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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制造“电视选秀大餐”

电视选秀的动力来自哪里？
选美大赛的电视变体
选秀现象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源远流长。中国古代以宫廷选秀为主流，是官方主导的，有严格选拔程序和选拔标准的选秀；民间的选秀则多为个体性、随意性，没有固定的形态和选拔标准，如大户人家的比武招亲和风月场所的选“花魁”等。与中国相比，国外的选秀活动则更接近我们现在看到的电视选秀，号称世界选美三大赛事的“环球小姐大赛”“世界小姐大赛”“国际小姐大赛”，都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而且其都有严格而成熟的选拔程序、选拔标准和运营模式，已经成长为成熟的文化节目形态，并且早以走出创始国，在几十个国家落地开花，并引起多个国家的选美热潮。
随着2003年环球小姐大赛正式进入中国，开启了中国的选美元年。2004年与2005年是中国选美活动的疯狂期，据不完全统计，基本每周都有一个全国性的选美大赛启动，一时间把中国积聚多年的对选美活动的消费需求透支严重，从此中国的选美活动再未现雄风。
由湖南卫视的“超女”引发的电视选秀大潮，应该与国际环境中的选美大赛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应是选美大赛在新的媒介环境中的电视变体。如果我们把现在的电视选秀的选拔形态、选拔标准和运营模式与选美大赛相对照，就会发现，二者具有极高的相似性。
笔者作为中国首批选美活动的开创者，曾主导过环球小姐大赛、环球洲际小姐大赛、顶尖超级模特大赛。更曾针对2004年，整形美容产业在我国的兴起，首创性的举办了首届人造美女大赛。后又参加过多个电视选秀节目的研发与推广，对两种文化节目形态有着深入的了解。
张扬个性的社会风尚
在世界范围内，选美大赛都在走下坡路，除了因为选美大赛已经发展进入市场成熟期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张扬个性的社会风尚发展的结果。在传统社会中，整个社会都被主流意识所主导，个人的意见与见解是难以在社会层面得到展现的，在这种社会氛围中诞生的选美大赛就奠定了其精英定位，其评委的选择、选拔的形式、选拔的标准都是以精英为导向的，广大的大众只能是看客。随着全球范围内个人主义的传播，个性成为一种社会时尚，人们不在满足于被社会主流意识所操控，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借助于互联网、手机等互动性媒体的推动，电视选秀活动就应运而生了。在新诞生的电视选秀活动中，广大观众的角色受到的空前重视，每位选手的成绩高低都要充分尊重观众的意见。
电视选秀的主导力量是谁？
我国电视选秀活动的主导者是省级卫视。在无法与中央电视台在权威性、影响力方面进行正面对抗的情况下，省级卫视的相对灵活性却成为在电视选秀活动中的“竞争利器”。现在国内比较有影响的选秀活动都出现在省级卫视，如湖南卫视的《快乐女生》《超级女生》《快乐男生》、江苏卫视的《绝对唱响》、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我型我show》、北京卫视的《红楼梦中人》都在全国掀起过选秀高潮，而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则显得平淡了很多。
为什么省级卫视会成为电视选秀活动的主导者呢？主要因为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在中央电视台的强大压力下，对自身定位的探索需要
根据我国电视管理体制，省级卫视受国家广电总局的业务管理和所在地省政府的行政管理，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卫视，这种管理体制造成省级卫视多以自己所在省为核心，各自作战，难以实现横向联合，因此就不能形成与中央电视台正面竞争的力量。同时，因为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所享受的新闻优势、资源优势、政策优势，使省级卫视不可能在新闻资讯方面与央视抗衡，而娱乐节目讲究创意为王，需要根据市场发展灵活调整的特性，让省级卫视找到了竞争的突破点。这也是湖北卫视在探索过新闻立台后，重回娱乐的主要原因。
二、拓展自身盈利点的需求
因省级卫视多受所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虽然现在省级卫视已实现了全国覆盖，但远为形成全国影响力，因此其广告的收入在一定发展阶段是有上限的，而且省级卫视之间的激烈竞争，有出现价格战的苗头，因此省级卫视的广告收入难以实现可持续的高增长。在这种竞争环境中，省级卫视都在积极探索新的盈利点。经国内外实践证明，电视台借助自身的传播优势，在举办电视活动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而电视选秀活动正是把这种优势发挥到了极至。通过举办电视选秀活动，电视台不仅可以有效带动自身广告价格的提升，还能通过节目冠名、植入广告、节目赞助等形式，获得较好的经济收益。
三、对抗网络媒体，提高传受互动功能的需求
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互联网的兴起，电视观众中很多一部分分流为网民，互联网媒体成为所有电视台的共同竞争者。而互联网敢于挑战电视的底气就是它的互动性。在互联网的媒体环境中，传受双方的角色不再清晰，很多时候网民承担了“传受一体”的角色，网民的个性得到尊重，激发了网民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而电视受传播技术的限制，现阶段还难以在互动性上有本质的提升。电视选秀作为以电视为传播平台的活动形式，可以有效的整合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变敌手为伙伴，从而可以有效对抗网络媒体，提高电视媒体的传受互动功能。
谁是电视选秀的共谋者？
在全球经济时代，关联经济是主流，单纯依靠电视台“一厢情愿”的推动，电视选秀是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功的，其中赞助商、电信运营商（包括SP）、观众的推动是不可缺少的“三大因素”。这“三大因素”的参与原因是各不相同的。
追求高效广告传播载体的赞助商
电视选秀因为具有其他电视节目难以比拟的特色，因此对某类企业形成吸引力，成为电视选秀活动的冠名商和赞助商。
这类企业的产品多具有市场广阔，快速消费，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同时具有遍布全国的销售渠道与营销网络等特点。这类企业赞助电视选秀活动的主要诉求点是提高产品销售量，提升品牌只是辅助目标。
以电视选秀活动最成功的赞助商蒙牛为例，凭借区区6000万广告费，蒙牛顺利拿下“超女”连续三年的独家冠名赞助协议，2004、2005、2006，通过前期的大量宣传铺垫，蒙牛的利润回报超过10亿，成为中国品牌营销经典案例。而蒙牛的实际投入远远大于6000万，蒙牛集团新闻发言人、副总裁赵远花就明言“品牌推广的费用远高过赞助费本身，砸进去的钱总计近4个亿”。
追求业务创新的电信运营商（包括SP）
如果说没有电信运营商的深入参与，“超女”风暴是否能形成可能都是一个疑问，电信运营商（包括SP）在电视选秀活动的发展过程中充当着重要角色。
手机短信作为电信运营商的核心增殖产品，是其重要收入来源之一。手机短信业务的传统推广主要通过发布硬广告的形式进行，人们参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都不高。如何通过业务创新的形式，吸引人们积极主动的参与进来，是电信运营商寻求业务突破的核心诉求。电视选秀活动的PK性、参与性、观赏性，恰好与电信运营商的核心诉求高度吻合。如与国内选秀活动结合最早、最密切、最成功的SP掌上灵通的原CEO杨镭坦言，与湖南卫视的合作，“正是在合适的时间，碰到了合适的机会”。杨镭表示，与湖南卫视的合作，掌上灵通投入了很大精力，比如路线、平台、投票方式的选择，“当时的设计其实是非常讲究的，拿一个号码投15票如何体现、投1票如何体现，大有学问，我本人一直在前线督战，每天紧盯着台上的节目，不敢松懈，最后证明这种模式是成功的”。
正如由于电信运营商（包括SP）深度参与，通过多种业务模式的创新吸引人们积极主动的多发短信，追求电信增殖业务盈利增加的努力，客观上为电视选秀活动开创了一条激发个体参与的沟通渠道，成为吸引上亿观众发表意见，参与评分的重要平台。可以说，正是因为电信运营商（包括SP）对于自身利益的强烈诉求，才间接的帮助数千万“玉米”把李宇春推上了2005年“超女”冠军的宝座，更让“玉米”对李宇春的衷爱与热情延续到今天，因为李宇春是他们亲手制造出来的“产品”。
追求个性表达的观众
互联网时代，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已经消失，取而代之是无数个小众碎片，遵循社会主流意识成为落后保守的表现，彰显个性，表现自我，耍酷摆炫成为社会风尚，这正是网民数量实现跳跃式增长的主要社会动因。
当以赛制独特、标准偏门和纵容个性为特色的电视选秀活动，通过以手机短信投票、网络投票决定选手成败的程序设计，通过复活赛激发热心观众的竞争意识的制度安排，观众的个性表达不仅成为可能，更可以真实的影响到比赛结果。这就极大的刺激了广大渴望表达自我、体现自我价值的观众的参与热情，这种热情的迸发是持续的，而且能量强大，更通过人际传播的形式，在社会中形成一股参与热潮，进而形成社会流行。
每个人都有对理想的向往，但现实社会缺乏理想形成的环境和土壤，电视选秀活动通过平民造星运动，把我们身边的人短时间内塑造成万众瞩目的明星，这就为理想缺失的大众提供了“心理投射”的对象。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支持的“超女”“好男儿”“快男”等不再只是一个个普通的女孩和男孩，而是附着着无数观众理想的真实载体。人们不再仅仅关注选手自身的遭遇而是以自己的感情去体会选手的感情，与选手一起兴奋喜悦悲伤痛苦。随着观众参与人数的增加，参与程度的深入，必然就会形成“从众效应”。也就是如果你不关注“超女” “好男儿”“快男”、参与“超女” “好男儿”“快男”，你就会发觉自己落伍了，跟不上时代潮流了，成为了“社会孤儿”。这种心理压力又会促使更多的人去关注“超女“好男儿”“快男””、参与“超女” “好男儿”“快男”。
由于电视台、赞助商、电信运营商（包括SP）和观众的主动推动与深入参与，才为我们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电视选秀大餐”，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但随着越来越多电视选秀活动的推出，选择标准的随意变更，选秀黑幕的曝光、选择程序的不科学都在消减着电视选秀活动的光环，特别是国家广电主管部门的相关限制措施的出台，都对电视选秀活动的发展提出了挑战。电视选秀活动是否会昙花一现，还是会成长为一种成熟的电视节目形态，可能需要多方面的力量来权衡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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