏中后期祆教的流行有关，而祆教信仰在墓葬遗存上的体现，北朝亦有元昭、元叉、冯邕妻元氏、元谧等贵族墓葬墓志纹饰，沁阳等地出土的墓葬石棺床纹饰等为例证。说明了祆教在当时南北两地的风靡以及受到高级贵族的推崇。

其四，萧梁时期，南朝陵墓石刻体例中出现了的新制度和新风尚。

至迟在南梁初期，开始在墓葬石刻组合中，增建一组称为“闼”的木构建筑，史料记载，武帝即大位后，大同十年，亦朝于建陵，有紫云荫覆陵上，食顷方灭。梁主著单衣介帻，设次而拜，望陵流哭，泪之所沾，草皆变色。陵傍有枯泉，至时而水流香洁。因谓侍臣曰，陵阴石虎，与陵俱创五十余年，恨小，可更造碑、石柱、麟，并二陵中道门为三闼。园陵职司，并赐一级。奉辞诸陵，哭踊而拜。

而这组称为闼的建筑，在梁文帝萧顺之建陵和北家边南朝失考墓石刻均有遗迹，可见为当时帝后陵寝以及王侯墓葬普遍使用。

此外，至迟在南梁初期，有些陵墓增加了石碑的数量，改双碑为四碑，不经体现了墓主人社会交往的频繁以及在上流社会的声望，亦为一时文学之佳话。

梁武帝之弟始兴忠武王萧憺和安成康王萧秀，墓葬均采用四碑之制。

史料记载，安成康王秀薨，佐史夏侯亶等表立墓碑志，诏许焉，当世高才游王门者，东海王僧孺，吴郡陆倕，彭城刘孝绰，河东裴子野，各制其文，欲择用之，而咸称实录，遂四碑并建。 宋王厚之复斋碑录，梁散骑常侍司空安成王碑，故州民前廷尉卿彭城刘孝绰撰，奉朝请吴兴贝义渊正书。后莫友芝金石笔识，梁安成康王萧秀东碑（案此系墓前左上之碑）条云，宋张敦颐六朝事迹，谓秀墓碑二，其一已磨灭，即此碑也。今审其额，犹可识。

另外，在南梁时期的墓葬中，出现了“反左书”的书法体例，这种书法在中国艺术史上风靡时间极短，即消声觅迹。而在两处南朝墓葬石柱上留有真迹，弥足珍贵。

反体字是一种特殊书体，史称“反左书”。此字体在现今发现的南朝陵墓神道石柱上仅有二例：一是丹阳梁文帝萧顺之陵墓神道东侧石柱；另一就是萧景墓神道西侧石柱。南朝梁庾元威《论书》：“反左书者，大同中东宫学士孔敬通所创，余见而达之；於是座上酬答，诸君无有识者，遂呼为众中清闲法。” 正因为是游戏笔墨，众中清闲法，因此风靡不久即消失。然南朝书法实作，今基本无存，能留存至今只有碑刻、石柱。反左书是六朝时期书法艺术百花齐放中的一朵奇葩。萧景墓神道石柱题字书法整齐严谨、笔画匀称和谐。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中称赞它是“平整匀净之宗”。

南陈时期墓葬石刻特点：

刘宋、南齐、南梁三朝，均于帝王陵及高级贵族墓前铺陈神道，在神道上雕置石兽、碑表等石刻，就目前发掘的相对断代明确的两座南陈墓葬，即南陈义阳郡公黄法氍墓及观子山南朝大墓均没有发现石像生，南陈可能废弃了盛行刘宋、南齐、南梁三朝的帝王墓葬石刻制度。

旧说南京市江宁区上坊镇陈陵路（旧名石马冲）的两尊麒麟为陈武帝陈霸先万安陵石刻。该石兽以虎作为石兽造型的主要参照，头颅方正，颈部相对短小，整体做缓行状，石兽健硕而不圆润，棱角分明，追求写实而非想象。花纹简朴，不假丰富的雕琢。尤为重要的一点是，该石兽伸出向外的前肢，而向里的前肢则向后。即左石兽伸出左腿，而右石兽伸出右腿。石兽爪部为四趾。此石刻具有鲜明的南朝早期石刻的特点，当为刘宋时期遗物，墓主人有可能为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或后废帝刘昱之一。至少，此石刻当与陈武帝万安陵无涉。

旧说南京市栖霞区南象山公墓狮子冲田野的两尊麒麟为陈文帝永宁陵石刻，已基本确认属于南梁昭明太子（后被追封为昭明皇帝）的萧统及其生母丁贵嫔的安宁陵陵区。亦非南陈遗物。

南陈帝陵废止石刻像生制度的原因可能有二：

其一，客观的经济政治因素。南陈为南朝时期疆域最小之一代，陈霸先建立南陈初期，疆域不过三吴之地，政令不出建康城几十里。后来陈文帝逐步削平各势力，将北周势力赶出江南，最终保有长江中下游地区。陈宣帝时趁北齐内乱，出兵收复淮南，最终败于北周，主力丧尽，主将吴明彻等被俘，淮南之地亦失。自此一蹶不振。南陈地域狭小，而江南经济要冲地带的两湖（湖南、湖北）地区又为西梁所占，与四川等西南地域的联系又极为不便。南陈王朝前承侯景之乱，江南几化为墟土，加之政局动荡，西梁、北朝虎视眈眈，南陈的经济实力相较国土广袤、经济发达的刘宋、南齐、南梁三朝，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南陈时期政局亦多动荡。陈武帝仓促辞世后，其侄陈蒨未宣召其流亡北朝的第六子陈昌即位而夺取皇后，后沉杀陈昌于江中。陈文帝去世后，其弟陈顼废杀陈文帝子陈伯宗，自立为帝。陈宣帝去世后，其子陈叔陵又发动政变，阴谋篡夺其兄陈叔宝皇位，幸得萧摩诃等而旧臣方擒杀陈叔陵，镇压反叛。而后主陈叔宝又是历史上著名昏君，终至亡国。客观的政治经济条件决定了南陈时期帝陵多于仓促、俭省中修葺而成。故废弃石刻制度，亦所难免。

南陈王朝首先其皇族出身即与刘宋、南齐、南梁三朝迥异，陈武帝陈霸先虽号称汉太丘长陈寔之后，然其家族发展至其十世祖陈达南渡时，官秩为丞相掾，太子洗马，出为长城令，已远逊于南迁世家大族，且陈氏亦绝非南渡北人中显赫世家。发展到陈霸先之父陈文赞时，史料并无记载陈文赞有任何官爵，只在其子陈霸先发迹后，梁追赠其为侍中光禄大夫封义兴郡公，陈追尊为景帝，据此，陈文赞或陈文赞以前的几世陈氏先祖可能均为平民，而陈氏南迁已十代有奇，陈霸先的性格和成长经历，已经完全融入吴地的风俗与社会风气中，故陈霸先自幼好读兵书，同时打鱼练武，兴趣广泛。南陈王朝从陈武帝起，即极少具有刘宋、南齐、南梁三朝强烈的正统性的政治思想诉求和集中的宗教信仰。此外，南陈承侯景之乱，梁末诸帝夺位，礼制荡然无存，熟悉梁代礼仪法度的南梁皇族、臣子或归西梁，或被掳北上。故南陈王朝在继承刘宋、南齐、南梁三朝制度上，亦无法度可依。

因此，南陈王朝无论社会风气还是礼仪制度上，均体现出与刘宋、南齐、南梁三代迥异的特点，而取消三代盛行的厚葬、列神道、修石刻的制度，有可能亦是南陈时期开辟新的礼制法度的一部分。诚然，此种推断亦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予以证实。

其二，主观的思想性因素。刘宋、南齐、南梁三朝均为南迁的世家大族后裔，且三朝均有强烈的正统性的思想诉求和集中的宗教信仰，其主观性的因素导致三代均大修茔冢，列神道、石像生。

五、麒麟铺南朝石刻为梁追封皇帝梁安帝萧欢陵前遗物考

麒麟铺石刻，是学术界争议颇大的一处南朝墓葬遗存，有关石刻所属的判断，有宋武帝刘裕初宁陵、宋文帝刘义隆长宁陵、至梁废帝萧渊明陵、陈武帝之父瑞陵等论点，如前文论及，此石刻纹饰雕琢不及前期秀美外，石兽的体态和造型，仍沿袭梁中期风格，且狮子的特征更加突出。其制作粗疏或因此陵成作于侯景之乱以后，南梁战乱频仍、国势颓唐时期。

麒麟铺石刻具有鲜明的梁代石兽的特征：梁武帝时期至梁亡，石兽完全以狮子为石兽造型，头部雕饰繁复，圆雕技法不突出，但石兽的体量空前巨大，头部的比例与胸部的前凸程度较大，整体造型威风凛然。南梁石兽通常身躯健硕，双目突出，身体弯曲很小，步伐不大，注重对真实的狮子形象的写实感。花纹较南齐时期简约，且注重连珠纹的使用，减少了南齐时期流行的卷云纹的比重，且不再使用花朵纹样。南梁石兽与南朝早期石兽相似，石兽伸出向里的前肢，而向外的前肢则向后。

历代学者以麒麟铺石兽为南朝早期石兽之依据，多因该石兽花纹简约，雕刻颇有古风。实则麒麟铺石兽中之一尊，至迟自民国以降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浸泡在水中，因此周身受水侵蚀，纹路具失。而另一尊保存相对较好的石兽，其艺术风格、体量及整体风貌，与三城巷（1）萧道赐夫妇陵石兽、陵口石兽和梁简文帝庄陵石兽，一脉相承，颇为相似。

刘宋石兽，多以虎作为石兽造型的主要参照，石兽头颅方正，颈部相对短小，石兽整体做蹲踞状，圆雕技法使用极少或不充分，石兽健硕而不圆润。石兽花纹简朴，不假丰富的雕琢。代表性石刻为麒麟山庄南朝失考墓、狮子坝南朝失考墓、侯村南朝失考墓等，此种造型之石刻一直到梁初仍然为王侯墓、高级贵族墓葬所使用，直至梁武帝时期，方形成萧景、萧秀等墓葬前双翼狮子型石兽的样式。南朝早期石兽以麒麟铺石刻为例，石兽伸出向里的前肢，而向外的前肢则向后。

由此分析，麒麟铺南朝石刻的年代，当推定为南梁中后期，即安史乱左右至梁亡。且此处石刻可能为现存南朝石刻年代最晚者。

又据元张铉《至大金陵新志·卷十二下》载：“梁萧墓岗，上元县东三十五里或云萧梁帝陵未详。”而根据古今地理区域对比分析，上元县东三十五里即今南京市江宁区马群镇麒麟门一代，所谓萧墓岗之萧梁帝陵或与麒麟铺南朝陵墓石刻有关，此处石刻根据其特点分析，亦符合南梁晚期石刻的特点，故萧墓岗或为南梁晚期帝陵。

考南梁诸帝，符合此墓墓主条件者有四：贞阳侯萧渊明及其父萧懿；豫章王萧栋及其父梁安帝萧欢。

南京大学杨晓春先生认为，萧墓岗墓主亦可能为被北齐拥戴的南梁贞阳侯萧渊明之墓。萧渊明，又作萧明、萧深明，字靖通，长沙宣武王萧懿之子，梁武帝萧衍的侄子，封贞阳侯。公元555年，被北齐立为傀儡皇帝，同年冬，陈武帝陈霸先诛杀王僧辩，废黜萧渊明，改立萧方智为帝，并以萧渊明为太傅、建安王。太平元年（556年），诏令萧渊明前往。陈霸先还称属国，将派使者送萧渊明回北齐，萧渊明病死。梁元帝之孙萧庄称皇帝后，追谥其为闵皇帝。萧渊明去世时，其身份为建安王，故梁敬帝即使礼葬萧渊明，亦应按建安王之礼葬之。虽此时南梁亦为北齐附属国，然萧渊明已废，其利用价值亦已彻底失去，北齐挟制南梁以帝礼安葬萧渊明的可能性亦小。故此墓为萧渊明之墓的可能性较小。

而萧渊明在位期间，亦有可能追封其父萧懿为帝，为其父之墓增建石像生。

南朝齐尚书令，梁开国皇帝萧衍之兄。任豫州刺史时大破平西将军崔慧景叛乱，因救驾有功入朝为官，一生忠心耿耿，后被听信谗言的皇帝东昏侯赐死。梁朝时追封长沙郡王，谥号宣武。中兴元年，追赠侍中、中书监、司徒。宣德太后王宝明临朝，改赠太傅。天监元年，追崇丞相，封长沙郡王，谥曰宣武。给九旒、鸾辂、厓辌车，黄屋左纛，前后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贲班剑百人，葬礼一依晋安平王司马孚故事。

但史料中并无萧渊明追封其父或为其父营建陵寝的明确记载，故此说可能性亦小。

豫章王萧栋即位数月后，侯景废萧栋为淮阴王并自立为汉皇帝，并将萧栋与其弟萧桥、萧樛囚于密室之中。梁元帝收复建业后，萧栋与其弟都逃出密室，但之后都被梁元帝派人将其沉入水中杀害。史料中并无萧栋兄弟葬事记载，梁元帝或以南齐海陵王、郁林王故事，将萧栋以王礼葬建康，故萧栋以帝陵之礼葬麒麟铺可能性不大。

而梁安帝萧欢，其追封时间为梁天正元年，既符合对石兽风格所分析的时间区间，亦符合石兽风格简朴、工程草率的特点。豫章王栋在位仅数月，且为侯景之傀儡，因此，即使追封其父为皇帝，母亲为皇后，亦很难为其父母崇修陵寝，但侯景矫诏后，即使出于拉拢人心的考虑，亦有可能为梁安帝陵墓崇建石刻、建筑，唯规模不可与其他帝陵同日而语。

事实上，麒麟铺附近亦是南梁墓葬的集中区域，在麒麟铺以南的马群灵山一代，曾先后发掘南梁宗族萧子恪墓、灵山南朝大墓等南梁时期的贵族墓葬。因此，张铉《至大金陵新志·卷十二下》称此区域为萧墓岗，盖因此地集中埋葬了南梁时期的众多皇族成员，其中可能有在梁武帝时去世的豫章王萧欢。而萧欢之子萧栋即位后，追封其父母为皇帝、皇后，利用有限的时间和权利，为其父母陵寝添造石刻的可能性，无疑是比较大的。

另：南陈时期，南陈与西梁并立，隋朝统一全国后，西梁亦为隋朝属国，西梁诸帝均昭明太子子孙，因此从对外交往和礼仪尊崇的角度看，西梁亦可能在北周或者隋朝控制建康时期，要求为昭明皇帝萧统和安帝萧欢修复陵寝，，而侯景扶植萧栋即位之时，后即位为西梁皇帝的昭明太子之子萧詧拥兵势大，侯景胁迫萧栋追封其父兄为帝，为其父兄崇建陵园石刻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而萧栋在位时期，追崇萧欢及其妻王氏，在史料中有明确记载：

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十六·列传第五十侯景》：“景乃废太宗，幽于永福省。作诏草成，逼太宗写之，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歔欷呜咽，不能自止。是日，景迎豫章王栋即皇帝位，升太极前殿，大赦天下，改元为天正元年。有回风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见者莫不惊骇。......景乃矫栋诏，追尊昭明太子为昭明皇帝，豫章安王为安皇帝，金华敬妃为敬皇后，豫章国太妃王氏为皇太后，妃张氏为皇后；以刘神茂为司空，徐洪为平南将军，秦晃之、王晔、李贤明、徐永、徐珍国、宋长宝、尹思合并为仪同三司。”

唐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三·列传第四十三》：“栋，字元吉。及简文见废，侯景奉以为主。栋方与妃张氏锄葵，而法驾奄至，栋惊不知所为，泣而升辇。及即位，升武德殿，欻有回风从地涌起，翻飞华盖。径出端门，时人知其不终。于是年号天正，追尊昭明太子曰昭明皇帝，安王为安皇帝，金华敬妃蔡氏为敬皇后，太后王氏为皇太后，妃为皇后。”

萧栋为昭明太子萧统之孙，豫章王萧欢之子。551年，侯景废简文帝之后，立萧栋为皇帝，改元天正；四个月后侯景废萧栋为淮阴王并自立为汉皇帝。萧栋被废后遇害。萧栋在位期间，追尊昭明太子为昭明皇帝，豫章安王为安皇帝，金华敬妃为敬皇后，豫章国太妃王氏为皇太后，妃张氏为皇后。按照古代丧葬礼制，昭明太子萧统及其子豫章王萧欢被追封为帝后，其墓葬亦应升级为皇帝陵，并按照帝陵规制增建建筑、石刻等。南京栖霞区南象山狮子冲南朝墓葬墓主已基本确认为昭明太子及其母丁贵嫔，其墓前即营建有麒麟石刻。据此，萧欢及其妻子被追尊为帝后后，其墓前亦应循例营建石像生。

因此，麒麟铺南朝石刻可能为梁武帝长孙，梁昭明太子之子，梁安帝萧欢及其妻王氏。

以上只是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和前期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成果，对麒麟铺南朝石刻特点及其所属墓葬进行的初步的探考与总结。我国目前对于南朝帝王陵墓的考察、勘探和发掘工作仍在探索性的进行中，随着相关考古、文献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无疑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起到积极的作用。而笔者初步探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亦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掘材料和文献资料加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