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在中国的引进、发展与创新.doc

传播学在中国引进、发展与创新
——以中国大陆出版的传播学专著、译著为据
张健康

摘 要 本文以《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为依据论述传播学在中国的纵向发展的介绍引进、探索发展、评价创新的三个阶段，对传播学专著核心作者的功绩进行了总结。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性思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倾向性、学理性等优点，而存在视野狭窄、过多的重复性与较强的依赖性、重定性轻定量的缺憾，并在此基础上预测中国传播学发展的本土化、分支化、定量化、融合化的趋势。
关键词 中国大陆 传播学 专著 译著

作者简介：张健康，男，1973年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新闻系讲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省传播学会副秘书长（杭州 310015）

专著、译著是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相结合的表述，是一个学科研究领域中取得进展和成就的重要表现形式，它的变化发展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学科研究的进展情况，所以本文拟以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辑录的《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注释
《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或http://ccs.nccu.edu.tw，2002-11-08。
为依据，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性的思考，论述传播学在中国的纵向的发展情况，从历史过程和现存态势中揭示中国传播学的研究优点和不足，并尝试提出中国传播学研究发展的趋势。

中国传播学的研究是在清除十年文革对新闻传播学的极“左”思想影响的干扰和破坏的背景下开始的，并在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传播学理论进行理性的考察和审视中显示出其前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中国大陆最早的译著——《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于1981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然后是到了1983年，这一年有两本传播书籍——《传播学（简介）》和《传播媒介的垄断》出版。其中《传播学（简介）》是这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而《传播媒介的垄断》是由林珊等译的美国的传播学著作。这两本传播学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对1982年春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的访华、1982年冬我国大陆第一次传播学会议召开的积极回应。到1986年为止，传播学著作的出版数量还是很有限的，且多为译著。这段时间有两本重要的译著要提：一本是陈亮等人翻译的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的代表作《传播学概论》（1984），另一本是陈韵昭翻译的赛弗林、坦卡德侧重工具性、方法性的专著《传播学的起源、研究和应用》（1985）。这两本译著看来虽然不无值得推敲之处，但作为大陆出版的第一批传播学权威译著，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其影响都是无与伦比的。1986年，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提出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标志着我国传播学真正从介绍走向尝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学。中国大陆的传播学者，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行汇集梳理、分析研究，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批传播学专著。1986年居延安编写的《信息·沟通·传播》出版，此书内容几乎涵盖了传播学大部分研究命题，是一本很好的普及性传播学读物。1988年，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性和理论性很强的传播学专著《传播学原理与应用》由邵培仁、戴元光、龚炜合著出版。此书系统地阐述了传播学基本理论，内容涉及传播学产生与确立、传播原理、传播结构与模式、传播者、受传者、信息、符号、传播技巧、媒介理论、效果理论、研究方法等西方传播学的几乎全部理论问题，资料丰富翔实，“填补了国内传播学著作和教材空白”，产生深远的影响。相对于以往的以译为主，《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一书虽然现在回过头去看在某些地方略显稚嫩，但却十分强烈地显露出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先驱们的深邃的思索的灵动，其创新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可以认为此书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第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

一、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出版情况进行统计的分析
表1 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出版情况统计表
年份
出版数量(本)
占百分比(%)
年份
出版数量(本)
占百分比(%)
1981
1
0.37
1992
11
4.10
1982
0
0
1993
14
5.22
1983
2
0.74
1994
13
4.85
1984
1
0.37
1995
8
2.99
1985
3
1.11
1996
11
4.10
1986
1
0.37
1997
26
9.70
1987
0
0
1998
23
8.59
1988
5
1.87
1999
28
10.45
1989
10
3.73
2000
49
18.28
1990
14
5.22
2001
33
12.31
1991
15
5.60
合计
268
99.97

根据表1，我们可以绘出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出版数量的变化曲线图（见图1）。

从表1、图1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出版总量为268本，年均出版量为12.8本，年出版量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在曲折变化中向前发展的态势。从图表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的出版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介绍引进阶段（1981－1989）。这一阶段大陆学者通过翻译、评介西方传播学者的一些著作，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主要模式及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基础的光照和探讨。这一阶段共出版传播学书籍23本。其中主要是译著，共14本，占这一时期传播学著作出版总量的60.9％。这一时期的译著比重较大，为我国传播学界的研究和著书立说提供了直接的资料来源。
2、探索发展阶段（1990－1996）。89内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播学的发展，但是邓小平同志南巡发表重要讲话再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传播学研究者开始总结、回顾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情况，并侧重于对传播学本身的研究和传播学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的运用。这一阶段传播学分支学科的研究迅速展开，传播学已从常识介绍、评介逐步转入到以我为主的探索发展阶段。传播学研究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研究涉及了包括传播学本土化、传播学与传播业的互动、传播功能、传媒的五大特征、传播的受众因素和受众心理特征、美国传播学中的功利主义、传播学批判学派、沉默的螺旋理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心理、心理实验在传播研究中的应用等。这一阶段传播学著作出版数量比较稳定，变化幅度较小，共出版传播学书籍96本，是过去8年的7倍多。
3、创新评价阶段（1997－ ），随着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飞速发展，传播学在各个领域的研究也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了起来。1997年，新闻与传播学成为国家一级学科，这种学科地位的升格对推动传播学在中国的建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传播学在经历了介绍引进和探索发展阶段之后，日渐呈现出起飞的态势。著作出版数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仅1997－2001年间，出版量即达159本，占出版总量的59.3％，五年中平均每年约出版32本，比八十年代平均年出书2.5本增加了29.5本，比九十年代上半期平均年出书12.5本增加19.5本。九十年代后半期我国传播学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新时期。
虽然我国的传播学已经进入了评价创新的阶段，但总的说来，我国传播学还很年轻，从第一本著作出现到现在不过21年时间。所以，我国传播学的建设始终坚持着中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上提出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和自主创造"的16字研究方针，从策略上积极地以译介国外，特别是美国的传播学著作，并批判地吸收和利用来为我国的传播实践服务。所以，在已出版的著作中，译著占有比较大的比重（见图2、表2）。

表2 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出版数量各年对比情况（说明：译著/专著）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0
0
2/0
1/0
3/0
0/1
0
2/3
6/4
3/11
6/10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4/7
0/15
1/12
0/8
0/11
2/24
5/18
8/21
23/25
1/31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大陆传播研究中对外国传播学著作的译介工作不是做得太多了，而是还不够，还需要加大力度。伴随着新经济时代的来临，传播学科的飞速发展，国外传播学新成果和经典著作不断涌现，我们的译介工作显得有些滞后。大陆的传播学者应该继续把国外数量众多的经典性著作和源源不断的传播学研究的新成果介绍和吸收作为当前基础性的工作。对于这一点中国的传播学者似乎已经认识到，2000年再度出现的“译著”小高峰是一个生动的显示。这一年译著量达23种，占总译量的33％，这些译著的介绍，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为中国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了新鲜的资料。
当然，中国传播学者在译介别人的著作的同时，也大胆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做了大量的创新性的工作。他们的可贵可敬之处在于，没有因为以对别人的传播学了解还不深入、还不透彻为理由而裹足不前或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并且成绩卓然。特别是1995年以后，传播学专著数量明显增加，2001年出版的专著达到31本。

二、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主题与核心作者情况分析
表3 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主题统计表
传播学专著、译著主题分类
专著、译著数量
百分比(％)
传播学专著、译著主题分类
专著、译著数量
百分比(％)
理论传播学
71
26.5
传播与发展
3
1．1
网络与传播
36
13.4
教育传播学
3
1．1
大众传播学
26
9.7
艺术传播学
3
1．1
新闻传播学
23
8.6
医学传播学
3
1．1
传播与文化
21
7.8
传播心理学
2
0．7
传播媒介研究
13
4.9
舆论传播学
2
0．7
经济传播学
13
4.9
媒介伦理学
2
0．7
跨国传播学
9
3.4
政治传播学
1
0．4
科技传播学
8
3.0
知识传播学
1
0．4
传播与电视
6
2.2
学术传播学
1
0．4
传播学史
6
2.2
传播语言学
1
0．4
人际传播学
5
1.8
传播美学
1
0．4
组织传播学
4
1.4
总 计
268
99．7
社会传播学
4
1.4

从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主题统计表（表3）可以发现：
1、“理论传播学”方面的专著、译著最多，共计71本，占总数的26.5％，“网络与传播”、“大众传播学”、“新闻传播学”和“传播与文化”等方面的著作，分别是36本（占总数的13.4％）、26本（占总数的9.7％）、23本（占总数的8.6%）、21本（占总数的7.8%）。以上五类图书共计177本，占全部出版著作数量的66％，表明这五个研究领域是二十余年来我国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领域。
2、在各分支传播学中，以“传播心理学、“舆论传播学”、“政治传播学”“传播美学”等类专著的出版数量最少，二十年来，共有11本，平均每类仅有1.4本，是目前传播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所谓“核心著者”是指那些著作量较多，影响较大的著者。科研成果著者群体的状况与科学发展紧密相连，通过对著者群的统计与分析，能反映出文献著者与文献量的关系，同时能预测、估计和揭示科学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
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核心作者情况进行统计发现：268种著作中，除去团体著者，按第一著者统计，共有207位作者，有许多作者属于多产作者，经统计，发表一部著作的共有179人，占总著者的86％，发表二部著作的有20人，发表三部及三部以上的著者有8人，由此认定发表三部及三部以上的作者是本学科研究队伍的主体，带动了其它人的研究工作，是本学科研究的核心著者群。从统计结果看，邵培仁以10本著作高居榜首，其次是戴元光（6本），张国良（4本）、袁军（4本）、胡钰（3本）、郭镇之（3本）、朱增朴（3本）、胡泳（3本）（见图3）。另外，童兵（2本）、胡正荣（2本）、李彬（2本）、张咏华（2本）、陈崇山（2本）、明安香（2本）等作者也在中国传播学研究中有较大的影响。
从统计结果还可看出，传播学的高产作者绝大部分集中在高等院校，而且绝大部分来自新闻学科。这一现象与传播学侧重研究大众传播相一致。但是让单一学科的学者来开拓由多学科融合而成的传播学，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是不利的。为此，中国传播学研究应该在文学、历史、哲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进一步壮大自己的队伍。
在核心作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邵培仁。邵培仁 邵培仁，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传播学会会长，教育部新闻传播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是我国大陆在传播学研究领域成果最多、涉猎领域最广泛的年轻学者。邵培仁对中国传播学的主要贡献在于：
1、与戴元光、龚炜（因三位曾在80年代中期一起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习，被学界称为“复旦三剑客”）合作撰写了我国第一部传播学著作《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988)。
2、吸收借鉴并超越国内外的经典传播模式，创造性地提出了整体互动模式。是否提出过独创性的、高超的传播模式是传播研究是否有成就、有地位的标志之一，而“整体互动论”正是邵培仁在中国传播学界地位的一个表征。邵培仁的“整体互动模式”（见图4） 影响深远。这一模式在吸收中外传播经典模式的优点的基础上，对人际传播系统、大众传播系统和网络传播系统进行了宏观地关照，其整体性、互动性、动态性和、实用性很好地弥补了以往模式的片面性。邵培仁的“整体互动论”的体系和模式，摒弃了长期困扰中国学者的“西方中心主义”，注意联系中国国情，能结合中国实际和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益的营养，并对传播现象用唯物、辨证、整体、发展的眼光加以分析，被传播学界认为是独树一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

图4 邵培仁整体互动模式
3、凭借其在传播学上的深厚造诣，承担了两项国家级的课题，负责撰写了两本面向21世纪课程的国家教材——《传播学》（2000）、《媒介管理学》（2002），这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邵培仁的这两本著作具有较高的征服力、包容度和理论水准，把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与现代学术著作的广泛征引和合理运用充分融合其中，使其传播学专著根须深深地扎在中国文化肥沃的土壤之中，因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获得学界的赞誉。
4、在推进中国传播学分支化建设中贡献卓越。在最近的“各分支传播学问世最早和较有影响的专著”统计（见表4）中，邵培仁以《经济传播学》、《政治传播学》、《艺术传播学》、《教育传播学》、《传播社会学》、《新闻传播学》6本专著、第一个在这些方面作出了创造性的论述和研究。
5、组织成立浙江省传播学会。2002年10月，由邵培仁为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的浙江省传播学会在浙江大学成立。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家省级传播学会。这一传播学会汇集了浙江省传播学教育界和实务界的精英人士，成为了浙江省传播学界交流和研究的最重要平台，必将对浙江省传播学的发展和把浙江建设成为文化大省起到重要作用。邵培仁以其对传播学研究的勤奋、执著和卓越的贡献，成为了中国传播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表4 各分支传播学问世最早的及代表作专著
专 著 名 称
著 者
出 版 社
出版时间
《公关传播学》
宋林飞 周世康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医学传播学》
梁浩材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经济传播学》
邵培仁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0
《大众传播学》
钟文 余阳明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0
《组织传播学》
林瑞基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0
《传播心理学》
韩向前
南京出版社
1990
《应用传播学》
苑子熙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0
《政治传播学》
邵培仁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1
《广告传播学》
刘志明 倪 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人际传播学》
熊源伟 余明阳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1
《艺术传播学》
邵培仁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教育传播学》
邵培仁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舆论传播学》
张学洪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社会传播学》
宋林飞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传播社会学》
邵培仁 陈建洲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新闻传播学》
邵培仁 叶亚东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
李敬一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科技传播学引论》
郭 治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1996
《信息传播原理》
倪 波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6
《对外传播学概要》
沈苏儒
今日出版社
1999
《知识传播学》
倪延年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传播道德论》
戴元光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0
《传播语言学》
齐沪杨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整合营销传播学》
竺培芳 胡运筹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0
《网络传播概论》
张海鹰 滕 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学术传播》
烟玉明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2001
《传播美学导论》
姚鹤鸣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1
另外，戴元光、张国良两位核心作者也值得一提。戴元光 戴元光，现为上海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新闻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闻传播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主持过国家、省部级多项大型研究，著有《现代宣传学概论》、《大众传播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传播学通论》、《传播学笔记》、《传播道德论》等。其中《传播学通论》深入浅出、系统地介绍了传播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注重了传播学向更大范围的普及与理论自身的传播，强调传播学的实用性、实践性和对各个领域的适应性，，把理论视点尽量向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加以切入，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进一步的成熟与完善。张国良先生是我国90年代以来较为活跃的年轻学者，在新闻传播学的若干概念和基本原理、定量研究和日本传播学研究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不仅在传播学理论研究方面有许多成果，在实际研究方面也有十分丰富的经验，先后出版了《大众传播社会学》、《传播学原理》、《现代大众传播学》等多部著作。

三、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的总体评价
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的涌现过程，是中国传播学引进、发展和创新的轨迹，可以看作是中国传播学者在为传播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而努力的艰苦过程。从中国大陆出版的传播学专著、译著中，我们发现这些著作具有以下的鲜明特点、优点：
1、倾向性。中国大陆出版的专著公开宣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唯物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方法，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大众传播媒介正确地实事求是地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1993），此书以精深的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思想做了详尽而透辟的阐述，为我们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把握传播及传播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即使是译著，也注意了倾向性，对其中一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部分给予了删减或批判。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是中国大陆出版的专著、译著的本质特征。
2、学理性。中国的传播学者，特别是年青的新一代，他们更倾向于“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姿态，在研究取向上更倾向于纯粹的学术探讨，而不大愿意把学理同实用动不动就扯到一起。或者说，他们首先关注学术自身的价值，以及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的关系，其次才考虑应用层面的问题。这从专著、译著集中在“理论传播学”方面可见一斑（共71本，占总数的26.5％）。其中邵培仁的《传播学》（2000）、胡正荣的《传播学总论》（1997）和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1999）都是这方面的上佳之作。学理性的取向有利于传播学学科的正规建设，进而启动我国传播学研究走向世界的步伐，但中国的传播学者并不是不注意实用性，使自己落入“象牙塔”之中而与生动活泼日新月异的传播实践相隔膜。从中国大陆出版的一些传播学专著、译著中，如胡钰的《大众传播效果：问题与对策》（2000），内容上侧重解决中国各种传播活动的问题，努力为传播者提高传播效果提供对策、指明途径，为传播改革的宏观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因而也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观照、审视、评估中国大陆出版的传播学专著、译著，我们发现中国传播学研究存在着一些的问题，主要概括如下：
1、视野狭窄。建立有中国特色传播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学研究成果作充分、系统地了解和深入地分析研究，然后加以剔除、选择、吸收、改进，做到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只有对各国的传播学成果有了透彻的了解，并联系中国传播实践进行比较分析，才能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达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扬优势；避免劣势，从而产生出新的知识、新的思想，使传播学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水平。而对我国大陆出版的译著进行国别统计分析（见表5）发现，我国现在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传统学派的理论，而对其他国家或流派的传播学了解和介绍都很少。
表5 中国大陆出版的译著按国别的数量统计
国 别
美
加拿大
英
法
前苏联
日本
国际组织
合 计
译著量
50
5
6
1
1
3
3
69
从表中可以看出，69种译著所属国别并不十分广泛，仅涉及7个国家和地区，以美国的译著数量最多，共计50种，占译著总量的72.5％，这虽然是因为美国是传播学的发源地和研究基地，因为美国的传统学派的理论更适应中国初级阶段国情的需要，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的不断加快、传播事业的不断发展，在译著问题上，我们需要要进一步放开眼光，更广泛而深入地吸收世界各国的传播学先进理论，特别是对欧洲批判学派理论的介绍和引进，因为批判学派是传播学的主要学派，对它缺少关注不但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发展是没有好处，而且对中国大陆的传播实践也是不利的。我们应该更广泛地了解其他国家的传播学理论。
2、过多的重复性与较强的依赖性。虽然学者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某一些方面有了较深入和透彻的研究，但是从已经出版的专著、译著进行考察，发现中国传播学专著与专著之间存在过多的重复性，对美国传播理论有较强的依赖性。许多专著存在着主题雷同，低水平重复，个别传播学著作基本上是炒冷饭，重复前人的劳动成果，很少有自己的独立的观点和见解。有的专著对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也缺乏深入了解，有一定的媚外倾向；即过分依赖美国传播学研究成果，照抄照搬，搞拿来主义。一些传播学著作不是抄录美国传播学观点和堆砌美国传播学资料，就是套用他们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模式，不能很好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养料和在中国现实传播活动中吸取营养、提取精华。因此中国传播学者还应该在古为今用、西为中用基础上大胆地进行探索和创造，联系中国实际，超越创新，对西方传播学取其精华、舍其糟粕，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有学术价值的独到见解，顺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惯性。中国的传播学应该在体系构建、理论分析、模式描述和思维活动等方面，更加努力地超越西方学者已有的理论研究水平，就一系列历史和现实的传播问题和传播现象提出创新的见解，作出了新的探索。
3、重定性研究轻定量研究。我国学者擅长的是定性研究，而对定性研究在方法、技术掌握上不成熟，在资金上方面也缺少支撑，这就造成了现在传播学著作中基本上都一些定性的论述和研究，而像陈崇山、弭秀玲的《中国传播效果透视》（1989）定量研究的著作很少的局面。虽然定性研究已经开始，比以前有了较大的改观，但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对于上面的一些问题，中国传播学界的有识之土已经开始了学术反思。有的开始进行批判研究，注意从欧洲传播学界吸取营养；有的开始定量研究，并注意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很好地进行结合；有的联系本地的大众传播实践展开研究，在中国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寻金觅宝，进行卓有创新的学术研究。我们对传播学的发展是很乐观的，虽然“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宽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475页。

根据中国大陆出版的专著、译著的情况，我们在认真研读了中国大陆出版的一些专著、译著后，大胆地预测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包括：
1、本土化趋势。虽然一些人曾对传播学研究本土化颇多微词，但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特征日益明显。1997年出版的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用传播学的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重新进行审视和梳理，提炼了一系列植根于本土文化的传播规律，是传播学本土化的一次成功尝试，这一著作使横向的中国传播理论和传播问题的研究获得长足发展。从纵向的中国传播现象和传播思想的研究来进行考察，除徐培汀和裘正义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92）、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1996）等著作之外，2002年2月由童兵、邵培仁、戴元光等著名传播学界学者主持编写、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对20世纪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作出了归纳和总结。这些著作不是“言必称希腊”，不是照搬西方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模式，而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中国国情为坐标，“上下联通、古今并用”，整合了许多学科的知识，采用了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紧紧联系实际，努力服务于实践，从而展示了中国传播学者的开拓勇气和创新精神。从已经出版的专著、译著中，我们发现中国的传播学者对西方的传播学理论是“迎而又拒，拒中有迎”，把引进作为一种手段、一种途径，来为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创新服务。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不能因此导致一个结论：我们可以创立一门完全不同于西方传播学的中国传播学。辩证法使我们懂得，要善于把事物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传播研究中国化也是一个过程，就是通过大量挖掘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间关于传播方面的财富，促进传播学的发展，最终创造出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传播学。” 孙旭培：《中国传播研究资助项目招标启事》，《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年第1期。

2、分支化趋势。从中国大陆出版的专著、译著中可以看出明显的分支化趋势（见表4）。在这些分支化研究中，有要素研究，如齐沪杨《传播语言学》（2000）；有层级研究，如林瑞基《组织传播学》（1990）、熊源伟《人际传播学》（1991）；有领域研究，如邵培仁《经济传播学》（1990）《政治传播学》（1991）；有交叉研究，如邵培仁《传播社会学》（1994）、姚鹤鸣《传播美学导论》（2001）。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传播学可供若干代人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以不同的主题和取向进行探索、挖掘、开采，并且难以穷尽。随着众多其他学科研究者的加入，中国传播学分支学科会在不远的将来得到推进。
3、定量化趋势。戴元光、苗正民编著的《大众传播学的定量研究方法》（2000）的出版，说明中国传播学者已经开始注意传播学的定量研究。随着传播领域内的咨询要求不断增多，中国的传播学界会改变以往重定性而轻定量的局面，而更多地通过定量研究来分析传播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和传播对策。定量化趋势将在后来的著作中表现地更加明显。
4、融合化趋势。从已经出版的专著、译著来看，中国传播学已经在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如哲学方法、三论方法、调查法、实验法、个案法等)方面，在积极吸收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传统学科的长处和优点，吸取人类学、新闻学、文化学、信息学、符号学、阐释学、接受学和文本理论、会话分析等在内的各门学科的相关成果方面做了大量的吸收和融合。随着传播研究分支化和定量化研究的加强，中国的传播学者对其他学科中新近取得的成果必将进一步加大融化、整合的力度，而使中国传播学不断取得新成果。
从中国大陆已经出版的专著、译著的分析，以及丰富多彩的传播实践中，我们可以展望到中国传播学的美好情景。让我们永远铭记传播学大师施拉姆的话：在未来的一百年中，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都会成为综合之后的一门学科。在这门学科里，传播学的研究会被各门学科的学者格外重视，会一跃成为所有这些科学里面的基础 邵培仁：《传播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让我们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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