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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公大帝是怎样炼成的？
2011-07-06
　　■ 胡国钧

　　/种田要好秧：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

　　永康人都知道，胡公大帝的原型是北宋初年的永康人。他姓胡名则字子正，宋太祖乾德元年（公元963年）生于永康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尽管他后来中了进士，官至权三司使、兵部侍郎，终究还是“人”，为什么死后却成了神，戴上了“大帝”的旒冕，以至“浙东千里，几无一乡一邑无公庙”呢？

　　在中国的历史上，死后成神的人物并不罕见，最典型的莫过于三国争霸时的关羽关云长了。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种田要好秧，生囝要好娘，人被神化，其人首先必须具有能化而为神的“基因”。关云长如果不是勇冠三军、义薄云天、彪炳史册的大英雄，光靠小说家的生花妙笔、戏剧家的唱做念打，恐怕是成不了“武圣”“关帝”“财神”而庙食于大江南北的通衢大邑、山村水寨，甚或被请进富商显宦的家中长年供奉的。同样，胡则之所以能被“炼”成“胡公大帝”，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是北宋时期的一名清官，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

　　胡则出身寒门，年轻时种过田，学过手艺，是不折不扣的“田舍郎”，对黎民百姓的疾苦有切身的感受。因此，在他27岁一举及第登上“天子堂”，释褐为官后，在政治上力主宽刑薄赋，兴革便民，很做了些为民请命、造福乡梓的好事。例如宋真宗咸平二年，胡则签署贝州观察判官公事，奉命巡察与辽相邻的河北道。面对丁壮备徭，老弱供赋，十室九空，生不如死的边民，他大胆决定停征步递民马，停修新乐、蒲阴二县，把十多万在东北边境服徭役的农民遣送回家。再如宋仁宗天圣三年，朝廷下诏强行收回千余顷早已授券民耕的官庄田，然后标价出卖。时任福州知州的胡则连上三道奏章，细陈官庄佃农的疾苦，历数鬻田索值之不义，终于迫使朝廷收回成命，减租平直。此外，诸如整顿矿冶，整治钱荒，义抚夷舶，改革盐法，辨活死囚，修筑海塘，开山种茶等等，所到之处，皆有德政，无须一一列举。但他晚年奏免衢婺二州丁钱一事，跟他的被神化关系特重，因为正史失载，以致聚讼纷纭，似有必要多说几句。

　　据《宋史·仁宗本纪》载：“明道元年三月，除婺、秀州丁身钱。”（“婺秀”乃“衢婺”“苏秀”之简，这是古人对举同类事物时的语言习惯。）可见免除衢婺丁钱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那么是谁使衢婺二州的丁钱得以免除呢？宋·赵善括《应斋杂著》卷一“乞免临安府丁钱”条下云：“两浙税丁之重，至有生子不举，长不裹头者。丁谓为相，苏秀获免；胡则在朝，衢婺遂蠲。”胡则是在明道元年奉调回京出任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的，其时刚好“在朝”。可资佐证的还有一首题为《奏免衢婺身丁钱》的七律：“六十年来见弊由，仰蒙龙敕降南州。丁钱永免无拘束，庙米常宜有限收。青嶂瀑泉呼万岁，碧天星月照千秋。臣今未恨生身晚，长喜王民绍见休！”注意，这可是胡则的作品啊。要不是亲历其事，即便再给他一个胆子，恐怕他也不敢冒欺君罔上的危险胡编乱造吧。

　　诚然，奏免丁钱给老百姓带来的利益是有限的，但却给胡则形象画上了最光辉的一笔。“公尝奏免衢婺身丁钱，民被其赐而为之立庙。”（元·黄溍《胡侍郎庙碑阴记》）正是这一次奏免家乡丁钱的壮举，在某种程度上为胡则架起了死后荣登九天，化而为神的云梯。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清官，像宋代的包拯、明朝的海瑞等等都远比胡则出名，但他们并没有成为地方神。常言道，时势造英雄。同理，造神也离不开时势，离不开可遇而不可求的特殊机遇。火候不到，再好的铁也炼不成钢。这也就是说，仅凭奏免丁钱等存恤百姓、为民请命的德政所生成的五彩祥云，是不足以把胡则这样的清官打造成法力无边的“大帝”的。

　　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77岁的胡则病逝于归隐私邸——杭州龙井龙井源，次年奉旨敕葬，立祠建庙，诏赐墓田51亩，的确颇热闹过一阵子。但人死烟灭，随着时间的流逝，庙圮碑仆，他的政绩惠泽也就渐渐被人淡忘了。直到80多年后的宋徽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方腊在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誓师起义，永康以陈十四为首的义军占据方岩，官军久攻不能下，胡则的冥运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宣和中盗起青溪，保险方岩，弄兵逾月，王师不能下。首恶夜梦神人饮马于岩之池。是池，盗实怙之以济朝夕，平明往视已涸矣。其徒骇乱。大兵一临，即日荡平。”

　　“先是贼平，廉访使王导以闻，封佑顺侯。仓促不审，止用方岩神，奏逸其名。衢婺之人凡厥祀事，板祝旗帜，皆实公为佑顺侯。”

　　以上所引胡则四世从孙胡廷直在《赫灵庙记》一文中的描述，至少传递了两个重要信息：

　　其一，时势造神。方腊义军浩浩荡荡，锐不可当，不到三个月就攻占了六州五十二县，赵宋王朝在东南地区的统治岌岌可危。戏不够，神来凑。由于“王师不能下”，只得请出“方岩神”来“助王师殄灭巨寇”。可见应运而生的“方岩神”其实是王导们心造的幻影，封建统治阶级意志的化身。所以宋徽宗迫不及待地晋封子虚乌有的“方岩神”为佑顺侯；宋高宗接到胡廷直的奏请也如获至宝，于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敕赐胡则庙额曰“赫灵”；尔后的皇帝们更是竞相效尤，在“佑顺”之上陆续加封嘉应、福泽、灵显六字，把胡则打扮成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八字侯”。于是升爵为公，累加显应、正惠、忠佑等谥号，“方岩神”顺理成章地坐上了“大帝”宝座。

　　其二，方岩神最终并没有成为赵宋王朝的护法神。尽管胡公大帝脱胎于方岩神，但使它发生质的飞跃的最关键的一把火，乃是沾渥胡则惠泽的衢婺二州的乡亲们点燃的。“凡厥祀事，板祝旗帜，皆实公为佑顺侯。”——多么巧妙的移花接木，多么神奇的伟大创造啊！按照普通百姓的思维逻辑，既然胡则“其生也利有以惠之”，就必然“其殁也功有以庇之”。所以从被指实为胡则那一刻起，佑顺侯方岩神就已经脱胎换骨变成了人民群众利益和愿望的代表。从而实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胡则，与“其灵光无远弗被，能出云为风雨”的“大帝”的无缝对接，恢复并保持了历史人物胡则与“胡公大帝”之间的内在联系。

　　地方神与其说是“地域文化长期积淀的精神成果”，毋宁说是人民群众幻想改变自身命运的精神寄托。物质世界存在万有引力，精神世界恐怕也不例外，但不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而是惺惺相惜，同气相求，姑且称之为“鸡啼效应”——头鸡一开啼，远远近近的鸡们就会群起响应，所谓“千里听鸡啼”是也。胡则的“少而倜傥”，“富宇量，笃风义”，以及“轻财尚施”“果敢有才气”，集中体现了一个有作为、有担当的封建士大夫的人格魅力，因而赢得了广大群众尤其是士人和僧侣的尊敬和爱戴。

　　胡则的人格魅力像一个巨大的磁场，首先被吸引的是胸怀经国济民理想的士人。士人，通称士大夫，略相当于现在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群体。因为他们都是识文断墨的读书人，无论做官与否都深受百姓的敬重，社会影响极大。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几乎可以左右舆论导向，甚至影响朝廷的决策。胡则的被神化，“先忧后乐”的范仲淹堪称第一推手。

　　范仲淹曾经是胡则的同事，对胡则的礼贤下士、锐意革新十分推崇。彼此间不但有诗词唱和，而且胡则晚年的许多奏疏都是由他代笔的。他在《祭胡侍郎文》中称赞说：“动唯至诚，言有名理。”在《胡公墓志铭》的结尾，他对胡则可歌可泣的一生做了这样的概括：“进以功，退以寿，义可书，石不朽，百年之为兮千载后！”完全有理由认为，胡则作为亲民为民的清官的历史定位，范仲淹是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范仲淹出将入相，首开庆历新政，是有宋一代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和封建士大夫的道德楷模。他的“诚可代孝子立言”，虽然没有丝毫造神的意思，但高山仰止，离神也不远了。

　　考之史实，胡则被神化的最后一笔，是由永康士人的代表胡廷直画上的。绍兴末年，进士出身、时任建安县丞的胡廷直领衔上表，力请为方岩神正名。上可其奏，并赐庙额“赫灵”。于是胡则由人而神，成为“若水若旱若疫若疠，有求无不应，有祷无不答”的胡公大帝。不但“农人咸以望岁者望于公”，连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陈亮也率众求雨，认为胡则乃“以昔圣贤所以恻然兴仁，泽人利物而不蕲乎报者”。（《佑顺侯祈雨文》）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严厉打击淫祠滥庙，令负责制订典章制度的明初大儒王祎起草了《定岳镇海渎名号诏》，对建祠立庙的标准和程序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不少地方神因而销声匿迹，唯独胡公大帝因为“（胡则）有功有德，大庇斯人，殁为明神，光灵炫赫”，反而被尊为正神、明神，正式列入官方祀典，更显尊荣了。（王祎《祭胡侍郎文》）

　　如果说王祎的祭文有如一纸露布，为各地修建胡公庙、举办胡公庙会开了绿灯。那么，明朝初年另一位偶像式的著名文人方孝儒，则代表士人阶层唱响了胡则赞美诗：“今君侯以永康之人，生虽不得守乡郡，殁而为神，受帝明命，合享庙食于数百里之内。”杭、宁、绍、台、衢、婺、处、温等州郡数以千百计的胡公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成的。

　　另一个深受胡则高尚人格感召的社会群体是僧侣。胡则终生笃信佛教。东阳法轮院住持重礼上人、浦江龙德寺方丈咸若禅师、杭州天竺寺（灵隐寺）慈云大师等大德高僧都是他的好友。他传世的七诗一文中有两首诗一篇文章是专为寺庙僧侣创作的。他还多次为重修寺庙慷慨解囊。宋濂《重建龙德大雄殿碑》云：“宋天圣三年，僧咸若募兵部侍郎胡公则捐钱五十万所建。”宋濂所撰《惠香寺新铸铜钟铭》一文中还有“宋宝元间……得中宫赐铜为助，而兵部侍郎胡公则力相其事”的记载。元·黄溍《天竺灵山教寺大殿记》云：“兵部侍郎胡公继典州事，为辍俸资以营三门二庑。”胡则虽然不是佛门弟子，但他的禅学修养和对弘扬佛法的贡献却远在普通僧侣之上。方岩广慈寺的僧侣们更以胡则出仕前曾寄寓僧舍读书为荣。所以方岩山顶的赫灵祠因年久失修而倾圮后，广慈寺的僧侣就把胡公神像请进寺内供奉，且“位于大雄氏之前”，俨然成了寺庙的主神。另一座祭祀胡公的主庙——显应庙，位于胡公的安息地杭州龙井，本由与其相邻的衍庆寺僧侣经营管理，清末光绪年间永康旅杭士子集资重修后，也改由方岩广慈寺代管。“招吾邑方岩寺僧元球供香火。其寺之师悟兰、悟品、元檀分岁助钱三十千四百二十有奇”。（应宝时《重修胡公庙记》）查考府县方志，浙东千里大大小小的胡公庙，其生存状态跟上述两座主庙几无二致——不是建在寺院之内就是建在寺院旁边，而且基本上由寺院僧侣负责管理。

　　总而言之，胡则之被神化，胡公大帝之所以成为江南最大的地方神之一，既非历史的误会，也不是好事者的心血来潮。许多看似偶然的历史现象，其实都事出有因，都是由诸般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生成的。正是因为广大群众渴望茫茫苍穹有一位能反映他们的利益和愿望的形象代言人，再加之士人的鼓吹倡导、寺庙的兼容带动和僧侣的供奉看管，胡公庙的香火才得以长盛不衰，对胡公大帝的信仰才得以深入人心，并形成以永康为圆心，包括浙闽赣苏沪皖等东南省市的信仰圈。这也就是说，胡公大帝是由他自己和包括士人、僧侣的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条件的催化下，共同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