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的污染配额是一种有保证的.doc

市场化的污染配额是一种有保证的，花费最小的消除污染方法。只要保持污染量一定，政府可以允许公司们卖他们的污染配额给其他公司。低治理成本的公司想要卖掉他们的配额，而治理成本高的公司想要用合适的价格购买他们。当污染配额价格对所有污染者的治理成本公平时，污染配额市场是平衡的。这样通过监管措施可以获得治理污染的最低成本，同样的例子死市场校正税。出于这种原因，污染配额市场化和市场校正税一起成为市场基本诱因。实际上，除了政策的分布影响和市场校正税增加收入这一事实，这两种政策的作用在最优条件下是相当。

污染配额市场化这一政策能够在不同水平的程序实施。最不正式的方案是让污染配额在公司内部交易。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公司可以增加污染排放，而这些污染由他的设施之一产生，如果他做出补偿或由其他方面降低污染排放作为补偿。或者该公司可以增加这一年的排放如果他降低另一年的。这些非正式交易协议集中体现在这些政策中比如抵偿，幻想，金融业。一种更能体现市场导向性的方式是允许公司内部交易。有关污染权这能包括从公司间的非正式交易到一个正式建立的市场，比如最近芝加哥贸易委员会宣布的关于二氧化硫的排放政策。

C 有关投入和产出的非直接税收

比起对污染活动本身征税，政府可能会对与污染活动有密切联系的输入输出征收货物税。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政府可能已经对商品和服务设定好一种非直接税收系统。从而环境政策能够通过使现有税率包含市场校正因素而简单实现。还有，要征税的输入和输出通常乐意作为增加公众税收的一部分而被监督。这一政策的效果和对污染活动征税一样好，如果后者发生在对投入或产出征税比例合适时。

一种困难是对收益或成本征税显得有些太直接。在第二部分的汽油例子中，汽油消费税用来代替对污染活动本身征税--汽油的燃烧。当购买汽油一般只用作燃烧时，如果所有汽油燃烧方法对空气污染作用一样，所得税几乎可以与征收燃油税相媲美。但是设想下汽油能否以不产生污染的方式使用？不仅那些造成污染，汽油税将会阻碍这些社会无害活动。在试着去纠正无经济效益的活动过程中，另一个不好将被创造。

事实上，这表明汽油小额税将会提升经济效益即使汽油用于其他无害用途。但是无害用途的存在限制着通过这一政策能够获得的幸福总量的提升。所得税是第二好的政策，该政策存在着一个额外的成本要素。一个人是否满足于第二最佳或者选择只能由进一步分析和信息决定的另一个工具。

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特殊案例产生于当污染是由消耗所得产生的（比如汽油）但能够通过治污投入缓和（比如清洁燃料的催化转换器），同时收取所得税并不是实现减少污染的最低成本的方式。所得税本身并不能促进治污投入即使他们可能是成本最低的方法。类似的，对治污投入进行补助同样不会促使污染减少，实际上还有可能使污染增加。

成本最低的治污方法可以实现，然而要将所得税强加在污染公司头上，同时税收中的一部分要用来补助治污投入。这一政策将会降低治污的相对花费，通过减少排放或增加治理投入，这样产出和污染治理的税后价格在同比例下是降低的。这可确保所选择的是一个有效的治污方式。另一方面，据估计可以将所得税和治污投入的监管标准结合在一起（见F和G）。在汽油案例中，汽油税可以与要求汽车装备有催化转换器或要求汽车进行排放测试和化油调整这样的标准结合起来。

D. 污水和排污费

一般，当缺乏监督和其他信息措施时，最佳政策是向与造污行为最直接相关的行为收税。这要求知道污染如何产生和可行的减少污染的生产技术。也可能要求监督和向相关行为征收非一般意义的税收。

要想监督排污者排放污水，最直接的措施时征收污水费。例如，公司向水域排污水可以要求他支付按单位排污费。这可能是最直接体现市场校正税的一个例子。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案例表明这样的政策是切实可行的。

E. 容量税

在有关投入和产出的消费税和一般税收之间或者污水排放费或者排污本身就是我们所说的容量税。通过这一工具，可以对大量的商品的特殊部分征税。最出名的例子是由芬兰和其他北欧诸国征税的“碳税”，该税针对化石中所含碳征收。其他例子有针对化石中硫含量征收的“硫税”，或者“单位热税”--联合国正在考虑针对所有能量商品根据热含量征税。

“碳税”的例子很有说明性。这儿主要污染物是二氧化碳，一种温室气体，它被认为全球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根据二氧化碳的实际排放量征税很难，或者说不可能因为很难监测。另一方面，对所有含碳燃料按价征税（平均百分比）也不现实，因为一些燃料每单位含碳量要比其他燃料多很多。比如，低碳燃料天然气将和高碳燃料煤征同样税率。相反，如果想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好是看看根据燃料中碳含量征的税。这样一吨5美元的税收对应每吨含0.605吨碳的煤税是13%。每体积含碳0.207的且与一吨煤有同样税前价值的天然气按5%征税。

一个判断容量税的重要标准是找到合适目标。碳税最适用的情况是政策制定者最想要通过减少碳排放达到减慢全球变暖的目的。尽管这种税也减少了其他污染物，最明显的是一氧化碳。他们并不是主要目标，因此可能是第二优措施如果这些污染物成为主要环境矛盾。例如，当二氧化硫成为主要关注点时，碳税不能促使低硫产品代替高硫产品，尽管毫无疑问的这将导致二氧化硫总排放量的降低。

当然，含量税可以组合。这样，硫税和碳税可以一起征收。一单位化石燃料的将会取决于他的硫和碳的含量。

F. 排放（治理）标准

这或许是普遍都采用的环境政策。实际上，它相当于一种非市场化的污染配额。严格限制一个公司或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的排放量。换个角度公平地说这样可以要求一个公司减少相对于以前的一定量的排放量。

当公司被要求满足符合他的排放水平的一些标准时，典型意义上政府不控制或关注公司怎样完成这一目标。公司可能降低经济活动水平或按照污染治理设备。由公司选择成本最低的方式。

G. 治污技术标准

由于这一政策要求公司安装一定污染治理设备或采取一定的治污措施。这是政府规定的公司必须采取的减少排放量的措施，和排放标准政策不一样。但这样的政策似乎阻碍了以最低成本减少排放量这一目标，这可能是可取的如果排污水平是难的或花费大的去监测从而确信该技术标准的使用是不应该的（参照下一部分的讨论）。还有，正如提到的那样，在和所得税联合使用时它会是一个有用的政策。

IV. 比较政策工具的标准

在这一部分我们介绍评价选择政策工具的标准，这些工具可以实现改善环境同时控制污染。政策工具管理成本不同，对污染者活动的政府控制水平不同，提供给污染者降低排污层次的灵活性不同，监测和服从度的要求不同，污染者从事研究和开发新污染治理技术的推动力不同。最后，在污染治理方面政策工具的特点和其他政府主导的财政性政策不同。

A. 监管者的控制水平和提供给污染者的灵活性
B.
第三部分重点讨论的几个政策工具阐述了环境监管当局直接控制着产生的污染量这一特性。这些污染量由特殊公司或消费者（比如排放量或治理标准）或很少的，由整个工业或一个行业产生的污染量（比如市场化的污染许可）。在一些情况下，监管当局甚至直接控制污染产生和治理方法（比如治理技术标准，特殊生产过程的委托投入混合）。通过对于污染许可量或污染制造和治理方式环境外在的控制组成了政府介入市场的最直接形式。授权排放水平和治理技术在完成治理目标时提供给污染公司很少的灵活性。

相比之下，第三部分描述的几个政策工具影响着公司或消费者见到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比如非直接性税收和含量税），一些政策工具为类似于污染的非市场性商品建立价格（比如污水收费，市场化污染许可），其他的影响污水治理的成本或价格（比如治污补助）。这些被称为“市场基础推动力”因为污染控制或价格型政策工具。他们允许污染公司具备灵活性当污染公司履行污染治理策略时。市场基本推动力直接的为外在环境的污染控制建立人为价格，在污水收费案例中，或间接地，在可以为每单位污染建立一个市场价格的允许交易污染的功能完善的市场案例中。一旦污染价格形成，公司和消费者决定污染（转换，治理）产生的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面对每单位污水收费时将会将少污染量，直到治理成本低于每单位污水生产成本。最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将会购买许可直到许可的市场价格（每单位基本量）少于治理边际成本。在这篇文章中，治理成本除了安装和操作调试设备外，还包括产出降低，修改投入份额的成本。

基于刺激性或价格类型政策工具的市场的关键特点是他们授权控制决定利己主义的公司和消费者的数量。很多后来关于市场基础推动力或价型工具的相关愿望的分析对抗着命令控制规则或量型工具，后者集中体现在信息设定和希望或不希望得到授权的环境中。

B. 监督和保障服从
与政策制定者选择的环境规则的形式无关，规则很难成功在控制污染的产生和它的破坏效果方面如果对规则的服从未受到监督和保障。很多环境经济学家认为保障是控制污染诸环节中最弱的一环。大多数环境政策性工具强加治理成本于污染者身上，这些花费可以避免如果污染者不遵守环境政策的意图。为了避免排污者不去遵守，管理者必须落实监督和加强程序和策略。

几乎每种环境管理都成为一种强迫型负担。管理者必须通过监督和惩罚违规者以确保量型排放标准的实施。如果排污收费是种管理选择，管理者必须收取合适的税收。如果治污技术标准在使用着，管理者必须检查合适的设备安装，运行，维持。

在一个既定环境和工业背景下最佳政策性手段可以直接依靠联系着的保障策略。不考虑监督和保障，排污收费或许是最佳的因为比起灵活性政策工具他有着高效特点，比如治污技术标准制度。然而，准确监督污水排放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不现实的，从目标企业收取污水费也会过高，很难达到有效的治污水平。另一方面，监督授权治污技术的安装与操作相当容易。类似的，有关污染投入和排放的非直接性税收，或者含量税，比起污水和排放费可能容易点。合理设计财政改革可能比环境管理更有效。

C. 来自于污染治理技术创新的推动力

不但根据现在受社会欢迎的原配额和毛利润水平，而且根据将来污染者在新的和低成本治污技术增加投入的推动力来选择一种政策性工具。根据污染向污染者征税产生两种类型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