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辽东边墙建置沿革考.doc

明辽东边墙建置沿革考
■张维华《晚学斋论文集》1986年11月第1版
辽东之地，古有秦边，年久废圮，遗址无存。万寿堂刊李贤《大明一统志》卷二五载辽东古长城云：“即秦时蒙恬所筑，其在辽东界者，东西千余里，东汉以来，城皆湮没。”此后历代帝王，迭有建置，然亦旋置旋废，故迹久湮。元代混一，不欲立边自限，墙堑无修。至于有明，驱逐元蒙，奄有海内，元蒙不时南进，北疆时扰，扞御之功，多资边墙；辽东为明九边极东之地，势居要冲，自亦置边卫守。考明人置边，以蓟镇为最早，事在洪武初年。《后知不足斋本》许论《九边图论·蓟镇篇》云：“我太祖既逐元君，乃即古会州之地，设大宁都司，营州等卫，而封宁王，与辽东宣府东西并列，以为外边。又命魏国公徐达起古北口至山海关，增修关隘，以为内边。”敷文阁聚珍版本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论山海关之边墙云。“南抵海，北抵南山绝壁墙外后池，古称长城，徐武宁建治增，增设墩台防守。”又敷文阁本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0云；“明初既定元都，洪武二年，大将军达叠石为城（原注：即今南口城也），以壮幽燕门户。”（按此均为徐达始置蓟边之证，而辽之置边，则为时较晚。《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载成化二十年边将邓钰言，调永乐时已置边墙，
　　“永乐时筑边墙于辽河内，自广宁东抵开元，七百余里。”
　　然其言似难视为定论。《全辽志》（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明刊本）卷五艺文志载李善《奏复辽东边事疏》云：
　　“……窃见辽东边事疲敝，臣至辽阳开原，询及故老，皆云宣德年间，本镇初无边墙，时唯严了望远烽堠。”
　　夫宣德间既无边墙，永乐去宣德尚早，何得有之？然只此一语尚不足为证也。又本书《辽东边墙》篇云：
　　“国初毕恭守辽东，始践山因河，编木为垣。久之乃易以版筑，而墩台城堡，稍稍添置，此其能亦无下于蒙将军（恬）者与。”
　　此于毕恭始建辽边之说，似甚确定。考毕恭仕辽，乃为巡抚王翱所荐举，而其置边，亦即于此任官之时，《全辽志》卷四《宦业志》云：
　　“（毕恭）字以谦，前屯卫籍，其先山东济宁人。巡抚王公翱，荐恭有文武才，由百户举升流官指挥佥事。图上方略，开设边西边堡墙壕，增置烽墩，兵威大振，虏人畏服。进署部指挥佥事，奉勅守备宁前地方，在任五年，边鄙宁谧。”
　　毕恭既承王翱之命，修置辽边，则王翱督辽之年，即毕恭置边之年，其理甚明。然则王翱督辽为何年乎？《明史》卷一七七《王翱传》载其督辽之事云：
　　“七年冬（正统），提督辽东军务。……翱乃躬行边，起山海关抵开原，缮城垣，浚沟堑。五里为堡，十里为屯，使烽燧相接。练将士，室鳏寡，军民大悦。”
　　又方孔炤《全边略记》卷一亦载其事云：
　　“时辽东守将屡失机，朝廷以为忧，乃命王翱往督之，令便宜行事。……踰月躬出巡边，自山海关直抵开原，高墙垣，深沟堑，五里为堡，十里为屯。择燧斥堠，珠连壁贯。”
　　是王翱于正统七年督辽，似无大误。置边之举，既为王翱所亲督，故《明史》与《略记》，即以此事属之，而又为毕恭所躬与，故《全辽志》亦以此事属之，事虽分述，实则为一。
　　惟自《明史》与《略记》观之，似建边辽东为正统七年一年之事，而自《全辽志》观之，则又似非一年所能毕工。按自山海关至开原，绵亘千余里，先则编木为垣，后乃易以版筑，虽其间不能无陷缺，亦决非一年所能成功，《辽志》言恭在任五年，当是建边之举，为正统七年至十一年间事也。
　　毕恭建边之年，既约略可推，然则其经行之道里为何如乎？《明史》与《略记》只言“自山海关至开原”，然语过简略，无可推究。大抵自山海至广宁一段，为沿边界而行，而自广宁至开原一段，则迂曲折转，出人意想。《全辽志》卷五《艺文志》载李善《奏复辽东边事疏》云：
　　“……又旧行陆路，自广宁直抵开原，三百余里。先年烧荒，东西兵马，会合棋盘山。东北至开原平顶山中，有显州废城，辽之中京，肥饶之地，不下万顷。自毕恭立边，复置境外。”
　　按棋盘平顶二山，顾祖禹谓在塞外（见《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注），棋盘山近广宁（《纪要》卷三七引李善语，谓“广宁棋盘山”，则棋盘近广宁可知），平顶山近开原（按《纪要》卷三七有平顶山，谓：“司东百里，山周三十里，其顶平旷，可资耕稼。”《大明统一志》亦同此说，如从其言，则平顶山为边内地，不当作塞外，其说待考。）显州废城，顾氏谓即辽滨城（亦见《纪要》卷三七注文），在沈阳西北百八十里（见《纪要》卷三七辽滨城条）。凡此诸地，均近于边，李善之意，盖欲自广宁筑边，直达开原，既可减省道里，亦可纳诸地于境内。而毕恭竞弃置境外，则可知毕恭所置之边，深在内地，且迂曲以达开原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引成化二十年边将邓钰言辽东置边之事曰：
　　“永乐时，筑边墙于辽河，内自广宁东抵开元，七百余里，若就辽河迤西，径抵广宁，不过四百里。以七百里边堑堡寨，移守四百里，若遇入寇，应接甚易。”
　　按邓钰之言，所称建边之年，虽不足据，而于建边之事，则为事实。所谓“筑边墙于辽河内”者，即言包绕辽河下流而行，非自广宁直跨辽河以达开原也。又引弘治六年按臣李善之言（按《纪要》所引李善之语，与《全辽志·艺文志》所引《奏复辽东边事疏》，大体相同，而文句则互有异同，当是所举为一事）云：
　　“边墙阻辽河为固，滨河之地，延垒八百余里，土脉咸卤，秋修春颓，动费巨万。夏旱水浅，不及马腹，冬寒冰冻，如履平地。所在城堡，畏贼深入，遂将良田数万顷，弃而不佃。”
　　此所谓“阻辽河为固”者，亦言边墙曲绕辽河以行也。李善所见，虽未必悉属毕恭之旧址，其后不能无所增修，然此增修者，当必仍遵毕恭之旧，略可谁知。按明人著述所附九边或辽东舆图，（九边图见许论之《九边图论》及魏焕之《九边考》，他书载者甚多，不胜举。辽东图见《筹辽硕画》及《全辽志》，他书教者亦多。）志边墙经行道里，自广宁边地，迂曲而南至三岔河（《纪要》卷三七称辽河自辽阳界南流入海之一段，谓之三岔河，推其地即自太子河、浑河、辽河三河合流处，南至于海之一段），跨辽河北东行，经辽阳、沈阳、铁岭等卫之外境，行抵开原，察其里计，适为包绕辽河而行，此即邓钰所谓“筑边墙于辽河内，李善所谓“阻辽河为固”者也。自毕恭筑边，辽东边墙之形势，大体已定，其后虽有建言改修，如邓钰、李善之流，然卒因形势已定，格议不行，致使沿辽肥沃之田，弃置不佃，为可惜也。
　　自毕恭建边之后，历朝迭有修治，或因废圮而葺补，或因旧缺而增筑。大抵至嘉靖间，全部边墙，始告完成。然史书所载，多阙焉不详，兹就考稽所得，约略述之。自正统间建边之后，景泰间无所闻，天顺间则有王锴修边，《全辽志》卷四《宦业志》载其事云：
　　“（王锴）字廷坚，祥之子。……天顺辛巳（五年）
　　充参将，分守锦义二城。……从抚宁侯东征建州，累升都督同知，在任展筑墙堑七十余里，增置烽堠四十九座”。
　　惟此所展筑七十里之边墙，经行何地，于史无考。天顺而后，成化间亦有建置之事，《全边略记》卷十载熊廷弼勘报语云：
　　“自抚顺关起，至东川堡迤东清河所属，以至叆阳一带，为成化中副总兵韩斌所定之旧界。”
　　按抚顺关在抚顺所东二十里，见《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抚顺关条。抚顺所即今辽宁之抚顺县。自此越东川清河南至叆阳堡之边，既为韩斌所定，当时必有墙堡墩台之建置，益可想见。成化而后，至弘治间复有张鼐、韩辅修边。张鼐修边事见《明史·张鼐传》（卷一八六），云：
　　“是年（弘治十五年）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时军政久弛，又许余丁纳赀助驿递，给冠带，复其身，边人竞援例避役。……筑边墙自山海关迄开原叆阳堡凡千余里。”
　　按叆阳堡在今辽宁凤城县东北百余里，为叆水经行之地，故名叆阳。其地去开原尚远，去鸭绿江岸，则甚密迩。如《明史》所载为无误，则是当张鼐督辽之时，辽东边墙，又展筑至叆阳，近鸭绿江岸矣。韩辅修边事，见《全辽志》卷四《人物志》云：
　　“癸亥（弘治十六年）修筑清河等十一堡，建屯堡百十座，耕守应援相依。升署都督佥事，镇守辽东，拓高平驿以便行旅。修镇宁镇夷二堡，筑边垣，起广宁至开原，长亘千里。功闻赐金币。”
　　按清河堡去辽阳东南三百里，（《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清河堡条云：“在司东南三百里，南临太子河，堡西有白塔佃可按伏，又西有威宁营可屯兵，其东接鸦鹘关往来。”）
　　西南去叆阳堡，约百里左右。镇宁堡有二，一在广宁卫北境，见《筹辽硕画·辽东图》；一在凤城县西六十里叙列站，原名镇宁，后改镇东，抚臣王宗彝奏修者也，事见《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页六凤凰山条。（《纪要》“朝议改镇夷堡为镇东”一语，“夷”当改作“宁”。）镇夷堡有三：一在广宁卫北境，一在开原卫北境，亦见《筹辽硕画》《辽东图》；一在凤城县西北六十里新通远堡之内，原名宁夷，后改镇夷，其事亦见《纪要》凤凰山条，韩辅所修，《辽志》言之甚略，未知何指。至所云，“筑边垣，起广宁至开原，长亘千里”，当系续前人之旧筑。否则即与《明史》所载张鼐事，共为一事，特两书分述之耳。正德间修边者，有马深一人，《全辽志》卷四《宦业志》载其事云：
　　“正德改元，家居，镇巡委深督修开原边工，经营有心计，优恤役夫，多克于死亡。”
　　则是正德问，又有开原修边之举。嘉靖间，增修尤多。
　　《明史·李承勋传》（卷一九九）或承勋修边之事曰：
　　“……以右副部御史巡抚辽东。边备久弛，开原尤甚，士马才十二，墙堡墩台圮殆尽，将士依城堑自守。城外数百里，悉为诸部射猎地，承勋疏请修筑。会世宗立，发帑银四十余万两，承勋命步将四人各一军守要害，身负畚锸先士卒。凡为城堑各九万一千四百余丈，墩堡百八十有一，招逋逃三千二百人，开屯四千五百顷。又城中固、铁岭、断阴山、辽河之交。城蒲河、抚顺，扼要冲，边防甚固。录功，进秩一等。”
　　又《全辽志》卷四《宦业志》亦载其事，而言之较晰，云：
　　（李承勋）湖广嘉鱼人，弘治癸丑进士，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志切抚缓。时边垣圮废，夷虏猖獗，题请修筑边墙，自辽阳三岔河北直抵开原，延亘五百余里，崇墉深壕，虏莫敢犯。
　　是知承勋所修，为自三岔河至开原之一段，而此段之所以屡屡增修者，则因土地咸卤，易于圮废耳，承勋修边，为嘉靖初年事，至嘉靖十三年，复有吕经督修边墙，《明史卷二0三附载《吕经传》，其事云：
　　嘉靖十三年，累官右副部御史，巡抚辽东。……又役军筑边墙，督趣过当，诸军诣经乞罢役，都指挥刘尚德叱之不退。经呼左右榜诉者。卒遂争殴尚德，经窜苑马寺幽室中。乱卒毁府门，火均徭册，搜得经，裂其冠裳，幽之都司署。帝诏经还朝。”
　　是吕经因督修边墙过急，而致激发民乱也。当时修边，工役之繁，亦于此可见。吕经而后，复有黄云修边，事见《全辽志》卷四《宦业志》，云：
　　“（黄云）陕西咸宁县人．嘉靖乙未（十四年）进士，以刑部员外郎，升山东按察司佥事，整饬金州边备。
　　寻改开原兵备。又以虏贼驰突，由边墙倾圮，堡少兵寡也，乃建议抚按，题请筑边墙二百里。又于开原添设永宁堡，铁岭添设镇西彭家湾二堡，汛河添设白家冲堡，各募军五百名，为战守计。边防完固。”
　　按黄云题请修筑边墙二百里，其事有无成效，即有成效，其经行之地里为何？未详。所置永宁堡，位开原城西北二十里（《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云：“永宁堡在卫西北二十里”，卫指开原城言），镇西堡位于铁岭之卫西北辽河外，彭家湾堡则位于卫东五十里外，见《纪要》卷三七抚安堡条。汛河为明铁岭卫中左千户所所在地，位铁岭城南（《大明一统志》卷二五铁岭卫条称：“正统四年，又调中左千户所于城南三十里汛河”，城指铁岭卫治，即今铁岭县城言）。白家冲堡在汛河所之东（《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宋家泊堡条，云：宋家泊堡“在汛河所西十里……所东有白家冲堡。”是白家冲堡在汛河所东）。其道里则未详。黄云而后，又有张铎建边之事，亦见《全辽志·宦业志》，云：
　　“（张铎）南京留守卫人，嘉靖辛丑（二十年）进士，以翰林庶吉士授监察御史按辽。锐意经营，规度要害。于辽阳东边，建江沿台、险山、孤山、一堵墙、散羊峪五堡，开原建彭家堡、李家堡。
　　按江沿台堡至今凤城县（即明凤凰城）东南约百余里，地滨鸭绿江，为辽东边墙之极地。险山堡当在江沿台之北境。孤山堡在凤城县治北二百五里，（见雍正《盛京通志》卷一五孤山城条。）东南与叆云堡相接。（见《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叆阳堡条。）一堵墙堡在凤城县北二百七十里。（见雍正《盛京通志》卷一五堵墙条。）散羊峪堡在清河堡之西，亦临边要冲。此五堡均为嘉靖二十五年所建，《纪要》言之甚晰。开原之彭家堡与李家堡未详。（《筹辽硕画》《辽东图》有彭家堡，位于铁岭卫之西北，似不属于开原。）辽东边墙之修筑，东南一带较晚，《全边略记》（卷一○）载万历三十六年熊廷弼勘报语，谓自抚顺关起至叆阳一带，为成化中副总兵韩斌所定之旧界（详上文），则是自抚顺关至叆阳一带之边，成化间始为勘定，而自叆阳经险山以达江沿台之一段，则又至嘉靖时，始筑堡卫守也。嘉靖而后，隆庆无闻，至万历时，复有修边之举。万历元年七月《实录》（国立北京图书馆藏抄本）云：
　　“兵部复阅视侍郎汪道昆奏，阅过辽东全镇，修完城堡一百三十七座，铺城九座，关厢四座，路台屯堡门角台圈烟墩山城一千九百三十四座，边墙二十八万二千三百七十三丈九尺，路壕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一丈，俱各坚固，足堪经久。因叙督抚镇道诸臣劳绩，并请给前项工程银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两。得报，巡抚张学颜，总兵李成梁，兵备李松，参将马文龙等，各升赏有差。”
　　按张学颜于隆庆五年巡辽，李成梁即家于辽，以高祖荫，世袭武职，松为其子，《明史》均为立传。所筑边墙墩台，大抵以在辽镇东部边境者为多。《全辽略记》（卷十）载其新展边地之事曰：
　　“兵部行御史熊廷弼勘报，曰：“……又迤东新，宽，大，永，长五堡一带，为万历二年巡抚张学颜，总兵李成梁所展之新界，而新旧分矣。”
　　按熊廷弼所言之五堡，即新奠、宽奠、大奠、永奠、长奠五堡也。五堡去今凤城县东或北近三百里。（雍正《盛京通志》卷一五永奠条，谓在城东二百七十里。宽奠条，谓在城东北二百九十里。城指凤城言，由此可知五堡当在今凤城县东或东北三百里左右）。所言旧边，指成化间韩斌所定之界言。旧边在内，新边在外，所谓展修者如此。学颜成梁所以亟亟于东部边墙之修筑者，盖因当时建州都督王杲，时肆骚扰，辽镇东边，岁时告警，故急筑边以自防也。
　　万历初年，张学颜李成梁即以王杲之乱，修筑东部边墙，而在辽之西边，亦有建置之说。万历二年二月《实录》云：
　　“是月蓟镇督抚刘应节等，复题请修筑辽东西台墙共七百九十一里，调军夫一万，匠役六百，扣算须四十余年报完，用官银四十余万。兵部复该镇勘估，先造土墙，乃甃之砖，又筑之台，又为之铺，边长工巨，为力甚难。莫若先举台工，计地百丈建台一座，如昌平镇之制，空心实下，庶可经久。两台之间，止用砖与乱石力墙。盖有台可据，即墙未高厚亦可限隔。先修宁前西接石门一带，次及锦义广宁以东，其工程冲缓，钱粮军夫等项，再行该镇估计会奏。从之。”
　　读此则知刘应节所题修者，以辽东西边为主，而其经画则以四十年为期，当时于辽之注意可知。辽东边墙，先时多用土修，圮废至易，以至经年葺补，应节盖欲修整完固，以期于久远也。
　　自万历初年建边，此后大抵岁有建置，惜史有阙文，未能一一稽考。至万历四十七年，熊廷弼宣辽时，复有修建之说。《明史·熊廷弼传》（卷二五九）云：“四十七年，（万历），杨镐既丧师，廷议以廷弼熟边事，起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造战车，治火器，浚壕缮城，为守御计。令严法行，数月守备大固。”万历末年，清兵迭下辽东要地，以四十六年四月克抚顺，明廷遂以杨镐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七月，清兵复克清河堡。四十七年二月，杨镐誓师辽阳，施遭败没。六月，清兵又陷开原，辽东之局，危不可待，明廷遂复以熊廷弼经略辽东。廷弼之浚壕缮城，即于此危急之时也。自廷弼于万历本年筑边之后，历天启崇祯两朝，不复闻有建边之事。盖沈阳辽阳俱以天启元年三月失陷，辽东之局，已沦失过半。此后清军南下，迭克要害，辽东之地，存者无几。夫边墙所以卫守内地，辽东既失，屏藩之功亦继而消失。天启崇祯而后，不闻有建边之事者，盖以此耳。右述辽东边墙建置沿革，约略如此。夫辽边长近千里，增修葺补，几为历朝所必有。事至繁琐，多有佚亡，史书所记者，将其重大者耳，他日有暇，当再详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