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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齊國兵家的創新精神
本文對齊國兵家的創新活動與創新精神進行了較系統的考察，分析了其創新的特徵，認為齊國兵家始終圍繞時代需要、理論構建和效益優先這三個基點進行創新。同時，本文還從齊文化的影響與齊國兵家的自身素質兩方面著手，探討了齊國兵家屢屢創新，成果累累的主客觀原因。
齊國兵學是中國傳統兵學中最為輝煌的一章。齊國兵學之所以能夠取得豐富的成果，關鍵在於齊國兵家們始終能夠緊跟時代的步伐，勇於開拓，富於創新精神。創新是齊國兵學發展的源泉，也是齊國兵家最重要、最優秀的素質。對此予以深切關注，有著重要意義。筆者不揣淺陋，擬就此談點粗淺認識，以就教于方家。
一
齊國兵學淵源于周初兵學家姜太公，歷經管仲、司馬穰苴等人的傳承和發揚，至孫武時正式形成，《孫子兵法》是其奠基之作。此後，又有孫臏兵論學派、《管子》兵論學派、太公兵論學派以及整理《司馬法》的兵家群體、田單等人的發展與完善，使其體系更完備、內容更豐富。通觀齊國兵學的發展歷程，我們發現，齊國兵家總是勇敢地屹立於時代的潮頭，以其超人的智慧，嚴謹的態度，在軍事理論與實踐上，不斷推陳出新。歸納起來，齊國兵家的創新活動，大致是圍繞下列基點展開的：
(一)以時代的需要為轉移，及時在兵學領域進行創新。
齊國兵學始祖姜太公在興周傾商的鬥爭中，根據商強周弱，但商政衰敗的實際，創造性地提出了“陰謀修德”與“兵權奇計”兩項致勝方略，成功地完成了剪商大業。姜太公也因此成為以奇計、權謀用兵的鼻祖。春秋時期，王室衰微，諸侯坐大，各國的爭戰日益增多，戰爭的規模不斷擴大，管仲為了使齊國在爭霸戰爭中取得優勢，又創造性地提出並實行了“作內政而寓軍令”，推行軍政合一、兵民合一、建立常備軍等新措施， 很快實現了強兵的目的。此外，管仲還首先提出了戰略威懾理論，是這一理論的奠基者，認為“勝一而服百，則天下威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管子•七法》)。

在緊隨時代潮流，及時創建新理論、新學說方面，兵聖孫武的表現尤為突出。 孫武生活的春秋末期，社會正發生著巨大的轉變，奴隸制日薄西山，封建制曙光初露，軍事領域內原有的戰略戰術原則，一一被時勢所淘汰。在實戰中，與奴隸制的仁、 禮觀念大相徑庭的奇襲、設伏、截擊、連續追擊等新的戰法不斷湧現。面對這一客觀現實，孫武以其獨特的眼光，非凡的智慧，及時對西周以來的兵學理論與實踐進行全面的批判與總結，在此基礎上，創立了全新的兵學理論。首先，他深刻揭示了戰爭的本質規 律，提出了“兵者，詭道也”(《孫子兵法•計》)、“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孫 子兵法•軍爭》)的觀點。不贊成周朝的堂堂之陣、正正之兵的用兵原則，主張“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孫子兵 法•計》)；提倡“因糧於敵”(《孫子兵法•作戰》)、“掠于饒野”(《刊、子兵法•九地》)。這 就對周朝以仁義禮讓為核心的“軍禮”進行了全面的否定，從而為兵學的大發展開闢了廣闊的道路。其次，孫武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戰略戰術理念，如先勝思想、全勝思想、 速勝論以及“不戰而屈人之兵”(《孫子兵法•謀攻》)的理想境界，“令之以文，齊之以武”(《孫子兵法•行軍》)的治軍原則，“五事七計”的戰爭觀，形勢、奇正、虛實等戰爭指導理論，“五間俱起”的用間之道等，從而使其軍事思想成為一個主旨鮮明，內容豐富，互相關聯，深富哲理的嚴密體系，奠定了中國古典軍事理論的堅實基石，規劃了 古代軍事文化的基本特質和主導傾向。

歷史進展到戰國時代，封建兼併戰爭的規模日益擴大，戰爭中出現了許多新的變化。時代又一次對新的兵學理論發出了召喚。齊國又一批兵家適時而起，創建了許多新的兵學理論，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孫子的兵學體系。
首先，《孫臏》及《管子》兵論學派將戰爭的性質區分為“義”和“不義”兩類，並強調戰爭性質的正義與否，對戰爭的勝負起著重要的作用。春秋時期，以孫武為代表的軍事家主張為“利”而戰，“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孫子兵法•火攻》)，“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孫子兵法•九地》)。這顯然具有片面性。孫臏針對這一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新見解，他說：“義者，兵之首也”(《孫臏兵法•將義》)，把戰爭的正義性看成是謀劃戰爭必須首先要考慮的問題。《管子》兵論學派則更具體地闡述了這一 問題。他們認為“行義勝之理”(《管子•幼官》)，“行義”方能“立於勝地”。如果“不義”，即使軍隊強大，士兵勇敢，那也不能算好的軍隊，只能算“傷兵”、“殘兵”，在戰爭中難免於失敗。《孫臏》與《管子》兵論學派對戰爭性質的區分，順應了戰國時期的時代要求，同時發展了孫子的兵學理論。
其次，在攻城問題上，孫臏及其後學又有新的創見。眾報周知，孫武是反對攻城的，他多次申述“攻城則力屈”(《孫子兵法•作戰》)、“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孫子兵法•謀攻》)，甚至認為攻城是軍事行動的最下策。這種局限是由孫武那個時代造成的。到了戰國時代，攻城戰已不可回避。孫臏及其後學對攻城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他們把城池區分為難攻的“雄城”和易攻的“牝城”，不再一般地反對攻城。這對指導當時的戰爭實踐無疑有重要意義。
再次，孫臏在“陣法”理論上，取得了開創性成果。戰國時代，車戰逐漸失去主導地位，步兵戰陣再次復興，以步兵為主體的車、步、騎混編戰陣成為了戰爭的主要形式，並由此帶來了戰陣上的一系列變化。針對這一新情況，孫臏及時提出了“用陣三分，誨鋒有後，皆待令而動。鬥一，守二。以一侵敵，以二收”(《孫臏兵法•八陣》)的佈陣原則。同時，他還詳細論述了各種陣勢的列法和戰法。他創立的這種以步兵為主， 車騎為輔的陣法理論，是中國冷兵器時代最完善、最基本的理論。
第四，孫臏探討了戰爭的歷史職能作用，填補了前人的空缺。孫武雖有很多創新，但對戰爭的職能作用卻沒有涉及，孫臏則根據當時七雄紛爭，誰勝誰負，最終要依賴軍事實力的實際，提出了“戰勝而強立”(《孫臏兵法•見威王》)的著名論點。他認為，在天下紛爭，戰爭不息的情況下，只有“戰勝而強立”，才能實現“天下服”的統一局面，即是說，只有用戰爭手段，才能統一而安定天下。
第五，《管子》兵論學派深刻分析了國家經濟實力與戰爭勝負的關係，並創造性地提出了商戰的思想。關於經濟實力與戰爭勝負的關係，《管子》認為：“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管子•重令》)，“為兵之數，存乎聚財……是以欲王天下，財不蓋天下，不 能王天下”(《管子•七法》)。如果國家貧困無“蓄積”，就會“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 安矣”(《管子•七法》)。在此基礎上，《管子》進一步提出了商戰的思想，認為恰當地運 用商業手段，特別是外貿手段，一樣能夠迫使他國臣服。

　　(二)注重兵學理論的構建，不斷總結與創新。
齊國兵家是實戰家，更是軍事理論家。他們在實戰中都有驕人的戰績，孫武指揮吳軍攻楚，創下了五戰五捷，以三萬兵力破楚軍二十萬，直下楚都的輝煌戰例；孫臏“圍魏救趙”，更是我國戰爭史上的典範。但是，齊國兵家並不以此為滿足，他們還要追求更大的成就，要在兵學理論上有新突破、新發現，給後人留下一份珍貴的精神財富。
在春秋中後期，戰爭觀念、戰爭形式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堂堂之陣、正正之兵的作戰方法已經不合時宜，多種多樣的詭詐戰法在實踐中不斷出現。孫武以其敏銳的眼光，首先發現了這一轉變的理論價值，在對此進行深入分析和研究的基礎上，將詭詐、功利提升到軍事原則的高度來加以認識，從而在軍事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的基本原則。
孫臏在實戰中，創造了“圍魏救趙”的著名戰例，並因此“名顯天下”。他及時對自己的軍事實踐進行了總結，將其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提出了“必攻不守”(《孫臏兵法•見威王》)、“攻其所必救”(《孫臏兵法•十問》)的著名軍事思想，大大豐富孫武開創的兵學思想體系。孫臏還從理論上分析和總結了戰爭自身的規律問題，他稱之為“道”， 認為戰爭的指導者，君主和將帥是否懂得“道”並用於指導具體的戰爭，對於勝負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他說：“夫安萬乘國，廣萬乘王，全萬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內得民之心，外知敵之情，陣知八陣之經，見勝而戰，弗見而諍，此王者之將也。”(《孫臏兵法•八陣》)
總之，齊國兵家對實戰經驗的總結不是對以往戰爭的簡單回顧，他們不以自己的輝煌戰績為炫耀的資本。他們在總結自己的戰爭實踐時，立意深遠，著眼於探索帶有普遍性的戰爭規律，並力求在此基礎上推陳出新，創造性地構建出順應時代要求的、有生命力的新的兵學理論。這一趨向直接規範了中國兵學文化的發展走向，其影響深遠。
　　(三)以追求戰爭的最佳效益為目標而進行創新。

追求效益，爭取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利益，是齊國兵家們孜孜以求的目標。圍繞這一目標，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取得了一系列的創新成果。孫武在這一主旨的支配下，提出了“先勝”和“全勝”的著名軍事思想。他在《作 戰》、《謀攻》等篇中對經濟、外交等重要因素，作了周密而詳盡的分析和籌算，認為戰爭的耗費是巨大的。因此，他提出，要謹慎對待戰爭，最好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如果非戰不可，那就一定要戰前進行周密的“廟算”，看是否能夠獲得利益；一旦進人了戰爭狀態，就要爭取“全勝”。因為春秋時期攻城的損耗特別巨大，所以，孫子一再強調要避免攻城戰。
孫子創立的“兵貴勝，不貴久”(《孫子兵法•作戰》)的速勝論、“因糧於敵”、“掠于饒野”的後勤補給戰略等，也都蘊涵著深刻的效益觀念。
不僅孫子如此，齊國兵家中的其他人的創新活動，也體現出注重效益的特性。如管仲“作內政而寓軍令”，實行軍政合一，兵農合一，平戰結合，切實做到了農業生產與軍事訓練兩不誤，富國與強兵並舉的雙重功效；又如《司馬法》兵家群體論述說：“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司馬法•定爵》)這就從各種兵器如何協同作戰的角度，去探討了戰爭效益問題。再如《孫臏》、《管子》兵論學派將戰爭區分為“義”和“不義”兩種，指出“有義勝無義”，也體現了注重效益的思想，因為戰爭的性質正義與否，從根本上決定了戰爭的勝負。不義之戰，大多歸於失敗，即使僥倖獲勝，也往往耗費大而見功少。此外，管仲的戰略威懾理論、《管子》兵論學派的商戰理論及其用多種方式確保武器裝備精良的思想、太公兵論學派關於車、步、騎各 兵種如何發揮自身優勢以及各兵種聯合作戰的新理論等，同樣顯示出齊國兵家希望從多方面人手，以爭取獲得最佳的戰爭效益的動機。
二
齊國兵家能夠不斷有所創新，這決不是偶然的，而是與齊國良好的創新環境密不可分的。齊文化的開放性、務實性、功利性、相容性等特質，使齊國兵家的創新活動有著其他六國無法比擬的文化依託。
　　首先，齊文化具有較濃厚的民本思想和民主精神。從齊國始祖姜太公開始一直奉行“尊賢上功”的治國方針，這十分有利於賢能之士的脫穎而出。齊國兵家正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積極進取，深入挖掘自身的潛能，在兵學領域裏不斷創新的。
齊國自姜太公起，對民眾的統治就實行“平易近民”的軟控制。姜太公面對齊地民眾舒緩達觀、自由開朗的社會風尚，採用的是“因其俗”、“簡其禮”的方針，沒有強制推行嚴峻拘謹的“周禮”。經過歷史的演進，使齊文化養成了較強的民主精神。即使到了戰國時代，齊國建立了君主專制政體，但相對于其餘六國而言，齊國的君主專制也顯得較為開明。這就使齊國的民眾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擁有更多的自由。齊國統治者的這種開明態度，使齊國兵家的創新活動有了一個廣闊的思維空間，使他們的思想較少受到壓抑和限制，能夠較為自由地暢想、討論與辯駁。
　　其次，齊文化帶有強烈的功利色彩。在功利觀念的影響下，齊人不守陳規，不尚道統，善於隨時而化，兼收並蓄，為我所用，注重實效，追求事功。齊文化的這一特質深刻地影響了齊國兵家，對他們的創新活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在齊國兵家的頭腦裏，功利意識特別強烈。他們明白，要想建功立業，尤其是在無情的軍事鬥爭中取得成功，就不能因循守舊，也不能自我滿足，固步自封，而必須時刻保持旺盛的創新欲望，努力探索，做到發人之所未發，以新制勝，以奇制勝。
　　再次，齊文化具有濃烈的尚武之風。齊人尚武，上自國君，下至普通民眾，率皆如此。如《晏子春秋•外篇》云：“莊公陳武夫，尚勇力。”《公孫龍子•跡府》說：齊閔王 好勇，他認為“見侵侮而不敢鬥”是懦弱的表現，對這種人，他是不會讓其做官的。《管子•五輔》也說齊國“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普遍的尚武之風，使齊國許多優秀的 人才投身兵學領域，這種局面使齊國兵家有著強烈的危機感，深感不努力創新，就會在激烈的競爭中被淘汰出局。
三
創新是一項複雜的心智活動，除了要有優良的外部環境、適當的理論與技術條件外，還要求創新者具備很高的綜合素質。齊國兵家之所以能不斷有所創新，關鍵正在於此。歸納起來，齊國兵家的良好素質主要有如下幾點：
　　第一，頑強的進取精神。強烈的進取精神對於創新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創新的道路是異常艱苦處處佈滿荊棘的，若沒有頑強的進取精神，不是隨遇而安，就是遇難而 退，半途而廢。齊國兵家的進取精神是非常強烈的。姜太公大半生不得志，生活坎坷，但他從不自拋自棄，而是努力奮鬥，千方百計尋找機會，終於在古稀之年建功立業；管仲早年先後經過商，當過兵，做過吏，但總是歸於失敗。後來他輔佐公子糾，又在政治鬥爭中失敗，成為齊桓公的階下囚。然而，管仲始終不言放棄，總是頑強堅持“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史記•管晏列傳》)的信念，終於被豁達大度的齊桓公任命為相，有了用武之地，創建了一番驚天動地的大業。兵聖孫武在青少年時期就立志獻身兵學，成年後，面對齊國國君齊景公昏暴，卿大夫內爭激烈，自己難以施展才華的局面，毅然遠走他鄉，南下正在蓬勃興起的吳國，尋求用武之地，終以兵法十三篇得到吳王闔廬的賞識，被任用為將，實現了自己的抱負。孫臏在遭受酷刑，雙腿殘疾的情況 下，矢志發憤，最終“名顯天下”。幾百年後的司馬遷對“孫子臏腳，而論《兵法》” (《史記•太史公自序》)欽佩不已，將其視為自己的榜樣。
　　第二，齊國兵家有著良好的品德修養。高尚的品德是創新者又一必不可少的素質。高尚的品德是創新者的動力之源，它是指導人們行為方向的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它促 使人們樹立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並以動機的形式參與人的創造性思維活動，激勵人們為追求崇高的理想和一定的創新目標而辛勤勞動和忘我工作。齊國兵家之所以能夠始終順應時代的潮流，創造出富有時代精神的兵學佳作，是因為他們有著強烈的時代責任感與使命感，而這歸根結底還在於他們品德優良，雖然齊國兵家在兵學著作中力主詭詐、計謀、用間，但他們無論是在戰爭態度上，還是在從政與為人方面，都表現出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的道德情操。如姜太公面對商紂王荒淫殘暴，不納忠言，戕害忠良的無道行徑毅然不顧自己生計無著的現實困難，辭去紂王之官。又如管仲，雖不拘小節，但在大節上卻異常堅定。他輔佐桓公一心一意，對豎刁、易牙之流的阿諛諂媚，深惡痛絕。再如孫臏、《管子》兵論學派反對不義之戰；司馬穰苴愛土卒如子弟，卻將夜間來尋樂的齊景公拒之門外；田單忠貞愛國等，無不體現了齊國兵家優良的品德與情操。
第三，齊國兵家有著高超的才智。司馬遷和班固在《史記》和《漢書》裏多處提到齊人多智。這一點，我們在齊國兵家身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齊國兵家的智慧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視野開闊，有很強的整體觀念和高超的駕馭全局的能力。戰爭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籌畫戰爭，必須將影響戰爭的方方面面的因素都考慮周全，方能真正做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齊國兵家很早就意識到這一點，他們總是能夠將戰爭問題置於整個社會大系統中，將戰爭與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的問題聯繫在一起，作總體的考察，而不是孤立、片面地去探討和認識戰爭問題。能夠這樣認識戰爭問題，自然站得高，看得遠，無怪乎其兵學思想既深刻又全面。但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如果沒有高超的智慧，難免有頭緒繁多，無從下手之歎。
二、是具有很強的邏輯思維與抽象思維能力。齊國兵家均有很強的分析、歸納與推理能力。他們對影響戰爭勝負的各方面因素既能做微觀的分析、歸納、推理，又能從宏觀上進行綜合把握，抓住關鍵問題。孫子“廟算論”中的“經之以五，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就是要求將帥綜合運用分析、歸納、推理的方法，研究敵我雙方的強弱、虛實等情況，以決定是否作戰以及如何作戰。齊國兵家還善於運用抽象思維，“舍事而言理”， 從戰爭史實與個人的實戰經驗中概括出一般性原理，並將其提升到哲學的高度進行認識，提煉出具有哲理性和思辨性的形、勢、己、彼、虛、實等哲學概念。這一方面使其理論不至於停留在經驗和直觀的水準上，另一方面使其理論層次更高更深，在思維方式上給人以極大的啟發。
三、是靈活運用能力強。戰場上的情況是千變萬化的，有了科學的軍事理論，但如果不會在實際中靈活運用，那只能是紙上談兵。齊國兵家深明此理，在戰爭中只能根據不同情況，靈活運用前人與自己的軍事理論。如在“示形誘敵”上，為了向敵方示弱，孫臏在“馬陵之戰”中運用“減灶計”，而田單在即墨保衛戰中則讓老弱守城，讓城中的富戶向燕軍將領行賄，以求城破後保全人身與財產的計策麻痹燕軍。
　　第四，齊國兵家敢於挑戰傳統與權威，具有批判的懷疑精神。批判的懷疑精神是創新的前提，創新就必須解放思想，敢於突破傳統，敢於挑戰權威。齊國兵家自姜太公起 就敢於挑戰傳統思想。姜太公在周初“親親”觀念盛行的宗法禮治社會裏，毅然獨辟蹊徑，以“尊賢上功”為齊國的立國方針；同時，針對齊國的實際，尊重齊人的風俗習慣，不強行推行“周禮”，“因其俗，簡其禮”。這充分體現了姜太公敢於超越傳統的非凡膽魄。管仲對西周春秋時期的重死節、崇尚節儉等傳統觀念不以為意。他不僅不為公子糾死節，而且盡心盡力輔佐公子糾的敵手齊桓公；不僅不崇尚節儉，反而主張尚侈，“富擬於公室，有三歸(三姓女室)、反坫(行諸侯之禮的設施)”(《史記•管晏列傳》)； 孫臏及其兵論學派、太公兵論學派等也都敢於對前代的兵學權威的兵學理論中的一些問題，或提出質疑，或進行否定，或予以補充和發展，體現出批判的懷疑精神和發展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