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劝告在美国货币政策及银行管理中应用.doc

道义劝告在美国货币政策和银行管理中的应用
　　道义劝告及其由来
 　　道义劝告(Moral Suasion)，又译作“道德规劝”，出自《圣经新约·约翰书》第六章，原意是指传教士对广大信徒进行道德说教，规劝他们笃信上帝，皈依基督教。
 　　世界上最古老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在18世纪的商业银行管理中就开始使用“道义劝告”一词。当时不仅英格兰银行缺乏独立性，受政治和宗教势力操纵，而且社会民众依据宗教教义，普遍视商业银行为赚取不义之财的“钱商”，因此他们认为英格兰银行作为王室机构，应该对商业银行在道义上进行规劝，促使其降低贷款利率，使借贷者免受“高利贷”的盘剥。
 　　20世纪30年代初期，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学派，凯恩斯以及后来的货币学派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总结，明确将道义劝告同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和法定准备金率并列为货币政策的四大工具。由于现代银行业发展速度和经营规模已与早期银行业不可同日而语，宗教势力完全退出了国家经济管理舞台，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日益独立，影响力增大，道义劝告在西方国家中央银行的政策工具中也被赋予全新的含义。在现代银行业的管理和货币政策的执行中，道义劝告一般指中央银行的官员依靠中央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通过公开讲话或书面联络的方式，就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对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广大公众进行舆论影响。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金融业发生剧变，西方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执行方式及其对商业银行的管理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道义劝告的作用逐步增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是使用道义劝告手段最多、取得效果最显著的中央银行。

　　双重银行体系下的道义劝告
 　　道义劝告在美联储货币政策执行和银行业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由美国银行体系特殊的结构所决定的。在美国建国初期强烈反对集权势力的政治背景下，金融界和产业界拒绝接受中央银行的呼声甚嚣尘上。1792年和1811年联邦政府两度成立了带有浓厚商业银行色彩的中央银行——第一和第二美利坚银行，但每次经营均未超过20年，便在国会是否延长其营业资格的辩论中夭折。直到1913年美联储成立之前，美国的全国性银行一直由财政部下属的货币总署(OCC)管理，各州成立的地方性银行则接受州政府金融部门的管理。美联储成立后会同货币总署以及20年后出现的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与各州政府一起联合监管美国特有的双重银行体系。
 　　在双重银行体系的管理中，美联储采取会员制方式。这种会员制的管理方式为道义劝告在中央银行的日常管理和政策执行中发挥指导作用奠定了制度基础。受美联储监管的商业银行原则上都应成为联储系统的成员银行，而且联储系统在全美设立的12家联储银行均被成员银行以控股形式拥有。这种方式不仅将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利益集于一身，而且利益纽带增加了联储银行和会员银行之间的日常接触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金融市场电子化之前，美联储最常使用的道义劝告形式是茶会。有关联储官员用电话约请商业银行的负责人到联储银行的办公地点共进茶点和咖啡，借以了解情况，同时宣讲有关政策，督促商业银行认真执行联储制定的货币政策。
 　　20世纪80年代以后，金融市场掀起电子化浪潮，信息技术在美国银行体系中得到大面积普及，为美联储使用道义劝告手段执行货币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在银行系统信息化的同时，控制金融体系实行分业经营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也出现了松动。金融自由化浪潮促使美国国会于1994年通过了《里格一尼尔法案》，允许全国性和地方性商业银行通过收购银行子公司的方式跨州经营。《里格一尼尔法案》极大地刺激了美国银行业的收购、兼并业务，成为商业银行并购热潮的催化剂。1994年，美国共有323家银行参与并购，并购额高达7200亿美元。大量出现的收购兼并活动对美联储的监管和货币政策执行工作形成了挑战，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美联储高级官员开始倚重道义劝告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施加影响。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手段由传统的公开市场业务向道义劝告方向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国会的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1975年以后，美国国会连续通过三个法案，要求美联储加强公开市场业务的公开性和利率水平决策的透明度，不能盲目追求货币政策效果而对金融市场进行突然袭击。1978年的《充分就业和平衡增长法案》明确要求，美联储主席应在公开市场业务委员会之后接受国会金融委员会的听证。进.3,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联储主席的听证会均通过官方的C-SPAN电视直播，此举扩大了道义劝告在广大投资者和公众中的影响力。《里格一尼尔法案》实施后，国会还对美联储主席举行季度听证会。

　　格林斯潘与道义劝告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逐步摆脱老布什时期经济衰退的阴影，开始进入在高科技产业带动下的持续增长期。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如何有效抑制通货膨胀成为美联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过程中的一大难题。蝉联第三任期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将道义劝告与公开市场业务相结合，根据经济增长情况适时调节信贷水平，有效地遏制了通货膨胀。格林斯潘的具体做法是：利用银行业及金融市场电子化和网络化的特点，在公开市场委员会举行会议的前后一段时间内，针对商业银行信贷水平乃至整个金融系统的运行状况发表公开讲话，讲解美联储近阶段的政策目标，对市场内的行为和状态发出警告或呼吁，敦促银行系统的信贷政策向美联储指定的目标靠拢。在网络泡沫泛起的 1999年，格林斯潘频繁现身公共媒体(全年多达30余次)，对股市泡沫表示担忧。格林斯潘在当年第三季度的国会听证会上，对处于历史高位的股票市场发出了  “非理性繁荣”的著名警告，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引起巨大反响，成为道义劝告的经典案例。

　　1999年底美国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普通商业银行组建金融控股公司(FHC)参与保险和证券业务，这标志着占据美国银行业监管主导地位长达60多年的分业经营体制完全被打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开始实施后，美国商业银行业出现了混业并购的趋势，通过兼并和收购方式进入保险业和证券业成为美国银行进行混业经营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构成了21世纪初期美国银行业经营模式转变的主要特征。混业经营模式增加了美联储监管的难度，银行业运营的变量增多，风险因素也随之增加。与此同时，随着高科技泡沫的破灭，美国经济于2000年上半年开始出现衰退。美联储连续降息，实际利率水平在两年之内下降到趋近于零的水平。在这种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公开市场业务等传统的政策工具手段收效甚微，道义劝告成为美联储实施监管的主要手段。

　　2001年末安然事件曝光，随后世通、施乐等数家全球500强企业相继惊爆财务丑闻，造成摩根、花旗集团等大型财团背上巨额不良贷款包袱，对已经跌人谷底的美国经济无疑雪上加霜。这些丑闻引起了美联储、证券委员会等联邦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2002年7月，布什总统签署了《塞本斯一奥克斯利法案》，将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犯罪纳入刑事犯罪之列，规范企业会计制度，提升信息披露标准，同时要求上市公司及其银行严格限制对企业高管阶层的贷款。这是自《里格一尼尔法案》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加强金融管制的信号，以金融控股公司为主要形式的综合型经营模式开始受到挑战。

　　在宏观经济尚未完全走出衰退困境的形势下强化监管，公开市场业务等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所能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道义劝告的作用再次凸现出来。在新的经济形势下，美联储进行道义劝告除使用固有的公开言论方式外，越来越多地借助另一重要渠道——金融行业的中介组织。据不完全统计，截552000年，美国登记的各级、各类金融中介机构共有300余家，它们在上起国会、下至居民社区的广泛领域内，忠实代表现存企业利益，严格控制新企业的市场准入，同时在金融系统内部发挥自律功能。这些中介机构通过驻首都和州府的代表机构，同联邦和州政府的监管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和联系。美联储官员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参加这些中介机构组织的活动，届时发表公开言论，对这些机构的会员银行施加影响。道义劝告通过多条途径，发挥了其他三大货币政策工具所无法替代的作用，以至于银行业内人士将道义劝告称之为与“公开市场”(Open MarLet)相提并论的另一项业务——“张嘴说话”(OpenMouth)。

　　道义劝告需要市场前提

　　在某种意义上讲，道义劝告颇似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从美联储在银行业监管和货币政策执行的实践中可以看出，道义劝告中极少掺杂行政管理的色彩，它完全依托市场机制运行，运用市场方式引导企业，最终达到管理市场的目的。金融市场结构合理、管理手段科学是中央银行使用道义劝告手段实施货币政策的前提条件。首先，被监管的市场拥有良好的诚信基础，监管部门和被监管行业间彼此信息对称，双方互相信任。这不仅有利于监管部门适时适度使用道义劝告手段，也会使监管部门官员的言论在关键时刻“一言九鼎”，发挥其他政策工具无法发挥的作用。其次，市场内要拥有发达、活跃的中介机构，以便使道义劝告在左右市场行为时发挥积极的传导作用。中介机构发达的市场结构还可以为中央银行使用道义劝告的手段起到组织、协调的作用，自监自查，保证道义劝告作为政策工具最终达到理想的效果。最后，信息技术在银行业和金融市场的广泛应用可以为道义劝告提供技术支持，信息的完全、迅速流动可以避免以讹传讹，为道义劝告营造良好、有序的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