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话语变迁研究.pdf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话语变迁研究柴书毓（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1）摘要：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路径之一。1949年以前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话语历经救国型话语、资源控制型话语和政权巩固型话语的变迁；1949年后形成了政治指导型、革命型话语到社会发展型话语和复杂包容型话语的发展脉络。政策话语的变迁不断回应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现实需求，是政治环境、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等因素的反映。回顾政策发展历程，渐进主义路径选择及过程中趋同与差异的政策实践，构成了政策的经验事实。在当下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实践中，本土化意识愈益明显，体现在本土性保护概念的提出、根据行政区划进行政策制定和“以人为本”的发展路径等方面。关键词：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政策话语；话语变迁；政策议题中图分类号：G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23）03-0112-10一、研究问题的提出“话语”是福柯哲学方法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福柯提出：“我们将话语称为陈述的整体我们能为这些陈述确定存在条件的整体”。从福柯对“话语”的定义来看，话语可被理解为在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与文化制度及人的实际思想和生活方式联系较为紧密的话语体系及实践，强调“特定的存在模态”。“话语”作为一种“意义媒介”，借助政府政策、制度、新闻、社会惯例、仪式等手段发挥意义赋予与社会建构的功能。将“话语”纳入到政策中，有助于丰富对政策的内在机制和特征的理解。在社会政策研究领域，话语理论多聚焦于话语是政策问题建构的新路径，政策的话语建构是一个以集体行动的理性而非任何一种工具理性为标志的政治过程，在此基础上社会政策成为一个变革的场域，而不是一种功能性的活动。其内容是政策主体对社会事实的阐释，涉及建构主义、现象学和阐释学等对语言、文本、修辞、观念等的分析，进而探讨话语背后的政策内涵、建构及变迁过程。政策话语一旦形成，就成为特定时期约束人们的重要场域。在宏观社会环境背景下，对某一项社会政策特性进行历史梳理和考察，成为当下研究政策话语变收稿日期：2022-11-10作者信息：柴书毓，法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民俗学研究。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变迁中的山西古村镇公共空间记忆与文化传承研究”（16BSH048）。法 米歇尔 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29页。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84页。张海柱：公共政策的话语建构:政策过程的后实证主义理论解释，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19年第3期。Barbieri N.，“Why does cultural policy change?Policy discourse and policy subsystem:a case study of theevolution of cultural policy in Cataloni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2012，18(1)，pp.13-30.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第 51 卷第 3 期2023 年 5 月Vol.51No.3May.2023现代传媒与文化第 3 期柴书毓：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话语变迁研究迁的一个范式。相关研究从政策话语方式、形成、内容和执行效果等方面进行探讨。尽管将社会政策话语变迁置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分析不失为一种洞见，但从不同视角探讨变迁下政策内容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也不容忽视。例如，在农村文化政策话语变迁研究上，李山从政策指向、价值、内容等方面将其概括为政治话语、市场话语和社会话语的文本叙事形态。在经济政策话语变迁研究上，周绍东将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话语变迁总结为：以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为主的政策话语计划经济政策话语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的政策话语发展历程。将话语理论引入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为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巴莫曲布嫫站在国际视角，指出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文化政策的演进围绕文化与发展、文化多样性及文化间对话、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展开。周星分析了中国文化政策的变迁和转型，指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背景下，中国文化政策转为文化保护政策，完成对文化的“破旧立新”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转换。孟令法梳理了我国从清末、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到如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历史演变脉络。也有研究关注我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 年），指出在政策法规的方向完成了从“文化革命”向“文化保护”的转换，普通民众的文化创造力和文化生活空间得到关注。综合来看，学界对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话语及其变迁的研究有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论述，但尚存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对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话语变迁的研究虽然强调在历史脉络中进行关注，但未能形成政策话语建构的理论解释框架，聚焦于历史阶段下政策话语的特征，而弱化了政策话语变迁背后的经验事实及本土化意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特征多样，正如劳拉简 史密斯所指出，要关注描述中国本土特色的国家遗产话语、占主导地位的权威话语，以及具体实践中如何运作等研究课题。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历史考察，重新审视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作为一项社会政策的话语变迁，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这些政策的形成背景、主体、议题和内涵，并关注这些政策的实施与效果，以图精确把握不同历史阶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话语特征，并结合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探讨政策制定、经验事实与本土化意识。这一研究通过揭示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话语变迁的历史路径与时代意义，以期为理解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向、政策制定方向提供助力，以及为迈向现代化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公共政策构建提供参考。关于本文理论解释的基本框架，笔者描绘如下：图 1 为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话语建构理论基本逻辑示意图，划分为四个主体部分。第一部分为政策制定的背景，即宏观层面上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具体来看，涉及特定时代的政治制度、国家建设方针路线、社会经济情况以及社会舆论导向等内容，是影响政策话语场域、政策过程以及政策话语鲁子问：1949年以来我国农村政策话语变迁特性分析，社会主义研究 2012年第4期。李山：中国农村文化政策70年：话语形态及其演变脉络，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周绍东：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话语的百年变迁和创新成果，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1年第4期。巴莫曲布嫫：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国际文化政策之演进：事件史循证研究，民族文学研究 2021年第6期。周星：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国的文化政策，中国研究 2009年第2期。孟令法：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历史演进，遗产（第一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周超：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制体系的形成与问题以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为中心，青海社会科学 2012年第4期。澳 劳拉简 史密斯，侯松、谢洁怡：反思与重构：遗产、博物馆再审视劳拉简 史密斯教授专访，东南文化 2014年第2期。113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与议题的环境要素。第二部分为政策话语场域，其间的各类关系指导政策的制定，是由“话语主体”（即政策行动者，包括个人、群体或组织机构，也涉及话语内容、实践及所用策略等构成的整体）与“客体”（文化遗产保护相关议题）以及特定时代社会（政治、经济）话语之间的各种“关系”构成的社会性空间，政策话语场域是指导政策制定和影响政策话语变迁的重要条件。在不同历史阶段（或不同执政者）的社会（政治、经济）话语建构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各类议题得以形成，“话语主体”基于对现实的认识，围绕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议题展开讨论。第三部分为政策过程，即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效果，它影响政策话语场域内的各项要素，又会促成新议题。第四部分为政策话语与政策议题，在政策实施并产生影响后，政策话语及政策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二者又会对政策产生影响。第二、三、四部分给予第一部分环境要素以反馈作用。宏观环境：社会、政治、经济（政治制度、国家建设、社会经济、社会舆论）政策话语场域影响反馈影响反馈影响反馈话语主体B政治话语认知建构认知认知建构建构话语主体A社会话语话语主体C经济话语文化遗产保护相关议题指导影响政策过程形成影响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政策效果政策话语政策议题影响回应图1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话语建构理论框架示意图二、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话语变迁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话语变迁研究，要将其置于所在国家的特定社会语境中，进一步分析政策是如何被提出及完善的，具体指代的内容有哪些等。放入特定语境下进行研究的前提是在纵向的时间轴上，在考察政策产生和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来探讨。社会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聚焦的问题导向有所差异，从政策制定的宏观社会背景到政策的具体文本分析，政策在每一发展阶段的关注议题都紧紧切合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特定背景下出现的现实问题成为政策制定的动因，动因或大或小。但无论政策制定动因大小与否，每一阶段的政策关注议题都会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实施手段也有差异。从政策制定的政治环境来看，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历经清政府、北洋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四个不同政府时期，时间跨度上有一个多世纪，但对我国社会政策的分析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因此，本文基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从历史上法规性、文件性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出现开始，并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时间分析节点，从政策制定背景和政策文本出发，探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话语变迁问题。（一）1949 年前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话语变迁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起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在文物古迹遭到破坏、珍贵文物大量流失境外的现实情况下，清政府开始探求救亡图存的自强道路。众多的古物古迹是民族和国家文化底蕴和大国身114第 3 期柴书毓：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话语变迁研究份的象征，对其颁布的呼吁性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则是清政府作为“大国”进行救国的最后努力和坚持。但是，清政府没能守住自身的统治地位，文化遗产保护政策随后又经过北洋政府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重新制定，此时的政策话语历经了呼吁型、救国型话语向资源控制型、文化控制型话语的变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文化遗产政策话语呈现出政权巩固型和地方指导型的内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话语变迁历程正是基于中国不稳定的社会现状，从本质上看，这些政策的颁布是执政政府自身或岌岌可危或新建政权的现实政治情况的反映，是各执政主体施行的以防止列强掠夺、避免文化遗产外流、保护民族文物进而达到救亡图存、资源控制等目的的举措。从政策制定的背景上看，这些政策有临时性的政策，也有迫于外界群体压力制定的政策等。政策文本较为简单、粗糙，也没有明显的实施效果。具体有以下方面。1.救亡图存型话语清政府时期（16361911 年）的政策制定是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下进行的，话语主体是当时主张变法图强的政治精英。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政治精英发起的戊戌变法，还是以清廷保守派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精英发起的清末新政，都是迫于外界环境的压力而试图进行的改革。改革变法意味着要在各个领域进行一系列的政策制定，在这不同阶段的改革运动下，政治精英倡导对文化遗产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同时，这一阶段的政治、社会话语突出表现为救国话语。在政治精英倡导、救国话语建构的共同作用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议题（如“振兴工艺”“保存古迹”等议题）得以生成，政策话语场域依此形成。政策制定对象主要是以物质形态为主的文化遗产，如名胜古迹、建筑物、纪念物、帝王陵寝、宫观寺院，以及名家文集、画稿墨迹、碑帖、宗教孤本经典等，形成 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889 年）、保存古迹推广办法章程（1909 年）等政策。政策议题是将遗产保护与其他政策相配合（如与地方自治政策相结合的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以起到自强的目的，注重自上而下国家主导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模式。2.文化资源控制型话语北洋政府统治阶段（19121928 年）制定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特殊之处是经由某一群体公开表达对于政策制定的需求，且重要性已经得到确认。这一阶段的政策话语场域是以社会话语为主，突出体现为各界对文化和资源的干预话语，如社会群体看到文物大量流失境外的问题，呼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保护文物，宗教界人士对整饬寺庙纪律的需求等，这些共同建构起这一时期文化遗产保护相关议题。据此，北洋政府进而制定 限制古物出口令（1914 年）和 保存古物暂行办法（1916 年）等政策。其中，针对寺庙制定的 寺庙管理暂行规则 修正管理寺庙条例令 著名寺庙特别保护通则（1921年）等政策，客观上促进了寺庙文物的保护。此外，还有地方性的政策。如 1913 年的 河南保存古物暂行规程，政策背景即因河南“历史古物遗留最多，近来奸商土痞私发盗卖，日有所闻，有玷国光，实于学术、宗教、历史、美术损害匪浅，因订古物保存规程”。总的来说，政策出发点是北洋政府为了稳定局势，达到对文化资源控制的目的，政策议题是围绕文物外流、宗教问题等方面展开，同时注重地方配合，如河南省制定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与政府政策相配合而行。3.政权巩固型话语和地方指导型话语如果说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制定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背后的推动力量是民间各类群体的话，那么政权回归下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19251948 年）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则是在政府主导下制定，针对当时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和问题制定政策，体现为政权巩固型话语和地方指导型话语。如：参见河南省文物局编：河南文物 下，郑州：文心出版社，2008年，第2647、2648页。115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1928 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制定的 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 寺庙登记条例 故宫博物院组织法，1930 年的 古物保存法 以及 1931 年的 古物保存法实施细则 保护城垣办法，1935 年的 山西各县历代先贤遗物及名胜古迹古物保管办法 等政策。清末以来文物外流现象一直未能断绝，政策制定的动因即是基于文物现状，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共同为解决现实问题而进行的举措。这一时期的政策议题围绕古物保存、古物保护等方面展开，同时政策也带有了较为规范的法制色彩，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尤显难能可贵。（二）1949 年后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话语变迁1949 年以来，我国公共政策的变迁体现为从“国家与社会”转向“制度与生活”、从“总体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转型、从管理型（控制型）社会向服务型社会转变的发展脉络。这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上则体现为：从服务于政治到服务于文化遗产本身再到服务于广大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历史变迁过程；从政府主导、地方贯彻实施到地方根据本地实际制定本土化政策，并与国家制定的政策协调发展的历程转变；从关注物质文化遗产到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再到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而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存活的生态保护区这样的政策保护对象的扩大化变迁历程。从 1949 年至今，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内在逻辑和政策内容呈现出连贯性与继承性的特点。1949 年到 1966 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处于初步认识和政策探索制定期，政策话语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和指导性，如 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1950 年）中第一条禁止出口的文物图书即为：“革命文献及实物”。之后又颁布的 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1953 年），被称为“对广大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具体的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中对于体现中国革命精神的纪念物较重视，无论是在基本工程建设和农业生产建设中，相关政策明显针对建设过程中文化遗产（革命遗址、历史文物）出现的被破坏情况。在这一阶段，“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单位”的概念相继在政策中出现，同时国家也开展了文化遗产的首次普查。1966 年到 1976 年期间，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展缓慢。1978 年以来，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也更进一步法制化，我国初步形成了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应该注意的是，从改革开放到 20 世纪末，这一阶段的政策话语体现为发展型话语，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文物破坏、走私等现实情况制定政策，对文物的保管力度加大、保护加强，如 关于加强文物市场管理的请示报告（1981 年）。1985 年，中国政府加入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表明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始与国际接轨，学习国外政策经验，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普遍性、协同性公约，这些可视为这一时期发展型政策话语的体现。同时，我国开始涉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虽未正式提出这一概念，但是相关政策的文本内容表明政策已开始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如进行十套文学艺术集成志书的编纂（1979 年）、对于“艺术之乡”的命名（1987 年），以及涉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著作权法（1990 年）。进入 21 世纪，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也更进一步完善。伴随出现的新问题，政策对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文化遗产的类别也逐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491952）第 1 卷，北京：西苑出版社，2005 年，第225页。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491952）第1卷，第141页。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http:/ 3 期柴书毓：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话语变迁研究步多元化，不仅是传统上的文物，还有“历史文化街区（村、镇）”“民族民间文化”“杂技艺术”“戏曲”等，均列入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同样是针对新问题提出的新对策，2010 年颁布的 关于把握正确导向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工作的通知 则针对的是在商业化浪潮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中滋生出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对于经济价值的过度追求、文化遗产商品化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制定上，2000 年我国第一部地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 颁布。2004 年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学习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先后出台了 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2006 年）、关于加强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2007 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识管理办法（2007 年）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从政策文件名称、文本内容和出台背景来看，21 世纪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话语倾向于政策制定背景的紧迫性与发展性、政策内容的复杂性与包容性的特点。总之，1949 年以后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议题走向多元化，从对物质形态的关注到对非物质形态的关注，再到对文化遗产背后的人与生存环境的关注，不同阶段的政策问题聚焦也呈现出阶段性的现实背景。具体来看，涉及以下方面。1.政治话语和（工农）建设话语19491966 年期间，在百废俱兴的情况下，基本工程建设、农业生产建设是国家首要进行的任务，这不免对一些文化遗产产生破坏。针对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一部分政策就提出在建设过程中保护文物，其中特别提到对革命文物、革命遗址的保护，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借以传达政治性话语的举措，这一时期也是国家开始系统认识和保护文化遗产的初级阶段。不难看出，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背景下强调发展社会经济、农业等的现实情况而制定，同时因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刚刚建立，所以政策关注与革命相关的文物、遗址保护的内容。在这一阶段，相关政策使用“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单位”这些我们至今还在沿用的概念，政策议题更是侧重于对这些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修缮，以及对古遗址、墓葬等文化遗产的调查与发掘。2.革命型的政策话语19661976 年期间，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话语向以服务政治为主的革命型话语转变。这一时期，文化遗产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所颁布的相关保护政策大多为应急性政策。从政策文本来看，革命性的话语模式较为常见，政策议题虽然是围绕文化遗产遭受重创的现实情况而展开，但政策话语亦是服务当时的“革命政治诉求”。政治意志贯穿于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中，即便是提出保护的倡议，也是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斗争服务。3.社会发展型话语1978 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间节点，中国主要进行了两项改革：经济制度变迁与社会结构转型。“经济制度变迁”是指由过去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被正式提出并付诸实施；“社会结构转型”则意味着由一个农业化、乡村化、封闭型社会走向一个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导向的开放型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经济话语占据政策话语场域主导位置。在重视经济发展的整体社会环境下，投机倒把行为、倒买倒卖文物情况时有发生，因此，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需求更为迫切。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在持续关注文物保护的前提下，也更加注重合理规划文物市场秩序，政策话语体现为社会发展型话语。那么，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陆学艺、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社会发展报告（19911995），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页。117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之间的关系、文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便成为这一阶段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议题。4.新时代的中国特色话语进入 21 世纪，“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和谐社会”“节约型社会”“中国梦”等成为新兴的社会话语，在这样的环境下，社会政策话语内涵从“社会管理”转为“社会治理”，政策的选择、政策工具的使用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的社会政策和社会保护策略。伴随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文化遗产保护出现了新问题，促使政策内涵在原有基础上延伸。21世纪，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责任部分下移至其他的非政府行动者，而政府则扮演了服务者、推动者、政策统筹者的角色。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更加重视。例如：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坚持多样共存、互鉴共进、合作共享等。整体上看，政策议题更为多样化、人性化、全面化，政策文本高频词出现了“技术”“资源”“数字”“生态”等词汇，体现出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向着“创新促保护”模式的转变。这一时期的政策延续了以往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法规的基本内涵，又针对新时代文物市场规范、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创意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的知识产权与传承人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制定了专门性的政策。政策制定也更注重技术性与操作性工具的使用，更为全面细致地采用国家主导、地方配合的模式。具体体现为：国家统筹规划，制定具有全国普适性的政策，地方政府依据本地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制定与地方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地方政策。国家与地方双重干预，以此积极推进更为高效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从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文本来看，政策话语表现为与时代发展相契合，如强调保护文化遗产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毋庸置疑，政策是围绕着既定利益主体来制定的，新时代的政策话语转向更注重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和社会群体的文化需求。三、本土化意识下的政策实践社会政策发展离不开特定的时空环境和人文环境，受到经济、政治、社会、人口、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其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有独特之处，即“变”。在不同政体间“变”，在不同历史阶段下“变”，在计划与市场之间“变”，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变”，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变”。在“变”之中，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以渐进的方式向前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也在政策演变中不断拓宽。从国际视角来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制定和倡导，是我国能够汲取的国际政策经验，推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不断完善。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实践并不是全盘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公约，而是也发展出适合我国本土实际情况的政策，如 2010 年、2011 年和 2018 年关于“文化生态保护区”“生产性保护”等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则是新时代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本土性实践探索。莫家豪、岳经纶、黄耿华：变迁中的社会政策理论、实证与比较反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70页。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重要论述综述，http:/ 地里夏提、宋晓亭：基于PMC指数模型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政策的量化评价，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118第 3 期柴书毓：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话语变迁研究（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基本经验事实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发展历程具有渐进主义色彩，这也构成了政策发展的基本经验事实。整体来看，对文化遗产的现实破坏情况加以抑制、加强对文化遗产的管理与保护、保护民族文化财富是政策制定的重要前提，其核心动力则是辅助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以达到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和国家意志中谨慎地、缓慢地、一步步地发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保护对象经历了“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文化生态保护区”四个不断扩大的保护范畴，从“物”到“非物”，再到“物”和“非物”背后的“人”，进而关注“物”“非物”和“人”共存的生存空间。保护政策对于保护对象的这一认知过程及针对性政策的出台正是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渐进主义色彩的体现。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在渐进中有趋同也有差异。趋同是针对政策的渐进性来说明的，政策的渐进性是新政策对以往政策的不断修正，修正的前提是不推翻以往政策，这就使政策的发展历程带有了趋同的意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是站在“文物保护”的角度，不同政府主体围绕文物保护现状及问题制定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有了较大变化，这就构成了政策演变中的差异。这一“差异”不仅是政策变革过程的体现，同时也是社会环境发生大变革的体现。从横向来看，自改革开放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有了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即与国际接轨。加入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历程中的大事件，是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迈向国际化的重要表现。通过加入公约，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得以进一步推进，即在与国际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建设趋同、保护路径相似的同时，我国本土性政策的制定也有了很大进展。（二）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本土化意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本土化意识可以通过政策历史变迁中出现的有代表性的政策及政策框架来进行说明，具体涉及以下内容。首先，我国的行政区域划分模式成为当下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制定的框架范畴。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为例，2004 年我国加入联合国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 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 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6 年文化部发布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在政策的指引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步展开。最先开展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便是在普查和评审的基础上，按照“国家、省、市、县”这样的行政区域划分，建立起名录制度和传承人制度，这是切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政策实践方式。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中文化生态保护区概念与生产性方式保护的提出与政策制定。近些年来，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尤为重视，除了加入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外，也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现实情况，探索出适用于中国本土的保护政策。除了上文提及的名录制度和传承人制度外，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识管理、老字号非遗保护等问题，我国也颁布了相应的政策。值得提及的是，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道路上，“文化生态保护区”和“生产性保护”成为当下政策制定与实践中的关键点。“文化生态保护区”主要是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的空间概念，强调对有价值的、有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以“整体性”保护为目的的区域保护。2018 年文化和旅游部出台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进一步推进了文化生态保护区 美 罗伯特 海涅曼等：政策分析师的世界：理性、价值观念和政治，李玲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2页。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http:/ 年的政策保护之路。如果说“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对文化遗产静态保护的话，那么“生产性保护”则是动态的、针对实践过程而言的保护，是在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的基础上，借鉴当下各类产品的生产、流通、销售等路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文化产品加以保护的方式。生产性保护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的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2012 年，文化部印发 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结合我国现实情况，提出如“项目+传承人+基地”“传承人+协会”“公司+农户”等生产性保护模式，并鼓励与文化旅游、民俗节庆活动相结合。与之相应的政策实践如：2011 年 10 月 31 日公布、2012 年 1 月 31 日颁牌，涉及 41 个项目企业或单位、39 项国家级名录项目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从传承体系、传承水平及传播普及三个维度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在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上提出完善区域性整体保护制度，并落实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在生产性保护方面，提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融入国家重大战略、促进与旅游融合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推进中，“文化生态保护区”与“生产性保护”这两个概念的提出与相关政策的制定，即是政策的本土性探索与实践。文化遗产保护政策遵循“以人为本”的发展路径。从功能主义视角来看，社会政策的目标应是代表和促进社会整体利益。文化遗产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特定时期、环境下进行的不同的文化创造。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即是对多样化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以延续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现阶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制定便是在这一目标前提下，强调以人为本，以“人的需要”为政策制定的起点，除了强调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外，还强调文化遗产丰富民众精神生活的重要性，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如相关政策提出“秉持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尊重当地居民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地位”等。同时，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文自然环境和人四者之间的关联性也受到关注，这也预示着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未来趋向是围绕这四者的和谐统一发展进行。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特色、发展原则和发展战略是未来制定文化政策的内核，未来非遗保护政策将遵循“以人为本”“融入生活”“保护为主”“活态传承”“融合发展”和“科技赋能”的理念。这也符合我国政策发展的社会性目标，即在解决社会问题、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逐步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以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也是社会政策符合新的人类发展观的重要表现方式。四、结 语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产生至今，历经不同的政府主体和社会形态，也形成了不同的政策话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社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历经呼吁型、救国型话语向资源控制型、文化控制型话语的变迁，之后又进一步呈现出政权巩固型的话语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https:/ 2023年第1期。黄永林、李媛媛：新世纪以来中国非遗保护政策发展逻辑及未来取向，民俗研究 2023年第1期。120第 3 期柴书毓：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话语变迁研究立后，政策话语历经政治指导型话语革命型话语社会发展型话语复杂包容型话语的变迁。不同历史阶段的政策话语彼此关联、补充和扩展，共同推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政策议题也因不同历史阶段现实问题的差异而有所侧重，体现出政策议题的现实性、差异性与内在统一性。总体来说，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话语已经从单一的物质保存逐渐演化为多元化的保护，注重平衡历史传承与现代社会的需求。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整体上呈现为一种渐进式的发展模式。在政策渐进的历程中，纵向看，政策有历时性的相似，也有补充、扩展性的差异；横向来看，在借鉴国际政策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本土的保护政策，是当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发展路径所在。就中国发展的长远规划来说，社会政策愈加关注民生。基于此，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体系，目的即在于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稳定，这是政策带给人们的实际效用。综合来看，今后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学术研究应有以下关注：首先，从具体的指标来看，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背后是“文化遗产破坏速度”“传统村落消失率”等问题的调查指标，其中包含了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意义。从指标视角思考当下政策制定的动因，有利于发现政策制定过程的侧重点和不完善之处。其次，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体系中存在一些政策法规不适用于当下文化遗产保护现实需要的情况，导致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难以解决，如民间收藏文物的流通登记、民间博物馆的管理等问题亟待解决，但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进行相应的规范。除此之外，虽然近些年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体系愈加完善，如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 等政策陆续颁布，但与之配套的具体的地方性政策还有待制定，学术研究应持续关注地方对于国家政策的实践活动，发现问题并总结经验，为地方性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可供参考的政策研究资料。A Study of Discourse Change on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PoliciesCHAI Shuyu（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hanxi Normal University,Taiyuan 030031,China）Abstract: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polic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ath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which has evolved from a discourse of national salvation discourse,resource control discourse,and regimeconsolidation discourse before 1949 to a discourse of political guidance discourse,revolution discourse tosocial development discourse and complex inclusion discourse after 1949.The change of policy discourseconstantly responds to the real needs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work,and is a reflection of the politicalenvironment,ideolog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s.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policydevelopment,the choice of gradualist paths and the policy practices of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theprocess constitute the empirical facts of policy.In the current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policy practice,the sense of l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