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志忠,媒介地理学的新视域.doc

转向地理：当代传播学研究的新视域
——评邵培仁先生《媒介地理学》
范志忠
浙江大学广播影视研究所 浙江杭州310028
诗人何为?
这是我在拜读邵培仁先生的新作《媒介地理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脑海里情不自禁地浮现出一个命题。我始终认为，海德格尔在阐释他所推崇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和里克尔的文本时所提出的理念，同样应该成为一个学者在撰写学术专著所应秉承的精神视域。因为在科学和计算等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如何使艺术的“诗”与学术的“思”合二为一，“如同酒神的神圣祭司，在黑夜里走遍神圣的大地”，业已成为一个人文学者的“命运”所在。
一
19世纪以来，地理学研究出现“文化转向”，1925年索尔的《景观的形态》首先提出“文化景观”这一概念，致力于通过“文化景观”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的特征，标志着文化地理学的形成。约翰斯顿认为，现代人类生存的最重要的事实，是社会的空间差异，而不再是自然的空间差异。多琳·梅西认为，在政治、资本、意识形态作用下形成的社会关系堆叠出种种地层组织，建构起社会与城市空间多种互动的文化景观。因此，文化地理学关注的，恰恰就是传统地理学所遗忘的社会生活领域，并先后出现了政治地理、宗教地理、语言地理等独立研究对象。但令人遗憾的是，直至1985年国外才有涉及媒介地理学研究的论文集问世，国内更无相关的论文专著面世。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地理重心正在由北向南、由西向东舒缓而稳健地转移和迁徙，当代传播学研究地域特点和地理转向日益显明，东方视界、亚洲主义和中国主张等具有地理意味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邵培仁教授的《媒介地理学》无疑既是一部拓荒之作，又是一部适时之作。2002年，作者在《电脑与网络：媒介地理学的颠覆者》一文中首次提出“媒介地理学”命题， 邵培仁：《电脑与网络：媒介地理学的颠覆者》，《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2期。
此后长达8年的时间内，作者可谓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在全面梳理总结中外媒介地理学的基础上，对媒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体系和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和论证，进而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思想观点和独特的理论视维，认为空间、时间、地方、尺度、景观是媒介地理学构成的基本概念，也是媒介地理学的重要组件。透过这五大基本概念，我们就可以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当下媒介生存的地理成因和未来的发展机遇，合理利用地理因素以保持本国媒介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挖掘媒介潜力，促进全体媒介系统形成良性循环与平衡和谐的科学机制。
作为东方学者，作者强调自己的学术思想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合一、天学地学人学同源”的思想。《尚书·周书·泰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尔雅·释言》“土，吐也，能吐生万物也”；《庄子·内篇·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古代智慧，滋养启迪着作者，作者因此对媒介中所具有的人文地理内涵具有一种特别的敏感，认为当代学术研究由历史转向地理、由时间转向空间，正是对中国远古智慧的一种理性呼应，并主张媒介地理学应该以人文主义为主导，坚持以人、媒介与社会、地理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致力于重建人类、媒介与社会、地理之间的和谐关系。
因此，媒介地理学关注和重视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及其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的不同地理样本，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点，以及不同区域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的地理“看法”。媒介地理学所关注的空间，都不只是自然的、地理的一般性存在，而且还是社会的和媒介的复杂性建构。媒介的发展，正在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并为我们建构着一个全新的地理空间。
当然，真正促使作者关注媒介地理学这一命题，则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对地理乃至对民族国家的判断和认识，从来都是依赖文学、新闻或影像等媒介的描述；我们所有的地理观念，更多地是媒介帮助我们建构起来的一个“虚拟的实体”和“想象的共同体”。大众媒介作为这种“想象”的中介，它提供了一种共同阅读的“仪式”与过程，使千百万陌生人彼此感同身受，相互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个“想象的地理”。
二
麦克鲁汉把媒介分成热媒介和冷媒介两种，认为“热媒介是一种感觉的延伸，它具有‘高清晰度’”。 马歇尔·麦克鲁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4页。
诞生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电影，显然是一种热媒介。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二维平面3D立体，电影技术的飞跃进步所带来的对世界的近乎完美的表现与塑造，使得它在建构“想象的地理”中具有绝大多数媒介所没有的优势。《媒介地理学》在论述各个媒介的地理建构功能的时候，对电影自然也就给予了特殊的关注。
电影的观看空间是影院。影院封闭而固定的空间、集体观看的氛围，将看电影转变成一种仪式化的观影行为。影院所处的地理位置，则体现了某些群体的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作者发现，中国内地虽然平均每天以增加1.67块左右的银幕数量在增长，但是，中国院线主要处于大中城市，为了适应大批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群体，大量豪华影院都附设在中高档商场内或处于城市最繁华的商业区。中国影院的票价普遍昂贵，如果按照工资收入比来计算的话，中国观众看电影的票价几乎是欧美国家的6-8倍。高昂的票价使得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市民很少问津影院，使得看电影成为一种奢侈的行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对露天电影可谓情有独钟。作为特定年代的文化景观，露天电影以变动不居的地理空间和开放的视听场域、低廉的票价和隐性的收费，以及自由的观看和率性的交流区别于影院放映，并散发出一种心领神会却无法言喻的精神气质。更为独特的是，由于露天电影几乎发生在一个不可复制的特殊场所和天气环境，其体验的丰富性，甚至远远超乎影院电影。
具体落实在电影文本分析，作者毫不掩饰其对公路电影的偏爱。作为一种类型，公路电影以生动的画面，直观地展现沿途的地理风貌和人文画卷，充分体现了媒介地理学所关注的人与空间的流动性和相互关系。象征着现代人生活方式、科技与文明高度发达的大都市，虽然繁华却没有活力，暴露出失业、贫困和犯罪等阴暗面，在公路电影中都沦落成为令人不安的符号；于是，“在路上”就成为现代人逃亡与叛逆的姿态。漫长的地平线上所呈现的流动的地理景观，恰恰折射出现代人精神层面的超越与突破，并进而成为现代人心灵的真正归宿。
因此，电影依靠视觉的表达不仅制造出了电影故事，更为重要的是生产出了有关认同的文化意义，拥有不同的地域背景的电影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地理形势。从性别地理学的角度看，地域并非一个空洞的概念或者简单的物质实体，而是充斥着看不见的空间，对这些空间的占有展现为两性的社会权力和能力的博弈，并由此打上不同的性别烙印。例如“家”是封闭、安全可以依附的地域，因而也是一种女性化的空间，于是那些以家庭琐事、婚姻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肥皂剧，就被认定为女性的节目。公路与旷野，自由广阔，充满冒险与开拓精神，则常常被视为男性统领的世界。《道路之王》、《德克萨斯州的巴黎》、《我自己的爱达荷》、《破碎之花》等公路电影，其主人公都是男性，他们通过逃亡或者漫无目的的游弋，在公路的旅程中寻找自由和梦想，从而勾画出象征着男性的绝对权力和性别欲望的地理图景。正是基于公路电影隐喻的是男性的权力空间，于是，当《塞尔玛和路易斯》煞费苦心地选择两个女性作为公路片的主人公，其对男权地理空间的反叛与颠覆意味，自然也就昭然若揭。
三
除了电影地理之外，《媒介地理学》对报纸地理、广播地理、电视地理、网络地理等均有精彩的论述。作者认为，媒介地理学意义上的数字化生存和网络化生存，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局限于出生地域、成长环境、身体素质和知识水平，还表现在传播技术、传播能力和工作环境上。传者、受众、符号、内容、媒介是传播学研究的构成要素，也是媒介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从报刊到广播，从电影、电视再到网络，科技的高速发展带领人类驶入了一个又一个全新的传播时代，也为媒介地理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媒介传播的重心正由语言、文字传播转向为画面、影像传播，由印刷媒介转向影像媒介，由时间模式转向空间模式，由传者为王到受者为王。媒介地理学的出现和深入开展正好顺应了这一世纪性的大转变。
传播学者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曾经说过，人类发明了电视，但是，如何使用电视正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施拉姆、波特：《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46页。
作为媒介地理学的拓荒者与创建者，邵培仁先生同样在为如何评估媒介的地理性状而殚心竭虑，呼吁媒介地理学在尊重媒介地域性的同时要避免地方主义和部落主义，避免地域歧视和族群歧视，并由此展开了一系列令人无法规避的“天问”：媒介对地理进行充满想象的叙述和命名，那么在全球化语境中媒介给我们建构起一个什么样的地理世界和地理空间？谁来建构？如何建构？什么样的权力关系将支配这种建构？中国的影视作品如何选取地理样本来建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与真实的地理又究竟存在着多大的差距？
这一系列永无休止的追问，体现出了作者的学术敏锐。在日新月异的媒介地理世界里，“我们是旧文明的最后一代，新文明的第一代”。新旧世界的交替，固然有层出不穷的发现新大陆的惊喜，但同时也难免夹杂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困惑：在这个媒介笼罩一切生活领域的时代，现代人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无家”之苦，人也因此变得越来越透明，尊严和隐私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怀疑主义瓦解了信仰的基础，线性时间的终点被无限地悬置，失去未来的确定性而没有了方向感，生存由此变得充满了迷途。媒介世界试图通过反时间来克服时间的危机，正由情节转向奇观，由线性文化转向块状文化，由叙事文化转向景观文化，由理性文化转向快感文化，最终通过将时间空间化来消解或遗忘时间。 “现在”被抽空时间而成为一种绝对的神话，成为大众躲避危机、消费欲望与进行末世狂欢的场所……
毋庸置疑，作者在阐释媒介地理所流露出来的困惑，与其说是一种悲观的倾述，不如说是一种盛世的危言。因为正是基于盛世的信念，作者才有可能在耿耿青灯之下耗尽八年的心血而拓荒出媒介地理学的新视域；也恰恰是对危机的洞悉，作者才有可能始终保持一个人文学者悲天悯人的情怀，并使得这部学术专著弥漫了诗意的哲思。我在阅读时恍惚看到《诗经·黍离》所描述的诗人，那穿越了历史时空的永恒喟叹：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范志忠，浙江大学广播影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3588893789，fzz65@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