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行为法—教学案例.doc

侵权行为法 教学案例
侵权行为法：教学案例
因强奸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案
案情：
1998年8月15日，26岁的王某参加了深圳某单位英语俱乐部举办的英语口语对话活动，并结识了美籍华人李某。当天下午，李某带着王某来到他的住处，将王某强奸。王某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将李某抓获归案。李某后被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随后，王某向审理刑事案件的中级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10万美元，被法院驳回，理由是起诉理由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王某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不属于物质损失，不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王某上诉后，高级法院指出，王某的这种诉讼请求“应循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另行起诉”。2000年11月10日，王某向某区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认为被告李某侵犯其贞操权，要求法院依据国际惯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判决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45万元人民币。受审法院认定：被告的犯罪行为其实质是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其侵害的直接对象是原告的生命健康权和贞操权，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给原告造成终身精神痛苦和部分可得精神利益的丧失，并由此导致原告社会评价的降低，对原告上述方面的损失，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又因被告的犯罪情节极其恶劣、犯罪时间持续长、原告又系处女、受损害的结果严重，因此判决被告赔偿王某精神损害赔偿金人民币8万元。
点评：
贞操权受到侵害，可不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一个在理论上一直有争论，在实践上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案件的判决告诉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贞操权是一个人格权。反对这个权利的，最主要的还是认为它的名称问题，那就是要不要叫贞操权。很多人认为，规定贞操权，就是歧视妇女。这其实完全是误解。贞操权就是人的性的尊严的权利，性行为和性利益支配的权利。规定这样的权利，怎么会是对妇女的歧视呢？这恰恰是保护人的尊严的，男女都同样进行保护的权利，尤其是对妇女更为侧重保护的权利。
　　多年以来，我国法律对贞操权的保护，都是采用刑法和行政法的手段进行，没有进行民法的保护。这是很大的欠缺。试想，侵害人的名誉权、姓名权等，受害人都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对严重的侵害贞操权，造成受害人极大痛苦的这种行为，受害人却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之后，法院可以认定侵害贞操权的行为侵害的是其他人格利益，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判决援引这个司法解释作出判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在大概有一种“叶公好龙”式的意见，那就是，总在说要保护人的权利，总在说对人的权利保护不够，但是真正对人的权利进行保护的时候，却又要说三道四。面对这样的意见，真不知道要说什么好。 () （案46）
人狗同餐案　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案情简介
　　陈志光夫妇到某餐厅吃饭，一对母女带着一只狗坐在陈志光夫妇的对面，点来了饭菜，让狗在饭桌上吃，小狗则吃得津津有味。陈志光夫妇认为自己的人格尊严受到了损害，要求餐厅老板解决，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遂向法院起诉，要求餐厅老板赔偿精神损害。
　　点评
人格尊严是一般人格权的核心内容，法律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侵害人格尊严的，对侵权行为人应当追究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餐厅准许人狗同餐，侵害的正是人格尊严的权利。一般人格权是一种最基本的人格权，包括的内容是人格平等、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这种权利的作用，是概括和指导所有的具体人格权，规定具体人格权的内容，解释具体人格权的含义，创造新的人格权；补充具体人格权的立法不足。当某些人格利益应当保护，但是所有的具体人格权还不能将其包括的时候，就应当依据一般人格权即人格尊严，认定侵权行为，并予以制裁。人狗同餐，让狗在人吃饭的餐厅中跟人一起进餐，并且使用的是人进餐的餐具，这正是对人的人格尊严的侵害。爱护自然，爱护动物，都是应该的，但是，在社会中，任何人都是权利的主体，任何狗都是权利的客体。如果为了爱护动物，就把人与狗的地位同等起来，这恐怕就是爱狗的人也是不愿看到的。 () （案47）
吴冠中诉上海朵云轩、香港永成古玩有限公司
出售假冒其署名的美术作品纠纷案
　　原告：吴冠中，男，１９１９年７月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
　　被告：上海朵云轩。
　　法定代表人：祝君波，总经理。
　　被告：香港永成古玩拍卖有限公司。
　　负责人：黄豪。
　　原告吴冠中因与被告上海朵云轩和被告香港永成古玩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拍卖有限公司）著作权纠纷案，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吴冠中诉称：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２７日，被告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联合在香港拍卖出售了一幅画《毛泽东肖像》，画上有“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字样，落款为“吴冠中画于工艺美院一九六二年”。拍卖前，曾通过有关单位转告上海朵去轩这幅系假冒原告署名的伪作。但是，上海朵云轩在接到通知和书面函件后，仍与拍卖有限公司联合拍卖，甚至出具专家鉴定意见称，这是吴冠中的作品，致使该伪作被他人以港币５２．８万元购去。两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使其声誉和真作的出售均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为此，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赠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港币５２．８万元。
　　被告拍卖有限公司没有答辩，亦未应诉。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被告上海朵云轩和被告拍卖有限公司于１９９２年１２月签订《协议书》，双方约定于１９９３年３月和９月在香港联合主办近代中国书画拍卖会，并对拍卖品的选择、利润分成等事项达成协议。１９９３年７月２７日，上海朵云轩按照约定将其选定的拍卖品空运至香港，并派员对拍卖有限公司在海外征集的拍卖品主持鉴定、选择、商定底价的工作。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２日，在港客户赵某与被告拍卖有限公司签订《出售委托书》，委托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署名吴冠中的画《毛泽东肖像》；估价为３０－３５万港元；备注栏中载明：拍卖日期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２７日等。双方还就拍卖品佣金、保险等作了约定。同年１０月上旬，拍卖有限公司将其征集和上海朵云轩提供的拍卖品总计３８２件编印成《图录》，封面上载明：“永成古玩拍卖有限公司、上海朵云轩于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２７日（星期三）下午２时３０分联合主办‘中国近代字画及古画拍卖会’”。《图录》中编号第２３１号图系一幅署名吴冠中的《毛泽东肖像》，右上角竖体草字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左下角落款竖体草字为“吴冠中画于工艺美院一九六二年”，尺幅宽３８厘米，长６６厘米，估价标示为３０－３５万港元。拍卖有限公司除将《图录》向外界散发外，还给上海朵云轩５０册。拍卖会召开前夕，上海朵云轩将此《图录》赠送给上海有关单位和个人。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中旬，原告吴冠中获悉上述情况后认为，自己从未画过《毛泽东肖像》，创作日期落款为一九六二年更是荒唐可笑。于是，吴冠中委托他人向有关部门反映，设法制止对该画的拍卖。同年１０月２５日，上海市文化管理处以沪文社字（９３）第９５号文通知上海朵云轩：《毛泽东肖像》“如确系伪作，须迅速撤下，停止拍卖；如有其他伪作，也须照此办理，并请将核查情况上报我处。”对此，被告上海朵云轩作出如下答复：该画系拍卖有限公司在香港接受委托作品；拍卖活动在香港举行并由香港法人主持，决定权在拍卖有限公司；一定向拍卖有限公司转告上述意见及作者要求，尽力说服撤下该作品。之后，上海朵云轩多次电告其在港观摩拍卖的考察组，向拍卖有限公司转达了有关部门的通知及吴冠中的意见，同时也对该画进行了鉴定。拍卖有限公司接到上海朵云轩转告的通知意见后，当即请香港有关专家对此作品进行了鉴定，从创造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吴冠中称假的理由不能成立，同时确认此作品创造于一九六六年而非一九六二年；并向此作品的委托人了解了购买《毛泽东肖像》画的情况，并由委托人作了担保。拍卖有限公司学出具证明称：“有关上述作品的代理、宣传、竞拍等事项均由本公司照章办理，与上海朵云轩无关……本公司根据香港法律以及公司的拍卖规程，我们可以决定拍卖。”１９９３年１０月下旬，上海朵云轩专家赴香港参加拍卖工作。同年１０月２７日下午，由拍卖有限公司和上海朵云轩联合主办的中国近代字画及古画拍卖会在香港九龙海城大酒店举行，《毛泽东肖像》以５２．８万港元成交，其中４．８万港元为拍卖人所得佣金。
　　１９９４年６月５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根据吴冠中所在单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要求，对《图录》中《毛泽东肖像》的署名是否吴冠中亲笔书写作出鉴定。该鉴定指出：“画上的‘吴冠中画于工艺美院一九六六（重复字）年’字迹为毛笔所写，书写速度较慢，字迹正常，特征稳定，可供检验。将其与吴冠中的亲笔字迹比较检验，发现二者字迹的书写风格不一，并在‘吴、冠、中、画、于、工、艺、美、院、一、九、六、六（重复字）、年’字迹的写法、笔画间的搭配位置、笔画的起收笔特点、笔力等特征，以及用词特点上均存在明显差异，反映了不同人的书写习惯。”结论为“送检的上海朵云轩与拍卖有限公司联合拍卖字画目录中第２３１号署名吴冠中的《毛泽东肖像》画上书写‘吴冠中画于工艺美院一九六六（重复字）年’字迹，不是吴冠中亲笔所写。”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６日，吴冠中以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侵害其著作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讼争的画《毛泽东肖像》，落款非原告吴冠中署名，是一幅假冒吴冠中署名的美术作品。被告上海朵云轩和被告拍卖有限公司订有共同主持拍卖的协议书，在其《图录》中载明为“联合主办”，且实际拍卖时又共同主持整个拍卖活动，表明对该画的拍卖为两被告的共同行为。两被告拍卖书画的行为是一种包括征集书画、刊印发行《图录》，以及实际竞拍清帐的一系列行为。拍卖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买卖，拍卖书画是一种出售美术作品的行为。两被告在获知原告对该画提出异议，且无确凿证据证明该作品系原告所作，落款非原告本人署名的情况下，仍将该画投入竞拍出售，获取利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七）项的规定，属于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美术作品的侵犯著作权行为。吴冠中诉称两被告出售假冒其署名的美术作品，侵犯其著作权，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上海朵云轩在庭审中辩称拍卖行为不是销售行为，其实际上不是该画的联合拍卖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上海朵云轩和拍卖有限公司不听劝阻，执意联合拍卖假冒吴冠中署名的美术作品《毛泽东肖像》画的行为，共同严重侵犯吴冠中的著作权，造成其物质和精神损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七）、（九）、（十）项的规定，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赠礼道歉、赔偿损失的连带民事责任。据此，该院于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８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上海朵云轩和被告拍卖有限公司联合拍卖假冒吴冠中署名的《毛泽东肖像》画的行为，侵犯了原告吴冠中的著作权，应当停止侵害；二、两被告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上载文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内容须经本院审核通过；三、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７．３万元。
　　一审诉讼费人民币２７００元，由被告上海朵云轩和被告拍卖有限公司共同承担。
　　第一审判决宣判后，被告上海朵云轩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上诉人上海朵云轩的上诉称：撤销一审的判决，对本案重新判决。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存在着重大错误和严重失实；法律适用错误，本案不应适用某一被告所在地法律，而应适用“拍卖地法律”，即香港地区的法律；一审判决上海朵云轩与拍卖有限公司承担相同的法律责任是不公正的。
　　被上诉人吴冠中答辩称：一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二审维持一审的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请求。
　　原审被告拍卖有限公司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书面答辩，但在庭审时辩称：上海朵云轩曾数次向本公司转达有关方面及作者对拍卖《毛泽东肖像》的意见，本公司在征求作品委托人意见及邀请有关书画鉴定家对该画全面鉴定后，作出了继续拍卖的决定。此决定既是非常慎重的，又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本案争论的焦点不是署名的真伪而是作品的真伪；本公司之拍卖行为发生在香港，一切行为准则均应依香港法律。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在其作品上的署名权受法律保护，同时，法律禁止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本案讼争作品《毛泽东肖像》，落款非吴冠中署名，是一幅假冒吴冠中署名的美术作品。在二审庭审期间，公安部第二研究所研究员詹楚才出庭作证，详细阐述了对《毛泽东肖像》画署名的鉴定经过和结论。上诉人上海朵云轩与原审被告拍卖有限公司在依协议联合主办的拍卖活动中公开拍卖了假冒吴冠中亲笔署名的美术作品，共同构成了对吴冠中著作权的侵害。因侵权行为人之一上海朵云轩在上海；拍卖行为包括书画征集、编印发行《图录》、拍卖清帐等行为，载有该画的《图录》部分流入上海，上海系本案侵权行为地之一。因此，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是完全正确的。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有关“本案应适用香港法律”的辩称是没有根据的。另外，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不听有关方面劝阻，执意拍卖属于有严重侵权行为的画件，应当依法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及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一审判决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但鉴于该画是由拍卖有限公司直接接受委托，上海朵云轩曾数次转达了有关方面及作者的意见等事实，拍卖有限公司对本案的侵权行为负有主要责任，上海朵云轩系拍卖联合主办单位之一，也应负一定责任，并相互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上述认定，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１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１９９４）沪中民（知）初字第１０９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上诉人上海朵云轩、原审被告拍卖有限公司联合拍卖假冒吴冠中署名的美术作品《毛泽东肖像》画的行为，共同严重侵犯了原告吴冠中的著作权，应停止侵害；
　　二、维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上诉人上海朵云轩、原审被告拍卖有限公司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上载文向被上诉人吴冠中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内容须经本院审核通过；
　　三、变更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１９９４）沪中民（知）初字第１０９号民事判决的第三项“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７．３万元”为“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共同赔偿吴冠中损失人民币７．３万元”，其中上海朵云轩赔偿吴冠中２．７万元，拍卖有限公司赔偿吴冠中４．６万元。
　　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人民币５４００元，由上海朵云轩负担２０００元，拍卖有限公司负担３４００元。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案48）
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
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纠纷案
原告：齐玉苓（曾用名齐玉玲），女，２８岁，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工人，住山东省邹城市城关镇。
　　被告：陈晓琪（曾用名陈恒燕），女，２８岁，中国银行山东滕州支行职员，住山东滕州市龙山路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宿舍。
　　被告：陈克政，男，４７岁，系被告陈晓琪之父，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政府工作人员，住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圈里村。
　　被告：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南岱庄路。
　　法定代表人：孔宪忠，该校校长。
　　被告：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住所地：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
　　法定代表人：朱恒富，该校校长。
　　被告：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滕州市杏坛路１６５号。
　　法定代表人：孙卓炳，该委主任。
　　原告齐玉苓因与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以下简称济宁商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以下简称滕州八中）、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滕州教委）发生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纠纷，向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齐玉苓诉称：原告经统考（统一招生考试）后，按照原告填报的志愿，被告济宁商校录取原告为九０级财会专业委培生（由特定单位委托学校培训的学生）。由于各被告共同弄虚作假，促成被告陈晓琪冒用原告的姓名进入济宁商校学习，致使原告的姓名权、受教育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被侵犯。请求判令各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给原告赔偿经济损失１６万元（其中包括：１、陈晓琪冒领的工资５万元；２、陈晓琪单位给予的住房福利９万元；３、原告复读一年的费用１０００元；４、原告为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交纳的城市增容费６０００元；５、原告改上技校学习交纳的学费５０００元；６、陈晓琪在济宁商校就读期间应享有的助学金、奖学金２０００元；７、原告支出的律师代理费５０００元、调查费１０００元），赔偿精神损失４０万元。
　　被告陈晓琪辩称：本人使用原告齐玉苓的姓名上学一事属实。齐玉苓当年的考试成绩虽然过了委培分数线，但她表示过不想上委培，因此她没有联系过委培单位，也没有交纳委培费用，不具备上委培的其它条件。本人顶替齐玉苓上学，不侵犯其受教育权。受教育权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权利，齐玉苓据此主张赔偿，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其诉讼请求已明显超过了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
　　被告济宁商校辩称：本校收到以齐玉苓名义寄来的委培单位证明后，及时对考试成绩超过委培分数线的齐玉苓发出了录取通知书，因此没有侵犯原告齐玉苓的合法权益。
　　被告滕州八中辩称：在齐玉苓与陈晓琪的纠纷中，本校没有任何侵权行为，不应被列为本案被告。
　　被告滕州教委辩称：在九０届中专招生考试中，从报名、考试、录取到发放录取通知书的各个环节，本被告都严格执行了招生政策，在此纠纷中无任何过错，不应为他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齐玉苓与被告陈晓琪均是被告滕州八中的九０届应届初中毕业生，当时同在滕州八中驻地滕州市鲍沟镇圈里村居住，二人相貌有明显差异。齐玉苓在九０届统考中取得成绩４４１分，虽未达到当年统一招生的录取分数线，但超过了委培生的录取分数线。当年录取工作结束后，被告济宁商校发出了录取齐玉苓为该校九０级财会专业委培生的通知书，该通知书由滕州八中转交。
　　被告陈晓琪在１９９０年中专预选考试中，因成绩不合格，失去了继续参加统考的资格。为能继续升学，陈晓琪从被告滕州八中将原告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领走。陈晓琪之父、被告陈克政为此联系了滕州市鲍沟镇政府作陈晓琪的委培单位。陈晓琪持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到被告济宁商校报到时，没有携带准考证；报到后，以齐玉苓的名义在济宁商校就读。陈晓琪在济宁商校就读期间的学生档案，仍然是齐玉苓初中阶段及中考期间形成的考生资料，其中包括贴有齐玉苓照片的体格检查表、学期评语表以及齐玉苓参加统考的试卷等相关材料。陈晓琪读书期间，陈克政将原为陈晓琪联系的委培单位变更为中国银行滕州支行。１９９３年，陈晓琪从济宁商校毕业，自带档案到委培单位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参加工作。
　　被告陈克政为使被告陈晓琪冒名读书一事不被识破，曾于１９９１年中专招生考试体检时，办理了贴有陈晓琪照片并盖有“山东省滕州市招生委员会”钢印的体格检查表，还填制了贴有陈晓琪照片，并加盖“滕州市第八中学”印章的学期评语表。１９９３年，陈克政利用陈晓琪毕业自带档案的机会，将原齐玉苓档案中的材料抽出，换上自己办理的上述两表。目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的人事档案中，陈晓琪使用的姓名仍为“齐玉苓”，“陈晓琪”一名只在其户籍中使用。
　　经鉴定，被告陈克政办理的体格检查表上加盖的“山东省滕州市招生委员会”钢印，确属被告滕州教委的印章；学期评语表上加盖的“滕州市第八中学”印章，是由被告滕州八中的“腾州市第八中学财务专章”变造而成。陈克政对何人为其加盖上述两枚印章一节，拒不陈述。
　　另查明：１９９０年，被告滕州八中将当年参加中专考试学生的成绩及统招、委培分数线，都通知了考生本人。
　　１９９０年的招生办法，要求报考委培志愿的考生必须凭委培招生学校和委培单位的介绍信报名。为满足这一要求，凡报考委培志愿的考生事实上都是自己联系委培单位并自己交纳委培费用。被告陈晓琪当时交纳了５５００元的委培费。原告齐玉苓既未联系过委培单位，亦未交纳过委培费用。
　　上述事实，有证人孟繁运、曹森、张开宇、陈道山的证言，有枣庄市教委招生办公室、滕州市鲍沟镇政府的证明，有当事人齐玉苓、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教委、滕州八中的陈述和对陈晓琪的调查笔录，有济宁商校九０级委培学生花名册、九三年毕业生就业工作调配表、“齐玉苓”人事档案和其他学生的体格检查表、鉴定结论两份、陈晓琪的户籍、滕州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的“滕招办字（１９９０）７号”文件等证据证实。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被告人陈晓琪在中考落选、升学无望的情况下，由其父、被告陈克政策划并为主实施冒用原告齐玉苓姓名上学的行为，目的在于利用齐玉苓已过委培分数线的考试成绩，为自己升学和今后就业创造条件，其结果构成了对齐玉苓姓名的盗用和假冒，是侵害姓名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由于侵权行为延续至今，故陈晓琪关于齐玉苓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理由，显然不能成立。
　　原告齐玉苓主张的受教育权，属于公民一般人格权范畴。它是公民丰富和发展自身人格的自由权利。本案证据表明，齐玉苓已实际放弃了这一权利，即放弃了上委培的机会。其主张侵犯受教育权的证据不足，不能成立。齐玉苓基于这一主张请求赔偿的各项物质损失，除律师代理费外，均与被告陈晓琪的侵权行为无因果关系，故不予支持。
　　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原告齐玉苓的姓名权被侵犯，除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应承担主要责任外，被告济宁商校明知陈晓琪冒用齐玉苓的姓名上学仍予接受，故意维护侵权行为的存续，应承担重要责任；被告滕州八中在考生报名环节疏于监督、检查，并与被告滕州教委分别在事后为陈晓琪、陈克政掩饰冒名行为提供便利条件，亦有重大过失，均应承担一定责任。
　　原告齐玉苓支出的律师代理费，因系被告陈晓琪实施侵权行为而导致发生的实用费用，应由陈晓琪承担赔偿责任，其他被告负连带责任。但齐玉苓主张的律师代理费数额无客观依据，不能全部支持，应按《枣庄市律师业务收费标准》确定收费具备数额。诉讼中对体格检查表、学期评语表中的印章进行鉴定支出的费用，应由责任人被告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分别负担。
　　原告齐玉苓的考试成绩及姓名被盗用，为其带来一定程度的精神痛苦。对此，除有关责任人应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的责任外，各被告均应对齐玉苓的精神损害承担给予相应物质赔偿的民事责任。各被告对判决的精神损害赔偿费用各自承担，相互之间不负连带责任。但在赔偿标准方面，齐玉苓主张的数额与我国国情和本案案情均不相符，要求过高，故不予全部采纳。对精神损害应赔偿的数额，参照本地司法机关审理的同类纠纷确定。
　　综上，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
　　一、被告陈晓琪停止对原告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
　　二、被告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原告齐玉苓赔礼道歉；
　　三、原告齐玉苓支付的律师代理费８２５元，由被告陈晓琪负担，于判决生效后１０日内给付，被告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腾州教委对此负连带责任；
　　四、原告齐玉苓的精神损失费３５０００元，由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各负担５０００元，被告济宁商校负担１５０００元，被告滕州八中负担６０００元，被告滕州教委负担４０００元，于判决生效后１０日内给付；
　　五、鉴定费４００元，由被告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各负担２００元；
　　六、驳回齐玉苓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按本院核定的实际争议数额１９．５万元计收５４１０元，由原告齐玉苓负担４４００元，被告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各负担３００元，被告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各负担５５元。
　　宣判后，齐玉苓不服一审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一、陈晓琪实施的侵犯姓名权行为给本人造成的精神损害是严重的，应按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７５条规定的赔偿标准予以赔偿；二、根据当年国家和山东省对招生工作的规定，报考委培不需要什么介绍信，也不需要和学校签订委培合同。滕州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的“滕招办字（１９９０）７号”文件中对招委培生工作的规定，违反了国家和山东省的规定，是错误的，不能采信。本人在参加统考前填报的志愿中，已经根据枣庄市商业局在滕州市招收委培学生的计划填报了委培志愿，并表示对委培学校服从分配，因此才能进入统招兼委培生的考场参加统考，也才能够在超过委培分数线的情况下被济宁商校录取。正是由于滕州八中不向本人通知统考成绩，而且将录取通知书交给陈晓琪，才使本人无法知道事实真相，一直以为成绩不合格落榜了，因此也才不去联系委培单位，没有交纳委培费用。各被上诉人的共同侵权，剥夺了本人受中专以上教育的权利，并丧失了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相关利益。原审判决否认本人的受教育权被侵犯，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判令：１、陈晓琪赔偿因其侵犯本人姓名权而给本人造成的精神损失５万元；２、各被上诉人赔偿因共同侵犯本人受教育的权利（即上中专权益及相关权益），而给本人造成的经济损失１６万元和精神损失３５万元。
　　被上诉人陈晓琪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维持。
　　被上诉人陈克政答辩称：中专预选考试结束后，齐玉苓私下曾对陈晓琪表示过她不准备上委培学校。正是由于齐玉苓有这个意思表示，所以我提供了鲍沟镇镇政府的介绍信和委培合同，齐玉苓才能被安排在统招兼委培考场。当然，以后陈晓琪使用齐玉苓的姓名上学，齐玉苓不知情，但这并不违背齐玉苓本人的意思表示。所以，我们侵犯的只是齐玉苓的姓名权，没有侵犯齐玉苓受中专以上教育的权利，更没有因此给其造成任何精神损害。
　　被上诉人济宁商校答辩称：侵犯齐玉苓的姓名权，完全是由陈克政精心策划并实施的。如果有其他具体行为人明知是假，还为陈克政编造或更改档案材料，应当追究具体行为人的责任。济宁商校履行了自己应尽的审查义务，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济宁商校在陈晓琪、陈克政实施的侵犯姓名权方面有故意行为，因此济宁商校没有给齐玉苓造成任何精神损害。
　　被上诉人滕州八中答辩称：滕州八中当年以张榜公布的形式将齐玉苓的统考成绩及委培分数线进行了通知。齐玉苓的合法权益在１９９０年就已经受到陈晓琪、陈克政的侵犯，而滕州八中的财务章是１９９２年４月才刻制的，以加盖了变造的财务章让滕州八中承担侵权责任，于理不通。
　　被上诉人滕州教委答辩称：滕州教委在１９９０年的中专招生工作中，从考试到录取以及考生录取通知书的发放，都是严格按招生政策规定的程序进行。齐玉苓被他人冒名上学，与我委无关。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滕州八中已将上诉齐玉苓的统考成绩及委培分数线通知给齐玉苓本人，没有证据证实，不能成立。
　　被上诉人滕州教委承认是上诉人齐玉苓本人填报了委培志愿，因此被安排在统招兼委培考场参加考试。
　　上诉人齐玉苓在被上诉人滕州八中毕业以后，其户口是由被上诉人陈克政持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迁出。
　　被上诉人陈晓琪至今仍使用上诉人齐玉苓的姓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自１９９３年８月到２００１年８月，共领取工资计５２０４３元。
　　滕州市１９９７年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１００元，１９９８年１月至１９９９年６月为１１０元，１９９９年７月至今为１４３元。
　　上诉人齐玉苓于１９９０年８月至１９９１年５月在山东省邹城市第二十中学（现为第四中学）复读，其间支出复读费１０００元。１９９３年６月份，齐玉苓向有关部门交纳６０００元城市增容费后转为非农业户口。同年８月，刘玉苓又就读于邹城市劳动技校，交纳学费等费用５０００元。１９９６年８月，齐玉苓被分配与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工作。自１９９８年７月，齐玉苓曾有一年多时间下岗待业。
　　以上事实，由枣庄市招生委员会的证明、体格检查表、学期评语表、收款凭证、文检鉴定书、常住人口登记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的证明、滕州市民政部的证明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除此以外，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确认了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齐玉苓所诉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一案，存在着适用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研究后认为：当事人齐玉苓主张的受教育权，来源于我国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以法释〔２００１〕２５号司法解释批复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此讨论后认为：
　　上诉人齐玉苓通过初中中专预选后，填报了委培志愿，并被安排在统招兼委培考场，表明其有接受委培教育的愿望。被上诉人陈克政辩称是由于其提供了鲍沟镇镇政府的介绍信和委培合同，齐玉苓才被安排在统招兼委培考场，没有证据证实。既使此节属实，也因为陈克政实施的这一行为是违法的，不能对抗委培志愿是由齐玉苓亲自填报这一合法事实。陈克政称齐玉苓以自己的行为表示放弃接受委培教育的权利，理由不能成立。齐玉苓统考的分类超过了委培分数线，被上诉人济宁商校已将其录取并发出了录取通知书。由于被上诉人滕州八中未将统考成绩及委培分数线通知到齐玉苓本人，且又将录取通知书交给前来冒领的被上诉人陈晓琪，才使得陈晓琪能够在陈克政的策划下有了冒名上学的条件。又由于济宁商校对报到新生审查不严，在既无准考证又无有效证明的情况下接收陈晓琪，才让陈晓琪冒名上学成为事实，从而使齐玉苓失去了接受委培教育的机会。陈晓琪冒名上学后，被上诉人滕州教委帮助陈克政伪造体格检查表；滕州八中帮助陈克政伪造学期评语表；济宁商校违反档案管理办法让陈晓琪自带档案，给陈克政提供了撤换档案材料的机会，致使陈晓琪不仅冒名上学，而且冒名参加工作，使侵权行为得到延续。该侵权是由陈晓琪、陈克政、腾州八中、腾州教委的故意和济宁商校的过失造成的。这种行为从形式上表现为侵犯齐玉苓的姓名权，其实质是侵犯齐玉苓依照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各被上诉人对该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由于各被上诉人侵犯了上诉人齐玉苓的姓名权和受教育的权利，才使得齐玉苓为接受高等教育另外再进行复读，为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交纳城市增容费，为诉讼支出律师费。这些费用都是其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而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应由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赔偿，其他各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齐玉苓后来就读于邹城市劳动技校所支付的学费，是其接受该校教育的正常支出，不得侵权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应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为了惩戒侵权违法行为，被上诉人陈晓琪在侵权期间的既得利益（即以上诉人齐玉苓的名义领取的工资，扣除陈晓琪的必要生活费）应判归齐玉苓所有，由陈晓琪、陈克政赔偿，其他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各被上诉人侵犯齐玉苓的姓名权和受教育的权利，使其精神遭受严重的伤害，应当按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最高标准，给齐玉苓赔偿精神损害费。齐玉苓要求将陈晓琪的住房福利、在济宁商校期间享有的助学金、奖学金作为其损失予以赔偿，该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按照《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规定，本案诉讼费应根据上诉人齐玉苓诉争的标的额进行计算。原审判决计算有误，应予纠正。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陈晓琪等侵权了上诉人齐玉苓的姓名权，判决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是正确的。但原审判决认定齐玉苓放弃接受委培教育，缺乏事实根据。齐玉苓要求各被上诉人承担侵犯其受教育权的责任，理由正当，应当支持。据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宪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１）法释２５号批复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于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３日判决：
　　一、维持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二、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
　　三、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于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１０日内，赔偿上诉人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７０００元，被上诉人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于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１０日内，赔偿上诉人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按陈晓琪以齐玉苓名义领取的工资扣除最低生活保障费后计算，自１９９３年８月计算至陈晓琪停止使用齐玉苓姓名时止；其中１９９３年８月至２００１年８月，共计４１０４５元），被上诉人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五、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于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１０日内，赔偿上诉人齐玉苓精神损害费５００００元；
　　六、驳回上诉人齐玉苓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１０９１０元，由上诉人齐玉苓负担８９８４元，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负担１９２６元；二审案件受理费１０９１０元，由齐玉苓负担８９８４元，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负担１９２６元。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附：专家评说
案情：
1990年，山东省某市中学生齐某参加中专考试，被一学校录取为90级财会专业委培生。齐某所在的中学既未将考试成绩通知齐，也未将录取通知书送给齐某本人，却送给了与齐某同一届的另一名学生陈某。陈某即以齐某的名义读完中专，被分配到金融单位工作，其在人事档案中也一直使用齐某的姓名。此事在多年后东窗事发。1999年1月29日，齐某以陈某和她的父亲以及原所在学校等数家单位侵害其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诉至法院，请求责令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40万元。据此，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于2001年8月13日作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害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指出：“陈××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损害，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这起民事案件给司法机关提出了一个难题，即《民法通则》规定了姓名权的民法保护，但受教育权却没有规定。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宪法权利，然而它是不是一个民事权利，值得研究。我国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一般不能直接引用宪法作出判决。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指出，在宪法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如果民事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法院可以直接引用宪法作出民事判决。
点评：
这是一件引起广泛关注的民事案件。关注的焦点，就是中国的普通法院是否有权适用宪法的规定，直接作出民事判决。
　　我认为，这是一个判得非常好的、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典型案例，对于保护自然人的合法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这就是，国家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应当适用部门基本法得到保护。而受教育权这种公民权利受到损害，损害的是民事权益，应当适用侵权行为法进行保护。假如没有这样的保护方法，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就不会落实。而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宪法和民法之间出现衔接不当的问题。
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都是存在的。国外对于这种情况是有先例可循的。德国在战后，修订基本法（即宪法），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人格尊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德国民法典对此没有规定。德国最高法院在一个被称作“记者投书案”的案件中，援引宪法的这一规定，作出了判决，用民法的手段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并将此案件作为判例，指导德国各级法院的审判实践。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具有同样的效果，这就是运用司法解释的手段，规定普通法院可以援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