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忠诚的话语建构.pdf

政治忠诚的话语建构政治忠诚的话语建构王国勤摘要 政治秩序与政治忠诚关系密切。构建良好的政治秩序，需要以构建一套科学完整的政治忠诚话语为前提。政治忠诚话语分为“抽象”与“具体”两种类型。首先，政治忠诚话语中的“抽象”与“具体”两种类型的忠诚对象应该具备充分的有效性。其次，它们能够得到相对均衡地发展，并在两者之间形成有效的内在联系与支持关系。其中，抽象层面的政治忠诚话语，需要有足够的超越性与先进性，并且能够对现实力量产生有效的制约；而具体层面的政治忠诚话语，在服从抽象政治忠诚话语的前提下，发挥对具体个人或组织的指挥、协调和控制能力。政治忠诚话语的科学建构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关键词 政治忠诚；政治秩序；话语建构作者简介 王国勤，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研究院教授。政治忠诚是理解政治体系与政治现象的一个关键词，围绕它所展开的一系列誓词、宣传、教育、表态和仪式等活动，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忠诚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构成政治秩序的基本要素，是国家或组织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而政治忠诚这种核心功能的实现主要诉诸人们的信念系统以及相应的责任伦理，那么涵盖这些特定信念系统与责任伦理的话语是否得到科学建构，则构成了一个良好政治秩序能否存续的重要条件。也因此，政治忠诚话语的构建是贯穿人类政治发展始终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和它在现实政治实践中所受到的高度关注相比，该议题并没有在学术界获得应有的重视。鉴于此，本文尝试就“如何科学建构政治忠诚话语”这个问题做一些学术探索，以归纳出一些重要知识命题为目标。这项努力旨在为实践层面上政治忠诚话语的科学建构提供一些有益的知识基础。一、文献综述1.“政治忠诚”的概念辨析当前文献中有诸多对政治忠诚概念的界定，其中很多学者还在为政治忠诚是一种情感还是一种理性而争论不休，有学者曾对这些争论做了详细的梳理1（117-123）。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政治忠诚应该是涵盖了情感、理性和行为等因素在内的一个复杂概念。首先，政治忠诚属于一种特定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又是与理性密切相关的。当然这里的理性主要是指伦理意义上的理性，即政治忠诚在伦理维度上被认为是一种特定的责任、义务或美德。其次，政治忠诚需要落实在行为上，是指针对特定对象的具有持续性的“忠诚、服从或维护”这种现象。对此，本文也倾向于认为政治忠诚应该涵盖这些要素以及相互的关联。但是，上述这些看法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一个大范围的共同体中，情*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群体性事件话语模式冲突的化解机制研究”（18BZZ015）、浙江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地方治理中的意识形态话语实践：国家与社会”（18NDJC037Z）的阶段性成果。政治伦理 119伦理学研究2023年第3期感或理性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转化为行动的？对此，本文认为，政治忠诚的话语建构就是促成这些改变或转化的关键要素或环节。因为这种特定的话语建构起到了召唤或征求个体行动形成相同的政治认同的作用，从而可以通过更加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实现共同体的目标。基于以上讨论，本文尝试提出一个操作性的定义来化解诸多概念上的争论。这种界定认为，“政治忠诚”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主要指涉一个社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政治秩序问题。其基本假设是，某一政治秩序的维持，需要个人或不同社会群体能够普遍有效地忠诚、服从或维护相对稳定的、单一或多重的权威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忠诚主要呈现为特定的话语建构，这种话语建构旨在塑造行动者的情感与理性，并且把这种情感与理性转化为具体行动，即能够表现出相对持续和稳定的“政治忠诚”行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文主要讨论政治秩序问题，因此，政治忠诚现象所涉及的领域属于公共生活领域。另外，可以发现与“政治忠诚”概念最接近的是“合法性”概念。它们都指向“政治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但是“合法性”概念要宏观得多，倾向于把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治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其缺点是过于疏阔，很难去一一厘清合法性所涉及的“忠诚、服从或维护”这一系列过程中的复杂状况，也往往因此漏掉了一些可能也在发挥着重要功能的类型或机制。相比之下，“政治忠诚”概念更有弹性，可以涵盖更多的相同现象。2.政治忠诚研究的议题与取向关于政治忠诚研究的英文文献，其议题与取向主要聚焦于以下方面。首先，积极动员与忠诚相关的内容是现代国家在塑造公民身份的过程中经常使用的一个策略2（183-202），在这个过程中，忠诚与身份等方面经历着一些重要转型3（346-357）。其次是围绕政党忠诚展开的，例如对政党忠诚的形塑4（77-95），对政党忠诚与政党选举5（47-67）、政党团结6（970-981）等关系等议题的讨论，其他的还如族群存续中的族群政治忠诚问题及其重要性7（91-123）与政治忠诚在军事与政治冲突中的作用8（25-37）等。相比之下，国内对政治忠诚的研究，则较多集中于如何培育行政忠诚9（70-73），树立怎样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忠诚观10（14-17），介绍传统中国的政治忠诚演变历史11（78-86），以及少量对国外政治忠诚相关理论的引介12（118-121）等，最近的研究开始关注相变量之间的相关机制，例如一项心理实验探讨了群体类型和忠诚度的调节作用之间的关系命题13（1956-1966）。上述议题几乎分享着一个共同的基础性命题，即政治忠诚对任何社会的维系与存续来说都是必要的。事实上，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传统议题，对如何形成良好的政治秩序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厚的学术成果。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已经从文化、结构、制度等多个角度讨论了政治秩序的构建问题，但却忽视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即作为良好政治秩序重要条件的政治忠诚话语的建构问题。忽视该问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将政治忠诚话语建构当作一个既定的“公理”，因而很少去探讨这种关系背后的实现机制。由此，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如何通过政治忠诚话语的建构来更好地达成良好的政治秩序？这个设问方式首先充分肯定了话语建构对政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一个良好政治秩序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因此不能仅仅维系于政治忠诚话语的构建上。二、构建“政治忠诚话语”的分析框架结合对长期以来人类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经验的归纳，本章尝试在厘清政治忠诚对象的类别与结构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政治忠诚的话语分析框架。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政治忠诚的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抽象的权威或规则，例如道统、国家、宗教或法律等；第二，具体的人或组织，例如领袖、派别或政党等。对于一种政治秩序而言，这两种政治忠诚对象通常是同时存在的，而且它们之间至 120政治忠诚的话语建构少在话语意义上或效力位阶上有等级序列之分。基于这种分类，在分析政治忠诚话语时，可以采取如下的分析路径：其一，分析抽象的政治忠诚对象及其类别与结构；其二，分析具体的政治忠诚对象及其类别与结构；其三，分析上述两个大类中的类别与结构之间的勾连和互动关系。以上三条是对一个相对静态的政治秩序的分析。但是当分析政治秩序的变迁时，我们需要引入第四条路径，即考察政治忠诚话语上述三个维度在政治秩序变迁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影响与意义分别是什么。这个分析框架有助于描述、解释特定社会的政治秩序是如何构建、维持或发生变迁的。在方法论上，这项研究将政治忠诚的话语建构视为一种复杂的话语实践。这种研究思路主要是受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的启发，即将每一个关于政治忠诚对象的话语建构都同时看作一个文本、一个话语实践的实例，以及一个社会实践的实例14（4）。话语实践是以“文本”的形式得到表达的（书写语言和口头语言）14（66），牵涉到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话语实践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征与解释能力，在于话语实践本身具有建构功能，即它有助于再造社会本身，它也有助于改变社会。当然，必须意识到这种建构能力是有限度的，因为总体上它还是要受制于物质的或结构性的宏观因素。接下来，本文采用这个分析框架做个比较研究。比较的对象分别为中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政治秩序变迁和西方国家从欧洲中世纪到欧美现代国家的政治秩序变迁。同时，这也是一种将历史社会学的方法与比较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即采取一种跨时空的系统的比较研究。当然，本文也意识到因为历史具有独特性而给历史比较研究所带来的特定困难。尽管如此，本文认为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等学者使用的一种“异中求同”的研究方法值得尝试。这种方法认为“相似的机制与过程事实上重现于各类形式不同的斗争之中”15（44），因此，研究目标就是要去辨识这些相似的话语实践机制与过程。三、中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政治忠诚话语的建构与变迁根据政治忠诚话语的要素与结构的变化情况，中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政治秩序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中国传统社会（秦汉到清末）、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清末民初到 1949年前）和现代中国（1949年之后）。其中，从秦汉到清末虽然比较漫长，但是政治忠诚话语的构建从汉独尊儒术之后一直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可以称之为中国传统社会。但是从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传统的政治忠诚话语被打破，新的话语在竞争中不断地重建，所以可以称之为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启了更加科学系统化的话语的建构。1.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忠诚话语体系从抽象到具体的双向建构从秦汉到清末较为漫长的中国传统社会里，政治忠诚的对象首先是抽象层面的天、道统与社稷等，其次是在具体层面的皇帝、官僚体系等。这些要素以各种复杂的方式勾连在一起，构建了一个较为复杂同时也相对稳定的、由一套政治话语支撑的政治忠诚话语体系。首先，“天”作为超越性的终极存在者，是高于皇帝的。皇帝在“天”之下，自视为“天”的儿子，即天子。这种理念可以追溯到周公对夏、商时代的“天命论”的改造，他提出“神人相分”，强调了“天”对世俗君主的制约，并且在天命论中融入了道德，强调了道德在约束君王与臣民中的重要性16（43-50）。历朝历代的皇帝都要举行祭天的仪式，实际上表达了对“天”的权威的承认与尊重。其次，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历史与政治文化中，道统与政统互相依存。其中，道统作为政统的终极目标与内在根据而存在，政统则被视为道统的规范原则与外在表现17（63-70）。因此，作为忠诚对象的道统，其符号形式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圣人以及祭祀他们的场所孔庙。汉代以降，历朝皇帝都要到孔庙祭祀，这种仪式表明了最高统治者对外在于他的道统权威的承认与服从。隋唐以降，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而为官的士大夫们，往往有双重的身份，一是“为人臣”，即为政治体系的附庸者；121伦理学研究2023年第3期二是“为帝王师”，这种身份意味着他们是道统的化身，承担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以及相应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再次，皇帝与社稷作为不同类型的忠诚对象，经历了从“合体”到“分殊”的过程。具体层面的政治忠诚对象，最高者当然是皇帝，天下所有人都必须忠诚于皇帝以及他所代表的朝廷。自秦至清，中国传统社会基本上处于一种“君国一体”的模式，忠于君主就是忠于“社稷”（国家）。在这种模式中，治理地方的文官由朝廷任命。文官之权力由皇帝授予，也必须服从皇帝的意旨，因而与所治理的地方并没有形成契约关系，“造成一种自上而下单向度的威权统治”18（5）。但是，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一直影响并塑造着士大夫们的观念，他们等待着这一理想发芽。到了宋代，士大夫们开始发生转向，挣脱了原来统治体系中君主和王朝的限制，分离出抽象层面的对国家与社稷的忠诚理念19（107-110）。最后，官僚体系中复杂的忠诚体系与话语建构。它可以分为文官与军队两个系统。文官系统里，所有官僚需要忠诚于皇帝，同时又存在部门内的梯度性忠诚与以一些官僚领袖领衔的跨机构派系忠诚的分殊；同时，普通民众在忠君的同时也应该忠诚于所在地的地方官。军队系统里要复杂些。一般而言，士兵忠诚于将领，将领忠诚于皇上，这样作战效率高。但是，皇上为了控制武官，总是试图疏离士兵与将领之间的忠诚关系。例如，宋代所实行的分离“发兵之权”与“握兵之重”的制度，这种将帅分离的制度对军队的战斗力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这种具体层面上的政治忠诚话语总体上属于“家庭的传统式忠诚”，因为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为此，有学者称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常数是社会组织中家庭关系与亲戚关系的重要性20（100-101），而且把地缘、业缘（门生故吏等）关系泛亲属化从而凝结成的忠诚与互惠的个人联系，构成了政治上派系斗争的主要特征。2.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传统话语体系的崩塌与新体系的重建传统话语体系崩塌的标志性事件是1904到1905年间的废除科举制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二者分别从制度和思想上打破了由传统道统维系的政治忠诚格局。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着帝制被推翻，皇帝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忠诚话语也随之崩溃。随后，虽然中国得以名义上统一，但军阀以及各种军事力量割据长期存在。这是一个政治忠诚话语混乱与重建并存的过渡阶段。在这种政治生态里，政治忠诚话语非常复杂，而且也在迅速地进行迭代转换。而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蓬勃发展，具有革命意义的抽象和具体两个层面的政治忠诚对象体系开始建构起来。首先，军阀混战时期，主要依赖于具体层面的忠诚体系来维系各派势力的存续与壮大，以地缘、血缘或业缘为基础的个人忠诚体系泛滥。在前现代宗法社会中，由血缘与业缘建构的人身依附关系很密切，因此也常常成为军阀们来建立个人忠诚体系的常用方法。但是与血缘与业缘关系相比，地缘的“容域”要宽得多，可以较好地满足军阀对人才的需求。所以当时的各路军阀主要以地名来指称，如桂系、皖系、晋系、奉系等。其次，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以国家与信仰为对象的政治忠诚话语建构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首先，民族主义的形成，强烈激发了国民们对民族国家的忠诚与信仰。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及在学说中所阐发的共产主义信仰作为意识形态，对当时的社会精英与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号召力与吸引力。这种宏大的意识形态将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忠诚、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忠诚、对群众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的维护有机结合，使中国共产党周围汇聚了一大批坚定的追随者。最后，组织忠诚的培养也是中国共产党这阶段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任务。从1929年开始，毛泽东便一直反对宗派主义21（21-24）。1941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了增强党性的必要性与迫切 122政治忠诚的话语建构性。之后不断加强党组织建设，大大强化了对党的忠诚，并辅之以严格的组织纪律和统一的思想原则。3.现代中国：政治忠诚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化与时代化自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等意识形态动员行动在此阶段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一个全新的单位制出现，并开始以一种单位庇护制度为基础在广大社会领域构建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忠诚话语。1978年后，更加适应改革开放实践的意识形态建设开始了，在抽象与具体两个层面政治忠诚的话语建构工作得到不断推进与完善。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期有一阵子由于制度建设滞后，一些新的寻租机会开始出现。过去残留的一些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基础的落后观念开始与追逐私利相结合，新型腐败出现。为此，上述建构工作显得尤为迫切。首先，信仰与价值层面的话语建构不断推进。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重新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2000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3年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概念。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提出来。这些意识形态建设上的层层推进为政治忠诚提供了最高位阶的、信仰与价值层面的话语建构。其次，爱国主义的话语重塑旨在构建全民对国家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忠诚意识。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讲到“开除球籍”的危险，激发了全民的危机意识，凝聚人心投身改革开放事业。1994年，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正式颁布。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在全国尤其是在青少年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爱国主义提出了新的阐释，将爱国主义与拥护社会主义和拥护祖国统一统合起来。2015年，习近平将爱国主义精神与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统一起来。这些提法致力于把国家、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等政治忠诚的对象整合在一起，使之更加稳固与坚韧。再次，这段时期也加速了法治建设的进程，拓展了政治忠诚话语建构的法治维度。具体做法有：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治队伍要“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同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将每年的12月4日定为宪法纪念日；2015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出了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誓词中提到公职人员要“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等。这些做法旨在打造一个超越性的抽象层面的对公共规则的信仰与忠诚。最后，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更加重视党组织建设工作以及相应的政治忠诚话语建构。一是强调推进干部队伍建设：2004年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建立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2015年提出新形势下要全面提高共产党根据宪法和法律进行治国理政、根据党内法规来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二是强调全面从严治党：1985年党中央首次明确提出“从严治党”，在党的十三大之后成为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重要任务；1992年，“从严治党”被写入党章；2012年，党中央推行从严治党的“八项规定”，随后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4年，“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首次提出；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门讨论全面从严治党问题；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 并提出了“两个维护”；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两个确立”等。这些1985年 11月 2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的 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 提出，“要从严治党，坚决反对那种讲面子不讲真理，讲人情不讲原则，讲派性不惜牺牲党性的腐朽作风”。123伦理学研究2023年第3期努力从话语建构到实践推动，都旨在不断加强广大党员对党组织的政治忠诚，从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四、从欧洲封建社会到当前欧美国家政治忠诚话语的建构与变迁根据西方国家历史阶段的特点以及相应的政治忠诚话语要素与结构的变化，自欧洲进入封建社会至今，欧美国家的政治秩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欧洲中世纪（4到15世纪）、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15世纪到二战期间）和欧美现代发达国家（二战以后至今）。下面根据这种历史划分简要地阐述欧洲中世纪以来政治体系的建构与政治秩序变迁互动的历史过程。1.欧洲中世纪（4到15世纪）：嵌入基督教和封建制度的双向话语建构在欧洲西部和中部地区，可以说“基督教和封建制度规范塑造了中世纪”22（261）。基督教兴盛，使得皇帝与国王的地位下降并臣服于教皇，同时一种新的封建制度建立起来。因此，中世纪抽象层面的政治忠诚话语主要体现为教会法和世俗法这种规则类的政治忠诚对象。而在世俗生活层面，封建制构建了一个单线垂直结构的具体政治忠诚话语。首先，上帝和其代言人教皇开始成为全社会忠诚的对象。伴随基督教价值观和精神弥漫整个中世纪的欧洲，教会作为一个完整的组织体系，也不断得到拓展，并随着精神的渗透而洞穿到社会关系的各个层面，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囊括其中。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国家普遍实施了教皇给国王加冕制度，而且教会垄断几乎所有的学习与思想活动等，使得上帝和他的代言人教皇成了世俗权力和社会各阶层忠诚的对象。其次，教会法与世俗法获得了不同阶位的权威地位。11世纪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以罗马法为基础建立了一套教会法，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教会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教会法体系，并通过这一法律框架管理大量的教职人员和教产。在此过程中，古罗马帝国时期天主教思想家奥古斯丁提出的世俗统治者要“在法律下统治”的观念，也被教会用来约束国王。但是神法、自然法以及教会法是国王与他所统治的国家首先需要遵守的，其次才是世俗法律。这表明，在上帝与神法面前，世俗的权威仅居次要地位。总之，无论神法或世俗法，国王都必须遵守并忠诚，且神法的优先级高于世俗法。最后，封建制单线垂直结构的庇护与忠诚的社会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国王和诸侯（领主）、诸侯（领主）与封臣以及他们与骑士、民众，每一对关系中的双方都形成特定的庇护与忠诚的社会关系，且在不同层级的庇护与忠诚体系之间，他们无权干涉对方。例如，封建领主必须忠诚于君主，骑士必须忠诚于各自的主人，农民则需要忠诚于各自的领主，大家都遵循着“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规则。大家作为世俗的人，又都同时忠诚于教皇。这种庇护与忠诚体系是以一种“互惠性”的统治契约关系得以维持的。因此，封建制度也是“一个分散的、多头政治的、蜂窝状政治体制”22（274-275）。2.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15世纪到二战期间）：走向民族国家与公共性的话语重构西方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大致是指15世纪到二战期间。15至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使教会逐渐失去了对人们的束缚和控制。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另两个重要事件的发生，即封建制度的崩溃和商业交换、货币经济、借贷公司和国际银行家的兴起，一个全新的国家形态民族国家在欧洲产生，并成为一直延续至今的世界范围内政治事务的基本单位。其中，以上帝、教皇为主要对象的政治忠诚话语开始让位于新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以公共权威、公共规则与身份为主要对象的政治忠诚话语。首先，作为新的权威中心，民族国家开始成为获得全民忠诚的共同体对象。一开始是君主权力时间段的界定，参考布莱恩 蒂尔尼、西德尼 佩因特：西欧中世纪史，袁传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124政治忠诚的话语建构得到强化，取代教皇在社会秩序中的权威地位。随着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欧洲建立了一系列的民族国家。相应地，骑士被改造成忠诚于国家的军队，不再忠诚于领主；依附于领主的农民也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公民，意味着他们忠诚于对象不再是领主，而是国家。由此，多中心的、分散的、割据性的封建社会权威体系，逐渐演化为新的权威结构，这一结构以现代民族国家的组织体系为中心。其次，作为一种新的话语建构，法律作为公共规则开始逐渐成为人们忠诚的对象。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政府和国民同样受法律约束的原则和对法人权利保护的思想逐渐传播开来。在国王与贵族、新兴市民阶层等强势集团之间的博弈与平衡中，法律在话语中逐步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至高性。这种法律至上的原则要求“个人和公共权威之间的权力关系全部建立在法律条文和规范之上，受其约束，而这些法律条文和规范是通过某种既定的司法程序而预先制定的”23（258）。相应地，大量市镇、大学、行会和专业社团都在努力试图获得法人地位，由此，一种中立于集团利益的法治专业组织建立起来。它们坚守法律的中立和普遍主义原则，运用法律来协调公法和私法之间、私有财产和公共利益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分歧与冲突。最后，一种以公共组织和公共关系为特征的新的政治忠诚话语建构起来。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权力中心发生转移，地方权威割据被国家绝对主权替代。这种转移之所以顺利完成，是与原来依赖与归属于地方权威的国民们被赋予全新的公民身份息息相关。从此，公民只需要忠诚于国家，就可以获得国家通过各级公共组织给予的保护。因此，国家在摧毁地方权威的过程中获得了广大公民的支持。这又引发一个新问题，即原来封建制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被解除后，来自不同地方互相陌生的人们如何被有效地重新整合起来？除了前面所说的法治作为基本的公共规则可以承担这种整合功能外，一种全新的对所有人一样对待的“非人际关系化”公共关系也开始建构起来24（28）。至此，原来单向垂直的政治忠诚话语被颠覆，一种新的政治忠诚话语建构起来。3.欧美现代国家（二战以后至今）：政治忠诚话语体系建构的细化与困境二战以后的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继承了民族国家形成以来的诸多基本特征，例如作为共同体的国家作为公共规则的法律构成了最主要的抽象层面的忠诚对象。而宗教仍然在一些国家发挥着作为忠诚对象的制约功能。在具体政治忠诚层面，出现了政党忠诚与行政忠诚的分野，而且在现代多元社会，原来单一民族认同的民族主义也面临着重新定义的任务。首先，国家、法律或宗教等这些抽象层面的政治忠诚话语的建构，主要依赖于大量的宣传教育等政治社会化的措施和过程来实现，其中，宣誓制度是一个经常被运用的政治忠诚仪式。目前最广为运用的宪法宣誓制度，作为大多数现代法治国家的政府官员宣布任职的一项正式的法律程序，表达了人们对宪法的忠诚。其次，出现政党忠诚与行政忠诚的分野。19世纪后期美国的文官改革运动，将政党政治从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中分离出来，政治的归政治，行政的归行政。所以，在政治忠诚的讨论方面也有了政党忠诚与行政忠诚的分野。除了共同的对国家、法律等抽象层面的政治忠诚之外，政党忠诚主要关注某个政党如何通过理念、政策和宣传等来获得其成员、追随者或选民的政治忠诚问题。而行政忠诚主要关注的则是如何让公务员不是为一党一派服务，而是为整个国家及其公民服务，国家与公共利益是其政治忠诚的对象。但是对这些发达国家而言，不仅传统的庇护主义依然在不同的领域或层级中发挥作用，而且新的问题也层出不穷。其中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在这些国家，过去和现在大量移民的涌入，导致多元文化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也在撕裂原有的政治忠诚话语，不停地撞击着现有的政治秩序，亨廷顿甚至担心这种在一个国家内的多元主义文化可能会导致美国和西方文明的终结25（125）。125伦理学研究2023年第3期五、结论：政治忠诚话语的科学建构前文所展示的中西方政治忠诚话语体系的变迁过程，尽管较为疏阔，但是可以据此做一些有价值的讨论。第一，中西方政治忠诚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变迁过程中展现了不同的特征与趋势。首先，中国漫长的两千余年的传统社会，其政治忠诚话语的类别与结构一直比较稳定，直到清末民初开始大破大立。从混乱的转型期到现在逐渐稳定的时期，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其中，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天”、“道统”和“皇帝”的政治忠诚话语突然间崩塌，人们因为缺乏必要的政治忠诚对象而骤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正是在这个混乱中，人们才开始寻找和构建新的政治忠诚对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现代的国家观念和法治观念开始中国化的过程，其间产生了新型的政治忠诚话语。其次，西方欧洲国家从中世纪到现代欧美国家的每个阶段都有至少45个世纪的发展时期，不同时期之间的政治忠诚话语转换与替代相对不那么剧烈。例如从教会法与世俗法到现代法治的转型，从世俗权力应该受到宗教、契约的制约到现在受到法治的制约等。宗教曾经位于抽象政治忠诚话语的顶端，但到了现在社会，也没有一下子就消失，还是在抽象政治忠诚话语中占据一定的位置。这种状况也可以解释二战后较长时期内欧美发达国家为何总体上能够实现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全球范围内随着多元化趋势愈加显著，那种旨在解决区块隔阂问题的政治忠诚话语构建问题仍然是一个困扰西方诸多国家并影响其政治秩序的难题。第二，上述基于历史社会学方法的话语建构比较，呈现了政治秩序与政治忠诚话语之间所具有的较高相关性。政治秩序的稳定往往伴随着政治忠诚话语的稳定，反过来，政治忠诚话语的调整与变迁也意味着政治秩序的调整与变迁。也许很难辨识政治忠诚话语与政治秩序究竟谁是自变量、谁是因变量，但是至少可以把它们看成是各自内部要素的删除、添加、增强、弱化或协调等一系列的互动环节与过程，于其中实现双方的变迁与发展。尽管如此，本文倾向于认为，构建一个良好的政治忠诚话语是有利于良好政治秩序的构建与存续的，反之，则不利。第三，从这种比较中，围绕政治忠诚话语的建构状况与政治秩序是否良好的相关情况可以归纳出以下两个命题。命题1：构建一套相对完整有效的政治忠诚话语，是构建良好的政治秩序的前提。这要求无论抽象层面的还是具体层面的政治忠诚对象的话语建构都要有充分的有效性，而且这些类别之间可以相互支持或平衡。这方面做得越好，政治忠诚话语越能有效促进政治秩序的稳定和有序。命题2：政治忠诚话语的抽象层面部分与具体层面部分应该相对均衡发展，不能顾此失彼，两个部分应该能够形成有效的内在联系与制约关系。抽象层面的政治忠诚话语，需要有足够的超越性，并以此为基础对现实力量产生有效的制约力量；而具体层面的政治忠诚话语，也应该在服从抽象政治忠诚话语的前提下，发挥对具体个人或组织的指挥、协调和控制能力。抽象政治忠诚话语为具体政治忠诚话语奠定了公共性、终极性和超越性的目标指向，可以起到协调、引导和规制的功能，而且具体政治忠诚话语可以在各自的领域或范围内发挥积极有效的促进政治秩序稳定和谐的功能。因此，不同层面的政治忠诚话语之间不可以互相替代，更不能顾此失彼，否则抽象政治忠诚话语容易形同虚设，而具体政治忠诚话语可能会沦为私人物品。从以上的讨论回到现实状况，目前中国政治忠诚话语建构还需要在抽象政治忠诚话语和具体政治忠诚话语的建构上双向发力，构建相互支撑的完善的政治忠诚话语。这种话语建构当然有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但是也要认识到它只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积极推进的诸多重要任务之一，而且其自身的完善与功能的有效发挥，也有赖于整体的协同性发展。126政治忠诚的话语建构参考文献1 左高山，涂亦嘉.政治忠诚的核心问题 J.伦理学研究，2018（5）.2 FREEDEN M.Languages of Political Support：Engaging with the Public Realm J.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2009，12（2）.3 IHALAINEN P.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Political Loyalties J.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2007，32（4）.4 DIXON D E.Research Note：Religion and Political Loyalties in Democratic Chile J.Canadian Journal of Latim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2000，25（49）.5 PRZYBYSEEWSKI K.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Political Loyalty J.Journal of Political Marketing，2004，3（2）.6 ANDR A，DEPAUW S，BEYENS S.Party Loyalty and Electoral Dealignment J.Party Politics，2015，21（6）.7 HUCKFELDT R R.The Social Contexts of Ethnic Politics：Ethnic Loyalties，Political Loyalties and Social Support J.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1983，11（1）.8JETTEN J，POSTMES T，HASLAM S A.What Are We Fighting For？：The Effects of Framing on IngroupIdentification and Allegiance J.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13，153（1）.9 李建华，牛磊.行政检举：走向一种新的行政忠诚：对行政伦理学忠诚困境的解读 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0 刘启春.政治忠诚：共产党人的基本政治伦理 J.求实，2010（8）.11 徐霞，邵银波.中国传统政治忠诚观的历史嬗变及其当代启示 J.浙江学刊，2015（4）.12 刘灵，李磊.论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忠诚缺失及其对策 J.伦理学研究，2013（3）.13 张智琦，朱睿达，刘超.国家自豪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群体类型和忠诚度的调节作用 J.科学通报，2020（19）.14 诺曼 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 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5 道格 麦克亚当，西德尼 塔罗，查尔斯 蒂利.斗争的动力 M.李义中，屈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16 辜堪生，余德刚.论周公的“天命”哲学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17 刘悦笛.“政统”、“道统”与“学统”：中国社会转型中“士人”向“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 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4）.18 法治是什么：从贵族法治到民主法治 M.李贵连，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9 郭学信.试论宋代士大夫的入世精神 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20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M.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1 梁建东.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以纯洁组织述略：从保持党的组织纯洁角度考察 J.前沿，2012（18）.22 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二）：中世纪的帝国统治和代议制的兴起从拜占庭到威尼斯 M.王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3 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三）：早期现代政府和西方的突破从民族国家到工业革命 M.马百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4 道格拉斯C.诺思，约翰约瑟夫瓦利斯，巴里R.温格斯特.暴力与社会秩序 M.杭行，王亮，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5 塞缪尔 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 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责任编辑：余露）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