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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家世及经历.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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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渊 明 简 介 一、家世和经历 陶潜,又名渊明,字元亮,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死于宋元嘉四年(427),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 陶潜的曾祖交陶侃,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政治人物。祖父陶茂,做到武昌太守。父亲也当过安城太守。 陶潜八岁死了父亲,跟随母亲和五岁庶出的妹妹一起生活。十二岁时,家中除僮仆之外,仅母子三人相依为命。 陶潜的祖上留下一些产业,到他父亲手里,逐渐败落下来,但仍有几处果园。父亲去世后,家道更为衰落。陶潜在二十九岁那年出任江州祭酒,但不堪吏职,不久就辞职而去。嗣后,在柴桑住了六、七年,又出任桓玄镇军的参军。在孟氏母亲去世后,陶潜奔丧归里,守制二年。四十一岁时,他当上了彭泽令。这时,刚好有监察权的督邮来巡视。吏人告诉他,要束带见之。他叹口气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乃解印绶,回归故里。他只当了八十五天的彭泽令。自此,陶潜隐居乡里,不再出仕。四十四岁那年,陶潜家遭火灾,经济上受到了很大损失。到六十三岁时,他就去世了。 陶潜所撰《五柳先生传》实际上是他的自传。在这里,他把自己描述为“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已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基本上是陶渊明的自画像,故历来为人所重视,称之为“实录”。 陶潜死后,人称之为“靖节先生”。 二、思想和风度 陶潜所处的历史时期,是宗教思想弥漫的时期。这时,围绕着生死富贵的问题,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各有自己的看法。佛教中有人认为神不灭,就是说人的形体不存在了,他的精神还是可以永存的。道教中有人认为炼丹制药,可以白日飞升,化为神仙。这些都是唯心主义的观点,陶潜就这些问题写了三首诗,题为《形影神三首》。第一首是《形赠影》,诗曰: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 。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第二首是《影答形》,诗曰: 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此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第三首是《神释》,诗曰: 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群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这三首诗词意尚不能尽解,但大致说来,是否定了当时的各种说法,提出了对生死应有的认识以及如何活着的问题。 诗的第一首是形对影的诉苦。它说,天地山川,都是永存的。草木霜露,每年都按季节出现。人是最灵智的,却不能像它们一样,刚才还在世上活动,一下子走了就不再来。要现实一点,只要有酒喝,就不必推辞了。这是及时行乐的思想,带着浓厚的颓废色彩,当然是不足取的。诗的第二首是影对形的回答,说,长生不可信,学仙的路走不通。我与你相遇之后,总是共同地悲哀和喜悦。在树荫下好像有暂时离别,在阳光下总是在一起的。这种共存也不是长久的,一下子就都消灭了。身子没有,名声也完了。还是干点善事,可以留下遗爱,这不比喝酒好吗?!这种观点以立善代替第一首诗中所说的及时行乐,有所不同,但二者却同样不能正确解答当时所提出的问题。诗的第三首,是陶潜在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婉转地、不指名地批评神不灭论和修炼成仙的不可信,以及立善求名是脱离实际的,醉酒或可忘忧,却伤害身体。陶潜提出了有生必有死,一切都有自然的安排,要把自己解脱出来,纵深大化浪潮中,不喜也不怒,不要想得太多了。陶潜对生死问题的认识是实事求是的,也可说多少闪耀着唯物主义的光彩,但在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却落入命定论的牢笼了,这是一种唯心主义代替了另外一种唯心主义。 命定论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悠久的发展过程。子夏所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曾为所引用,也可以说是陶潜命定论思想的概括。在陶潜的诗文集中,随时可以发现这种思想的流露。陶潜的名著《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感士不遇赋》等文对这种思想表现更为显著。应当指出,陶潜的命定论思想并不是认为人在世上可以无所作为,而是要人不把得失成败放在心上,做好应作的事。因此,他给人以豁达的印象,有时还使人感到他清高。长期以来,他一直受人尊重,固然是因为他的诗写很好,同时还是因为他的作风好,给人留下一个好的风度。 三、理想社会 陶潜对当时的社会是很不满意的。他在《感士不遇赋》的序中说:“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近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已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衷。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已者也,陶潜在这里指出了当时社会风气的腐朽,而士人不遇只是其中的一种现象。陶潜辞官归田和他的饮酒无度都是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消极抗争。陶潜的命定论思想也是社会情况在思想意识上的曲折反映。 陶潜有自己的理想社会,具体地写在《桃花源记》里。文章说: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到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按照文章所说,桃花源是一个与世隔绝,不受外界干扰的地方,武陵人在偶然的机会中到了这个地方,但在离开这个地方后,再去寻找,就找不到了。在生活上桃花源居民自给自足,无论小孩或老人,都能怡然自乐。《桃花源记》没有说到吏、兵西,也没有说到收税人、商业和学校。像这样一种设想要求并不高,也附合农民的愿望,但这和社会现实就不知有多大距离了。正因为如此,就不能再让武陵人和其他的人再到那里去了,这实际上是陶潜对他的理想没有实现的信心,反映了他对改革现实的绝望。 陶潜的理想社会显然是受了道家小国寡民的思想的重大影响。 四、辞官归田 在彭泽的辞官归田,对陶潜来说,在政治上、生活上以及诗的创作上,都是一件大事。在这个问题上,陶潜是有思想斗争的。陶潜在回家后,特写了一篇《归去来兮辞》,表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及有关的生活情况。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提出来生活道路的问题。当时读书人的生活道路主要是作官和归田。对陶潜来说,在这二者之间,是有思想斗争的。斗争的结果是田园的思想占了上风。《归去来兮辞》是顺着这条思路发展起去的。文章说:“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说的就是他为这问题而思想斗争的情况。他为此曾有过独悲,有过悟,有过知,终于是思想上明确了归田的道路,于是就觉得“今是而昨非”了。《归去来兮辞》中的大部分是表述他归田过程中的一些情况,其中包含上路后的愉快心情、家庭生活的亲切、欣赏大自然的悠闲自得。这是以身在农村,与官场中的人交往断绝了。在乡里中还是可以“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随后,他还是不能掩盖自己的悲观情绪。文章中写道:“善万物之得失,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这好像是说还能再活几时,随他去吧,为什么还要慌慌张张追求什么呢?他自述他的生活情调是:“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乐,尽夫天命复奚疑。”对于将来怎么办,作者把它推到命定论的方面去了。 五、田园诗 陶潜是晋、宋间的一位诗人,他的诗有丰富的内容,有高度的艺术成就。他留下的诗有一百二十多首,田园诗在其中占了重要地位。 陶潜归田后,写诗就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诗的内容也往往和他的生活密切相联。他在归田之初,写了《归园田居》一首。其第一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受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利返自然。 这首诗是说他归田的喜悦心情。归田是他长期的愿望,而今达到了,好像是在樊笼里回到了自然。其第二首: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这首诗是说村中的寂静,大家忙于农桑的情景。其第三首。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写他参加农业劳动的情况。这些诗反映了诗人对农业劳动的实践,他对农民群众在一定程度上的接近。像这样的内容,是在其他诗人作品中很难找到的。 但陶潜究竟不是一个普通农民,他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交游环境,这些都可说是旧习。陶潜并不讳言,并行之于辞文。如《移居》二首: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人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饮酒是陶潜的一种嗜好,但又不简单的是一种嗜好,而有一定的心理因素。《饮酒》二十首序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然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这种心情与当初归田之想法不免有些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诗人能把它写出来,却也可见他率真的态度。 陶潜的诗,平淡自然,在当时讲究辞藻的诗坛中,独具特色。诗人感情的真挚也为人们所乐于接受。陶潜的诗能吸引众多的读者,是有其原因的。 陶渊明的诗歌开辟了田园诗一派,为我国古典诗歌拓展了一个新的天地。陶诗现存一百二十多道,大多以平常不加雕饰的语言,满含主观感情,描绘出农村中淳朴真率的生活情态。陶渊明出生于世宦家庭,并非没有绮丽的才华(其《闲情赋》就写得妩媚艳丽),他之所以采用朴素明净的语言,乃是为了使他质实的生活和淡远的情趣获得适当的表现。而这种朴素明净的语言风格本身,也就是诗人淡远情趣的自然体现。这也就是苏轼所概括的“癯而实腴”。耐人寻思的是,陶渊明诗歌的真正价值,直到很久以后的唐代才开始有人重视。在这之前,陶渊明并没有被人所认识。他的朋友颜延之曾作《陶征士传》,却只字不提他的文学活动。梁代沈约写《宋书》,也把他归于《隐逸传》。后来钟嵘、萧统开始注意到陶渊明的著作,直到唐以后,陶诗这颗淹埋于荒草尘埃之中的灿烂明珠才被真正发掘出来。李白以“何时到彭泽,狂歌五柳前”,表示自己对陶诗的推崇。杜甫感叹“焉得诗如陶谢手”,直率地表明了自己对陶诗的倾慕。孟浩然、王维则继承陶渊明的传统,开创了山水田园诗派。宋代文豪苏轼更对陶渊明心仪神往,前后作了一百多首“和陶”诗,他写信给其弟子由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陶渊明是六朝诗歌的高峰,这已是学术界的不易之论。 《隋书·经籍志》著录《陶潜集》9卷。《四库全书》有《陶渊明集》8卷。《四库丛刊》收有宋刊巾箱本《笺注陶渊明集》10卷。今人王尧编著陶《渊明明集》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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