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及其对宋词产生的影响2011-03-29江西社会科学

论宋代家妓制度及其对宋词雅化的作用
郭 锋

摘 要：家妓是宋代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法律上她们和雇主是平等的契约关系，但契约条款中又延续了不少唐代奴婢制度的内容，这就形成了她们介于妓妾之间的特殊身份，不仅要用歌舞娱乐雇主，还要用身体侍候雇主。宋代家妓行业普遍采用了契约化的管理方式，这种自由宽松的管理方式，既能满足士大夫富贵风流、高雅脱俗的嗜好，也为宋词的本色雅正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关键词：宋代；家妓；契约；宋词；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郭锋（1965-），男，陕西西安人，文学博士，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词学。（河南焦作 454000）
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宋词与唐宋诗学”（项目编号：2008BWX00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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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宋王朝两次被异族灭亡，其中原因主要是社会风气颓废，自上而下苟且偷安、耽于享乐，家妓制度因此而风靡三百余年。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社会问题，但目前研究成果并不多，所得结论比较浮泛，常常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含混其词。[1]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一系列新材料，探讨宋代家妓兴盛的原因及其对宋词雅化所起的作用。
一、宋代家妓兴盛的原因
女乐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先秦时期，贵族按照等级享有不同数量的歌妓。秦汉以后，达官贵人拥有为数众多的姬妾。唐代具有商业色彩的家妓大量出现，白居易家的樊素、小蛮，韩愈家的柳枝、绛桃在当时享有盛名。五代时期百业凋敝，唯有娼妓行业一枝独秀，江陵一带琵琶多于饭甑，西蜀地区家家有香径春风。虽然五代家妓行业空前繁盛，但远不及宋代的普遍和兴旺。宋代家妓业兴盛的原因有四点：
赵宋王朝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的混乱局面，但这个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的大一统王朝并没有给人们提供一个建功立业、再造辉煌的机会，反而把百年无事的太平时光变成了苟且偷安、纵欲享乐的风流渊薮。声色最能移人，歌舞妓乐很快就腐蚀掉了这个新兴王朝的朝气。晚唐五代时不登大雅之堂的曲子词，已经渗透到了宋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宋太祖开宝元年祭祀南郊，曲子词正式进入朝廷郊庙祭祀的雅乐范畴。地方州县迎来送往、觥筹交错等公务活动，士大夫阶层的婚丧嫁娶、祝贺寿诞，都离不开歌妓和曲子词。于是上自朝廷重臣，下到州县小吏，纷纷蓄养家妓。这种情况到南渡以后更是变本加厉，光宗绍熙元年，彭龟年上疏说：“恭惟国家渡江以来，大仇未复，大耻未雪，此正人主卧薪尝胆之时，人臣枕戈待旦之日，而六十余年内外宴安，有若至治。由宫庭达于天下，百官至于庶民，服食器用，屋宇园池，大率犹袭宣和之旧。家蓄声妓，人事游宴，上下一律，习成淫侈，消靡精锐，隳旷职业，至今日极矣。”[2]544-545南宋王朝又一次在轻歌曼舞、醉生梦死中走向灭亡。
科举取士把历代儒者孜孜以求的学而优则仕落到了实处，但是屋下架屋、相互掣肘的官僚体制，意在消耗士人淑世情怀的磨勘法，使士大夫从政的热情消减。文人党争，政局翻覆，又使士大夫远离权利倾轧，转而拿优厚的俸禄、充裕的光阴来追求裙裾之乐、声色之娱。北宋英宗时的辅弼重臣韩琦、欧阳修拥有数目众多的妓妾；南宋贤相李纲私藏过于国帑，侍妾歌僮、衣服饮食极其华丽；吕颐浩喜酒色，每夜必要纵饮，甚至放纵家妓干预外事；就连铁骨铮铮的胡铨老人，在七十七岁衰暮之年五月刚得贵子，闰六月又纳新妾。一个时代的贤者尚且如此，其不屑者更是把奢侈淫逸当作毕生的事业推扬到极致。达官贵人经常举办各种家宴，听歌观舞、品评妙妓，从眼神到趾甲、从外貌到神态、从风韵到气质无所不到。还有一些士大夫对这种隔靴搔痒式的文人雅趣不感兴趣，直接追求赤裸裸的床笫之欢。直到亡国前夕的淳祐景定年间，蒙古铁骑纵横大江南北，而王侯馆邸依旧歌舞升平，士大夫照样吃喝玩乐，不以国是为怀。南宋士风日趋无耻，据此可见一斑。
北宋汴京、南宋临安等大都市城市经济发达，《东京梦华录》、《梦粱录》、《都城纪胜録》、《武林旧事》全是围绕着美食美色描写宋代都市生活的。都城有来自各地的美味佳肴、秾装艳妓和令人神往的休闲方式。歌楼妓院、茶坊酒肆是城市经济的支柱产业，太平盛世它是政局稳定、市面繁荣的标志；战乱时期百业凋敝，唯有色情行业畸形繁荣。朝廷不仅征收官妓、私妓的楼店钱，还依靠她们推销酒醋等专卖物品。官员与妓女交往逐渐成为工作中的一部分，朝廷对此做了种种限定：非公务活动不准用妓，公务活动只能用妓女侑酒而不能侍寝过夜。这些限制措施反过来又促进了家妓行业的兴盛。官妓、私妓能歌善舞，甚至还能唱难度极高的《清真词》，但她们毕竟以卖淫为主业，猥亵粗俗很难融入上层社会。家妓在特定的范围内为专门的对象服务，更适合士大夫的富贵风流、高雅脱俗的生活情趣。
宋代废除了贱户制度，但没有废除娼妓，城市经济高度发展使社会对娼妓的需求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为数众多来自下层社会的女子正好填补了这个需求，因为贫困人口远远超过了罪犯的数量。这在事实上无限的扩大了妓女来源，使每一个良家女子都有步入歧途的可能。北宋青苗法和南宋州县科扰，使老百姓在天灾之后又遇人祸，不得不典妻卖子。江淮、两浙地区形成一个典妻的风俗，孔齐《至正直记》卷二云：“浙西风俗之薄者，莫甚于以女质于人。年满归，又质而之他，或至再三然后嫁。其俗之弊，以为不若是，则众诮之曰：‘无人要者。’盖多质则得物多也。苏杭尤盛。”[3]6596姜夔长期混迹于歌楼妓院，熟悉歌妓们的生活，他在《箜篌引》所写的“长安卖歌舞，半是良家妇。……缘贫来卖身，不缘触夫怒”情况，[4]9在当时具有普遍意义。许多下层女子在走投无路之时，经过官私牙嫂、引置人的诱骗，签立契约，沦落为妓女。
上述这些原因，是家妓行业兴盛的外因。任何一个行业要想保持几百年的长盛不衰，仅仅依靠外部因素是不够的，契约关系从内部机制上保障了家妓业的正常运转。
宋代家妓普遍采用契约化的管理方式。相关的记载，在诗词文赋中随处可见、俯拾即是。但这些当日十分流行的契约文书，今天已很难见到了。[5]66-67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下·银花》抄录了一份雇主给家妓开的领取工钱的证明文书，其中涉及到了契约条款的主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雇主高文虎是通过契约“得成”何氏女的。何氏女最初连名字也没有，到了高家以后才为她取名银花。银花“善小唱、嘌唱，凡唱得五百余曲，又善双韵，弹得赚五六十套”，[6]272她不同于一般的丫鬟婢女，应该属于家妓一类。高文虎雇佣银花期限为三年，超出期限必须续约。银花实际服务了十一年（1200-1210），其间续约三次。第一次续约时，银花自己不愿增加身钱，依旧按照初约每月与米一斛的标准执行；第二次续约时，高文虎与银花母亲约定“以毎年与钱百千，以代加年之直”；第三次续约及以后结算工钱，都依据这个约定。家妓服务的对象是人，无论多么严密的条款也无法阻挡正常的男女情感。银花与高文虎之间产生了爱情，他们都愿意为对方付出更多。银花多次表示不愿增添工钱，只愿继续侍候高文虎；高文虎也为银花将来着想，不仅允许其再嫁，还馈赠了许多银器充当嫁妆。这些都超出了契约的条款。这份证明文书虽然包括了契约的主要内容，但它毕竟还不是一份规范的合同文书。我们参照宋代家妓的相关记载，做一补充说明：
其一，关于签订契约的手续问题，这份文书叙述太简单，只是说“庆元庚申正月，余尚在翰苑，初五日得成何氏女，为奉侍汤药。”到底是如何“得成”的没有细讲。其实这里有一套很繁琐的手续，《袁氏世范·治家篇》谈到签订契约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雇婢仆须要牙保分眀”，“买婢妾须问其应典卖不应典卖，如不应典卖，则不可成契。或果穷乏无所依倚，须令经官自陈下保、审会，方可成契”。[7]633-634签立契约，必须要牙保分明、经官自陈、官府审会，然后才能成契。这个过程周密而繁琐，从程序上体现了契约的公平性。
其二，雇主和家妓的两性关系是契约的关键问题。家妓有两个特性：一是作为歌妓，她们要为主人提供歌舞伎乐服务。《全宋词》中有许多家妓唱词索词、歌舞侑樽的记载，就是这个特性的体现。二是作为侍妾，她们还要满足雇主性的需求。高文虎说“余既老，不喜声色”、“嘉其廉谨，且方盛年，肯在七十多病老翁身傍，日夕担负大公徒，此世间最难事”，说明他们只有夫妻之名，并无夫妻之实。这与其他人典雇家妓有所不同。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记述了方回的种种淫秽丑行，如果剔除了对方回人品的否定成分，这种关系其实是正常的。周密自己体弱多病，室内“间有一二执巾栉供纫浣者”，老年时“犹未免时有霜露之疾”，常常被人误认为纵欲过度。可见雇主与家妓之间的性关系是正常的。再从宋人津津乐道的张咏、赵抃、赵鼎、沈持要家妓出嫁后还是处女一事来看，雇主和家妓没有夫妻之实反倒是不正常的！但这种夫妻关系，也仅仅维持在契约之内；一旦超出了契约年限就没有法律效益了。绝大多数士大夫还是能够遵守契约的，袁采说：“以人之妻为婢，年满而送还其夫；以人之女为婢，年满而送还其父母；以他乡之人为婢，年满而送还其乡。此风俗最近厚者，浙东士大夫多行之。”[7]633宋代从法律和道义两方面保护了家妓的权益。士大夫虽然也有典卖和转赠家妓的情况，但这与前代的买卖奴婢不同，只是交换家妓的使用权而不是买卖家妓本身。范成大出使金国时，路过婺州韩彦古家，在歌席上遇到了善于歌唱的家妓莺莺。等他从金国回来再过韩家时，莺莺已经“券满已去”。歌妓小红是范成大馈赠给姜夔的贺年礼物，后来小红离开姜夔另嫁他人。这说明雇主和家妓之间，既有平等的契约关系，也有雇主对家妓人身的占有关系。这是唐代奴婢制和宋代契约制相互交容的结果。唐代雇主有奴婢的所有权，却不能收奴婢为妾；宋代雇主没有家妓的所有权，却可以占有家妓的身体。契约只承认雇主对家妓暂时的占有关系，却没有把这种关系固定下来。雇主和家妓有限的夫妻情缘，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挑战。一些姿色出众的家妓，往往成为豪门权贵抢夺的目标；也有人专门蓄养姿色出众的家妓，用来钓取功名富贵。
其三，正像银花和高文虎两情相悦一样，家妓和雇主的关系一般是比较融洽的。如果一方提出异议，即可解除契约。洪迈《夷坚志》记述了妓女一方单独提出解约而得到官府支持的案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8]996家妓工作环境优越，服务对象的档次较高，往往契约期满也不愿离开雇主另谋出路，甚至会跟随雇主同赴患难。柔奴随王诜贬谪广南，朝云随苏轼谪居儋州。贾似道被贬循州，从行的姬妾竟达百余人！而那些期满另嫁的家妓，往往后悔不已。赵长卿《临江仙》词序云：“予买一妾，稍慧，教之写东坡字，半年，又工唱东坡词。命名文卿，元约三年。文卿不忍舍主，厥母不容与议，坚索之去。今失于一农夫，常常寄声，或片纸数字问讯。”[9]2341文卿离开赵家嫁给一农夫，过上了正常生活。但这种生活却不是她希望的！黄庭坚在荆州遇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家妓“国香”。后来“国香”嫁给一平民，生两儿女。饥荒之年，丈夫再次把她典卖出来。假如“国香”没有出嫁而是一直做侍妾，就可以避免那些令人怅惘的事情。家妓来自下层社会，在豪宅别墅教练歌舞、陪侍酒宴，生活无忧无虑；一旦重新回归下层，过着缺吃少衣的日子，无异于从天上降落人间。
契约具有自由平等、公正协商的特点，它用经济的手段、法律的形式确保当事双方的利益。一方面保护了家妓的基本权益，解除其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又给雇主提供了更多的方便和实惠。只要稍微多花一点钱，你也可以坐拥后宫佳丽三千！正因为契约关系有这么一点积极意义，才使家妓成为一种最流行的女乐形式而行于两宋。
二、家妓对宋词本色化的特殊作用
词宜歌而不宜诵，非朱唇皓齿无以发其要渺之音。宋人偏好女声，这为歌妓唱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官妓、私妓服务对象比较混杂，所唱又多是流传在秦楼楚馆、茶坊酒肆俗词淫曲，依然保持着管弦冶荡之音的遗韵，因而常被达官贵人的家妓所嗤笑。《王文正笔录》云：“驸马都尉高怀德以节制领睢阳，岁久性颇侈靡，而洞晓音律，故声伎之妙冠于当时，法部中精绝者殆不过之。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东西二桥，舟车交会，民居繁夥，倡优杂户厥类亦众，率多俚鄙，为高之伶人所轻诮。每宴饮乐作，必效其朴俚之态以为戏玩，谓之‘河市乐’。”[10]272-273高家声妓擅长法部雅乐，因而讥笑“河市乐”的朴俚粗鄙。高怀德乃一介武夫，又不喜读书，他所能欣赏的雅乐应该是很有限的。文人士大夫受社会环境的熏染，虽不免蓄养家妓、纵情声色，但他们还有深受儒家礼乐熏陶的一面，自觉追求雅正的传统，用温柔敦厚的诗教标准来改造世俗的曲子词。晏殊每天都要举办家宴，饭食比较简陋，但家妓歌唱的曲子词却很讲究，多是自家新制小词。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晏元献喜宾客，未尝一日不晏饮，盘馔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苏丞相颂尝在公幕，见每有佳客必留，但人设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实蔬茹渐至，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至。数行之后，案上已灿然矣。稍阑即罢，遣声伎曰：‘汝曹呈艺已毕，吾亦欲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前辈风流，未之有比。”[11]292-293晏几道的《乐府补亡》全是为家妓所作的曲子词。他在《乐府补亡跋》中谈到作词的初衷：“补亡一编，补乐府之亡也。叔原往者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酲解愠，试续南部诸贤余绪，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尝思感物之情，古今不易，窃以谓篇中之意，昔人所不遗，第于今无传尔。故今所制通以补亡名之。始时沈十二亷叔、陈十君宠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毎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已而。君宠疾废卧家，亷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与两家歌儿酒使俱流转于人间。自尔邮传滋多，积有窜易。七月已已，为高平公缀缉成编。追维往昔过从饮酒之人，或垄木已长，或病不偶，考其篇中所纪悲欢合离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怃然，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12]602黄庭坚认为小晏词虽然是酒席歌筵上的应歌之作，其情感却是雅正的，故称之为“狭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12]603英雄豪迈如辛弃疾，其词也离不开家妓的歌唱。岳珂说：“稼轩以词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13]38还有人把自己不懂词曲的原因，直接归罪为没有家妓。王炎说他自己“家贫清苦，终身家无丝竹，室无姻侍，长短句之腔调，素所不解。”[14]529到了南宋江湖派崇尚本色雅正时，家妓的重要性进一步凸现出来。
江湖词派追求音律和词情的完美契合，特别注重词的歌唱效果。这一词派的祖师姜夔科举不第、沦落江湖，长期与乐工歌伎交往，又与当时的歌唱家俞灏、宫廷乐师田正德等人交游。他不但精通俗乐，而且也精通雅乐。度曲填词时，把他所用到的词谱做了一些改造。一般人修改乐谱的标准是唐宋乐工残谱，姜夔却不迷信这些死的标准，更加注重词的实际效果，先从乐理上指出所用词曲的瑕疵，再用洞箫为俞灏、或者家妓小红伴唱，在词乐之间反复推敲认真比较，修改不甚美听的节拍，直到确认音韵流美、婉转悠扬，才把它定下来作为传世的词谱。唐宋词乐前后差异很大，南渡以前以西域燕乐为主，南渡以后则摒弃了胡乐，以江南清乐、俗乐为主，乐器也由琵琶变为琴瑟箫笛哑觱栗。姜夔处在这个转变时期，他所制的词曲既有传统的燕乐成分，也不乏新兴的清乐成分。张岩、郭沔和刘志芳用功更勤，开始全面整理唐宋曲谱。这项工作最后由江湖词派的另一个大师杨缵完成。杨缵及其门下琴客历时十三年，对唐宋曲谱做了全面系统的修订，删除重起重煞、节奏强烈的新声，斫削繁弦急奏的郑卫之音，再汲取俗乐象声、写意的手法来丰富雅乐的表现形式。杨缵新制的《紫霞洞谱》平淡清越，与平和雅淡的江湖雅词情感完全契合。
雅化以后的词乐适合表现雅正的情感，但这并不等于词曲的协和。要想达到词乐谐和婉转流美的歌唱效果，还必须推敲词中的每一个字平仄，并辨析仄音的轻重、清浊，前后字词的搭配。张枢每作一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张炎因此有“始知雅词协音，虽一字亦不放过，信乎协音之不易也”的喟叹。[15]256周密填《木兰花慢》十首仅用六天时间，而杨缵为他改词协音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由此他明白一个道理：“词不难作，而难于改；语不难工，而难于协。”[9]4129杨缵主盟临安词社时，每次聚会都要商榷音律、讨论词法，再用家妓的歌唱来校验应社新词的协音效果。周密记述了当时聚会赋词的盛况，一再提到词社聚会唱他新作的史实，如“寄闲结吟台出花柳半空间，远迎双塔，下瞰六桥，标之曰湖山绘幅，霞翁领客落成之。初筵，翁俾余赋词，主宾皆赏音。酒方行，寄闲出家姬侑尊，所歌则余所赋也。”[9]4144“寄闲饮客春窗，促坐款密，酒酣意合，命清吭歌新制。余因为之沾醉，且调新弄以谢之”等，[9]4140词社聚会的规则与唐代旗亭画壁相近，词被唱得越多，词人在词社同仁心目中的地位就越高。唱词离不开美貌动人、歌喉婉转的家妓，周密应社词中经常出现了家妓的影子，《忆旧游·次韵筼房有怀东园》云：“记花阴映烛，柳影飞梭，庭户东风。彩笔争春艳，任香迷舞袖，醉拥歌丛。画帘静掩芳昼，云翦玉璁珑。奈恨绝冰弦，尘消翠谱，别凤离鸿。”[9]4156《大酺·春阴怀旧》云：“最怜春梦弱。楚台远、空负朝云约。谩念想、清歌锦瑟，翠管瑶尊，几回沈醉东园酌。”[9]4147词人聚会是一种文人雅集，同道唱和、较试才艺，即所谓的“倚桂分题，簪花筹酒”、[9]4157“琼窗夜暖、细评新谱”，[9]4140在这些活动中，家妓侑樽唱词、歌舞助兴，还承担监督饮酒、壮观酒席等作用。每当推杯换盏、酒酣耳热之时，男女同席、履舄交错，词人家妓之间还会发生一些暧昧情事。对此主人往往是很大度的，把它作为一种风流趣闻、谈笑所资予以支持保护，兴致所至，甚至以家妓相赠。在王沂孙与周密次韵唱和的这首《声声慢》中，王沂孙特别谈到周密恩师杨缵家的一位家妓：“迎门髙髻，倚扇清吭，娉婷未数西州。浅拂朱铅，春风二月梢头。相逢靓妆俊语，有旧家、京洛风流。断肠句，试重拈彩笔，与赋闲愁。犹记凌波断去，问明珰罗袜，却为谁留？枉梦相思，几回南浦行舟。莫辞玉尊起舞，怕重来、燕子空楼。漫惆怅，抱琵琶、闲过此秋。”[9]4254-4255这位女子对词人以心相许。王沂孙是一位多情善感的词人。周密题王沂孙的词卷，把他的《花外集》称为“侍儿歌”，其中名句有：“结客千金，醉春双玉。旧游宫柳藏仙屋，白头吟老茂陵西。清平梦远沉香北，玉笛天津锦囊昌谷。春红转眼成秋绿。重翻花外侍儿歌，休听酒边供奉曲。”[9]4162周密把王沂孙比作李白、李贺、李谟，指出其才高识音的特点；“侍儿”则是家妓的别称。这些词作于南宋覆亡前夕，我们不想责备这些词人远离现实生活，躲在王侯馆邸里安享太平之福。只是这种富贵风流、高雅脱俗生活方式，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成为历史的陈迹。南宋江湖词派追求音律和词章兼善的“极玄之域”，因此对歌唱者要求很高。他们的词作不是一般的官妓、私妓所能演唱的了，只有那些受过专门训练、名师点拨的家妓，才能唱出其中的韵味腔调来。这就是张炎在宋亡后津津乐道某某歌妓能唱清真词、梦窗词的原因。南宋灭亡十四年后，张炎被召北上书写金字藏经。在大都无意间遇到杭妓沈梅娇，写了这首著名的《国香》词。词序云：“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再看词中所写的“莺柳烟堤。记未吟青子，曾比红儿。娴娇弄春微透，鬟翠双垂。不道留仙不住，便无梦、吹到南枝。相看两流落，掩面凝羞，怕说当时。凄凉歌楚调，袅余音不放，一朵云飞。丁香枝上，几度款语深期。拜了花梢淡月，最难忘、弄影牵衣。无端动人处，过了黄昏，犹道休归”，[9]4383-4384就知道沈梅娇在南宋绝不是一般的风尘女子，她受过良好的音乐训练，以致在亡国十余年后还能演唱高难度度清真词。
家妓制度打破了宋以前各个朝代对妓女身份的限制，剔除了官方惩罚的色彩；也没有宋以后元明清三朝的种族歧视或家族迫害的成分。它把妓女做为一个正常平民，用契约方式进行管理。当事双方互惠互利、相互依存，这是一种较为合理的女乐制度。家妓制度还打破了我国古代文学脱离音乐、趋于僵化的雅化模式，使宋词高雅而不失活力。它为宋代雅词创造了一个狭小的生存空间，使南宋江湖词派那些题材狭窄、主题单一的词作，始终以鲜活的形式出现在词坛上。家妓为宋词本色雅正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这是别的渠道无法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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