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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播学界需要学术寻根
邵培仁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28
人类要追根问祖,学术要寻根探源。深陷西方中心主义和话语霸权主义漩涡的中国传播学研究,要想不迷失自我、丢失主体,就必须通过学术寻根,正本清源,强根固体,立足本土,在广泛吸收国内外传播学及其相关学科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真正实现“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16字方针。
当下的传播学理论与方法,无疑基本上是引进、借鉴、移植西方传播学特别是美国的传播学。这犹如从国外空运来的一棵树栽在中国的土地上,虽然我们给它浇水施肥、修枝剪叶、松土除虫,但并不能改变它是“舶来品”的事实。
中国传播学进行学术寻根有利于增强学术主体性、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有助于防止传播学理论全面殖民化或西方化,可以为建立本土的传播学提供巨量的信息资料和强大的理论支撑;有助于不断增强传播理论的学术创造力、影响力和传播力。
中国传播学的学术寻根既是追踪寻祖,追本求源,可以让我们知道它从哪里来;也是寻找和确定传播学术的原点和坐标,让我们知道它要到哪里去?因此,不搞学术寻根,我们就不知道中国传播学的祖源、历史和身份,也不知道它的出发点和目的地。
每一件事物都有一个源头。中国传播学界进行学术寻根,就是要将提炼总结的学术元素、文化精神和本土基因,作反向的追溯、探寻和比对,从而在中国五千多年文化典籍和历史记忆中找到其学术渊源、祖根,探寻其学术流变和发展规律,分析与比较同西方传播学在思维特点、理论深度、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差异,思考和预测中国传播学进一步发展与繁荣的走向和趋势。
水有源,树有根。我们强调进行学术寻根,就是要证明百学同源,学术有根。在传播活动出现以来特别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早就有了关于传播活动的思考与总结,有了关于传播学的观念、思想和论述,尽管学术概念和思维方式与西方不尽相同。中国传播学的学术之根深植于中国文化典籍和民族传说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
人事往而不返,传播进而无极。人类发展史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刻度表,也是人类传播经验的聚宝盆。中国五千年丰富的巨量的传统文化典籍记录了大量的重要历史事件的印迹和过程,汇集了人类在传播活动中的大量的经验与教训,保存了许多关于说服、辩论、写作、阅听、宣传等具体传播活动的专门论述,从而为中国传播学界进行学术寻根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宝藏。
主张学术寻根不是要完全回归历史,更不是要坐享其成,沉湎于历史,陶醉在中国五千多年丰富多彩的文化典籍和传播智慧之中,而是要以此为基础,立足中国媒介现实,面对中国传播问题,把握世界传播潮流,展望媒体发展趋势,使得传播学能在时间的轴线上、在历史与现实丰厚的土壤上更好地向上生长和向外拓展。
学术寻根也不是要为学术民族主义或学术地方主义的发作寻找炮弹,而是要通过探索和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理论、智慧和经验、教训,来充实和指导今日中国乃至世界的传播理论和实践。尽管传统的基于时间的传播理论已无法全面、深入分析和解释今天的网络传播和手机传播所激发出来的传播空间和媒介景观。传播学研究也正由历史转向现实,由历史学转向地理学。学术寻根最终会在学术版图和地理空间上找到某个原点和坐标。但学术研究的视野不应该是封闭的、狭窄的和被约束的。
当今世界,传播全球化的挑战已经促使人们对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有所警觉,进行反思,认识到地方性与全球性的相互尊重和相互依赖同等重要。作为学术之根的地方和本土,完全可以成为人类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桥梁和纽带,也可以成为思想、文化、信息交流的切换点和扩散地。
学术寻根也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知识生产和学术创新。学术寻根是严谨的科学研究,也是发展和繁荣中国传播学的必由之路。中国传播学研究必须前接历史、现接地气,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学术和中国国情及实际为立足点,合理吸收、借鉴西方学术精华,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从而在梳理学术脉络的同时延续、繁衍学术的生命力。
学术寻根是一项国际性的人文社会科学都要进行的学术活动。这也是文科与理工科的最大区别。在中国学术界,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都在做学术寻根的工作。这些年,海内外专家学者一再呼吁进行学术寻根,加强本土传播学研究,传播学研究中的许多成果也反映了学术寻根的内容和本土研究的转向。
因此,中国传播学界的学术寻根活动,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传播学者的选择和行动。它的成长与发展,需要全球华人传播学者的积极行动,也需要让世界范围内了解和熟悉中国文化的其他国家的学者共同参与。
中国传播学只有在与其它国家学者的友好交流、彼此包容、互相尊重的互动过程中,才能以自己的个性和特色走向世界、弘播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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