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云龙：从资源驱动到创新驱动-我看大学生就业的出路.doc

全文发表在《社会学家茶座》2010年第2辑

从资源驱动到创新驱动
──我看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出路
邹云龙
作者简介：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
通讯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5268号东北师范大学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043185098958（办），13394318010（移），azhong_01@。

判断某个社会未来的就业形势，就长期而言，是对“社会演化”的某种预期。一般情况下，相对于稳态市场社会来说，预期转型社会的就业形势更为困难。因为变量越多的社会意味着越少的可预期性。同时，几乎是必然地，在越少的长期可预期性面前，人们就越多地关注短期预期，从而把关切从挥之不去的基本问题转向短期目标，最终习惯于“就事论事”。例如在2009年底的时候，我们总是关注2010年。

当前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并不是由本轮危机引发而来，此前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和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反差足以说明问题。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从始至今，其本质尚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依旧是总量而不是由总量派生的结构性问题。与这一论断密切联系着的，是下列几项事实：（1）中国经济还没有明显发生从“资源驱动”阶段向着“创新驱动”阶段的转变；（2）十年来，大学毕业生的规模翻了几番。但是，人力资本供给规模的变动并不是由需求规模的变动引发的，而且也并未引发需求规模的相应变动；在（1）和（2）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事实（3），即高等教育输出的人力资本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资源驱动”经济对之需求的上限。
从上述事实出发，我们不难推测：在非市场诱致的变迁过程中，社会投放到高等教育机构里的巨大资源，虽然被不断地转化为“人力资本”注入到“经济发动机”之中，但由于某些原因，并没有成功地推动经济增长模式从“资源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或“人力资本驱动”，故而整个社会出现巨大的人力资本剩余，造成“才不能尽其用”的大学生就业问题。简而言之，这就是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发生学和发展史。而且，只要“创新驱动”和它所必须嵌入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依旧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早早晚晚，我们还会遭遇更大的就业困难，除非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就业政策早日结束相互背离的状态，例如打破垄断和焕发民营经济的活力。我们还可以继续推测：2010年，政府将出台更多的就业促进政策，但是就业问题的主要指标在短期内不会因政府的应急努力而恢复到阈值以下。故而，我们预期明年，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会出现基于经济内生和可持续的根本性好转。因为，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既不会因为世界金融危机的波及而在实质上变得更坏，也不会因它的消退而在实质上变得更好。真正的就业危机，就根植于我们的本土，它从未远离，一直矗立在我们面前，虽然我们努力地忽略它，但却迟早都要与之相遇。

在基于“帕累托改善”原则所能够提出的任何建议之前，让我们再次回顾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对发展中国家的告诫：廉价本土资源的优势通常因资源瓶颈（资源枯竭和人口老龄化）和被效仿（如越南和印度）转瞬即逝，对忧患的置若罔闻只会导致安危相易。负责任的长期经济政策，应当鼓励本土经济尽早从“资源驱动”阶段转换到“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上来。波特在多年前的告诫，今天读来仍发人深省。与此相适应，负责任的就业政策，必须彻底放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思维，努力寻求大学生就业与“创新驱动”相互促进的合题──鼓励人力资本流向创造性的生产活动当中去。而且，只要是着眼长期的建议，对2010年同样是重要的，因为任何长期目标都必须通过连贯和一致的不懈努力来实现。
综上，本文的第一个建议是：把政策的重点从鼓励他们到体制内和农村去转向鼓励他们投身民营经济。近几年来，鼓励毕业生下基层的政策此起彼伏，全国性的就有西部计划、三支一扶、特岗计划、村官计划、科研助理、选调生和毕业生从军等等。这些政策都具有相似的特点：第一，动员并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导致政策成本十分昂贵；第二，占多数的周转性就业岗位只是暂时延缓了就业压力，势必在未来造成“新债老债一起还”的局面；第三，多数岗位是转移而来，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部分地挤占了非大学生劳动者的就业岗位；第四，大部分岗位是“可耗尽性”而不是“可再生性”的，导致此类政策在未来难以为继。目前，经过诸多政策的热点轮换，体制内的安置潜力几乎被挖掘殆尽。因此，如果不是尽早地把政策的重点转移到民营经济领域，立刻采取比当前更加行之有效的措施，鼓励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参与到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中去，我们将仍旧不得不在就业和经济问题之间处于“麻杆打狼两头怕”的境地。

第二个建议是：把制度创新的重点从“保护公民就业的权利”迅速转向“保护公民创造利润的权利”。这个建议其实并无新意，它只是被制度经济学反复论证过的事情。一个追求发展的市场社会，之所以必须首先强调“保护公民创造利润的权利”而不是“保护公民就业的权利”，是因为没有前者，后者在逻辑上只能是无本之木。我们知道，就业机会是并且只能是千千万万个企业家开展创造性生产活动的产物。在一个没有“恒产”的社会里不可能有创业的“恒心”。同样，在一个创业和经营环境恶劣的社会里必定使宝贵的企业家能力被诱导到非生产性活动当中，从而导致就业机会的创造受到普遍的压抑。能够把被隔绝在“布罗代尔钟罩”里的企业家能力解放出来并诱导到创造性生产活动当中的力量，正是被“创新驱动”迫切需要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其中的核心部分，是“保护公民创造利润的权利”及其与之密切相关的制度设计。

第三个建议是：加快推进以创新为导向的教育改革，把大学毕业生的整体创新能力提高到与其人力资本密度相称的水平上。众所周知，以单位人口中大学生所占比例的统计指标衡量，中国经济的人力资本密度在十年来迅速增加。但是，人力资本大国并不必然导致人力资本强国。由于创新型人才依然相对匮乏，创新能力瓶颈必将限制“资源驱动”向着“创新驱动”的调整速度无法高于瓶颈允许的水平。“创新驱动”无非要求两种创新能力。一个是“钱学森问题”意义上的技术创新能力，一个是熊彼特“企业家”意义上的制度创新能力。我们的社会能否开发和保持这两种创新能力，端赖于大学能否提供 “鼓励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方向上创新”的教育。

以上基于长期预期的行动建议，虽然早已被反复提出，但实际的行动速度仍然严重滞后于在技术上完全可行的速度。的确，不论是教育学还是经济学问题，它们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全部是政治经济学问题，因而牵扯了过多的复杂性。另一方面，那些基于短期预期提出的行动建议，尽管已经被迅速落实，但却如泥牛入海，收效甚微。这些期待“一言以兴邦”的短期行动建议，似乎认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功败垂成完全依赖于大学生们的观念转变或一些计策的得逞与否。尽管这些建议出于善意，但仅凭了计谋上的聪明怎么可能绕过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性问题呢？在这一问题的看法上，我完全同意汪丁丁在评价经济学的中国实践时所说的那样，绝不相信“历史会这样廉价地被创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