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对“五四”文学的赓续.pdf

2022.12007文艺杂谈作为文学话语转型的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言说开始朝着农民的言说转变。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坚守着自由民主的阵地，致力于保护民众的民主意识，这为他在四十年代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赵树理长期生活在乡村，农民生存的苦难激发了他内心深处温柔的情怀。少年求学时期萌生的启蒙意识愈发坚定了他对农民愚昧思想的改造。赵树理对乡村的真挚情感和接受的文化熏陶，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创作。他眼见农民生活的苦难，由衷地发出对百姓真诚地怜爱和关怀，试图再现农民的生活现实和生存状态，启迪农民的思想。因创作的题材大都是描绘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而受到劳动人民的喜爱以及解放区的关注。他的创作享誉解放区文坛，成为四十年代解放区家喻户晓的“网红作家”。他的走红预示着新文学的成果开始真正地深入城乡的下层百姓。赵树理深刻地认识到蕴含启蒙精神、民主观念、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的创作对深入群众和疗救广大民众思想的重要性。他客观地将农民的真实生活谱写成诙谐幽默、发人深省的民间故事，凸显了五四主流文学中闪耀的民主与启蒙精神内核。赵树理的小说作为一个中介式的文本，建立起了文学创作和农民读者之间的联系。一、“民族话语”的自觉言说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体现了其对“五四”文学的自觉尝试。他将人物形象和农村生活环境的真实性带入写作，以底层民众的劳苦生活来表现其生存的严酷，激发农民保家卫国的民族血性。喜子吐过血向大家道:“我是不中用的人了。有一位王同志告我说：不抗日活不成，鬼子手里难活人。告我说当兵拿着枪，敌人打不死咱咱就能打死他；给他当顺民，只有他能随时教咱死，咱一点也挣扎不得。我迟了！你们都还不迟！”他的声音越来越小，临终还尽动着嘴唇好像还是说：“我迟了，你们还不迟！”1在这篇名为喜子的小说中，赵树理巧妙地以喜子遭受鞭打所感觉到的惊恐和压抑描述出村庄遭受侵略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变化，也让喜子认识到只有“当兵”才能获得获得安全。“我迟了，你们还不迟”成为了捍卫家园的“民族话语”。喜子发自内心的恐惧感和安全感的述求，使村庄中的民众不在着眼于理想乡土生活的泡影。民众们在这一刻凝结为一个整体，激发出高昂的民族情感。赵树理对“民族话语”的思考延续了五四时期的精神传统，鲁迅在五四革命时期发出了“救救父兄”的呼吁，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意味深长的含义。四十年代初期，赵树理再次为麻木愚昧的民众发出真切的呼唤。他通过农村青年喜子的遭遇表达革命斗争的主题。喜子遭受毒打致死，身体的伤害隐喻了国家的破坏和人民的伤痛。在读这篇小说时，读者和叙述者一起经历心灵的炼狱，喜子一声声“我迟了，你们还不迟”的呼告，不断刺激着阅读者的神经。宁静合谐乡村的破坏，激励着人们坚定地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心。村庄中民众的心理感受和言行举止为“民族话语”的表达和建构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民族话语”的自觉言说还表现在小说 有个人中，秉颖作为秀才的儿子常常受到父亲考取功名思想的熏陶，即使成亲娶媳妇也仍然活在父亲严威的功名教化观念的阴影里，甚至常常挨父亲的板子。他从“士”到农救会闾长身份的变化标志着底层民众唯功名利禄思想论的消除。农救会闾长身份也让秉颖获得了革命者的称号，实现了个人价值的探索。赵树理完成了“民族形式”话语表达的初步探索。知识分子的“民间意识”逐渐和民众的“民族意识”交汇在一起，成为新的文化形态，这是知识分子民间化的趋势，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催动的必然结果。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对“五四”文学的赓续杨小益（长沙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6）【摘要】在中国文学史中，赵树理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的文学创作总体呈现出大众化、民族化，回归民间的文学传统。其民间文学的创作蕴含着部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特质。他将“五四”文学思想装置在民间文学的“旧瓶”里，转而吸收“五四”的启蒙思想和觉醒意识。他为“五四”文学在解放区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合理的规划，让“五四”新文艺在四十年代文学发展的版图中找到了新的发展轨迹。本文以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为楔子，梳理其与“五四”文学传统之间的暗合点，以此探究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对“五四”文学的赓续。【关键词】赵树理；“五四”文学传统；赓续【基金项目】2022 年长沙理工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赵树理与“民族形式”的建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CXCLY2022151）【作者简介】杨小益（1993-10）女，汉族，湖南怀化，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33（2022）23-0007-030082022.12文艺杂谈二、民主观念的传递赵树理的创作描绘了底层民众的劳苦生活，积极地向民众传播民主观念的意识。邪不压正反映了底层民众胆怯、懦弱的思想根性，如以软英父亲为代表的贫苦农民。由于软英父亲的怯懦自私，软英被迫许配给了地主刘锡元的儿子。当刘锡元被斗倒后，软英再次被默许给小昌的儿子。小宝和软英发出了民主权利的呼告，最终，小宝和软英在区政府的帮助下打倒了乡村的黑暗势力，获得了婚姻的自主权，享受到幸福宁静的生活。四十年代民众生活物资匮乏，精神的解放已经不能满足于大众的需要。当个人的生存权得不到满足时，民众便会自发的奋起反抗，力量变得不可阻挡。李家庄的变迁中，铁锁受到了李如珍等人的欺压，被剥夺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失去了养家糊口的能力，不得不离开李家庄。在小常“只有百姓齐心，不说理人还是少数”思想的鼓舞下，铁锁走向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当铁锁再次回到李家庄时，他帮助村民在民主斗争中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李有才板话以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为切入点，土地和农民之间有着血缘般的情感，农民依赖土地生存，土地革命围绕着农民而展开，革命也需要农民的支持。小说中老杨带领村民打倒了恶霸阎恒元，帮助村民重新掌握了土地权，生存得到保障。赵树理将五四时期注重对国民思想的启迪转变为反映民众切实利益的诉求，突出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其文学创作流露出的农民对生存的渴望是五四时期“立人”、寻求人性解放思想内涵的延续。三、民族意识的觉醒五四时期的文人致力于对旧思想、旧势力的肃清，营造民主、科学的文化环境。赵树理意识到“国民性批判”的不足后，对“国民性批判”进行了瓦解和超越。他眼见乡村社会的野蛮残酷、残破凋敝，主动将拯救民族作为己任，试图结合文学创作启蒙民众的思想，达到解放思想的目的。赵树理小说在书写民间底层劳动者时，人民大众往往与封建地主剥削阶级形成相互对立的不平等关系。这也是受到了“君臣”传统等级观念的影响。福贵 中福贵为了给娘送葬，借“高利贷”而惨遭地主老万的剥削，他为求生存成为了村中不被群众接纳的“赌徒”及在村中为人送葬的“低等人”。地主老万被斗倒，福贵贫农的身份得到了复原。面对经常欺压他的老万，他为自己的不平遭遇发出呐喊“我想请你老人家向大家解释解释，看我究竟算一种什么人！看我这个坏蛋责任应该谁负。”2福贵作为弱者，他的反抗带有明确的民主诉求。赵树理透过幽默的语言对民众的精神负重发出沉重的讽刺，李大顺买盐“遭到营业厅的捉弄，李大顺尿来了，忍不住去上厕所发现队伍排得老长直到天黑都没有买到盐，第二天肚子饿的咕咕叫，买到了盐用盐去换烧饼，结果罚款六十元”。李大顺买盐发生的戏谑事件表明：只有民众真实的感受到生活的残酷，民众才能产生觉醒意识。当面对底层民众滑稽的行为时，赵树理的创作一方面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另一方面深沉与严肃犹在。打倒汉奸老汉道“你看人家保官，一年几万，成天穿绸摆缎！多么体面”3，当保官的汉奸身份被拆穿人们才恍然大悟在战火琉璃的岁月偏安一隅只会造成食不果腹的危害。变了延续了百姓根深蒂固的做官思想，小说中李同志对百姓思想进行了改造，“做官都是百姓里面选的，再不能像从前只顾自己发财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了”。4李同志破除了老旺和老旺老婆的守旧思想，让底层民众获得了新思想的启蒙。在婚姻生活的叙述中，赵树理自觉的关注农村妇女的命运。小说孟祥英翻身孟祥英的生活受到了丈夫梅妮“夫权”和婆婆“家长制”的严格管控，她没有过多的自由空间，甚至被丈夫用镰刀在眉毛上打了一个血窟窿。梅妮遭受丈夫和婆婆的毒打，围观群众们却认为这是按照村庄中的“老规矩”办事。它反映了当时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赵树理摆出了孟祥英令人同情的生活遭遇，面对孟祥英的遭遇，他积极的在小说里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小说的结局中，孟祥英依靠党组织成功的翻身，获得了生存的价值，迎接了新生活的到来。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带给人们文字上的震撼和思想上的觉醒，那么赵树理的小说则在“五四”文学的基础上实现了突破，他着力于替农民提出问题解决的方案。赵树理的文学创作让我们看到，所谓“现代性”的想象囊括了民众对乡村理想生活的憧憬、婚姻自由的愿景。四、民族精神的弘扬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富含“中国化”的传统民族精神，表现了中国气派的文学风格。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爱的内涵，中国文化强调爱是一种关系，注重人的社会生存，爱建立在差序格局的基础上5。差序格局的爱是传统思想的推己及人，从个人的爱、家庭的爱深化到民族国家的爱6。爱国主义精神深深地植根于民众的传统观念，民众对民族国家的爱是维系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民族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通过融入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凝聚民众。民众聚集在民族的共同体里，强烈的民族意识成为大众的共同体验7。在民族的建构过程中，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状态，使民众能够达到最大程度的沟通、交流、合作。随着爱的范围的逐步扩大，同胞之间团结一致，将自身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譬如灵2022.12009文艺杂谈泉洞金虎带领灵泉沟的全体村民齐心协力对抗日军的扫荡、匪军的扰乱。农民自主发起守卫家园的文化心理是保卫国家民族意识的体现，民众安居乐业支撑着国家的兴盛和国家的富强，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节，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象征。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提升了民族化的自觉，激发了民族独创的意志，是文学“民族化”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辉煌成就。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试图通过文学实现“中国化”屹立于现代民族之林的畅想。人民需要赵树理，文学的发展更需要一批批类似赵树理这样的作家。赵树理文学作品中蕴含着的民族精神，展现了富有中国气派的文学风格。五、结语“五四”新文学是白话文的产物，它与农民大众有着较深的“隔膜”。面对着“五四”文学和农民渐行渐远的困境，出现了文学表现大众化文学思潮的需求。抗战时期，民间文学是本民族的文化载体和象征，是文学的主流形态。这样的时代背景注定“五四”新文学的重评。“五四”新文学是一代知识分子建造的殿堂，是个人主义思想的阵地。它维护的是作家的自由创作和个性解放。因此，深刻理解“五四”新文学的深刻内蕴显得尤为重要。面对“五四”文学的纷杂，赵树理将知识分子的对个体精神的探索转化为知识分子对社会革命的责任。他强调的是农民的启蒙意识对时代发展的价值。在巨大的民族危机面前，他将高居神坛的“五四”文学转变为“文摊”文学，试图与底层农民拉进距离，以“大众化”的启蒙形式延续“五四”文学的启蒙任务。他的文学创作承载着“五四”文学的启蒙与民主精神，又转变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写作姿态。赵树理通过小说创作实现了对“五四文学”的继承与发展，与此同时，他对传统文学的选择与改造也纳入了中国文学史的现代进程中。他以民间文学为本源，在民间文学的传统形式下，通过文字启发农民的思想和意识。可以说，赵树理即是民间文学的守护者，也是“五四文学”的赓续者。参考文献1赵树理：喜子，赵树理全集1 小说故事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67.2董大中：赵树理全集1 小说故事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340.3董大中：赵树理全集1 小说故事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56.4董大中：赵树理全集1 小说故事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68.5姚新中著;赵艳霞译:儒教与基督教-仁与爱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45.6贺仲明著:本土经验与民族精神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355 7（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