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土建筑的世界意义.pdf

4建筑史学刊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2023年2期中国乡土建筑的世界意义陈志华CHEN Zhihua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Vernacular Architecture乡土建筑遗产的保护，现在已经成了国际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中普遍关心的问题。1999 年，国际文物建筑最权威的组织 ICOMOS 在墨西哥召开大会，通过了一份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这是国际上第一次召开专门关于乡土建筑遗产保护的会议，发表第一份关于乡土建筑遗产保护的宪章。在它之前，1964 年 ICOMOS 通过的威尼斯宪章是国际文物建筑保护界公认的最权威的文件，它奠定了文物建筑保护的基本价值观和方法论原则。以后陆陆续续又发表过几个 宪章和宣言，对威尼斯宪章做了些补充和拓展，但仍然都根据它所制定的价值观和保护原则。威尼斯宪章提到过，应该保护的建筑遗产不限于有重大意义和重大价值的纪念碑式建筑，也要保护一些过去认为并不重要的普通建筑。不过，毫无疑问，它的主要着眼点还在于有重大意义和重大价值的建筑，也就是它叫作 Monument 的那类建筑。ICOMOS 这个缩略名称里的“M”，就是 Monument，一般说来，就是指教堂、庙宇、陵墓、宫殿、府邸和大型公共建筑之类，也就是教会和帝王将相大贵族们生前死后享用的建筑。那以后 ICOMOS 一直是国际上参加国家最多、影响最大的文物保护组织。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是在威尼斯宪章通过了 35 年之后对它的一次重大的补充，它空前第一次正式认识了乡土建筑的价值，也就是农村环境中普通老百姓的建筑的价值。我们中国的乡土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也已经有了不差的开端，丁村、党家村和张谷英村的一些建筑遗产早已列为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们着手做了以村落整体为对象的保护规划，例如浙江省的诸葛村、俞源村，江西省的流坑村，四川省的福宝场，山西省的郭峪村和西文兴村等等。到 21 世纪初，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乡土建筑数量大大增加，其中有一些以村落整体为保护对象，做村落整体保护规划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今年，2007 年，国家文物局推动了全国第三次文物建筑大普查，把乡土建筑遗产作为普查的重点之一，这是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首创。在国际上比较，我们的乡土建筑遗产保护工作做得并不落后。无论在国际还是在中国，把乡土建筑遗产放到重要的位置上，这都是文物建筑保护事业的一个极重要的转折，从今以后，普通而平常的老百姓的建筑以它们独特的意义和价值要大举进入文化遗产的领域了，这是这个领域的革命性转变，意义十分重大。这个中外文物建筑保护界的重大转变，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一起，是由于对人类文化遗产基本价值的认识的深化，是这个深化必然导出来的结论。不论中外，公认的文物建筑的价值观是：虽然它们具有历史的、科学的、艺术的、情感的、使用的和其他各种各样可能具有的价值，但文物建筑的根本价值是作为历史的实物见证。其他各方面的价值，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也会因不同的人的视角而差异，但作为历史的实物见证，这价值是客观的和恒定不变的，即使人们对历史的评价变化了，它们作为历史的见证的功能还是不会变。所以说，“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当然，也可以说是“木头的史书”，“砖头的史书”，意思都一样。从这个核心价值观出发，本来早就可以简捷地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如果只有为帝王将相使用的或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服务的宫殿、府邸、陵墓、庙宇，它们所见证的或者说所书写的历史是极不完全的，极片面的。在它们所见证或书写的历史里，没有普通平民尤其是农民的生活和创造的历史，更没有他们对历史的见解和评价。这种片面性的产生，源于根深蒂固的占主导地位的帝王将相历史观，要克服这个偏见并不容易，所以对文物建筑的观念的片面性，滞留了许多年。大学者梁启超说过，中国的二十四史不过是皇帝的家谱和断烂朝报而已。这个评论非常准确而且深刻。事实是，一个人把二十四史读得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不知道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是怎么活着的：他们干些什么，怎么干的；想些什么，怎么想的；日子是怎么过的，过得怎么样；他们造过反，为什么要造反？要知道这些，从二十四史这样的“官书”里是得不到5中国乡土建筑的世界意义必要的知识的，只有从文人的笔记和民间的小说、戏剧、歌谣、传说、故事里去找，但也不能完全、不能系统化，更不能都准确。那么，什么样的建筑能够记录或者见证宫殿、庙宇之类的所谓“意义重大”的建筑所没有记录或者没有见证过的民间大众的历史呢？当然是民间的乡土建筑。中国两千年的农业文明史，主要是农民的文明史，这一部文明史的见证，极重要的是千千万万农民生活在其中的乡土环境，主要是建筑。它们的见证详尽、具体而且生动。农民的社会结构和生活理想，农民的生产劳动，包括农业、副业、手工业、水陆运输业，农民的家居生活和文化生活，包括岁时礼俗、人生礼俗以及各种各样的娱乐和杂神崇拜，以及农民们的生老病死甚至农民中不断发生的“造反”等等，都在乡土建筑上留下鲜明的印记。只要稍稍用心，便能够一一解读，从村落的选址和结构，村落中具备的公共建筑物的种类，形态和布局，位置和朝向，住宅的形制、规模和装饰，直到卧室门的形状尺寸以及窗子的结构和装饰等等，都可以读出农民生活的现实和理想，生动而又可信。所以说，只要承认文物建筑是历史的见证，那么，必然的，就要把乡土建筑当作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当作极其丰富、极其多样、极其细腻深入的乡土社会和生活的史书。这是一个不能争辩的逻辑结论。中国农业文明时代的乡土建筑遗产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中国可以凭借它的乡土建筑对世界文化遗产宝库做出最大的贡献，原因在于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里社会和文化的独特性。在农村的居住建筑和生产性建筑方面，中国和欧洲也会各有特色，但毕竟没有根本的类型性的区别。造成中国乡土建筑在社会历史意义上和品类上大大超乎欧洲之上的，主要是由于在中国农业文明时代里农村生活中影响极其深刻的宗法制度、科举制度和实用主义的泛神崇拜，这三项强有力的社会文化要素都是世界其他国家根本没有的，而恰恰是这三项催生了当时中国农村中主要的公用建筑类型。此外，中国还有五十几个少数民族的建筑，在形制和形式上都有鲜明的特色。在中华农业文明的主要地区，凡正常发育的农村聚落，绝大多数都是血缘聚落，便是聚落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所谓“主姓”。少数非主姓的村民，大多也各属于一个比较小的宗族。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政府的管理实际上只及于县和比较大的镇，县以下的村落基本上都是自治的，这个自治体的管理则由宗族主持。（有一些镇和历史复杂的村多是非血缘聚落，则由“社”或“会”负责管理公众事务。）宗族掌握着村落的公权力和大量的公有财产，可以有计划地对村落进行全面的管理。由宗族主持建造的公共建筑，最主要的是各级宗祠，包括大宗祠、房祠、分祠和香火堂。除了每年有一定次数的祭祀祖先和团拜之外，村民们还在宗祠里的戏台前看戏，在宗祠里议论大事和惩治奸恶。有些地区的风俗，从外村娶来的媳妇先要到宗祠里认祖，生了儿子到宗祠里挂灯。宗族兴办教育，村民在科举上有了成就，在宗祠里贴喜报、挂功名匾，在宗祠门前立桅杆、造功名牌坊。有些村子，宗族用公田所得的粮食支持公益事业，以求“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废疾者皆有所养”。为了这些事务，宗族出资建造了一些建筑，例如书塾、敬老院、孤儿院、义仓、义冢，还有牌坊和祠庙，等等。每个血缘村落里，大宗祠和房祠都是全村最辉煌壮丽的建筑，它们是宗族和房派兴旺发达的标志，是村落的脸面。有些富裕的村落，大小宗祠竟有达到数十座的，它们大大地丰富了村落的景观。宗族也负责公共性的工程建设，例如水渠、堤坝、堰塘、道路、桥梁、风雨亭和长明灯，还会有申明亭和旌善亭，等等。科举制度也是中国特有的，起于隋代，止于清末，一千多年时间里，它的影响一直渗透到穷乡僻野。一个普通百姓，只要不犯法，不操“贱业”，便可以苦读“经书”，通过相当公平的考试，进入仕途。科举制度大大激励了一些农家子弟读书的积极性，宗族为了整体的利益，也很重视办理基础教育，设塾延师，建立文馆，资助穷困少年俊彦进学、赴试，奖励他们在科考上取得成绩。为了祈求族人取得科举的辉煌成就，还建造了不少庄严华丽的公共建筑，例如文昌阁、奎星楼、文峰塔、文笔、焚帛炉等等，有少数村子甚至造起了文庙和乡贤祠。科举成绩好的村落，会有功名牌坊、翰林门、状元楼之类。科举制度大大提高了农村的文化水平，读书而没有进仕的和当了官而退食还乡的人们，形成了农村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对农村各方面的建设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不仅有力地提高了村子建筑的艺术水平和文化蕴涵，自己也造些风格典雅的藏书楼、书院、小花园等等，氤氲出村落的耕读理想。这些文教建筑都是建筑艺术的精品，带动了乡村建设中的审美追求和对自然的亲切感。中国农民历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有的只是实用主义的泛神崇拜。实用主义的泛神崇拜也大大丰富和提高了乡土建筑的种类。中国农村里，佛寺道观是很少的，偶然有几个，也大都混到泛神崇拜里去了，如来佛和痘花娘娘、土地公婆并肩而坐，元始天尊和柳四相公、药王爷以及一些不知其名的土偶共处一堂，同享一炷香火。和这种现象并存的，是有许多非佛非道的神灵享有的庙宇，例如土地庙、龙王庙、三官庙、山神庙、黑虎庙、蝗虸庙、妈祖庙、临水夫人庙等等，其实大多也是在神坛上供着各色各样的“神”，甚至有来历不明、出身暧昧的什么“神灵”。神灵杂，庙宇也就多，有些不大的村落，竟有大小庙宇几十座。有些跟百姓关系好一些的神或者威力无边的保护神，到处都有庙，例如三圣庙、关帝庙和观音庙。庙宇有大有小，大的是巍峨堂皇，楼台重叠，甚至可能有一座戏台，一座宝塔，小的不过只容得下一块神名碑罢了，但大多也一丝不苟，精雕细刻，很精致。它们都是村落里的艺术节点，大都位置在显眼的地方，对村落的面貌很有影响。宗法制度、科举制度和泛神崇拜在最大量的居住建筑里也有鲜明的烙印。宗法制度主要表现在住宅的格局形制上，包括长幼有序和禁锢妇女的内外之别；科举制度主要6建筑史学刊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2023年2期表现在门头、匾额、楹联、桅杆和书斋别厅上，以及装饰题材和建筑的风格上；泛神崇拜则一方面表现在住宅里土地神、门神、灶神、行业神、各种庇护神等等的神龛布局上，另一方面表现在风水迷信上。这些也都是中国乡土住宅中独有而为其他各国所无的，同样有助于认识中国农业文明时期独特的文化历史。总之，宗法制度、科举制度和实用主义的泛神崇拜给中国乡土聚落带来了大量艺术水平很高的建筑，这些建筑就是这些制度和崇拜的最生动的历史见证。它们无论在结构技术上、功能型制上还是艺术风格上，都是中国乡土建筑中最典型、最高水平的代表作，而为其他国家所无。同时，中国还有五十多个兄弟民族，他们各有自己特色鲜明的文化，表现在他们特有的建筑类型上，如碉楼、鼓楼、风雨桥、芦笙坝子等等，各有自己独特的形制、技术和艺术。因此，中国农村乡土建筑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大大超过了外国。保护好这些中国独有的乡土建筑遗产，是我们中国对世界文化遗产一项重大贡献。宗法制度、科举制度和实用主义的泛神崇拜对传统乡土社会的影响都是在整个村落、尤其是血缘村落的人文环境里发育起来的，它们的存在和作用都依赖于村落的整体。它们也在相互间形成了一个文化整体，例如，宗族的兴旺依赖于科举的成就，要想科举有成，就得给文昌帝君烧香磕头，文昌帝君在村落里的存在要靠文昌阁，而文昌阁是由宗族出钱出力来建造的。本分的农民靠种田谋生，种田要养牲口，牲口病了得请马王爷来救治，给马王爷造个庙先要请秀才择吉、相地。秀才当年读书是在宗祠办的义塾里，义塾是由公田支持的，耕种公田的是老实本分的农民。一个村子，就是这样一个有机的系统性的整体，而且，宗族性的、科举性的、泛神崇拜性的建筑，一般都对村落的整体，例如村落的选址、结构布局、整体风格和周边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公共中心和艺术节点的形成等发生重要的影响。所以，只有整个村子，才能完整地、系统地反映乡土社会的文化历史信息，个别的建筑是承担不了这个作 用的。于是，理所当然，作为农业文明的实物见证的乡土建筑的保护，应该以完整的村落为单元，它包含着乡土生活各个方面的历史信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起始，我们的乡土建筑保护工作就采取了整体地保护一个村落的方案，得到国际文物建筑保护界的赞同，1999 年 ICOMOS 通过的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里就说：“乡土性几乎不可能通过单体建筑来表现，最好是通过维持和保存有典型特征的建筑群和村落来保护乡土性。”在这样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中，中国乡土建筑以类型的丰富和特色的鲜明，丰富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宝库。我们可以通过自己谨慎而深入的工作对世界做出很有意义的重大贡献，这是我们的机会和光荣，更给了我们沉重的责任，我们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2006 年夏初稿2008 年 3 月修订原载于 2008 年江西教育出版社文物建筑保护文集转载自商务印书馆陈志华文集卷七建筑遗产保护文献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