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国内外现状、问题及趋势.doc

社会资本理论 股内外现状和问题国内应用研究进展、成就、不足与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社会资本的概念至今还没有达成共识，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自己的学科角度对其加以定义和利用，到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定义，严重影响了人们对社会资本本质特性的认识，从而制约了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与应用。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界定角度上，国外学者侧重于从社会结构资源出发，而国内学者多是从社会关系角度出发来定义的；在拥有主体上，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资本的主体是人，而有些社会学者认为拥有社会资本的主体还包括企业等社会群体与组织，即不仅个人拥有社会资本，社会群体与组织也拥有社会资本；在范围上，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范围很广，包括规范、组织、关系等在内的众多社会结构资源，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社会资本只是社会关系这一概念界定的不统一，而且进一步导致了对社会资本研究的具体取向、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经验等方面的不同。尽管对于社会资本，不同学者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的意义和指向是相同的，都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资源，它为结构内的行动者提供便利的资源，包括规范、信任和网络等形式。将以上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社会网络；二是将其定义为一种普遍联系或社会关系；三是定义为一种行动者的隐藏于社会结构中的资源；四是定义为信任、网络、规范、制度等。当然，社会网络不等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是相关但又明显不同的两个概念。两概念的联系在于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社会资本能够用来分析人际关系网络效用以及其产生与发展的机制。两者的区别是资源与资本的区别：资源是潜在的资本，资本是动用了的、用来投资的资源。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源而不直接就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动用了的、用来从事生产性的经济活动的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源。另外，社会资本比社会网络概念更为宽泛和深刻。一方面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除了社会网络以外，还有其他的社会结构性资源；另一方面，社会网络本身不是社会资本，只有当它被加以工具性的利用时才成为社会资本。无须质疑，社会资本逐渐被认为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社会资本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企业或社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一种以规范、信任和网络化为核心内容的“社会资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资本的影响甚至超过前两种资本。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这样一个现象，一些国家或地区，虽然客观上拥有相同的物质资本水平、人力资源水平和相关的国家资源，但在创新的速度、创新能力以及产业竞争力的形成上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水平和绩效。造成这种差距的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它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水平不同。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它是一种新的研究途径，为我们更充分认识社会发展的内在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它引起学术界探索新的解释范式，引起我们对现实世界中某些最重要的关系如信任、规范、参与等的关注。经济、政治等虽然是解释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主要变量，但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内在原因是多元的，大量非经济、非政治的因素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社会资本的分析途径引起人们对政治、经济以外的非制度性因素的重视。那些隐藏于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关系以及公民参与网络、信任和互惠规范等社会资本形式对个人、家庭甚至公司的发展，乃至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政治民主以及社会和睦等可能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社会资本研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深入地研究当代西方的各种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应用分析，借鉴其有用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对于更好地理解和研究我国社会的现实政治经济发展，对于引导公民发扬和培育积极的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社会资本概念及其分析框架也是研究中国社会的有效途径。结合我国城乡实际，我们可以从社会资本表现形式、运作特点、运作基础、运作机制、运作成本、运作功效以及社会资本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等方面来研究中国社会资本。（一）国内应用研究领域和成就1、社会资本领域的经验研究成果近三年来国内社会学界有关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涉及到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资本状况、地位获得、政治参与及关系与信任、社会支持、社会资本的消极功能等领域。（1）不同阶层的社会资本边燕杰在一项研究中分析了不同阶层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差异。按照网络规模、网顶、网差和网络构成等指标来测量，行政领导、经理和专业技术阶层的社会资本总量高于非技术工人，其次是办事人员和技术工人，最低的是雇主、自雇者和非技术工人。前三个阶层拥有相对优势的社会网络。行政领导阶层的网络规模、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的纽带关系均明显高于非技术工人阶层。相反，雇主和自雇阶层则缺乏网络优势，虽然他们的网络规模大于非技术工人，但是其网顶低、网差小，尤其缺乏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的纽带联系。其研究结果还揭示出，被访者的科层关联度越高，其社会资本总量越丰富，表现为拜年网规模较大、网顶较高、网差较大，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的联系也较多；被访者的市场关联度越高，其社会资本总量越高，社会网络优势越明显。尽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索社会资本的差异，但是阶级阶层地位和与职业相关的社会关联度，是两个不可忽视的视角。阶级阶层地位限制了人们自由地拓展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职业活动给人们提供了不同的社会机遇。阶级阶层地位优势以及工作场域中的职业交往优势，可以转换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优势。一旦具有了社会资本优势，将会产生主客观的积极效应。边燕杰等(2005)运用城市不同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拜年的资料，评估了不同阶层内部和之间的关系强度和多元性，测量了阶层位置之间的社会距离。他的研究发现是，第一，体力工人家庭的社会交往更可能局限在阶层内部，他们在社交上处在边缘和孤立的状态；第二，官僚精英也呈现出独特的阶层内交往特征，意味着尽管干部阶层仍然占据着资源和机会分配的中心位置，但是在与不同职业阶层建立联系方面并不占据核心位置；第三，在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之间，存在着一种若即若离的交往模式，说明收入相似的群体和个人之间，管理权力发挥着阶层隔离的作用。总之，无论是哪个阶层的家庭和个人，都倾向于同本阶层的人相互拜年，这是社会交往中的一个主要倾向。但是，也同时存在着“职业阶层相互隔离”和“阶层间互相渗透”及“阶层间梯次交往”的三种倾向。正如作者自己总结的那样，由于样本有限，这个研究结论只是初步的和探索性的。未来运用全国城市调查资料是否能够发现相同的网络模式？如何超越“春节拜年网”的方法技术评估和比较阶层地位的影响作用？运用关系范式探讨阶层结构是否还需要分析每一阶层的产权差别？这些问题需要未来的经验研究来回答。从2004年起，运用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调查的实证资料，分析了阶层地位对于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构成的影响。其主要发现是：各阶层在选择讨论网成员时的群内选择或自我选择倾向非常明显；阶层地位邻近、社会距离较小的人们成为讨论网成员的可能性较大；处于阶层结构顶端和底端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和工人的阶层异质性指数较低，位于中间阶层的小雇主和普通白领的阶层异质性指数较高，普通白领的阶层异质性指数明显高于工人。同工人相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选择倾向更明显，小雇主的阶层趋同性指数最低。这表明，在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成员的选择过程中，发挥中心作用的机制主要是同质性原理，声望原则仅表现在小雇主阶层中。与此相一致，阶层内部的选择是中国城市居民构建和维持社会网络的主要倾向。社会网络成员选择过程中的阶层界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障碍，小雇主与其他阶层的社会渗透性较强。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成员选择的阶层模式与中国宏观社会结构的现状一致。之后又运用同一资料探讨了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阶层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阶层地位对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资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网络规模大于工人阶层，前者的关系种类比后者更多元化。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比工人阶层拥有更明显的“结构洞”社会资本，前两个阶层与网络成员的交往频率低于后者。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社会网络在性别、年龄和职业异质性方面高于工人阶层。总之，占据高层阶层位置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比工人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本。社会网络结构特征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工人阶层之间，可能与中国阶层结构的不充分分化有关。接着又探讨了阶层地位对于社会网络性质的影响。我们将讨论的问题分为情感性、工具性和混合性3种。重要的发现有两点，第一，同工人阶层相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与其网络成员更可能讨论混合性问题而非单纯的情感性问题；第二，专业行政管理阶层与网络成员更可能讨论工具性问题，工人阶层更可能讨论单纯的情感性问题。还有学者从结构主义视角中对中国政策精英群体的网络整体结构和网络阶层结构进行了分析。调查发现，决定政策精英网络规模的因素有网络投资、知识运用能力、职业流动体制稳定性和行政级别。具体表现为，政策精英投入于社会交往的时间越多，其社会网络规模越大。高学历和海外留学经历在结识更高级别的行政管员时的“敲门砖”作用越来越明显。行政级别在政策精英认识高级官员中起到比结识普通官员中更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于与社会不同阶层人群交往时存在着“准入门槛”的差异，作为身份标识的学历、海外学历、行政级别随着网络成员级别的提高，对政策精英社会资本的作用会变得越来越大。相反，作为反映人际交往能力的职业流动体制稳定性和个人交往投入的贡献，则会随着网络成员级别的提高而逐渐减弱。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该研究对“职业流动能够促进社会资本”的“常识”产生了质疑。这一意外发现促使社会资本的研究者必须开始重新审视以往关于职业流动和社会资本之间关系的若干命题，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可以扩展的一定空间(朱旭峰，2006)。（2）地位获得中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在地位获得中的作用一直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经典研究领域。国内学者沿袭着格拉诺维特和林南的传统，对于不同群体的求职过程、社会和政治地位的获得过程进行了实证研究。以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并未涉及社会网络资源与劳动力配置的关系问题。在劳动力市场逐步趋向规范的前提下，社会网络资源究竟是阻碍还是促进了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呢？笔者又探讨了社会网络资源在城市职业配置中的具体作用。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较贫乏、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更可能使用社会网络资源以实现职业流动；运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动者比不用者的求职效率低，但前者的目标收入却高于后者；运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向是从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流向个体、集体、外资合营、外国独资、新经济部门或无主管上级的市场化的经济实体；社会网络资源的运用，对劳资配置的吻合程度没有显著的影响。作为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精英群体，干部在其职业地位获得中是否也运用社会资本呢？周玉(2006)运用调查资料，对此做出了肯定了回答。网络顶端、父母的行政级别、关键关系人的行政级别、与关键关系人的熟悉程度等因素对干部的地位获得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在转型时期的干部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关系强度和关系人的地位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广泛的交往并不能增加干部职位提升的机会。社会网络资本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了当前干部职业地位获得中的并行不悖的双重机制。那么作为弱势群体的下岗职工又如何利用社会资本来实现其再就业的目标呢？赵延东(2006)发现下岗职工寻求再就业时大量地使用了以强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资本。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中获得工作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使用的关系人的社会地位，亦即关系人所能提供的社会资源，拥有更高地位的关系人就意味着职工更可能找到较“好”的工作。该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对林南的社会资源命题和边燕杰的“强关系的力量”命题提供了新的佐证。无论是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还是边燕杰的强关系命题，在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员工求职过程的影响时，仅仅涉及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面，因此，将雇主引入对劳动力供求市场的分析，不仅可以了解到雇主招聘员工的方法，而且可以认识雇主做出雇用决定背后的真实原因。对雇主招聘员工的途径及原因的个案访谈结果显示，雇主在招聘员工的过程中不仅仅同时运用了强关系、弱关系和市场三种不同的渠道，而且偏向以特定的渠道聘任不同职位的员工。在招聘高级职位员工的过程中，通过与求职者的强关系形成信任基础，并以此作为预测员工日后工作能力与操守的依据。利用与求职者的弱关系，能使求职信息在私人网络中快速传播，从而更有效地寻找专业技术人员，增加员工与职位之间的适配性。而市场信息与职业中介机构，不但为雇主提供充足而快捷的劳动力供应，并对中高层职位员工的聘请发挥了间接的作用。针对不同职位的内在要求而采用不同的招聘途径，从而形成了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廖文伟、王丽云，2005)。（3）社会资本在公民社会中的体现。体现在政治参与、关系与信任。近年来，社会学家对“关系和信任”的兴趣越来越大。虽然在社会资本的界定上并没有形成共识，但是多数学者承认关系和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之一。刘军(2005)从整体网的视角出发，将“关系”作为一种新的分析单位。他认为，对“关系”的分析往往不同于对“点”的分析。他运用P1模型并结合实证调查资料分析了关系数据的具体处理过程。与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个体网研究可以进行随机抽样和统计推断不同，整体网的“关系”研究往往不能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获得资料，因此，其研究结论不具有“统计推断”的价值。但整体网研究仍具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它适用于研究一个群体内部网络的整体结构，或者说适用于研究小群体。对于“关系”特征的整体网研究，不仅可以获得某种独特网络的“整体”共识和典型意义的了解，而且是对个体网研究和属性数据分析结论的有效补充。胡荣等(2006)分析了城市居民信任的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城市居民的信任包括普遍信任、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三个部分，具体表现为对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和密切交往的朋友的特殊信任圈子的信任度最高，对与自己有合作关系的单位领导、同事和邻居的一般信任圈子的信任度居中，而对于包括生产商、网友、销售商及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普遍信任圈子的信任度最低。这说明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结构存在着一种“差序格局”，特殊信任远远高于普遍信任。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影响普遍信任的诸因素中，收入和社团参与因子具有正向的显著作用，说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对他人的信任程度越高。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拥有的社会资源较多，因而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也就能够承担信任别人可能产生的风险。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往往在社会交往中占据优势和中心地位，更懂得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因此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能够更主动地相信他人。培育更多的横向社团，鼓励市民更多地参与社团活动，是提高社会普遍信任的一个重要渠道。胡荣(2006)还运用普特南共同体趋向的社会资本理论，测量了中国农村基层社区的社会资本状况，并据此探讨了社会资本与村民政治参与及村级选举的关系，并从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联的社会网络、互惠、信任和规范等几个维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社区认同感越强，村民的参与程度越高，投入村委选举的积极性越高，村民越关心集体和村庄的公共事务；村民参与的社团越多，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程度越高。换言之，在社会资本的各种因素中，只有社团因子和社区认同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和自主参与起着积极作用，而社会信任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并无显著影响。这是因为农民不仅生活和生产在同一区域，而且社区内服务设施也主要依靠村民自己的力量，故使得农村社区的重要性远高于城市社区对市民的重要性。对社区认同感较强的村民往往能更积极地参与到基层选举活动中来。林聚任等(2005)从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处事之道、信任安全感和关系网络5个维度，调查了山东省农村的社会资本状况。农村社会资本呈现出的“明流”是传统性、关系主义、家族主义、特殊性信任、社会参与性低等特点。“暗流”则是崇尚个人能力，不是简单地靠关系达成工具性目标，对血亲关系的信任建立在情感基础上，总体社会信任度较高。这个结论对于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家的理性化假设提出了质疑。罗家德等(2006)通过对台湾一家高科技企业的深入观察和访谈发现，在商业交易流程的不同阶段会混合使用不同的治理机制。在交易初始的供货商开拓和评估阶段，采用市场竞争和网络口碑与推荐的混合治理方式。在签订采购协议书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信任使得成本分析变得容易，并且不需要订定太多的惩罚条款，可以有效地解决不确定性。制度虽然在商业交易的各个阶段都发挥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却没有办法完全杜绝机会主义的产生并有效地维持秩序，而由关系结构所形成的信任关系，在资源交换和互惠的互动中，则可以起到维持交易秩序、解决资源交换不平衡、使合作关系持续的积极作用。针对多数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中所采用的静态结构分析的局限性，有些学者重点从动态的视角考察了关系、信任的动态构建过程。秦海霞(2006)通过对私营企业主的关系网络构建过程的研究，揭示了在转型过程中私营企业主的行动选择策略和游戏规则。她把私营企业主关系网络的构建分为四个阶段，即寻找、编织、巩固、发展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私营企业主要以礼物作为关系建立的媒介，以人情作为社会交换的“货币”，与关系对象编织成自己所需的网络模式，再以经济资本的投入作为巩固双方关系的筹码，促使双方依据各自的需求采取相应的策略，做出倾向于对方的决定。通过各种途径建构起来的关系网络成为一种最有力的策略性工具，其结果是社会关系对社会制度的全面渗透，这不仅直接影响到资源的重新分配，而且还重塑了权力关系，成为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私营企业主之间商业往来的重要机制是“关系”而非“市场”，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市场规则和信用制度的不完善，另一方面也表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内容之一的“关系”在社会转型时期被赋予了现代的工具理性的内涵。（4）社会支持网络 自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到国内学界以来，社会支持网络一直是国内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从社会网络分析的专业领域来说，可以从整体网和个体网两个不同的视角来研究人们的社会支持网络。刘军(2006)运用整体网络的视角研究了黑龙江省法村的社会支持网络的整体结构。他将法村的社会支持网络分为四类：情感支持、劳力支持、小宗服务和资金支持。在借贷关系中，一级亲属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其中父母比兄弟姐妹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资金支持关系嵌入在亲属网络中；在小宗帮助中，网络成员的互惠指数较大，而在大宗借款支持方面的互惠性较低，但是普遍存在着一种一般性的互惠。在“劳力支持”网络和“亲属关系网”中都存在着四个子群。该发现揭示了法村村民之间的互助行为的整体模式，子群重叠的程度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强度有关。这项研究对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进行了社会网络意义上的一种量化验证。在方法论意义上，网络分析中的“块模型”的价值表现在它可以揭示多种社会网络的整体结构和关系模式，因此可用来研究特别重视“关系”的中国社会。其他学者则从个体中心网络的角度研究了城市居民或某个特殊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范成杰(2006)在对城市居民的个人背景与职业适应性关系的研究中发现，除了受到政治身份、态度(是否勤奋)、本人职称和母亲职称等因素的影响外，社会网络规模也对调查对象的职业适应水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换言之，城市居民个人拥有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那么其社会能力就越强，可以利用的资源也就越多，职业适应水平也就越高。因为社会网络资本具有传递信息、扩大影响、传播声望和强化自我认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蒋涛(2006)在对吸毒人员的一项实证研究中，通过对重庆市南岸区戒毒所吸毒人员的抽样调查，将被访者的支持网络分为毒品提供、情感支持和经济支持三类。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吸毒人员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很小，在各个子网络中，毒品提供网络的规模大于经济支持网络，经济支持网络的规模又大于情感支持网络。吸毒网络具有秘密性和牢固性。通过相识关系获得毒品，而朋友关系和亲属关系则提供情感和经济量方面的支持，亲属关系在提供情感和经济支持时比朋友发挥的作用更显著。（5）社会资本的负功能 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数学者只是强调了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而对于可能产生的消极甚至反功能却鲜有论及。但是，近几年来，研究者在经验研究中发现了社会资本负功能存在的不同形式。刘林平(2006)在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发现，企业所投入的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费用与企业绩效之间并不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有强烈的正相关关系，换言之，社会资本对企业的作用有可能是负面的。从交易费用的逻辑来看，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作用并不总是积极的。从微观的角度看，社会资本的投入增加了交易费用，对企业的绩效也未必产生正面的影响。赵延东(2006)在对武汉市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的研究中发现，下岗职工在寻找再就业岗位时大多使用了社会网络，但得到的工作往往是较“差”的。尽管下岗职工对网络途径的使用极为普遍，但使用网络途径对于再就业的实际作用却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下岗职工求职时如果使用网络途径将更可能获得再就业，而另一方面，那些使用了社会网络途径的职工却获得了质量更差的工作。此外，职工的社会资本总量较为贫乏，且多集中于亲戚、朋友的狭小圈子内，这不利于职工获得更多的信息和资源，因而社会资本的使用不但没有给下岗职工带来“好处”，反而使他们陷入更为窘迫的境地。这样的结果就必然是：尽管他们可能更容易通过网络获得新职业，但得到的职业质量却不会太高。该项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负作用”不仅存在于宏观层面，在微观层面也同样存在，使用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有可能给个人带来更为不利的后果。2、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1）内涵拓展 从关系网络到制度规范通过几十年的研究，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认识也出现了由浅到深、由窄到宽的变化。尤其是在社会资本的内涵上，理论界进行了较大的拓展。布尔迪厄在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之时，强调的只是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内涵。其后，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上较具权威的学者科尔曼也是延续这个思路，把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进行研究。在这之后，很多学者和人士在研究社会资本时，也都是强调关系网络的意义，以至于现在很多人一听到社会资本的概念，首先想到的就是关系和关系网。对于个人或者组织而言，关系可分为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正式关系指通过一定的程序、契约等正式的形式在个人或者组织间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相互联系，如会员关系、联盟合作关系等。非正式关系则是指个人或者组织间通过一些亲缘、地缘等因素自然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又不具备强约束力的相互联系，如同学关系、亲缘关系、熟人关系等。由于有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之分，因此，在社会资本的研究中，有的学者强调正式关系，而另一些学者则强调非正式关系。如布尔迪厄强调的这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就是一种相对正式的关系网络，而科尔曼则对这种关系没有加以区分，既强调人际关系网络，又认为横向的协会组织关系和纵向的科层组织关系都包含在社会资本范畴之内。博特则强调非正式关系，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它们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不仅仅包含关系和关系网络，而且还应该包括制度、规则甚至法制、政治等。于是，社会资本的内涵从一开始的关系和关系网络，拓展到制度、规则层面。由于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于是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社会资本作为非正式制度作用于经济社会，而正式制度不在社会资本的范畴之内。一些学者则把正式制度也纳入社会资本范畴之中，认为社会资本不仅包括非正式制度，还应包括使标准规范得以发展及决定社会结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如政治制度、法律规则、立法体系和公民政治自由等正式制度关系和结构。普特南也将政治学的研究与社会资本的研究结合起来，将其研究视角扩展到更为宏观的民主治理研究中。由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内涵从关系网络拓展到制度、规范，于是有学者就把社会资本分为关系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其中，关系型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以关系和关系网络为内涵的社会资本，制度型社会资本则是指以制度、规范等为内涵的社会资本。从关系网络到制度规范，是社会资本研究内涵的一种拓展，也是人们对社会资本认识的一种深化和发展。不论这种拓展是否（把正式制度纳入社会资本的研究范畴）有泛化社会资本之嫌，都是对社会资本研究内涵的一种探讨和扩展。（2）层次拓展 从微观到宏观一般认为，社会资本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罗瑞(G. C. Loury)提出来的，他使用这个概念的目的是想借以描述美国非裔青年由于继承了较差的经济条件和更少的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联系更薄弱，缺乏就业机会的信息，因而不可能平等地与他人进行竞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个人角度来使用社会资本一词，指个人继承的经济条件、社会背景等。在第一个详细阐述社会资本的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那里，尽管他使用社会资本一词的目的是把它当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区分化(包括生存心态的区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区分化)的一种机制，但对这种机制的具体运转即社会资本如何造成了社会区分化的研究使他同样“主要研究个人的社会资本”。同济大学专门研究布迪厄的高宣扬教授把布迪厄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归纳为:“所谓社会资本，是借助于所占有的持续性社会关系网而把握的社会资源或财富。一个特殊的社会行动者所掌握的社会资本的总容量，决定于他实际上能动员起来的那个社会网络中的每个成员所拥有的各种资本的总量.社会资本要经过行动者长期经营、有意识地笼络、交往及反复协调，才能形成。”当然，布迪厄也明确了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网络中，“一般认为，布迪厄开创了社会网络分析的社会资本研究” 发，重点从社会网络这一中观层次界定社会资本 :“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即社会资本.他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与其他形式的社会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科尔曼没有重点说明个人如何获得社会资本，而是研究社会资本的形式及产生，他把社会资本归结为五种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与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这些形式的社会资本显然都是从中观层次考量的结果，也只能看成是社会群体或网络所拥有的社会资本。 帕特南(RobertD. Pourtan)进一步使社会资本概念上升到宏观层面。尽管他仍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但实际上他把社会网络限定为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他主要研究这种网络结构怎样促进了普遍信任和互惠的形成与扩展，以及这些因素又怎样支撑了民主政治的运转，因而是在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考察社会资本的。帕特南的研究使社会资本真正实现了从微观到宏观的跃迁，不仅如此，也使社会资本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在布迪厄、科尔曼那里，社会资本可以被理解成“关系资本”、“网络成员的身份资本”，但到帕特南这里，社会资本概念被限定为属于全社会的社会资本 (不再是关系网或利益群体，而是公民志愿组织及普遍的信任和互惠) 。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学者们一开始关注的是个人社会资本，研究的是个人在网络结构中所能获得的资源集合。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社会资本的研究开始从个人层面拓展到组织甚至宏观社会层面。研究组织管理的学者把社会资本引入企业，用来分析企业的社会资本，而社区研究者则把社会资本引入社区，用以分析社区社会资本。一些学者还把社会资本应用于区域甚至宏观经济社会研究，用其分析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由此，社会资本形成了社会资本研究中的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于是，一些学者提出社会资本的三个层次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布朗。布朗在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中，把社会资本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被他称为嵌入自我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他讨论了个体自我通过社会网络调动资源的潜力。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被他称为结构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他讨论社会资本特定网络的结构化，关注的是网络结构化的过程及其分布的影响，而不是构成网络的个体。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被他称为嵌入结构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讨论了特定社会资本网络包含在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方式，以及包含在更大的文化或规范体系中的方式。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关注的是“外在”文化、政治和宏观经济对网络中的社会联系的影响，对网络结构的影响以及对网络构建、变化和转移的动力的影响。与布朗的三个层次相对应，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也提出了三类社会资本的含义，即狭义的社会资本、过渡的社会资本和扩展的社会资本。狭义的社会资本也即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指的就是社会资本作为个人的“联系”。在中国社会的研究中，通常人们所理解的“关系”以及对“关系”的强调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使用的社会资本定义。过渡的社会资本，也就是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它强调社会资本的公共产品性质。扩展的社会资本观，即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它将社会资本与集体行动和公共政策联系起来。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研究从个人狭义的社会资本，到组织层面（中观）的社会资本，再到更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研究领域的拓展，这种拓展有利于更正人们把社会资本仅仅看做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的狭隘认识。 （3）属于人力资本 转换为经济资本目前，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作用机理还缺乏明确的共识，但是都认为社会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不论对个人、组织还是社会，都是有用的。例如，社会资本代表了一种行动者确保利益的能力，该能力来自受互惠规范和社会关系的可信赖支持的交换关系，社会资本促进和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个人水平的社会资本可以为个人在求职、晋升等方面提供各种机会，组织水平的社会资本能够影响组织的创新、竞争优势直至企业绩效。在谈到社会资本是如何发挥作用时，科尔曼把社会资本作为人力资本的构件之一，认为在形成新的群体和联系时，社会资本能够保证相应社区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社会资本通过作用于人力资本而起作用。福山将社会资本（中观的社会资本）扩展到社会文化、伦理（美德）在内的精神文化层面，认为社会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转换为经济资本，而经济资本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可以看出，不论社会资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但是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它的存在都有利于行为者个人、组织或者社会及行为目标更好地实现。(4)从批判性概念到建设性概念罗瑞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时候，是把其视为导致实质不平等的因素之一，其批判性自不待言。布迪厄使用社会资本概念是“表示精英团体利用他们的社会联系来再生产他们的特权”，社会资本可以转化成经济资本，为其所有者服务，其批判性更加鲜明。科尔曼基本改变了这种态度，认为“ (社会资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他借用农民之间互借农具、从而以更小的物质资本实现更多目的来说明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科尔曼还重点研究了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创造的重要作用，指出其对儿童或青少年的认知和社会发展十分有益。但科尔曼也指出，“为某种行动提供便利的社会资本，对其他行动可能无用甚至有害”。 帕特南把社会的横向网络、普遍的信任和互惠看成是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他们能够促进信息的流通、减少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合作、提高社会效率。他否认了“小的利益集团没有动力为社会共同的善而工作，却有极大的动力去从事代价高昂和效率低下的寻租 ”的论断，也不认为“众多社会组织的存在会限制政府的有效运转”，相反，社会资本越丰富，法律和制度才能得到更有效的执行，而且，公民参与的网络培养了人们的公共精神和独立意识，使人们更加信任他人，也更加诚实，生活在一个有丰富社会资本的社会里，人们更有幸福感。 (5)从社会学、经济学范畴到文化、道德范畴社会资本概念早期一直被用作一个社会分析术语，指代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其中蕴涵的资源，目的在于说明其对个人行动及社会系统的意义。因此，这时的社会资本是一个中性的分析概念，指代一种客观现象，与意识层面的文化道德没有多大关联。科尔曼把社会网络与社会效率、成本收益联系起来，让人们看到了社会资本的经济学意义，社会资本开始由社会学领域向经济学领域扩展。再到后来，随着人们对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机制进行研究，揭示了社会资本与人们的态度、价值观有关，并进而影响到政治制度的运转，社会资本就由社会学、经济学范畴演化为文化道德、价值观范畴。帕特南承认，“大多数社会资本形式，如信任，都是 .道德资源”。许多学者也都引用了亚当斯密 (AdamSmith)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话，以说明道德、价值观念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转有重要作用。社会资本由社会结构向特定道德规范的转变，以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姑且称为伦理经济学) ，揭示了人们的道德状况对经济增长效率、正式制度实施的影响，再次引起人们对文化道德的重视。也再次说明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法治昌明、社会和谐这些宏大事业并不是仅依靠宏观的政府和制度设计就能实现的，相反，每个人对此都负有责任。 (6)从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如前文所述，对社会资本的研究经历了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这必然导致对社会资本特性的判断也发生变化，即从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布迪厄认为要想成为某个网络的成员，必须进行“有意识地投资”:与他人交往、笼络、协调，才能形成社会资本，这样的社会资本自然是不可转让的私人产品。科尔曼指出，规范、网络等社会资本能够给每个成员都带来好处，也需要每个人的投资才能形成。社会资本的“外部性”还会导致人们对其投入不足。因此，与其他资本不同，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产品。但这种公共产品只能算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因为它只能为一部分人带来利益，只对其成员而言具有公共性，对其他人可能形成壁垒。帕特南认为横向参与的网络不像垂直网络那样造成封闭，它能“跨越社会的分层，滋养更为广阔的合作”，普遍的信任和互惠能够惠及每一个人，因而是完全的公共产品。 可以看出，社会资本一词出现后，其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其演变的轨迹也比较清晰。这一方面说明社会网络、互信、互惠、关系、规范、密切的交往等等这些可称之为社会资本的东西具有两面性，既可以为集团和个人服务，也可能在实现了信任的扩散后为社会带来收益。另一方面也表明社会资本一词具有包容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可以概括相当多的东西。而这也正是一些学者对社会资本理论持批评态度的原因。不严格地讲，在社会资本这一名称下，家族企业、利益集团、关系网、派系与宗派、公民自愿组织、黑社会等等都可以囊括其中。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社会资本概念具有模糊性，它不如直接使用公民团体、信任等指向明确。但是，就在社会资本概念的这种复杂性、不确定性之中，也有核心的不变的内容。这就是社会资本所内涵的人们之间的密切交往及互相信任会给人们带来收益，让人们可以用“更少的物质资本实现更多的目的”。正是在对这种“密切交往”和互相信任的模式、后果、作用机制的研究中，社会资本的各方面内容如内涵、要素、形式、结构、功能等才逐渐明朗。如果单从“交往的资源性”这一角度给社会资本下定义，本文同意美籍华裔学者林楠的说法，认为社会资本是指“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当然，这种“资源的获得”应该以不损害社会的利益为前提。（7）互联网中的社会资本特征、构成模式及其与人际社会网络的互动。据信息产业部统计，截止2006年底，中国网民人数已达1.37亿，占人口总数的10.5。而通过手机上网的人数也达1700万人。不可否认，互联网目前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特别是中高阶层社会成员收集信息、交往、工作、娱乐和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换言之，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工具作为一种关系和嵌入性资源，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工作和生活的一种重要形式。因此，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角度，未来将重点分析计算机网络是如何建立和分割社会资本、虚拟社会组织和团体的形成的参与机制、虚拟社会成员的社会人口特征、网上互动和资源交换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